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认为，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也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底蕴，应到哲学的深处去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思维方式更新的表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传统发展观不同，它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共同进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定势是在社会发展的困境中形成的，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和致命点是其背后的人类中心论，而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则是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的核心和希望所在，必须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维方式行事。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们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一系列文件。这个宣言和这些文件，实质上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与发展方面必须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共识。我国政府首脑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庄严承诺中国要认真履行会议所通过的各项文件。这表明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得到了我国政府的确认和高度重视。
1995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被正式提了出来，并被写进了文件。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并明确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会议通过的上述文件中，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比如，在谈到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奋斗目标时，除规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还明确规定了：“要进一步推进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又如，在谈到必须把两个文明作为一个统一的奋斗目标时，文件写道：“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也指出：“九五”计划和15年远景目标，一定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这是造福当代，泽及子孙的大事。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些”。
由上可知，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也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将会在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中，大大减少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缩短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乃至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实践中，得到证实。
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追根究底，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在谈论人类生存环境恶化趋向的问题时，实际上开始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内容。但形成“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乃是八十年代的事。最初是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界敏锐地捕捉了这个问题。他们是从环境生态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问题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等方面，切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的。相比较而言，我国社会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似乎远不如科技界。在社会科学领域，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状况，似乎不尽人意，远没有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的那种敏锐性、魄力和勇气。
其实，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课题。它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各领域的通力合作的研究，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理论，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距离一个完整的乃至可以操作的理论体系还很遥远。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底蕴，应到哲学的深处去探寻；哲学也应该对这样一个关系到人类前程的大事，加以深思。它不仅是一般的发展思路的转变，而是发展观的更新，特别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革。哲学应该反思自己在这里的作用。
以下仅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的关系方面，谈几点看法。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思维方式更新的表征。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对应着传统发展理念的非可持续性而来的。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的要求、核心和追求目标，这表明人们在对待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思维主体本位的变化。思维活动是由思维主体来进行的。思维方式是思维主体的思维定势及其运行模式。思维主体自然是现实的有着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人。但人作为思维主体，有着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类主体的区分。真实的思维活动当然是在一个个现实的人的头脑中进行的。但从思维方式来说，思维主体却有本位的不同，即一个人的现实的思维活动，既可以从个体本位来进行，也可以按群体本位来思考，还可以依类本位来展开。从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理念，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思维方式的深处，正表现了思维主体本位的变化。
