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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最重要的统一事件：第一次是由战国走向秦统一，第二次是由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走向隋统一，第三次是由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走向宋统一，第四次是由宋金对峙到元统一。显然，由隋文帝杨坚发动的灭陈统一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容忽视。在这篇短文里，我仅就有关隋统一的主要方面，作一试探性分析，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一、隋朝统一全国的主要条件究竟是什么
以往发表的论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多认为南北朝后期商品经济及商品流通的发展是全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最主要条件，所引据的史料主要是《北齐书》卷四六《苏琼传》的如下简单记载：“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应当承认，北南分裂确实不利于商品流通，有碍商业发展。但问题是，当时的商品经济是否已经达到了促使全国实现统一的水平？商人是否已能作为一个具有相当能量的阶级或阶层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而且使之实现？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商品经济在当时较北魏的“钱货无所周流”〔1〕及以谷帛为市有所提高， 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自然经济毕竟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在此大环境下，政治家绝对不会为了商人的需要而制定自己的大政方针。过去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之所以形成，盖由于简单地套用了外国史的发展模式。尽人皆知，西欧各国，如英、法、德等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足以促使民族市场形成的水平时才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那已经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事了，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接踵而起。而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出现必然以区域分工为其前提。即在经济上，工业区不同农业区交换商品，就得不到足够的原料和商品粮；农业区不同工业区交换产品，就陷于工业品不足的困境。在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情况下才形成了全面的民族市场。这是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加强君主集权和英国都铎王朝执政的时代。隋统一前后，我国的商品经济无论怎样估计，距离西方16世纪所达到的水平恐怕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所以商业的发展绝对不会对全国走向统一发生显著的作用。隋文帝在统一全国以后的第七年竟然下令：“工商不得进仕”〔2〕，可见他在灭陈时丝毫也不代表商人的利益， 更根本不会考虑为发展商品流通而制定统一全国的政策。简单地套用外国公式来解决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往往违背了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原则，得出的结论难免显得似是而非，缺乏说服力。
谈到隋朝统一的历史背景时，往往有人大谈人民群众的要求。可以肯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确实有利于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在任何时候人民都不希望生活在混乱和动乱之中。但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东汉末年，人民群众也希望全国统一，但形势却由统一走向三国鼎立；唐代盛期，人民也愿意生活在歌舞升平中，并且希望大一统的局面长期持续下去，但“渔阳鼙鼓”之后却迎来了长达200 年之久的割据和分裂。可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民群众这种随时都存在的要求，而主要在于什么时候具备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客观条件。
促使隋文帝实现全国统一的客观条件既不是商品流通的推动，也不是全国人民群众的要求，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首先看看促成大分裂、大混战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能打开这把锁的有用钥匙。
