《论语》里君子气象的美学内涵
吴博群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 作为语录体著作，《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及其众多弟子的言语和行为，较为集中地展现着先秦儒家的思想理论，呈现出高明博厚、气势恢宏的君子气象。作为内在心理诉求的“仁”与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相辅相成，一同塑造着这种君子气象，使其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与审美意味。
关键词： 《论语》；君子气象；仁；礼
“君子”一词广泛出现于先秦文献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7，“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24“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2］“维君子命，媚于庶人。”［3］412此时，“君子”一词主要侧重体现其政治地位与阶级属性，属于统治阶级的范畴。至孔子，则侧重体现其道德层面的意义。“君子”一词于《论语》中凡107见，且多次以与“小人”对举的姿态出现。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4］18“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4］87“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4］145“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159“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4］160等等。由此可见，此时的“君子”不再仅仅是“有位者”的专属称谓，阶级的束缚与局限已经被打破，其指称的范围有所扩大，被赋予的政治色彩也有所淡化，从而承担着更多的道德意义与道德责任。
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遭到无情的破坏，整个社会呈现出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混乱局面。对此，孔子痛心疾首，他主张维护周礼，维护旧有的统治秩序。当时社会，生产的进步削弱了人们对于鬼神的崇拜，人们开始“敬鬼神而远之”，人的地位与价值得到相当程度的肯定与尊重。因此欲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社会政治格局就要寄希望于品格高尚的“君子”。一方面，通过君子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改善社会道德风气；一方面，通过培养君子人格来规范和制约人们的行为。这使得“君子”人格模式既具有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实践理性”，也具有理想化的审美意味，从而呈现出高明博厚、气势恢宏的君子气象。大体而言，这种君子气象蕴含着作为内在心理诉求的“仁”与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这两个方面的美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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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的诉求
李山在《先秦文化史讲义》中指出，“孔子论‘仁’优先考虑的是‘君子有不仁’的问题。‘仁’首先针对着为政者的‘不仁’。为政者的‘不仁’正是时代的莫大问题。”［5］因而孔子构建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所谓“仁”即是“爱人”，具有极高的要求标准，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39“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138君子时时刻刻都不可以离开仁德，即使是在仓促匆忙之中，即使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具体说来，不符合礼的事不看，不符合礼的话不听，不符合礼的话不说，不符合礼的事也不做。这样，在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都对君子之“仁”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此外，孔子仁学的思想内涵也十分丰富，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孝悌”和“忠恕”两个方面。
汉代服饰是中国传统服饰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汉代服饰种类的多样及其发展变化对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汉代的开放和经济的发达以及汉代博大精深的文化使得汉代服饰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体现了汉代的时代特色，等级制度的森严而且反映出人们审美意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它在中国传统服饰历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汉代服饰了解汉代的文化，从小的缩影中窥探整个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同时应该保护汉代服饰等一系列的传统文化代表。
1. 孝悌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礼”给予了如下定义：“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8］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礼是后来的字，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有用豊字的，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大概礼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为对人，更其后扩展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9］孔子将“礼”作为立身之本，尤其维护周礼，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其一，“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4］22使得“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4］30即周礼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夏礼和殷礼，相对而言内容更加丰富、体制更为完备。其二，当时社会氏族统治体系不断瓦解崩坏，孔子痛心疾首，将扭转混乱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正名”和“复礼”上，希望以“礼”来维护原有的统治秩序。《论语》讲述了礼对于时人的具体要求，也为人们提供了实现礼的途径。
2. 忠恕
对于蛋鸡料，适宜的粒度为7～18目，由表2可知经对照组的玉米粒度在7～18目的比例平均为(30.67±1.30)%；经试验组的玉米平均达到(61.22±2.44)%，且粒度符合理想粒度的要求(7目上＜20%，7～18目＞50%，18目下＜30%)。7～18目的玉米粉碎粒度，经两种不同工艺对比差异极显著（P＜0.01）。
《论语》中的礼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与规范，又是一种内在的个人修养。因此，我们可以从社会政治层面的礼与个人修养层面的礼这两个方面来讨论。
