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文艺规律 尊重文艺人才——周恩来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周恩来论文,领导艺术论文,规律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把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又说：“文艺部门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向文艺家们学习，努力成为行家里手，用符合文艺规律的办法来领导文艺。”中国共产党素有重视文艺工作的传统，但重视绝不是简单地实施行政干预，而是遵循文艺规律进行领导。如何按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做到既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又在具体工作中不断改善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是对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文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而周恩来同志可以说是这方面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和最优秀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而且还善于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文艺的特殊规律高度融合为一体，对文艺工作进行了成绩卓著的领导。
周恩来同志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了超群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善于通过自己的文艺天赋和深厚素养、利用文艺形式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进行反专制、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他一方面从事繁忙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工作，另方面热情主动地关心文艺工作，对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廿世纪三十年代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始终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他在我国几代文艺工作者心中是一座永放光芒的灯塔，也是深受广大文艺工作者爱戴的文艺工作领导的楷模。
由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文艺工作历时近半个世纪，他的影响和业绩渗透在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方方面面，所以研究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既可丰富中国现代文艺史的内容，又可直接受益于现在。
一、亲切平易，以朋友的身份和文艺界同仁相处
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周恩来在几代文艺工作者的心中既是一代伟人，又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师长和朋友。尽管周恩来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但文艺界人士与他相处时从来没有面对一个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大人物的感觉，而是有一种与朋友相处、与长者相处和与家人相处的亲切感、亲近感和亲情感。在与周恩来交往的文艺工作者中，既有郭沫若、冰心、曹禺、老舍、梅兰芳、程砚秋这样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又有在广大观众中享有很高威信的白杨、张瑞芳、秦怡、赵丹等表演艺术家。此外，还有一大批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艺术家。虽然这些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在艺术的造诣上、在艺术追求和艺术个性上各不相同，但都从与周恩来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给予的温暖和指引。中国文艺界的世纪老人冰心说：“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①]
这里举几件周恩来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融洽无间的小故事。第一件：1957年春，一次电影工作者会议之后，周恩来请了参加会议的女演员到家中作客。演员于蓝无意间告诉邓颖超，说她会后要到杭州疗养。不久，周总理陪同苏联伏罗希罗夫到杭州参观。一天下午，周总理利用休息时间，在秘书的陪同下，步行到孤山看望于蓝。第二件：1961年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了电影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天，与会者游香山，有演员建议合影留念。当时周总理也在场，他说“我也参加一个！”于是大家把他拥到前排中心的位置上，他却说：“今天你们是主角，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周恩来的这句话，温暖了在场所有电影工作者的心。的确，我们看到，现在留下来的这张照片，周恩来站在整个画面的第三排的左侧。画面上的周恩来完全融合在群众之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第三件：据陈荒煤同志回忆，1959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因痔疮复发在医院卧床休息一天，他利用这个时间约赵丹、郑君里、陈荒煤等就电影问题进行交谈。见面后，郑君里高兴地说：“我们早就想听总理的指示了。”此时，周恩来微笑着而又严肃地看了大家一眼，指着赵丹等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是我在重庆时就认识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去之后才认识的——如果你们把我看成领导，要我作什么指示，我就不讲了，要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我倒愿意讲点心里话。”陈荒煤在回忆到这里时说，郑君里、赵丹听了上面的话后，“简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有些顽皮的笑容，不禁使总理和我们大家都欢乐地笑了起来。但我也的确感到这是一种真挚友情的流露，甚至可以说是君里、赵丹对这种友情的得意的享受和陶醉。”