我们知道，所谓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今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首次在文件中被正式使用并被定义的，是1987年的事。这一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十多年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把它定义为：“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考虑后代人满足自身的需要”。就是说，当我们思考社会发展问题，探寻和实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时候，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一行动决不能危及后代人满足他们的需要；不能在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后来这个定义又被进一步补充。比如，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时指出，“满足这代人，尤其是穷人的需要，实际上是持续地满足今后几代人的需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前面讲的是代际间的利益平等，这里补充的是代内各群体间的利益平等。
“代际平等”强调的是在谋求当代人的幸福时，必须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着想，当代人没有理由以“明天一定会更美好”为托辞回避或拒绝对后代人负责。“代内平等”强调的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国家、别的地区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持落后地区、发展中国家和穷人的发展需求。
总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个能持续使人类进步的途径，我们寻求的不仅是在几个地方，在几年内的发展，而是在整个地球遥远将来的持续发展。这就是说，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中，代际平等和代内平等是解决人与人关系的两条原则和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表现的正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人作为类的整体利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要求思维主体从类本位来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这也意味着，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人们在对待发展问题上，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在自己的行动中，往往很少甚至根本不是从类本位出发，而只是从群体本位甚至个体本位出发。所以，从传统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不管人们自觉不自觉，都意味着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发生了由个体本位、群体本位向类本位的转化。当然，这一转变目前还仅仅发生在少数先进人物的头脑中。就全球几十亿人口来说，思维主体本位的这种转变，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次，思维追求目标设定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活动，经常无意识地趋向或有意识地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这是思维方式的使然和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传统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又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即在它们追求的发展目标和思维对目标的设定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传统的社会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经济发展了社会就进步了。这种经济发展观，在近现代表现为追求实现国家工业化。它以工业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志，把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为工业强国作为发展的目标。它片面强调商品的生产和资本的积累，单纯用国民收入（GNP）衡量国家的发展水平，GNP高的国家就是经济强国，人均GNP多的国家就是繁荣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上，贫困的求温饱，温饱的求小康，小康的求富裕，富裕的求更大的奢侈享受。这就是传统发展观的发展思路。按照这种思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无限制地开发、使用地球的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至于这种发展的代价，比如，资源是否被合理利用，环境是否被污染，生态是否被破坏等问题，在传统的发展框架里是不予考虑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传统发展观不同。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并不单纯限于经济的增长。它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共同进步。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创造一个能使全体人民世世代代健康、长寿、幸福的生活环境。这不是以个体或群体为本位的发展，而是以人类为本位的发展。人类发展，诚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是一种增加人类选择的过程，这些选择是不断变化的。该报告还指出，人类发展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类能力的形成，如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知识水平及各种技能；二是使人类充分发挥其潜能，鼓励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若不能协调这两方面的发展，人类发展就会受阻。所以，追求人类的全面发展，便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设定的目标。
为了人类的全面发展这个战略目标，在人们的头脑里以及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就不能单纯追求GNP指标或人均GNP指标，而只把GNP的增长当作一种手段，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协调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合理性，如何尽量减少乃至消除环境污染、如何保持生态平衡、如何在社会富裕的同时做到社会公平、如何增加群众的参与性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潜能，等等。所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ISD）研究的五年计划（1995——2000年）中，指出了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体制四个方面的指标体系。
总之，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传统发展观，在发展目标的设定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这表明人类的发展观出现了重大转折。这种转折反映在思维方式上，便是思维活动在设定目标的思维定势和思维趋向上的变化。