二、礼的规范
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现实与人己之间的关系，而家庭伦理关系在当时宗法社会里所有的人己关系中则居于核心地位。故而以血缘关系作为根基的“孝悌”思想可以看作是孔子仁学思想体系的内在心理基础，即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6］810。《论语》一书多次提及“孝悌”之道，如“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做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2“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5在孔子构建的哲学体系中，“孝悌”是“仁”的根本，也是做其他事情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孝悌”，“仁”则无从谈起。其中，“孝”指向的对象是父母，“悌”指向的对象为兄长。而作为“德之本”的“孝”又在生活起居与理想抱负两个层面对人们做出要求，前者如“父母唯其疾之忧”［4］14；“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4］43为人子女者要关心父母的身体状况，为他们的疾病而担忧；当父母的行为有不对的地方时，要委婉地劝止，言行要恭敬而不可冒犯。后者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4］8父亲健在时，观察子女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子女的行为；多年以后，能够不改变父亲一直遵守的“道”，才可以称作是“孝”。在这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对过世的父亲的深沉缅怀，也是对父亲志向的尊重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5这里“仁”的内涵已经由对于敬爱父母兄弟的“孝悌”扩展为“泛爱众”。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体有二。首先，由于先秦儒家倡导“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推己及人的原则使得“仁”指向的范围以亲缘为中心向外辐射，以至于广泛地关爱众人。其次，“孝悌”思想被先秦儒家看作是人的根本，更是君子的根本，以“孝悌”来要求自己的人鲜有犯上作乱者。故而在客观上，这种家庭伦理关系方面的规范也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礼记·大学》言“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将起到“修身”作用的“孝悌”推而广之则有利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原本只是作为家庭伦理规范的“孝悌”思想便承载了更加丰富而又厚重的责任与意义。《礼记·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6］926与《诗经·周南·桃夭》里“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3］11所传达出的意思均与此相类似。在这里，“孝悌”将作为行为规范的外在之“礼”与作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内在之“仁”融合为一个整体，从内外两个方面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正如韦正通在《中国哲学辞典》中那样写道，“孝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传统时代，所有的道德规范中，没有一个能比它的影响更大。它的影响力，不只是在社会这方面，在政治、法律方面，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前者有所谓‘孝治’，后者则产生‘礼治为主刑治为辅’的法律观。孝是人类的基本感情。即使不做任何方式的提倡，它依然是存在的。中国却由礼教和法律的特殊强化，复与远古祖先崇拜的仪式相结合，遂产生宗教化的孝道，这使孝道富有严厉的强制性。”［7］诚哉斯言，“孝悌”思想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与强制性在两千多年的流传中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情感与血液中，润物无声，源远流长。
1. 礼的具体要求
君子文化的目的性使得先秦孔学也格外注重将“仁”的观念付诸生活实践，这在《论语》中多有提及，如“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人至矣。”［4］85“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92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尊重和强调了人的独立性和主体地位，为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和加强君子人格的培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依据，使其具有“朝闻道，夕死可矣”［4］40的气魄，也自觉承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和历史责任。其二，由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在仁。”［6］810因而，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要求执政者以仁德治理国家。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11“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12由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仁”的思想在作为一种理论观念的同时，更注重现实人生，使其具有功能性和实践意义，体现出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42“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涵盖了孔子仁学思想的诸多方面，在其整体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忠”既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于他人的忠诚，也是对于自身内心的坚守。曾子所言“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忠”即是指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忠诚，若要符合“忠诚”的行为准则，则需要人们做到讲究诚信和道义。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4］22“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4］40“君子义以为上。”［4］214诚信是和谐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得以健康维系的必要保障，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道义在君子看来是最为尊贵的，也是他们做事情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此外，“忠”除了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原则外，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内心的忠诚与坚守。