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到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_国家经济论文

从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到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_国家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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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特别是在世界经济科技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和政治发展多极化的趋势下,中国要想谋求更大的发展,必须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江泽民高瞻远瞩地明确提出“走出去”的战略思想,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进一步拓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从而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

一、“走出去”战略的理论渊源

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就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石。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的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76。在这里,马克思对世界市场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并指出,这一世界市场并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的、伦理道德的和政治的领域,其发展的结果是相互依赖的加强,民族的局限性和区域的封闭性被最终打破,世界从而走向一体。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其它著述中都谈到世界市场的理论。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稿及其续篇中,马克思把世界市场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使其成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体系的牢固基石。在《资本论》第一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部分)制定的“六册写作计划”中,马克思把商品作为其写作的起点,把世界市场放在第6册作为其写作的终点,指出了创造世界市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也直接表明了马克思将要探讨的重点就是世界市场。在这里,马克思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升到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从国内上升到国际,从国内市场上升到国外市场,并一直上升到世界市场这个最高的体系。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的真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它有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的欲望,这种欲望驱使资本家打破一切地域的界限,发展对外贸易,进而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2]P279。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3]P348。世界市场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前提。

第二,机器大生产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生产和需求也相继扩大,工厂手工业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于是就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大工业随之取代了工厂手工业。这样,民族的狭隘的市场就迅速向世界市场转变。“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4]P494。

第三,世界市场的发展是一个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个由生产力的发展所最终推动形成的世界市场不仅仅是经济的市场,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市场。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的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76。

另外,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是全球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他明确的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可能实现”。因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之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1]P86。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增长了,全世界的普遍交往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才能使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也只有这样,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和地域局限,成为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

由此可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情况下高速发展其经济,都必须参与到世界市场中去。况且,社会主义本身要求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实行普遍的交往和全面的开放发展。所以,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正是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世界市场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是江泽民“走出去”战略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渊源。

二、“走出去”战略的基本思想

就当今世界而言,世界经济科技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和政治发展多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开放、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共同奋斗目标。江泽民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走出去”这一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

(一)“走出去”战略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实施“走出去”战略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要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和潮流,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完全置身于国际经济环境之外去发展经济,参与全球经济、融入世界市场是所有国家的需要。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际潮流,积极地参与进去。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5]P193。

第二,实施“走出去”战略是顺应全球化资源配置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作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缺少的。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的全部资源,都需要从国外输入各种各样的资源。我国的石油、天然气等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和森林、渔业等资源蕴藏量明显不足,人均占有量更是贫瘠。我们必须走出去,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经济中去,到国际市场上去配置我们的资源。当然,我们也向国外输出我国丰富的原材料和各种资源,大力吸引外商,因为他们看中的就是我们丰富的资源。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5]P193。

第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虽然要立足于国内,但也要积极地把握国际市场。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已经使国内和国际的交往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引进来”是国内市场国际化,“走出去”是国际市场国内化。我们要通过“走出去”,不仅在国内参与他国生产的国际分工,而且还要在国外使他国参与我国生产的国际分工。要推动我国有条件有优势的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以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江泽民指出:“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这……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5]P194。

第四,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促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江泽民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当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应该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5]P541。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保障各国享有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平等发展的权利、各民族和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权利。1999年3月,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大原则。“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必将有力地推动这五大原则的运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尽快建立。

第五,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和积累的丰富国际竞争经验必将有力地推动“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20多年来,我们坚决贯彻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推行“引进来”的战略,在经济、贸易、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方面开展多方合作,扩大交流领域,吸收优秀成果,从而有力地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国际竞争经验。江泽民指出:“现在情况与二十年前不同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5]P194

(二)“走出去”战略的具体措施

第一,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江泽民指出,“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法制建设。”[5]P319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控对外投资,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要加大改革的力度,简化和规范各项审批制度,提高运行效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对凡是涉及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申请、办证、审批等各项相关手续,尽量采取“一站式”的审批模式,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避免公文旅行。政府要加大和完善在对外直接投资、申办条件、经营方式、行业政策、资金融通、利润分配、人员选拔和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方面的立法工作,使我们的“走出去”战略在相应的法律框架内有序进行。要抓紧签定投资保护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等政府间协定,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要加强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是以高新技术革命为动力的,世界经济每一个增长周期的高潮都是由高新技术革命运动带来的。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信息、生物工程、空间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运用所推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由此创造的人类社会的巨大财富已经向我们全新地展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在它们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能源结构、技术结构、投资结构等都呈现出新的水平和特点,资本得到合理流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技术革命的浪潮和由它带来的新的经济发展的浪潮要求我们必须敏锐地抓住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增强紧迫感和创新意识,主动走进世界技术市场,参与世界科学的合作,掌握技术革命的主动权,努力开创我国科技事业的新局面。并以此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江泽民明确指出:“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5]P244