第三，思维定势导向的变化。思维定势，由于思维主体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生导向的变化。在思维方式方面，思维定势的导向变化，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长时间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思维方式更新的表征，还反映在思维定势导向的变化上。传统发展模式的思维定势的导向是简单的、单向型的。增加生产，发展经济，提高GNP和人均GNP，是它的唯一导向。发展规划的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即使有其它方面的要求和指标，也是围绕着发展经济的目标和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对某个建议、某个理论、某项措施是否采纳，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作出选择的标准，不知不觉地便是看它对发展经济是否有利。对某项工程成果的评估，乃至对某一科学成就的评估，还是看它是否使生产增加以及增加了多少，是否使经济得到发展以及发展了多少。总之，思考发展问题就是围绕着经济转，这就是传统发展观思维定势的导向。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维定势的导向，乃是复杂的、多向型的。它不仅要考虑是否能增加生产，还要考虑这种生产的增加是否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它不仅要看经济是否发展了、人民生活是否富裕了，还要看这种发展和富裕在地区之间、国家民族之间、人群之间是否合理和公平；对某项科学成果、科学技术和工程的评估，不仅要看到它的眼前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还要看到它长远的负效应和正效应。总之，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人们考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它的思维定势的导向是多方向的，不仅有多个横向的关系，还有今天和明天的纵向关系；而这些方向还是互相交错的、复杂的。它认为只有多方向的思考，全面把握各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才可能世世代代地持续下去，这种发展才是真正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思维定势导向的多向性，在现实生活中已在发挥作用。比如，对基因工程、绿色革命对农业发展长远影响的评估，近年来已引起争议。为了解决全世界几十亿人的吃饭问题，绿色革命、农业基因工程等，曾受到一遍喝采声和普遍的赞扬。的确，通过绿色革命和基因工程，产生了一批优良品种，培育出了可以少施肥或不施肥，少用药或不用药，而能抗病虫害、稳产高产、收效大、工厂式生产的农作物品系。因而，有人认为基因工程带动的绿色革命，将会解决养活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多人口的难题，它将改写人类的文明。但这种看法，现在受到挑战。这里暂不谈遗传工程作为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物，它的兴起将威胁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的农业；仅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它的问题也很严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遗传工程绿色革命带来的令人遗憾的副产品将是使成千上万的物种消失。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自本世纪以来，全世界已有75%的农作物品种绝迹。在欧洲，1900年存在的家畜家禽中，将近半数已经绝种。剩下品种中的1／3在20年后也将绝迹。到1990年，在绿色革命的第四个10年，新品种作物已经覆盖了全世界1／2的麦地和稻田。今天，美国1／3的大草原只种植一种小麦。农业专家说，在曾经种植过3万种作物的地区，不久将有3／4的面积只种植10种稻谷。这是“绿色革命”、“遗传工程”，“工厂式生产”等现代农业，服从经济规律而引发的必然结果。因为，人们为了追求最高的效益和产量，总是喜欢把力量花在效益最高的品种上，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动植物品种被抛弃。
但是，这种牺牲物种多样性，在生态学意义上后患无穷。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的作物都是经过改良而适合人类需要的品种，但是一旦需要发生变化，或者气候发生变化，或是发生病害，假如再没有野生的原种植物救急，我们就可能无庄稼可收。所以，有的学者指出，遗传工程对农业发展问题的影响，可能是人类以短期富足为代价，牺牲中长期的生存、延续。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物种多样性乃是发展与保存之间的一种桥梁。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欧盟称将拒绝进口美国的“基因玉米”。这种玉米是设在瑞士的巴塞尔化学工业公司培育出来的，其中含有可以抵抗欧洲玉米螟的基因。那么，为什么欧盟要拒绝它呢？因为这种玉米还包含另一种基因，英国当局担心，该基因可能会使牲畜吃过未加处理的这种玉米后对抗生素药物产生抗药性。澳大利亚、丹麦和瑞典也为这种玉米对环境的影响感到不安。
引述上面的事例，并不想评判谁是谁非，哪种做法对哪种做法不对，结论还为时尚早；而只是想说，人们今天在对待发展问题时，思维导向已不是单向的，只注意和关心当下的经济效益，而是能够多向性的思考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和传统的发展观相比，表明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思维主体本位的变化、思维追求目标设定的变化，思维定势导向的变化等多个方面。一言以蔽之，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人们发展观上的新思维方式的表征。
二
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定势，是在社会发展的困境中形成的。
思维定势，就思维主体的个体而言，可能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就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人们来说（和别的时代、别的群体相比较），又大同小异，往往属于同一个层次或同一种类型。思维方式虽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是可以变化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常常是人的认识的发展和认识能力提高的表现。总体上说，思维方式的变化是由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的。具体地说，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受直接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的生存环境（这里是从广义上说的，既包括自然生存环境，亦包括社会生存环境）制约的。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便常常造就和养成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生存环境的变更和改变，也总会引起思维方式的改变和更新。
和思维方式变化发展的一般途径相同，由传统发展模式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也是由社会实践的发展所引起的。不过，这里也有一点特殊性。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常常都是由实践发展的正效应引发的。比如，由游牧业社会到农业社会，再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也跟着变化，先是适应游牧业的思维方式，尔后变为追求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经过一段和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的相对稳定期之后，又变为追求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这里的变化，是由于农业实践优于游牧业实践，工业实践又优于农业实践而造成的。实践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带来了巨大效益；因而引起了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显然，这种变化是由实践的正面效应所致；或者说，那种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在社会发展的顺境中形成的。
和上述情况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虽然也是由社会实践造成的，虽然其中也有实践发展的正效应在起作用，但更多地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作用，与其说是实践发展的正效应，不如说是实践发展的负效应。近一百年来，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突飞猛进，工业生产的日益扩大和发达，给社会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与提高；但与此同时，却又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又直接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继续发展的威胁。