当我们翻阅回忆周恩来的各种文章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受到，许许多多和周恩来有直接接触的文艺工作者都切身地体验到，作为一代伟人，他时刻怀有一种真挚的普通人的心态。关于这一点，老舍夫人、画家胡絜青在《巨人的风格》中有一段精彩的记叙：“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际。”“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艺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觉着，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有很深的文艺修养，多才多艺，他非常关注文艺事业，把许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文艺界一致认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对文艺事业的发展好处极大，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②]“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把我当做一个朋友”，前者体现了周恩来虽在高位，但从不把自己放在可以特殊、可以高于普通群众的“官”位上，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的体现；后者体现了周恩来内心的希望和要求。由于长期形成的等级观念，“官”和普通群众的界限分明，甚至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周恩来力倡一种新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并在广交朋友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文艺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一切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何等自然，何等亲切，又何等有成效啊！
二、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决不放弃原则
周恩来在1961年召开的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他十分精辟地分析道：
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在社会主义立场范围内探讨问题，是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作了录音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说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③]
这里，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主作风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深刻，又有可操作性。具体说来有四个方面。第一，造成民主作风的关键在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如果一个文艺部门或者文艺部门的主管单位，习惯于发号施令，不讲文艺规律只讲长官意志，就没有艺术民主可言。第二，在文艺工作中，要把个人对一些艺术创作、艺术批评问题的讲话和“党正式批准”的、“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两者加以区别。个人的讲话即使是领导干部的讲话与党的正式文件也不能混为一谈。第三，讲艺术民主并不是不要原则。周恩来讲的文艺界的民主作风，是在“社会主义立场范围内”的民主作风。也就是说，文艺界的民主是有鲜明的目的性的，是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归根到底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艺术创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蕴藏的文艺创作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第四，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来说，讲民主是为了真正听到“不同的见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而绝不是把民主弄成颂扬领导“正确”的手段。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所倡导的文艺界的民主作风是以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襟怀无比坦荡、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芥蒂为基础的民主作风。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曾经说过：“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可以这样说，周恩来的发扬艺术民主的思想为实现列宁的两个“无可争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大量的事实还告诉我们，周恩来不仅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艺术民主的各个方面，而且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正因为周恩来不但是发扬艺术民主的言者，而且是行者，所以才在中国现当代的几代文艺工作者中得到真诚的理解和诚挚的回应。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凡是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文艺工作者——无论是老一代的作家艺术家，还是成长中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都被他的民主作风所感染，凡有意见和不同的认识，都愿意坦率地直言。林林在《遗爱翔寰宇》一文中，谈到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次，在人大会堂某厅开会，我也被通知参加，听周总理讲话，牵涉苏联某些问题。讲过后，在座的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王荩卿同志，提出些不同的意见。我就看看周总理的表情。他思索了一下，就表示赞同王同志的意见。他说开会就是‘集思广益’，有不同意见，考虑问题就会更全面些、准确些。他的民主精神给我们言传身教，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④]在一个身居党和国家要职的领导人所主持的会议上，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地发表与主持人不同的意见，这是不常见的，也是不平常的。但更难能可贵的是，领导人经过考虑，立即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的确体现了一个伟人的高度的民主意识和非凡的气度。对此，胡絜青的体会是独特而深刻的。她说：“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⑤]
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作风，一种是长官意志，“我说了算”，容不得不同意见；另一种是充分尊重艺术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扬民主。前一种作风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表面上的“完全一致”、“完全拥护”，而实际存在的不同意见得不到发表而遭到压抑，造成文艺园地的凋零与萎缩；后一种作风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家的创造才能，体现艺术家的独立的创作个性，真正实现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和文艺评论上的百家争鸣。
周恩来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的高度民主，根源于他对文艺创作是需要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充分体现艺术个性的认识为基础的。但他同时也认为艺术创造的特殊性绝不能超越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在党的大政方针之上和之外讲文艺的特殊性和个人创造性。他一方面批评有的领导人对文艺创作随意“定框子”；另一方面，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大框子，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这是周恩来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的辩证法。我们注意到，他既虚心地听取各种意见，但是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地方，涉及对外关系，涉及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的时候，他是一点也不迁就，一点也不让步的。下面是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的回忆：
