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具理性对我国教育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面影响论文,理性论文,我国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3)01-0124-03
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理性本是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曾宣称人是理性的动物，奠定了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甚至新教改革都曾借助理性的力量达成自己的目的。长期以来理性都是人类战胜自然，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巨大力量。因此，一直到20世纪前，理性一直作为人的本质性存在而备受推崇，成为教育目的的主要价值取向。然而，自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以来，理性日益与科技相结合，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几乎成为资产阶级进行社会控制和追逐利润的最佳工具。这种倾向因受到了风头强劲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支持而越发张扬，迅速扩散到社会诸多领域，成为支配人们生活的主导性思维，笔者把这种思维描述为：选择有效的手段以实现社会和个人意欲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关注目的本身是否合理，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只要手段是有效的，即被认为是合理的。社会和个体把一切都变成了用来制造其他工具的、为固定目的服务的一般工具。
这种思维先后受到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及今天西方的“人本主义”学者的批判，韦伯把这种理性化过程比作“铁笼”，并提出价值理性的概念与之抗衡。法兰克福学派则对工具理性导致人的“异化”现象加以批判，马尔库塞曾批评工具理性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共同构成对人性的压抑，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当代人本主义学者指责工具理性忽视了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把人类引向危险的边缘。本文不拟对工具理性的特质作出分析，也无心考证西方反理性主义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笔者的兴趣关注仅在于：工具理性是如何侵入我国教育领域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的。
一、工具理性在我国的传播及其对教育的渗入
工具理性在我国的传播与近代中国的落后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做着天朝美梦的一些传统士大夫才痛苦的意识到中国科技与工业的落后，于是，他们被动地向西方学习。为寻求强国之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科技与教育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态度。例如：继洋务派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维新派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大力倡导“教育救国”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均认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缺乏有用的人才，所谓“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一个国家的强弱，关键就在于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智慧的高低，而民智的开发，舍教育则无成。显然，他们是把教育作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这种教育救国论的主张也影响了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面临内忧外患，终于喊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急切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鉴于西方人正是借助科技理性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化社会，他们对科学推崇倍至，加之中国近代几次改革的不成功，使得他们产生了浮躁的心理，对科学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结果，西方学者对科学主义所作的批判性反思以及由工具理性所引发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系列危机被国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于是，当国人不加批判地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工具理性也逐渐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诸领域。显然，在追求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中被忽视的恰恰是人自身的解放问题。当时，主张教育救国的一批教育家无不把教育视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有效手段，从而忘记了教育对人自身的价值提升这一本体功能。
从维新派直至五四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改革的目标上不尽相同，但他们渴求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却是惊人的一致。这种国家功利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来不及思考人的存在意义、人的价值追求和人自身的解放问题，便急匆匆地把西方的科技、政体或经济制度生搬进来。在思想资源上他们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实证主义哲学支持下的工具理性，而对西方的价值理性传统和反理性主义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反思置之不理。这种思维模式主宰了近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政治家、经济改革家和教育家，并且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我国在教育领域实现了一次大的院系调整，其突出特征就是以工程技术为主的理工学科不断得到加强，而以引导人生意义为主的人文学科却不断被削弱。在随后的“文革”期间，教育更是被不恰当地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可见，我们在对待教育的态度上一直都是持工具理性主义的立场。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在实践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直至80年代中期，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在哲学领域展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使人们开始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迎来了思想上的解放，随着讨论的深入，至90年代哲学界又掀起了“人的主体性”的论争，而文学界则举起了人文精神的大旗。于是，追求个性解放逐渐演变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利益、自由和权利。这本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市场经济的建立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追求个性解放很快与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合流，使得人们日益追求自利的目的，逐渐淡忘了集体主义精神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结果，原先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下来的工具理性一方面由于惯性继续与国家层面的功利主义顽强地结合在一起，压迫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又悄悄地与国家功利主义发生分离，改头换面地与个人层面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日益成为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理性基础。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对我国的教育乃至国民的精神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说，工具理性与国家功利主义相结合的结果是以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来造就国家的繁荣，那么，工具理性与个人功利主义相结合则导致了人们“奋不顾身”地化公为私，以满足自己无止境的贪欲。无论是哪种结合，它们对教育的消极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背离了她的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悲观地承认，在极端的教育功利主义中，人越来越被物质的世界“异化”了。
二、工具理性影响下的教育功利主义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学者开始意识到工具理性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并对教育的功利主义以及教育中的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还过于笼统，没有进行细致的疏理，以致于批判的力度受到影响。笔者试图从工具理性对我国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角度对教育中的两种功利主义倾向作一番清理。
（一）工具理性影响下的国家教育功利主义