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已达四、五千年。如果以世纪为单位统计，恐怕以最近一个世纪的变化为最大。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速度、取得的成果，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恐怕都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但同时，出现的问题之多，问题的严重性之深，恐怕也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
我们知道，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长足发展，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受到空前严峻的挑战。拿化学品来说，随着化学科学和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化学品的种类据美国《化学文摘》记录的编号已达五百万种之多，并且还以每年一千种的速度增长。各种各样化学品的问世，固然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需要，但与此同时却也带来了不少环境问题，潜藏着不幸与祸害。像各种化学农药、塑料制品、氟利昂、化学医药……都带有正负两面效应的特点。1938年，发现DDT及其类似物质的杀虫作用，引起了农业生物控制史上的一次革命。这种化学农药在与农作物害虫和昆虫传播疾病的斗争中，显示了它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饥饿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到60年代，研究发现DDT除了能对付病虫害外，也会对鱼类和其他动物造成伤害，并且能进入食物链，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少量DDT能杀死危害作物的昆虫，但量大就会置几乎所有动物于死地，包括人。其药性可以持续10到15年。它一方面几乎不溶于水，存留于土壤中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分解；另一方面却又极易溶解于动物脂肪组织之中。这样，它就容易通过雨水、风、河流以及受侵害的动物传播到各地。据报道在南极的企鹅、人奶和一般的蔬菜中都找到了DDT的残留物。巴西每年有10万人由于使用和操作不当而中毒。由于它对提高农业产量有重大作用，各国政府开始都置反对意见于不顾而使用它。直到70年代以后，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初，各国政府才陆续明令禁止在农业中使用DDT。因为它对自然环境的潜在危害太大。
另外，据估计，目前全世界每年仅用化学燃料燃烧排出的废气就达200多亿吨，排出污水约6000亿吨，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不断增加。
对环境起危害作用的，除了化学品以外，还有其它许多方面。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地球每天有：5600万吨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层，大部分是通过使用矿物燃料和焚烧热带雨林排放的。
各种冰箱、空调器、喷雾器和某些工业生产过程把1500多吨吞噬臭氧的含氯氟烃排入大气层。
有12000多桶石油泄漏到世界的海洋；约3800万磅垃圾被从船上丢入海中。
为使已退化的农田生产更多的粮食，世界各地使用近40万吨化肥。
有近14万辆各种新汽车加入已经行驶在世界各国公路上的5亿辆汽车的长龙。
世界各国的汽车、工业和公用事业消费6000多万桶石油和1700万吨煤炭。
世界上413座商用核反应堆，发电量约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5%，产生的核废料达26吨多。
以上的统计，显然是不完整的。每天如此浩大的废弃物进入环境的结果是什么呢？经过多年研究，专家们把它总结为10大环境问题[①a]：
①大气污染。环境专家已测出260余种危害人体的挥发性有机物。酸雨、酸雾、酸雪主要是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等污染大气的排放物所致。它危害湖泊、森林、农作物、建筑物等等。
②温室效应。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也是专家们争论得最激烈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地球近年来到底有没有变暖？如果变暖了，主要是由人类自身的活动引起的，还是自然界的规律？地球变暖，对人类生存是害，还是利？每个问题，都有两种对立的意见。据英国《卫报》今年6月6日报道，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对全球变暖取得了共识。该委员会报告的关键是该委员会所有成员经过激烈辩论、现在取得了意见一致的措词，即“均衡各种证据，可以认为人类对全球气候施加了可见的影响。”该委员会两主席之一，英国气象局前局长约翰·霍顿说，“我们已就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认为，我们开始从争吵声中看到了信号。”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可能是巨大的，那就是海平面上升，冰盖面积缩小，更多的水灾、旱灾，农业布局被打乱。约翰说，“这是我们会在一万年中看到的最快的变化速度。升高2摄氏度听起来并不算很高，但是我们谈的是全球变暖的平均温度，而在冰河期中间和转暖期之间的全球平均温度差只有5、6度。”气温升高的再一个危险是它将影响气候模式，大雨变得更大，小雨在许多情况下变得更小。森林生活环境可能受到影响，生物多样性可能减少。还有专家指出，全球变暖的最大危害也许是人类疾病的增加和传播，是“全球发烧”。
③臭氧层破坏。科学家发现，每年春季，南极上空大气中的臭氧都消失40%至50%，臭氧层空洞已有美国国土那么大，深度相当珠穆朗玛峰之高。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近60年来已排放1200多万吨。现在全世界氯氟烃产量约100万吨。臭氧层减少将增加皮肤癌、黑色素瘤、白内障患者，也影响气候。
④土地沙漠化。滥伐森林，植被破坏，过多地使用化肥和农药，工业排放物日益增多等引起土地严重退化。这是人为引起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另外，不当的修水库，筑堤坝也可能造成另一些地方的沙漠化。沙漠化威胁地球1／3的陆地表面。全世界每年有大约500万至700万公顷耕地因不能恢复生产而荒废，渐成沙漠，另有2100万公顷肥沃耕地完全丧失生产能力。
⑤水的污染，地球水资源为13.5亿立方千米，其中96.5%是海水，因此人类淡水资源严重不足。有人预测，下个世纪人类将会为争夺水资源而战。现在全球每年受肥料和各种有毒化学制品污染的水大约有1200至1600立方千米，有2.5万人死于水污染造成的疾病；12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
⑥海洋生态危机。世界海洋总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1%。它除了有各种矿藏资源外，本来还是人类未来的另一个重要的食物资源库。但现在江、河、湖、海、大洋受废物、有毒化学物质、泄油及其它污染物造成的污染相当严重。全球每年往海里倾倒的垃圾多达200亿吨，其中包括塑料制品、各类生活垃圾、工业废料放射性物品等。全球每年排入海洋的石油320万吨、石油污染物650万吨。海洋污染形成的“赤潮”，遍及美、澳、亚各州。海洋污染使沿海居民疾病增多，大量鱼虾等海洋生物急剧死亡和减少。所以，海洋污染造成的祸患正威胁着人类。
⑦绿色屏障锐减。在历史上，森林和林地曾占世界陆地的1／3以上，但是过去1万年里因开发农牧业、建设城镇而砍伐森林，使地球森林植被缩小了1／3。最近20年里全球每年砍伐2000多万公顷，已有22个国家中的1亿人没有足够的林木供其最低的燃料需求。“森林赤字”愈来愈大，它是破坏生态环境平衡的严重因素。
⑧物种濒危。由于直接的和间接的人为原因，全球每天有多达140种植物、动物和其他生物灭绝。据推测30—70%的植物在今后100年内将不复存在；现正处于灭绝边缘和严重威胁之中的哺乳动物有406种，鸟类593种、爬行动物209种、鱼类242种。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如本文前边提到的其后果将是对人类前途的严重威胁。
⑨三废（气、液、物）难题。随着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三废”数量猛增。全球危险废物以每年5亿吨的速度增加。发达国家产生的“三废”最多。由于处理的难度大，耗资高，他们便把这些垃圾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结果使污染遍及全球。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在珠穆朗玛峰、在南极都有垃圾，甚至还有太空垃圾。