1954年苏联举行中国电影周，中国派了代表团去参加，在苏联各大城市轮流放映了《智取华山》、《鸡毛信》等影片。在与观众见面时，少不得要陪着看影片。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苏联观众，一看到银幕上有战争场面就低下头不看。后来我和另外两位团员去了波兰参加那里的中国电影周，又发现情况与苏联一样。当时，我国还派了一批导演在苏联学习，见面时他们也向我们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还接到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信，要我们转给文化部，提醒以后要少拍战争影片。回国之后，代表团进行总结，就把这一条认真地写了进去，建议以后少拍战争片……
总结交上去没有两三天，周总理就通知全体代表团到中南海开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总结中的这一错误。他说（大意）：苏联人民经过残酷的卫国战争，几乎家家有惨痛的损失。他们怕看战争场面，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却千万不能因此就不拍战争影片。帝国主义还在封锁我们，蒋介石还在梦想反攻大陆。我们不能放松战争的准备，尤其不能在思想上丢弃战争的警惕性。我们不是要停止拍战争片，而是要大力拍好战争片。[⑥]
争论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是极不平静的。文学艺术还不能仅仅承担满足群众娱乐和审美的任务，还必须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保持革命警惕、提高革命警觉的教育，而优秀的战争影片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周恩来在当时以严肃的态度，力排众议，提出“我们不是要停止拍战争片，而是要大力拍好战争片”，就不能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关于电影题材问题的碰撞，而是涉及到文艺要不要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的大问题。
三、遵循文艺规律，尊重创作个性
周恩来说：“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⑦]联系他几十年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深感他的确是在认真研究艺术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卓有成效的领导的。
艺术规律的问题是艺术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世界众多的艺术理论中，凡属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指导过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的，都在客观上这样那样地体现着艺术的客观规律。艺术规律的内涵十分丰富。一般来说，既有在宏观上制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的规律，也有具体指导艺术创作、生产艺术精品的规律，当然也有关于艺术接受方面的规律。有的艺术规律具有极广泛的普遍性，有的则仅仅适应于特定性质、特定艺术类别的规律。从领导文艺工作的角度讲，最主要的是要把握支配艺术繁荣和发展的艺术规律。
从是否有利于促进和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来说，有两种对立的文艺方针，一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专制主义。前者促进和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后者阻碍和扼杀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从领导文艺的指导思想上说，前者提倡放，提倡在竞争中表现各文艺种类、形式、题材的优势，在不同观点意见的争鸣中明辩是非；后者以长官意志为最高原则，在“题材决定论”的指挥下，只准写什么，不准写什么，只准有一种声音以显示长官意志的“正确”、“英明”。积中外历史经验证明，前者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后者违背艺术发展的规律。
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周恩来是一位深谙艺术发展规律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文艺领导人之一。在他领导文艺工作的生涯中，从来不搞长官意志，而坚持“百花齐放，众美争妍”。早在建国初期，他针对当时的戏曲改革工作，明确指出：“如果让我表决一下，荷花与梅花哪个好？我想这是很难的。所以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因为是百花，就各有各的好处。”他主张各种文艺之花都开出来。他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
我国是一个有丰富的文化积累的国家，文学艺术的种类、样式、题材、体裁、表现形式、艺术手段极其多样，真可以说异彩纷呈多姿多彩。对此，周恩来的一贯指导思想是：在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鼓励竞争，求其繁荣和发展。特别是对那些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有巨大潜力，能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反对外来侵略，发扬民族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各种文艺形式，更是全力支持其繁荣、发展和创新。五十年代末，浙江昆剧团在北京演出了《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城。周恩来及时给予鼓励。他十分高兴地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他立即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总结昆曲改革经验，向全国其他剧种推广。1960年他又召集中南地区四大名旦（陈伯华、常香玉、红线女、尹羲）聚会。他指出：“全国主要剧种都应该各自建立剧院，形成艺术中心，以便更好地发展地方剧种。全国要建立八大剧院，你们都当院长，由中央直接批准。你们回去后要积极筹备，有什么困难要求，可以直接找中央。”[⑧]的确，由于得到了国务院总理的倡导支持，加上中央文化部及各地文化行政部门的筹划落实，当时的戏剧舞台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关于文艺鉴赏，周恩来说：“上海人喜欢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⑨]又说：“陈云同志所写关于曲艺的信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⑩]文艺欣赏中的主观倾向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应该受到尊重，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自己的欣赏兴趣和爱好去干涉和否定别人的正当而健康的欣赏兴趣和爱好，这就是审美活动中的“趣味无争辩”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作为领导者，他们在文艺欣赏方面也应该有自己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在这一点上领导者与普通群众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同样也应该尊重他们的兴趣和爱好，而不应该把在文艺欣赏活动中表现出的某些纯属兴趣和爱好的倾向作为“指示”和导向。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领导者，特别是直接管文艺的领导者，应该象周恩来那样身体力行，不要在一些非政策、非方向的问题上发表“指示”，而应给予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充分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