所以，人们要做到安贫乐道，过而能改。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4］40“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4］78“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80安贫乐道的精神使人们减轻了来自于外在世界浮华与喧嚣的干扰，多了一分对于心灵深处的关照与坚守。深切地做到躬身反省、过而能改是忠于内心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4］3“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4］108曾子注重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对自身进行反思，替朋友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守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及时复习？反思的结果需要被正确对待，发现自己出现了错误不要害怕改正，也即孔子所呼吁的“过则勿惮改”。关于“恕”，孔子在《卫灵公》篇中有明确的定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88在这里“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泛爱众”的理论观点大体相似，也是由忠于自身的内心出发，通过推己及人而达到的结果。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4］186，“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4］222等理论一样，都是主张减少对于他人的要求，做到真正的宽恕。从而我们不难看出“忠恕”思想更加强调人们在人己关系中的实践，尤其是以加强对自身的要求和约束为其前提。
从社会层面来讲，孔子对于君臣之礼、丧葬之礼、祭祀之礼尤为重视。春秋时期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周王室的权威与尊严已经受到严重的践踏。“射王中肩”“问鼎中原”等行为更使得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仅仅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在礼乐文明本该保存相对完整的鲁国也出现了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的僭越行为，这令孔子震惊而又失望。因此，他呼吁君臣之间要遵循一定的礼节以行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32即君主在使用臣子的时候要依照礼的标准，臣子在服侍君主的时候要尽忠职守，君臣之间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孔子不仅在理论上有这样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更是对其理论身体力行，“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4］121“君命召，不俟驾行矣。”［4］121在国君前来看望生病的孔子时，孔子将头朝向东面，把上朝时所穿的衣服披在身上，拖着衣带；听到国君的呼唤时，孔子不等待准备好车马就立即步行前往。这都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践行着自己对于国君的忠诚。春秋时期对于丧葬之礼也表现出相当的重视，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生死观念的具象表达，是血缘宗法的外在呈现，身为贵族后代的孔子对此更是重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孔子和宰予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4］212宰予对人们普遍遵循的“三年之丧”提出“期已久矣”的质疑，对此，孔子做出直接而又简单的反问“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安”是人们的一种内在心理状态，是对父母之爱的深情回馈。在孔子看来，非“三年之丧”则不足以表达子女对亡故父母的爱恋与哀思，因而批评宰予“不仁”。此时，丧葬之礼并非冰冷繁复的形式仪节，而是承载着血缘之爱，温情而又厚重。此外，在当时社会，人们对于前代的思想依旧有所延续，对于自己的祖先也表现出敬畏和崇拜，祭祀在先民的生活中占有着颇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孔子在太庙之中“每事问”，虔敬地学习相关礼仪；面对“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之时，表达自己的反对：“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4］31这时，鲁国的国君于每月的初一已经不再亲临祖庙，只是杀一只活羊应付了事。所以子贡认为不必徒留此种形式，连羊也不必杀了，而孔子却认为即使是残存的形式也承载着几分“礼”的意蕴，这便是孔子对于礼的深情与守卫。孔子也十分重视祭祀行为表达出的敬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无论是祭祀祖先还是神明都好像他们真的在那里一样，这是从内心深处流露出的诚敬，也是祭祀之礼的终极关怀。
以上三个方面可看作是对社会层面的“礼”的要求，然而欲遵循和维护社会层面的“礼”，则必须要对个人在衣、食、言、行等方面作出详细而且严格的要求。在“衣”之方面，孔子主张，“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唯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4］114在衣服的颜色、搭配、尺寸、配饰等方面都有所要求。在“食”之方面，孔子要求饮食的精致，在食物的颜色、气味等方面也有具体的规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4］117也要讲究基本的外在礼节，“食不语，寝不言。”［4］118在“言”之方面，孔子要求君子言之不可过度、不可狂妄，要有实际行动作为基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4］44“先行其言而后从之。”［4］18“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4］44孔子要求君子之言要讲究分寸，“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4］184“辞达而已矣。”［4］193在不同的场合下要有不同的言语方式，“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4］111“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4］112在“行”之方面，孔子要求君子的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4］174要求君子的行事范围不可有所僭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4］95也要求君子行事谨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4］77《论语》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以“礼”为准则和规范，这样“礼”在规范个人行为方式、塑造君子品格的同时，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12
2. 礼的实现途径