⑩人口增长过速。人口增长愈快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愈大，对环境影响以至破坏也愈严重。1800年世界人口只有10亿，1930年翻了一番达20亿（中间经过了130年），1964年达30亿（在20亿到30亿之间，只经过了34年），1987年7月11日达50亿（只经过23年便增加了20亿）。这一增长速度，是太惊人，也太可怕了。到了90年代，每年几乎要增加1亿人。目前全世界人口，估计在58亿左右。人口剧增，大大增加了人类生存环境危机。正如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纳菲斯·萨迪克指出的，人口增长的速度，“将决定对环境的破坏速度是加快还是放慢。”
以上的十大问题是相互联系着的。它告诉我们，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人口剧增等一系列问题，正严重地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指出，全球的生态环境恶化可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这场大战，大自然在崩溃、在衰亡，其速度之快已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让这种趋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一种非常严峻的态势之下，人们才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历程，不得不检讨自己的发展观。通过这种反思、审视、检讨，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传统发展模式的问题和弊端，才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全球性的生存环境面前，人们（今天的人们和明天的人们，这一地方的人们和那一地方的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人们必须处理好自己和环境的关系，还要处理好环境中各因素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必须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需求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由上可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虽然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但它和传统发展观的思维方式产生的过程不同，那主要是在社会实践的顺境（正效应）中形成的，而它却主要是在社会发展的困境（实践的负效应）中形成的。
三
人类中心论是传统发展模式的哲学基础和致命点。人和环境的协调和谐统一，是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的核心和希望。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环境。今天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到如此空前严峻的程度，以致“如果让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面对这一情景，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特别是哲学，从这一反思中应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这是发展生产的错误，是科学技术的错误，是社会实践的错误？当然不是。若是那样，那人就干脆不要活了。只要有人，就必须有能维持人的生存的物质生产。没有能维持人的生存的物质生产，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这是连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同样，人要发展，要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要生活得更好，那就要靠科学和技术，就要不断地发展生产。用哲学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人和人的实践是统一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不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实践的发展看作是环境恶化的根源。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本身是中性的。所谓实践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比如，人工降雨对于久旱缺水的地区来说，就如同甘露，就是正效应；而对于积涝成灾的地区来说，就如同雪上加霜，就是负效应。人工降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条件”在这里是关键。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这里只是想说，把环境恶化的根源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如同在江河里翻了船，把根源归结为水一样可笑。水能覆舟，也能载舟。同样，环境恶化的治理和解决，最终还得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实践的发展。
那么，前面说了那么多人类今天的生存环境之所以急剧恶化，是由人自己引起的，是由人的活动造成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产能力的巨大提高而来的，这里又说根源不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本身，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那么根源在哪里呢？
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前面说的是环境恶化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而发生的，只是表明了这两个现象是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并没有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一种因果关系或内在本质的联系。这里说的是不能把环境恶化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科学技术和生产本身，环境恶化和科技之间没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并没有否定它们之间有联系，也没有否定在特殊条件下的“偶然的”内在联系。
这里的问题不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本身，而在科学技术和生产的指导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更深层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这种指导思想背后的哲学世界观和哲学思维方式。人类的任何一个实践活动（包括科学技术实践和各种生产实践），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指导思想有多个层次，最基本最直接的是每一个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实践理念，包括该实践的目的、目标和达到该目的、目标的计划、方案、战术等等；最深最高的层次是哲学世界观。不管自觉不自觉，在实践活动指导思想的最深处，总有某种哲学思想在那里起支配作用。
因而，当今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原因，首先应该到传统的发展观中去寻找。传统发展观认为，所谓发展，就是经济的发展，生产的发展。经济发展了，生产发展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也就发展了。所以，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是它的唯一着眼点，唯一追求目标，也是它衡量社会是否发展了，发展到多高程度的唯一尺度。不知不觉，追求经济发展和生产发展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科学技术的成就，自然首先就要用于开发生产，为发展经济服务。而且，更进一步，哪种科学理论和哪种技术有利于开发和增加生产的，那种理论和技术就是好理论，好技术；它在诸科学理论和技术中，就占有优越地位，就能得到优先发展。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人工选择”。