如前所述，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表现为在经济领域通过市场化的建设实现国家收入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政治领域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人民民主专政；在科技领域通过技术创造和革新来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系列发展目标反映在教育领域则是社会本位取向的教育目的价值观的确立。社会本位论者认为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在确立教育的价值取向时应当优先考虑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而教育目的也在于使人社会化。比如，在我国的教育界，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人是社会的人，人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受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人的发展需要也总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所决定、所制约。……因此，在确立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时，唯一的依据就是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人的发展需要只能体现或包含在社会发展需要之中。”[1]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在一定的意义上相对独立地讨论人的发展问题，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超现实的人性论。然而，这种观点恰恰忘记了马克思在“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所昭示的真正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发展是最高的目的，社会的发展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我国的社会本位论者却颠倒了这一关系：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加以利用，这不正是工具理性思维作崇的必然结果吗？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我国的教育决策者在制订教育方针和政策时，优先考虑的是教育的经济、政治功能，追求的是教育对社会物质利益、经济生产和政治需要的满足，关于人自身的个性发展、精神需求等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的教育方针又深刻影响了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育教学的种种方式，在培养目标上片面强调按照社会对人才的标准化、规范化和职业化的要求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使得受教育者的独立个性及创新意识受到极大的压抑；在课程设置上，偏重理工科，以此来培养大批的科技专家、工程师和熟练劳动者，却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教育教学的方式上一味追求量化指标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而贬低教师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启蒙教育的隐性劳动。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是被当作“人”加以对待的，而是作为教育加工的原材料、作为工具和手段来加以模塑的。所以有人惊呼教育领域中“人”不见了，有人指责学校就是“人力加工厂”。我们的教育“已被充裕和富有的物质世界的漫天尘埃所遮蔽”，[3]教育日益失去了她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变成了人们攫取利益的资源和手段。正如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的对话中不无忧虑的指出：“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经成为实利的下贱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4]直至今日，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中，仍然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振兴、经济的富强和科技的发达，至于人自身的解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工具理性影响下的个人教育功利主义
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追求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教育应从根本上关注人性，陶冶人格，始终将生命意识的唤醒，人的生成放在核心地位。然而，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今天的教育似乎正在背离这一目标。工具理性的核心特征是追求最佳手段、最佳效率的有效性思维方式。这种有效性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功利主义，同时，它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从而在心理层面主宰了我们的行为。追求有效性的思维方式若配着今天愈演愈烈的个人利己主义，则后果更为严重，它表现为：在自利这一人生目的之大前提下，用冷静计算的方法，衡量外在世界的资源，然后尽可能找出实现最大效益的手段，满足个人的目标和欲望。这种情况已经很不幸的延伸到教育领域，日益暴露出教育者理性外表下的非理性以及受教育者畸形心理的养成。
1、教育者的异化
教育者在以往总是被冠以“春蚕”、“蜡烛”、“人梯”之类的美丽称号，这些隐喻的称号刻画出教育者崇高的道德形象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然而，美丽的光环并没有给教育者赢来应有的社会尊重。由于经济收入的长期偏低，使得教育者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今，教育者已不愿固守清贫，日益关注自身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这种倾向受到工具理性的刺激后越发不可收拾，逐渐滋生了教育领域的腐败行为。关于教育腐败产生的根源可能多种多样，哲学、法学、伦理学均可对此作出不同的解释。笔者尝试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对那些可能会制造教育腐败的人做一种人格心理和思维意识的分析。工具理性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有效性的思维模式，这种有效性表现在：(1)冷静地审视周围的教育资源并计算得失，必要时，可以把受教育者也视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资源。(2)慎重地考虑付出的成本与承担的风险，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铤而走险，不惜违反法律，以求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尤其在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和严密的监督机制情况下，这种行为发生的几率更高。(3)选择求取私利的最佳手段，诸如“权力”和“关系”这些隐性资源往往会被极大的加以利用。无论是教育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只要他们在潜意识里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就不会放弃对这两种资源的有效控制和利用，所不同的是资源分配的多寡而已。作为教育管理者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这两种资源获得较多的个人利益。至于一般的教育者（如教师），与教育行政官员相比，中并无什么行政权力，于是只好利用关系资源，例如通过实施贿赂来攀“官”系，通过熟人来疏通关节，或者采取别的违规途径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如评职称、发文章、晋级、选优或调配住房等。由此可见，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教育者的良知脆弱不堪，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说当初那些持教育救国论的教育家因过分拘泥于教育的国家功利主义而误入歧途的话，那么，今天的教育者则因陷入个人功利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在人格境界上，前者高尚得多，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教育者的良知与责任。而后者则不仅放弃了对受教育者进行人生价值的引导，也放弃了自身的道德操守。
2、受教育者的异化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加以观照，不难发现，今天的学生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他们不得不通过考试获取文凭，以便将来能够获得较多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冷静地考虑什么是获取资源的最佳途径。当今的考试制度所执行的主要是一种筛选的功能，它把那些智力优异或刻苦努力的学生选拔到高等学府培养为高级人才或复杂劳动者。而把那些智力较差或不肯用功的学生筛选下去接受较低层次的教育，从而为社会准备大量的一般劳动者。显然，复杂劳动者较之一般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源（工作环境、经济报酬、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于是，任何一个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复杂劳动者，但限于国家财力，教育并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所以竞争极为激烈，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下，出现考试“吃人”或分数“杀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走不出去的怪圈，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不得不把他们童年的天真、少年的梦想、青年的志向纷纷抛开，去接受一种非人性化的管理。这种管理极大地摧毁了学生天真无邪的品质和浪漫主义的追求。由于儿童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成人的那种理性计算的行为方式他们很快便学会了，且运用自如，在这个工具理性占据主导的时代，无孔不入的个人功利主义已迅速侵入了我们的校园，将校园里的理想主义气息扫荡一空。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我们很少听到大学生去谈论人生、人性、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一系列关涉人生意义的话题。他们关心最多的是外语四、六级能不能通过，能否顺利的拿到计算机等级证书以及是否有机会考取硕士研究生。大学生只关心他们所学的东西在将来能否迅速兑换成钞票，至于那些不能给个人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文学科根本引起不了他们多大的兴趣。而今天的高校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运作的倾向已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的功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