第三,要尽快成立有关对外投资的信息采集中心,强化政府信息和政策服务的职能。国家要尽快在国内外建立信息中心,建立专门的网站,完善信息服务网络,拓展信息采集渠道,系统地向投资者提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国情、法律法规、经商惯例、行业水平、政策环境、经营环境和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信息。要定期和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国内外企业投资贸易洽谈活动和信息发布会、研讨会,帮助企业承揽业务。要强化人才队伍的培训和建设,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开展跨国经营的高水平的企业家和管理队伍。

第四,要努力培育一批资产一体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衡量一个国家的企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能否成功地进行国际生产与经营。我国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就必须积极培育一批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因为参与全球化的主角是企业,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是跨国公司。要培育一批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实施大企业战略,借助企业集团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江泽民指出:“要重点培育和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这些大企业在资本运营、技术开发、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5]P149

第五,要加大对国有资产特别是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要尽快建立以外汇、税收和国有资产安全为核心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要加强宏观调控,建立预警机制,严格税收管理。对海外企业要定期向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部门呈报财务报表,详细报告海外企业资产负债变化情况。国家审计、税务、央行等部门要强化对海外企业的监督。要制定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办法,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防止海外企业盲目投资,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处理好“两个结合”

第一,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紧密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起步是“引进来”,这是我们发展的基本策略。通过招商引资,我们从国外引进设备、技术、资金、人才、管理、信息、先进的工艺流程和全套的外国企业,有效地利用了大量的国际资金和技术,弥补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资金和技术的巨大缺口,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江泽民指出:“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5]P194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市场经营经验的积累和优势企业的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走出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引进来’方面成绩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5]P193“走出去”战略是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这一战略,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我国20多年来在技术、资金、劳务等方面积累起来的比较优势,主动参与国际的分工,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和劳务等的合作,带动设备、原材料、劳务等的出口,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江泽民指出:“‘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5]P194他说:“在努力扩大商品进口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气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5]P191

第二,要把“走出去”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紧密结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全球化形势下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我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行“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要时刻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来抓。爆发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韩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日本的金融动荡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两者绝不能偏废,绝不能只顾一头。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要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把引进和开发、创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优势;要利用外资,同时更要重视自己的积累。这样才能争取时间,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要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5]P208其次,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决不能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或做法。我们要依照我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当然,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需要吸取的。再次,要始终大力发展经济。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一次提醒和告诫全党:“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只有经济上去了,综合国力增强了,才能为我国的安全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证。但在发展中,必须同时注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要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关系,十分注意切实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5]P196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再一次强调:“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走出去”战略的重大意义

作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对我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拉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江泽民明确指出:“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5]P194

第一,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在这样一个资源共享的世界市场体系内,“走出去”,到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和生产要素充裕的地方投资办厂,到商品需求量高的地方销售商品,往往能赢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点和长远战略方针。但是必须看到,我国人均资源相对有限,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的约束。“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不仅解决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所带来的人均资源相对紧张的问题,弥补我国资源和市场的不足,缓解由此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而且为我们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况且,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也必须通过“走出去”才能得到最根本的解决。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视野要放开一些,既要看到欧美市场,也要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对产品和技术的要求相对也低一些,但市场十分广阔。……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5]Pl90-191

第二,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创造我们的国际品牌。在国际竞争的风浪中,大型的跨国公司是经济上的航空母舰,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我们的企业仍在国内打转转,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们就培育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的跨国公司,我们就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占据主动。因为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活动主体。要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要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的改革,加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着力建立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经营机制。要以资本为纽带,积极推进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企业重组,切实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造就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并着力提高它们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他说:“这对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有利。”[5]P195

第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拓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拓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我国的企业“走出去”的多了,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而且也可以加强我国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团结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的企业深入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流合作,并以此作为一种渠道。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走向中国,铲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当然,在这一战略的实施中,我们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的经济和科技的坚实基础,这样,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拓展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而且会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朝着更加和平、稳定、公正、合理、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秩序发展。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是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稳定,中国的强盛是和平力量的增长。”[5]P531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综上所述,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和马克思的世界经济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非是无源之水,而是具有深厚而坚实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底蕴的。同时,这一战略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江泽民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更好地利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的有利条件,尽快融入全球化经济,加快培育我国的国际品牌,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拓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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