谁来仲裁哪种科学技术，哪种生产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呢？当然是今天的人们，但却不是今天所有的人们。因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从来都是个体性发生的，就是说它的发生在全世界的人们中并不是均匀的。技术的采用和生产的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因而，采用哪种技术，开发哪种产品，发展哪种生产，是由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个地方、甚至某个单位、某个人来决定的。他们自己的利益，就是他们的价值尺度，也是他们做选择、做决策的标准。
这样，单纯追求生产发展指数，增加经济收入，单纯追求本民族、本地区甚至个人的利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科学技术、各种生产实践，乃至整个社会，势必显现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开发生产，成为对自然界的掠夺，可以不择手段，任其对自然界进行破坏。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考虑甚至破坏别人的、别的地区、别的民族的利益，也不考虑甚至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来满足今世人的欲求；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狭隘、非常短视的利益。这样，便自然引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经济发展不平衡，穷富（个人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等）差距悬殊，以至引起落后地区的人口爆炸。今天全球的人口爆炸，完全是由社会的畸形发展造成的，反过来它又加速了这种畸形发展。
可见，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源，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生产实践本身，而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发展起导向作用的传统的发展观。
那么，在发展观的深处，对发展观起支配作用的哲学观点是什么呢？是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是传统发展观的哲学根源和致命点。按照海德格尔和金岳霖的看法，人类中心论是西方的传统。海德格尔是当代西方的大哲。对西方哲学史和当代西方哲学颇有研究的我国学者叶秀山先生，把他称为“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是当代少有的几个能配得上笛卡尔、康德、谢林这些大家具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大哲。[①b]金岳霖乃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西方历史是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论史。金岳霖说，“西洋人的思想大都是以人类为中心观的。对于他们不但人为万物之灵，而且差不多人为万物之主”。[②b]这两位大哲学家，都是反对人类中心论的，而且，差不多处于大体相同的时期。
金岳霖在抗战时期，在昆明著就的《知识论》中，明确指出了“人类中心观和自我中心观的不妥处。”
按照已故的年轻学者宋祖良先生对海德格尔的研究，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集中表现在1946年秋季写的《论人类中心论的信》。宋祖良的研究反映在他著的《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一书中。本文的有关材料均来自此书。
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侧重从逻辑的视角来批判人类中心论。他说的“人类中心观”，是指那种“人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之主”的观点。他认为，人类中心观在不容易产生人类自卑心理方面，在容易使人勇于前进等方面，是有好处的。但就宇宙论说，人类中心观非常不妥。他说，不要“上帝”这一概念则已，果然相信上帝就得让它达到理想的崇高尊严至善至美……等等的极限。如果它的形象和人的同样，它的性质岂不又都取消了。他说，有些人喜欢谈天演，可是同时似乎又以为天演在人类上打住了。其所以不自觉地有如此看法，因为他们有人类中心观。果然天演在人类上打住，岂不对不起宇宙洪流！难道宇宙洪流如此贫乏？就是说，人类中心观和承认“上帝”、“天演”，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金岳霖进一步指出，假如我们从哲学的通否着想，人类中心观更是要不得。人说，哲学虽不是求科学或历史学底真理的学问，然而总不能违背别的学问所发现的真理。就自然史说，人类是近多少万年才出现的动物，人类的聪明也许空前，但是从自然史的观点说，它决不至于绝后。……人类中心观在天文在地理在地质学总是说不通的，在这许多方面说不通的思想在哲学上也站不住脚。金先生认为，人类中心观在知识论也是不妥的。因为知识论是研究知识的理的学问。理总是普遍的。所以，知识论不必也不能单从人类的经验立论。
总之，金岳霖不赞成人类中心观，并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它的不妥做了论述。
海德格尔对人类中心论批判的视角，似乎更符合本文所要求的视角。海德格尔是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敏锐地看到了它潜藏着“破坏与毁灭”，从这里发现了人类中心论是一个死胡同。海德格尔看到了技术的消极方面，看到了无限制的技术化的灾难性后果，是人的存在的丧失，人的全面的异化。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所以会走到如此地步，是由于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一直活动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西方人总是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世界看成对象，把自然中的天地万物看成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地向大自然索取。他们单纯从科技的效用上去看待一切事物，以致于开花的树必须被砍倒以服从于他们的技术生产的需要。自然事物的更本质性的东西，比如，它们作为自然的事物，构成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则长期在西方人的视野之外。理性的力量只体现在对自然大规模索取的本领上，人越能征服自然，便越被看作是文明、发达和进步的标志。在西方人看来，科学和技术总是意味着进步和光明，即使破坏了生态平衡也在所不惜。
海德格尔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正是同西方的这些传统观念作战。海德格尔说：“一切形而上学之特有的东西表现在：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论的’。因此，任何人类中心论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论把人看成世界的中心，人可以随意地支配和破坏自然，从而导致对人的存在的威胁。所以，海德格尔后期所大力批评的形而上学，就是指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在当代所引起的明显的灾难就是对自然和地球的破坏，以致威胁到人的生存。
海德格尔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并非想倒退到前技术时代，而是想把西方技术世界引出严重的困境。在技术世界中如何能够保护自然。关键在于使技术对自然的干涉找到一个限度，使自然事物的存在得到保障，从而使人能够诗意地在地球上居住。海德格尔重申，与“人类中心论”的对立，也决不包含维护非人性的东西，而是要打开另外一些眼界。
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人不是存在者的中心，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破除人类中心论，是要打开另一些眼界，即是要建立人和世界、自然的新型的和谐的关系。
总之，在海德格尔看来，危及人类生存的世界环境恶化的深层次的哲学根源，是欧洲传统中的人类中心论。