经过三国分裂之后，西晋司马氏本来已经统一了全国，虽然中间爆发过“八王之乱”，但这也只不过是一次类似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的短暂插曲，无伤大一统的全局。问题就出在“八王之乱”招致了“永嘉之乱”这一意外，从此历史进入了北方的民族大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纷纷先后建立了由各族统治者分别执掌的政权。这种民族差异不是短期内能够泯灭的，所以北方各不相容的政权也就必然难以统一。如果鸟瞰一下全国的形势，注意一下东晋与南朝的历朝历代就会发现，南方不存在严重的民族混战，所以东晋和宋、齐、梁、陈始终呈现着半壁江山的一统局面。永嘉前后的民族内迁和嗣后各族政权间的长期混战是导致大分裂局面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的粗浅结论。
如果上述结论能够确立，那么全国统一的主要前提就应当从分析这一导致分裂的因素如何及何时消灭入手。内徙民族很多，但与中原的原有汉族相比，他们在人数上始终只居少数，而且汉族的经济水平及文化水平更显示了明显的优越性，所以各族均不能避免被汉族同化的命运。揆诸史实，内迁各族至北魏后期在记载中已不复可见；后起的鲜卑拓跋部在魏孝文帝改制以后，亦复与中原汉族融为一体。这就使导致大分裂的民族差异、民族混战这一重要因素终于泯除，在隋统一前夕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把一个完整的民族分裂成几个国家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很少出现的。同一民族即使暂时分裂，终久也会重新凝聚成一个国家。三国之所以最后统一为西晋是由于斯，五代十国之所以最后统一为北宋是由于斯，南北朝之所以最后统一为隋朝同样也是由于斯。当北方各族被汉族文化同化以后，南北分裂的各国已不复存在差异，所以隋文帝杨坚作为汉族皇帝在政治上统一南方，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举。我以为这正是隋文帝在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之后能够实现全国统一的根本原因。
二、隋灭陈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民族差别消失、民族混战结束以后，历史必然将走向统一，那么隋可以灭陈，陈也可以灭隋，而最终实现统一的途径却是杨隋灭了南方的陈朝，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一般史学家多引史料说明，隋文帝杨坚“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使北方呈现“人庶殷繁，帑藏充实”〔3〕的局面。 而南方自“侯景乱梁”之后已经一蹶不振，至陈亡之前，君臣已是“酒色过度”，“小人在侧，宦竖弄权”，致使“百姓流离，殭尸蔽野”〔4〕， 至于国家财政则陷入了“府库空虚”〔5〕的困境。因此， 就全国局面而言，是“主昏于上，民
于下”〔6〕。故而隋文帝一举南下，陈家小朝廷遂陷于土崩瓦解之势。应当承认，这些也都是确凿不疑的事实。但仅仅看到这点，就会把隋朝灭陈看成是偶然的此盛彼衰。如果北方出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一个昏君，南方嗣位的不是腐朽透顶的陈后主而是一个英明皇帝，历史发展的结局岂不是很可能就会变成由陈灭隋，即由南方来实现统一了吗？显然，仅从历史人物的个人品格来研究历史，就很可能流于上述的皮相之论。应当承认，北方之所以能先后出现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和隋文帝，南方之所以产生陈后主那样的昏君，是有其必然性的，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于此不禁要问：这种规律究竟是什么呢？决定北强南弱的基本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拙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把各个历史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危机阶段、恢复阶段、发展阶段。在恢复阶段，自耕农较多，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由弱变强；在发展阶段，经济走向繁荣，政治由清明走向局部腐化；进入危机阶段以后，土地兼并、土地集中严重，政治腐败黑暗，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衡量，我们可以看出，北方自魏孝文帝以来直至隋文帝时期，均田制在断续地推行，自耕农比较多，所以一直到隋统一前夕，可以说正处于由恢复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社会经济呈蒸蒸日上之势，政治生活也比较正常和清明。南方则早在刘宋时期豪强世族就已“封略山湖，妨民害治”〔7〕；以后各代不断兼并土地，拥有土地数十顷、佃客数千家的地主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此情况下，生产遭到严重阻滞，农民纷纷破产。与危机阶段孪生的政治腐败也就必然应运而生，因而像陈叔宝那样的昏君，像施文庆、沈客卿、孔范、阳惠朗、徐哲那样的佞幸，纷纷粉墨登场，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总之，处于危机阶段的陈朝与处于由恢复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的隋朝并存南北，而且相互展开争战，谁胜谁败，几乎可以说是无待筮龟的。