周礼的恢复与维护需要对人们进行礼乐的教化，《礼记·仲尼燕居》记载：“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6］764“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6］769礼和乐都具有调节和平衡人的内在心理状态的重要作用。因此人们在重视礼的同时也重视音乐素养在君子品格培养中所起到的作用。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肯定了音乐的意义。而孔子本人对于音乐也是十分熟悉的，《论语·八佾》记载他曾向鲁国的太师讲述演奏音乐的道理，《论语·述而》记载他曾在齐国听到《韶》乐，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品尝不出肉的味道。在礼乐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之下，使先秦儒家所重视的“中庸”的人格模式和哲学模式得以建立和完善，且在人们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被孔子称赞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6］72它要求人们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在对抗之中进行调节，以达到和谐与平衡的状态。中庸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4］32，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4］88，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泰而不骄，威而不猛”［4］236，从而外在的规范约束转化成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而内在的自觉要求则为外在的规范约束提供了实现价值的保障。
周礼的恢复与维护是人们在对其熟识的基础上而实现的，而西周建立起的相对完备的礼乐制度至孔子时代已经有所崩坏，人们对于礼的掌握程度也有所下降。《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鲁国大夫孟僖子因不满于自己对礼的生疏而努力学习，在临终前给予了礼“人之干也”的高度评价，对讲究礼的孔氏家族也不吝赞美之情，并且嘱托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精通礼义的孔子学习。《论语》一书鲜明地体现出儒家重学、好学的态度。全书开篇即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4］1将学习置于全书之首，这样的安排并非偶然。孔子曾经告诫子路“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4］207“仁”“知”“信”“直”“勇”“刚”本是为人所肯定的六种品质，但若不好学则不能知晓其中的真正道理，也就容易产生相应的弊端。君子最为重视的学习内容是“道”，“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4］190“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4］226“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4］9君子们把对于“道”的追求始终置于首位，而把衣食居所等物质方面的条件置于其后。最令人感动与震撼的莫过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表达，“道”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致一朝闻道，死而无憾。孔子的道不是外在的客观真理，不是冷冰冰的自然规律。他的“道”值得用整个生命去证明，“道”之所在即生命之所在。
2014年 国务院公布《推动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国内乳品企业急切期待的这项重中之重的行业大政方针终于出台。教育部向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函，同意设立由茅台集团举办的茅台学院。茅台学院系本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应用型高等学校，由贵州省领导和管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为内在心里诉求的“仁”与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二者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共同塑造着君子的高尚品格，使其具有“周而不比”“成人之美”“泰而不骄”“文质彬彬”等诸多美学内涵，成为后世所向往和憧憬的理想人格模式。同时，由于孔子关注和探索的是关于社会与人生的宏大问题，故而在纲纪失坠的社会中颠沛流离奔走呼号，躬身诠释着“君子”的内涵，孕育了后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血情怀与民族基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论语》一书体现出来的君子文化不仅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不仅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更呈现出一种高明博厚、气势恢宏的君子气象。这种君子气象倾听融合也回荡着先民们来自远古的呼唤，凝聚展现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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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Gentleman Manners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WU Bo-qun
（College of Arts，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As a book of quotations，Analects of Confucius records thewords and behaviors of Confucius and many of his disciples，and more intensively displays the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 Confucianism in pre-qin period，presenting brilliantandmagnificentmanners of a gentleman.“Benevolence”as an internal psychological appeal and“propriety”as an external norm of behavior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shape this kind of gentleman manners together，which makes it have rich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meaning.
Key words： Analects of Confucius；gentleman manners；benevolence；propriety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7836（2019）09-0108-04
doi： 10.3969／j.issn.1001-7836.2019.09.035
收稿日期： 2019-07-04
作者简介： 吴博群（1993—），女，吉林公主岭人，在读研究生，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陈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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