金岳霖和海德格尔都强调人类中心论是西方传统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东方的思想，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即强调人和自然应该是一种和睦的、协调的、共荣的关系。不过，近些年来，我国有些学者大力提倡的“主体性原则”，即人类只是从自己的内在需要，内在尺度出发来规范、把握、支配、利用和占有物，使物按照人的方式存在和发展变化。不言而喻，这实质上只是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一种表现。这种主体性原则所主张的，实际正是被海德格尔批判的那种“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到处围绕着自身旋转”的观点。海德格尔认为，现时代人的主体性已经太膨胀了，已经在严重威胁事物和人的存在。所以，少一点主体性，少一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才真正能够成为人，才更本源地成为人。
以上金岳霖和海德格尔对人类中心论的看法，我以为是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两位哲学大师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切入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从哲学的深层次上来反思这一问题的。特别是海德格尔把人类中心论和当代科技发展引起的问题联系起来，是很深刻、很有见地的；他提出的“打开另一些眼界”，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他不愧为当代世界的大哲。
如今世界环境恶化到这个地步，既表明人类中心论的破产，也是对所谓“主体性原则”的最好否定。
总之，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危机的发现。通过这个发现，应该果断地抛弃人类中心论的哲学。在人和自然之间，亦即人和人的生存环境之间，应建立起新的哲学，那就是相互协调、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哲学。人应该把他的生存环境看成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不应把它当作生存、生命的外在因素来对待。我们绝不能再像人类中心论那样，把生存环境放在人的对立面的位置，把它只当作开发（有时是掠夺）的对象，利用的对象。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早有警世通言和醒世良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在谈到动物仅仅是利用外部自然界，而人则是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时，特别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并举了美索不达米亚怎样变为荒芜不毛之地的著名例子，以告诫人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
在《共产主义》这一节中，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又说，“社会（指共产主义社会——引者）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很清楚，在人和自然界之间，马克思是主张和谐相处的。人对自然界决不能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只是索取，更不能任意掠夺，而要实行“人道主义”。只有“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才是共产主义。
对于人口增长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早有明确的见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原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制约。”所以，马、恩主张两种生产必须协调发展。
概而言之，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和致命点是在它背后的人类中心论；而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则是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的核心和希望所在。人和环境的协调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人和环境的共生共荣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内容。至于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体系，控制人口增长，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在这里都是围绕着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展开的。只有人不再把自然当作开发利用的对象，当作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而是当作自己生存和生命的组成部分，把人和人的生存环境看作统一体，人才能对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人和自然才能以真正达到和谐。诚然，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如今还是一本刚刚被打开的书，它的丰富内容还有待于我们去读它，去研究它。
四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现，必须自觉地按新的思维方式行事。
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实现，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首先，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真正成为大家的共识，真正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扎根，成为人们思维发展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那决不是一朝一日所能办到的事。本文在前面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是思维方式更新的表征，那是就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说的，并非是说人们现实的思维方式都已经是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了。
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确立的不容易，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发展观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有它的相对稳定性。特别是作为传统发展观哲学基础的人类中心论，按照海德格尔说，这是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就是说，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虽然有“天人合一”的各种学说，人类中心论不占主导地位，但从荀子以来“人定胜天”的观念，也一直很有影响，以至不久前还把“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当作豪迈的气魄加以肯定。所以，人们不知不觉的便会把自然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心中想的就是要制服它，战胜它。这种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是不会轻易从人们的脑海中退出的。另一方面，由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涉及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的变动和调整。传统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人类延续中的代际间的不公平，正如有人所说的，“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而且，还造成了代内的不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有世界的贫富之争、国内的贫富之争，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贫富之争。就世界范围来说，有南北的矛盾，还有南南的矛盾和北北的矛盾。富国的富，不少是以牺牲穷国的资源、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富国对世界环境的污染负有更大责任，对治理污染也有更多的条件。就一个国家来说，在对外的时候也许因为利益一致，可以用一种声音说话（现在看来，情况也并非都如此）；但在内部，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由于既得利益不同，往往也矛盾重重。