三、隋朝在发动灭陈战争前的主要政治、军事准备
史称：“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8〕。这说明隋文帝早在开皇元年（581年）代周之初， 就已确定了下一步重大战略措施是出兵伐陈，但直到开皇九年（589年）才大举南征，中间相隔九年之久， 由此可见他对发动这场大规模统一战争是进行了长期、充分准备的，此举并非轻举妄动。杨坚究竟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具体准备呢？我打算从政治、军事两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和剖析。
首先，让我们看看隋初的国防、国内政治环境。隋朝建立之初，杨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健全各种国家制度，如：由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迁都大兴城（故址在今西安城和城东、城西、城南一带）；在政治上建立三省六部制，改地方政府三级制为二级制，并省州、县；在法制上颁行《开皇律》；在经济、财政上开凿广通渠，增加关中财力；尤其是在军事上“将定江表，首置军府，妙选英杰”〔9〕。 通过上述整顿，隋朝内部趋于稳定，财富状况大为改善，更重要的是军力有明显增强，这就为发动灭陈战争打好了经济、政治、军力等方面的物质基础。
就对外关系而言，客观形势决定了隋文帝面临的任务是以主要力量对付北面的突厥、南面的陈朝和西面的吐谷浑。其中吐谷浑虽然对隋不时攻扰，冲突不断，但双方聘使也往来频繁，所以隋朝对吐谷浑的基本策略是以“抚慰”为主；况且后者远在西陲，即令同隋发生战事也绝对不会对关中形成致命的威胁，故可弃而不论。魏征在谈到隋初的对外形势时正确地指出：“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昃，经营四方。”〔10〕所谓“蛮夷猾夏”，主要指的是北边的突厥；所谓“荆、扬未一”，指的就是陈朝偏安一隅，还未被隋朝统一。在南、北均存在敌对力量的形势下，隋政权居中应付，很为困难：如果全力南向，则北有突厥虎视眈眈，是不容忽视的后顾之忧；如果全力北向，则不但陈朝乘机北上，而且更遑论完成灭陈的大业。两相比较，杨坚自然觉得首先完成统一大业是主攻方向，解除突厥侵扰只居从属地位。但为了攻陈，就不得不对突厥采取适当的对策。
隋朝对北边采取的基本对策是：第一，当时突厥正陷于大分裂状况，正如杨坚所说：“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11〕在东、西突厥相互矛盾的复杂情况下，隋既无意在灭陈之前大力解决北方的边患，杨坚遂采纳长孙晟的建议，采取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12〕的策略，对突厥大肆分化瓦解，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用兵。与此同时，第二是加强北边防御工事，巩固边防，即“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13〕。查《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及《资治通鉴》卷一七五、一七六载，隋初修筑长城的记录如下：
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筑长城，二旬而罢”。
开皇六年二月，“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从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
同年四月，“发丁男十一万筑长城，二旬而罢”。
开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筑长城，二旬而罢”。
事实说明，七年之间三次修筑长城、一次在缘边险要筑城，而且越临近伐陈前夕，筑城的时间相隔越近，在二年的短期内竟有三次筑城行动，显然是为了伐陈而加紧巩固边陲的防务。我们必须以洞观全局的高度来看待频年北筑长城与准备南伐残陈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机地把两件事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否则就会把两件事看成孤立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
以下我们看看隋文帝为统一全国而在军事上直接进行了哪些必要的准备。
隋文帝统治时期，重臣高颎任尚书左仆射，最受信任。他在职期间，“竭诚尽节，引进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皆颎所推荐”〔14〕。尽人皆知，除苏威外，后面列举的三个人都是日后在灭陈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名将。这说明杨坚交给高颎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为准备发动这场战争物色人才，高氏果然在这方面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为了加强南线的军力，隋文帝进行了如下的部署：即位之初就任命韩擒虎“为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市）总管，委以平陈之任，甚为敌人所惮”〔15〕。同年拜贺若弼为吴州（治今江苏苏州市）总管，他与寿州（治今安徽寿县）的源雄“并为重镇”，正是在吴州总管任上，贺若弼献“取陈十策”〔16〕。