正由于既得利益不同，所以，在对待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态度上，就很不容易一致。比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不少是写得很好的。《环境与发展宣言》上写道：“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和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所有国家和所有人都应在根除贫穷这一基本任务上进行合作，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少的条件”。“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素质，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且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等等。虽然这里没有具体措施，但作为各国首脑的宣言，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使这样一份宣言，在付诸表决前便明确规定，它是一项无约束的声明。此外，《21世纪行动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也同样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可见，在制定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要真正取得一致，是多么困难！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关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全人类的事，它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全球人们的协调和努力。很清楚，环境污染是没有国界的。单个国家、单个地区是不可能解决世界性的环境污染问题的。不过，在世界各国协调之前，各个国家还是应该先从自己做起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就应自觉地将传统发展模式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上来。从长久看，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是有好处的。在国内实现这一转变，遇到的困难虽然和国际间的不完全相同，但同样是会有许多障碍的。它也涉及到观念的转变和地区间、部门间、人群间既得利益的调整。
应该看到，由传统发展观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维方式，这是人类自身的两种思想的转变，这里必然有冲突，有斗争。对我们来说，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应该自觉地从个体本位、群体本位转变到类本位上来；同时应该从追求单一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目标转变为追求社会的全面综合发展；还必须把自然界从仅看作是开发对象转变为以朋友相待，由任意向它索取变为和谐相处。这样才能培养起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要求的思维方式。用李鹏《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的话来说，在我们国家，就是要“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树立的观念。
其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观念转变、思维方式转变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些理论性、认识性的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念，它到底蕴涵着哪些含义？作为一个理论，它有关的知识结构是什么，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相互之间是一个怎样的结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认识基础是什么，科学基础是什么，它和当前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认识性的关联，特别是它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如果说人类中心论是传统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可否说就是“天人合一”？海德格尔在否定人类中心论的时候，提出要“打开另一种眼界”；这“另一种眼界”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不要把发展经济当着唯一的目标，那么，如何摆正发展经济和其它发展目标的关系呢？目前在我国学术界有一种提法，叫做“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这样一个结构是否可以？这里的“基础”和“前提”又是什么关系？特别是在一些落后地区，到底应该把发展经济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等等。这里有许多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需要研究。只有从理论层次上把可持续发展问题讲清楚，只有清晰的理论，才能使它真正在人们的心目中扎根。
可持续发展战略，除了理论底蕴的问题之外，还有一技术上的可操作问题。这里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在技术操作的层次上，可持续发展有没有规律性？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法则规律问题。他认为，可持续发展法则是指如下一些情况：长期内，物种的灭绝不能超过物种的进化；土壤的侵蚀不能超过土壤的形成；森林的破坏不能超过森林的再造；碳的释放量不能超过碳的固定量；捕鱼量不能超过渔场的再生能力；人类的出生人数不能超过死亡人数。
他认为，一个社会在短期内可违反这些法则，但不能长期如此。否则，后果严重。例如，如果物种的灭绝超过物种的进化，生态体系终将瓦解。如果一个渔场的捕鱼量超过它的再生能力，这个渔场将遭到毁坏。他说，虽然关于污染的情况更难设想，可是如果污染物质超过体系所能吸纳的能力，那末，这个体系将会被改变。
莱斯特·布朗讲的这些可持续发展法则是否准确，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法则？
当然，我们亦可以采取排除法，即把那些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手段、方案、现行政策，等等排除掉。至于哪些因素是属于非可持续发展的，哪些是可持续发展的，它们的界限在哪里，这有时是很复杂的；所以，仍须认真研究，慎重地加以选择。
总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现，有观念问题、社会既得利益的调整问题、理论问题、技术操作问题等。它需要政府部门、经济生产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社会科学部门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自觉地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维方式行事，方能解决。
从哲学的角度说，除了研究它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等问题外，还应开展认识的超前性问题的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认识的超前性问题，它们内在联系的紧密性，在这里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a 参见《参考消息》1992年6月5日增刊。
①b 参见叶秀山《思·史·诗》第136页。
②b 金岳霖：《知识论》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