另以秦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今湖北汉口市），为上流节度”〔17〕。从上述部署看，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两点：第一，韩擒虎和贺若弼无疑是隋军主力，都布置在长江下游，直接威胁陈叔宝的小朝廷，面对的是南方的主力部队。第二，秦王俊居长江上游，显然并非主力军队，但他与贺、韩、源诸军可配合形成隋军沿长江北岸的整体部署，从战略上呈全线出击的态势。当时陈朝的主要将领是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市）刺史萧摩诃和吴兴（治今浙江吴兴）内史任蛮奴，二人是南方最重要的武将，均与贺若弼、韩擒虎直接对峙。可见在长江下游展开的战役对战争全局必然具有决战意义。应当承认，隋文帝上述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即以主力打击敌方的要害、致命地区。
要想南征，隋军面临的首要任务必然是突破长江天险，要渡江没有精锐的水师是无能为力的。为了建立强大的水师，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事先制造船舰。杨素是曾经向皇帝“进取陈之计”的重要人物，所以文帝拜他为信州（辖境在今四川以东至湖北巴东以西一带）总管，实际上让杨素驻守在永安郡（治今湖北新州），其主要任务是制造每舰能容战士八百人的“五牙”、每舰能容战士百人的“黄龙”以及规模稍小的“平乘”、“舴艋”等船舰。可见杨素的任务非常重要、艰巨，其成败关乎渡江之役的大局。这一工作基本上在长江中游完成。
最后谈谈灭陈战役的战术准备。对于如何展开进攻的战术问题，诸臣建议之多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贺若弼的“取陈十策”。《北史》卷六八《贺若敦附弼传》、《隋书》卷五二《贺若弼传》、《隋书》卷四一《高颎传》均作“十策”，惟《北史》本传称隋统一后弼追述“御授平陈七策”时作“七策”，而且列举“七策”的内容。可能“十策”中有三策没有起实际作用，未能产生效果，故贺若弼在美化皇帝的“御授”之功时仅列其七，其实这“七策”也都是由贺若弼本人提出的。谨将《北史》本传中这“七策”引录如下：
其一，请广陵顿兵一万，番代往来。陈人初见设备，后以为常
，及大兵南伐，不复疑也。其二，使兵缘江时猎，人马喧噪。及兵
临江，陈人以为猎也。其三，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敝船五六
十艘于渎内。陈人觇以为国内无船。其四，积苇荻于扬子津，其高
蔽舰。及大兵将度，乃卒通渎于江。其五，涂战船以黄，与枯荻同
色，故陈人不预觉之。其六，先取京口（今江苏镇江）仓储，速据
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剋。其七，臣奉敕兵以义举，
及平京口，俘五千余人，便悉给粮劳遣，付其敕书，命别道宣喻。
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从上引“七策”中可以看出：第一，在隋朝君臣思想中，伐陈战争是一次突然袭击，必须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发动突击猛攻，打得敌方措手不及，形成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第二，为发动这样的突袭，必须事先制造一些假象，尽量迷惑敌军，麻痹敌人。第三，先取京口的目的是为了首先夺得那里的仓储，以解决隋军渡江后的暂时军粮供应不足问题，速据白土冈既可巩固对京口的占领，又可消灭敌军的主力，所以通过苦战夺取白土冈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战役。其四，遣散在京口所得的俘虏，使他们扩大文帝敕书的影响，在政治上进行宣传以瓦解陈方的军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贺若弼的“取陈十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精心制定的，从以后平陈战役的实际情况看，其基本内容也大体得到了贯彻。
上取陈之策的大臣很多，除贺若弼外，比较重要者当推高颎的下述建议：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
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起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
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
，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
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
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隋文帝“行其策，由是陈人益敝”〔18〕。高颎献策的特殊之处在于在物质上给敌人造成给养方面的困难，事实上的确收到了“陈人益敝”的效果。至于军事方面，他也主张给陈军制造假象，借以麻痹对方，为发动突然袭击创造有利条件。
隋文帝正是由于广泛采纳了诸人的意见，所以在大举发动攻陈之前准备工作十分充分，战略、战术决策非常正确。
四、贺若弼同韩擒虎的争功及其他重要将领的功勋
这次战争以陈朝的彻底覆灭而告终，事后贺若弼与韩擒虎在隋文帝面前的争功论辩相当著名。我们只将《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有关此事的记载迻录如下：
贺若弼、韩擒虎争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
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虎略不交阵，岂臣之比
！”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
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杀伤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
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
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二人确实都立有大功，应当如何判断二人的功劳孰大孰小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确立判断各人功劳大小的标准。窃以为陈叔宝就擒于何人之手，平陈战争结束的早晚，都不是问题的要害，关键是看谁消灭了陈军的主要有生力量。《隋书》卷五二《韩擒（虎）传》：
及大举伐陈，以擒（虎）为先锋，擒（虎）率五百人宵济，袭
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进攻姑苏
（今江苏苏州市），半日而拔，次于新林（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
。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来谒军门，尽夜不绝。陈人大骇，其将樊
巡、鲁世真、田瑞等相继降之……陈叔宝遣领军蔡征守朱雀航（亦
名朱雀桥，故址在今南京市镇淮桥稍东，跨秦淮河上），闻擒（虎
）将至，众惧而溃。任蛮奴为贺若弼所败，弃军降于擒（虎）。擒
（虎）以精骑五百，直入朱雀门……遂平金陵，执陈叔宝。从上述过程看，韩擒虎兵力有限，而且进军非常顺利，始终没有与陈军发生大的战斗；任蛮奴军是陈方主力之一，是被贺若弼所败后才降于韩擒虎的，可见这应当归功于贺若弼。现在我们再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贺若弼的战绩。《隋书》卷五二《贺若弼传》：
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之觉也。袭陈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
，拔之，执其刺史黄恪。军令严肃，秋毫无犯……进屯蒋山之白土
冈，陈将鲁达、周智安、任蛮奴、田瑞、樊毅、孔范、萧摩诃等以
劲兵拒战……（弼）遂大破之……从北掖门而入。时韩擒（虎）已
执陈叔宝。事实说明，白土冈之战是隋军与陈军间主力决战的决定性战役，陈方在这次战斗中投入了最精锐的“劲兵”，况且尽人皆知任蛮奴和萧摩诃等是南方最重要的将领，故消灭陈方主要有生力量的是贺若弼而非韩擒虎。由此可见，就平陈战功而言，自然是前者大于后者。高颎在谈到这次战役时也曾对隋文帝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19〕这里未提韩擒虎，可见其战功不能与贺若弼相比。
前几年，史学界有人颇为肯定隋炀帝的贡献，尤其认定他在统一战争中立有大功，对此我很难苟同。隋文帝在灭陈之役中确曾任命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并规定杨俊、杨素等所率全部五十万隋军“皆受晋王节度”〔20〕。但是我们知道，曾任行军元帅的有好几位，如杨俊、杨素也都担任此职，不能把主要战功都归于晋王杨广。如果杨广在平陈战役中有重要的谋划和行动，在《隋书·炀帝纪》中不可能漏载，但现在遍查该《本纪》，却无只字提及。按杨广的官历，他在开皇六年（586 年）拜雍州（治今湖北襄阳）牧，到开皇八年（588 年）才当上了行军元帅，伐陈前夕他在前方任职期间不长，于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根本不可能对战略部署做出重大决策。况且，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21〕的广袤战线上，他也根本无力总揽全局。杨素、杨俊和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刘仁恩、蕲州（治今湖北蕲州镇西北）总管王世积、吴州总管贺若弼、青州（治今江苏扬州市西北）总管燕荣都是各自分头进军，与杨广几乎很少有瓜葛。因此，杨广所谓“节度”诸军，只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无实际效果。由此可见，在统一战争问题上，对隋炀帝是无法大加肯定的。
在灭陈战争的功过问题上，很少有人论及长江上游的战功。在中国古代史上，北方的政权发动统一南方的渡江战争时，能否在长江上游先取得胜利，往往显得非常重要。两次南征失败的战例是“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曹操本来打算赤壁一战渡江灭吴，但他没有事先灭蜀，因而遭到一次重大的失败。苻坚也想从寿春（今安徽寿县）南下直逼东晋的建康（今江苏南京），但同样是在未能事先解决长江上游问题的情况下大败而归。反过来看，战国时期，秦国据有四川，而且在当地置了蜀郡，所以后来渡江灭楚时进行得比较顺利。曹魏早已灭了蜀汉，因而西晋灭吴时司马氏能完成统一大业。元朝对南宋采取了大迂回战略，由蒙哥率领的元军早已攻占了四川一带，长江中游的元军继而取得襄、樊之役大胜，然后才对临安（今浙江杭州）形成了致命的威胁。上述史实说明，先解决长江上游的问题，对下游渡江有决定的意义。由此可见，在隋朝灭陈的统一战争中，我们不应当只注意长江下游的战事，也应当把目光稍微西顾一下。
我们如果对长江中、上游略加留意，首先就应肯定杨素的作用。他不但在永安大造舰船，对整个渡江之役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流头滩（在今湖北宜昌东北）夜袭陈将戚欣，把他打得大败不堪；然后又“率水军东下，舟舰被江，旌甲曜日”，以破竹之势先后打败陈南康（治今江西赣州）内史吕仲肃、信州（治今四川奉节东）刺史顾觉及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陈纪，于是“巴陵（治今湖南岳阳）以东，无敢守者”。最后，杨素与秦孝王会师“乃还”〔22〕。其次，秦王杨俊任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终于与杨素部队会师，其功亦不可没。
隋朝统一全国的伐陈之役，贺若弼、韩擒虎之功绩自然应当首先承认，杨素和杨俊之作用也不能忽视，这样考虑才比较正确和全面。
五、统一战争的余波
隋朝攻克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之后，陈后主的小朝廷已经覆灭，从大局看，统一事业似乎已经大功告成；然而纵观隋初历史，灭陈后不久所爆发的汪文进、高智慧等的叛乱是江南没有从根本上全部统一于杨隋政权的表现，所以杨坚平定这次叛乱仍可看作是统一战争的余波，只有彻底平定了这场战乱，才能承认隋文帝最终全部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因此，我们在分析隋统一过程时，应当把平定这次叛乱的战事也一并加以考虑。
据《隋书》卷九八《杨素传》载，参加这次反隋斗争的重要成员除高、汪二人外还有李稜、朱莫问、顾世兴、鲍迁、叶略〔23〕、沈玄
、沈杰、陆孟孙、沈雪、沈能、沈孝彻、王国庆等。据《北史》卷七四《皇甫绩传》载，此外还有顾子元、元契、蔡道人等。《隋书》卷二《高祖纪》又增加了吴代华、杨宝英、李春等人。沈氏一姓的人很多，沈氏一族“代居南土，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24〕，反隋的沈姓者不少，反映这是大族沈氏反隋的表现。顾、陆、朱各名族中的人也很多，史称：“泉州（治今福建福州市）人王国庆，南安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25〕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南方大族的反隋大叛乱，对于刚刚灭陈的隋政权来说，确实是一次相当重要的挑战。尽人皆知，“侯景乱梁”之后，南方豪族的势力勃兴，很多著姓中的成员都担任了陈朝重要的地方官〔26〕，可以说这些大姓与陈王朝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隋朝灭陈之役等于是动摇了他们的政治命根，必然要招致他们的拼死反抗。因此，能否胜利平定这次大叛乱牵涉隋文帝是否能完成统一大业。不过，陈王朝已不复存在，因而这些叛乱均具有自发性质，虽然各具势力，却难以组成统一的战斗力量，故终于被杨素各个击破，“自余支党，悉来降附，江南大定”〔27〕。至此，隋文帝的统一大业可以说是全部完成了。在谈到此事时，我们必得在杨素的功劳簿上再补记一笔。
如果从个人功劳和作用看，在隋统一战争中应当按照下面的名次排列：隋文帝、高颎、贺若弼、韩擒虎、杨素和杨广，晋王杨广只能名列最后。
注释：
〔1〕 《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2〕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3〕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4〕 《陈书》卷三○《傅縡传》。
〔5〕 《南史》卷七七《沈客卿传》。
〔6〕 《隋书》卷六○《崔仲方传》。
〔7〕 《宋书》卷五七《蔡廓附兴宗传》。
〔8〕 《隋书》卷五二《贺若弼传》。
〔9〕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488。
〔10〕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11〕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12〕 《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
〔13〕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14〕 《隋书》卷四一《高颎传》。
〔15〕 《隋书》卷丑二《韩擒（虎）传》。
〔16〕 《北史》六八《贺若敦附弼传》。
〔17〕 《北史》七一《秦王杨俊传》。
〔18〕 《隋书》卷四一《高颎传》。
〔19〕 《隋书》卷四一《高颎传》。
〔20〕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祯明二年十月。
〔21〕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祯明二年十月。
〔22〕 《北史》卷四一《杨敷附素传》。
〔23〕 《北史》卷四一《杨敷附素传》有“叶皓”，《隋书·杨素传》作“叶略”，未知孰是。
〔24〕 《旧唐书》卷五六《沈法兴传》。
〔25〕 《北史》卷四一《杨敷附素传》。
〔26〕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第六章第五节中“江南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
〔27〕 《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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