关于文艺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表现着文艺创作的规律。周恩来在1959年作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中针对大跃进中“放卫星”的问题，指出“精神食粮不能以数量作标准”。1961年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说：“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他还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总结“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他说：“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11]
工农业生产不能不讲数量（当然是以质量合格为前提的），没有相当的数量就没有发展的水平。精神生产，例如文艺作品的生产虽然也不能数量太少，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作家的创作水平绝不是以数量为标志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创作诗歌。当时一个县就可在短时间内编上万首“诗”，但真正算得上诗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据说，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时写了上万首诗，当时也有人把他吹上了天，但至今没有任何一部文学史承认这个天子是够格的诗人。而唐朝的张若虚，一生仅留下两首诗，其中的《春江花月夜》，几乎所有的唐诗选本都入选，闻一多先生称这一首诗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本世纪五十年代，丁玲主持中央文研所，她对青年作家说：“一个人辛辛苦苦的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那怕用一生的时间，能为人民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12]丁玲说的这个意见曾被人上纲为“一本书主义”，大加鞑伐。其实丁玲这话既是文学史早已证明了的事实，又是一个真理。周恩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精神食粮不能以数量作标准”的问题，是完全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的。
文艺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生产。有的学者把艺术生产的这一特性称为“铁的规律”。[13]遗憾的是，正是这一“铁的规律”在“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并未受到尊重，并往往把艺术个性混同于个人主义，从而遭到无端的指责甚至批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竭力维护和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就显得十分可贵和值得珍视。1959年，他很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独特风格是主导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个性，譬如京剧，就有梅派、程派、谭派、麒派等区别。学人家的是为了丰富自己，没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就会消亡。”[14]独特的、个性化的创作个性是独特风格的核心和灵魂。周恩来把艺术创作的“独特风格”和“个性”放在“主导的”、涉及艺术是否“消亡”的重要位置上，不仅说明他是精通艺术的行家里手，而且是捍卫艺术生命的卓越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
四、尊重人才，发挥所长
文艺工作的专业性很强。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不仅要通过学习和锻炼具备一定的思想修养和业务技能，而且某些素养还建立在一定的先天秉赋和特定的生理机能的基础之上。从一定意义上说，杰出的作家艺术家的出现不仅有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制约，而且有社会历史环境（包括是否有开明的珍惜人才的政治领导人）条件的影响。我国从三十年代以来之所以能产生一大批革命和进步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杰出人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是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和像周恩来这样特别杰出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分不开的。
受到周恩来高度尊重，并创造条件使其能尽其聪明才智，为人民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中，有像郭沫若、齐白石、茅盾、曹禺、老舍、徐悲鸿等等同辈的大师级的作家艺术家，也有当时还是中青年的秦怡、张瑞芳、白杨、王昆、才旦卓玛、赵青、严凤英等等。建国以后，周恩来还多次肯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演出在外事工作中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著名的声乐家周小燕在《难以忘怀的教诲》一文中，涁忆周恩来谈到组团出国演出的意义时说过：“文艺工作者能够拿出有质量的高水平的艺术到国际上去，要比我政治家去发表一篇演澆更有说服力，作用更大。”[15]
周恩来与郭沫若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周恩来对郭沫若自五四以来在文学创作、史学研究和从事革命活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是深刻理解并给予高度评价的。鉴于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鲁迅在中国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必须有人接替，1938年经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由党中央于同年夏天作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的顽固派实行全面的法西斯高压政策。为了冲破禁锢，周恩来提出建议，发动和组织了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及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一场巧妙的文化斗争，通过对郭沫若革命道路及文艺创作、科学研究业绩的赞扬，表达了进步的文化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决心。经过这一活动，郭沫若成为公认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文化的旗帜。
周恩来还根据郭沫若具有从事社会活动与进行文艺创作和科褔研究的杰出才能，从当时的需要出发，建议郭沫若的工作重心有所调整。1937年12月以后，由于南京陷落，抗日形势十分紧迫，中共中央以“充实和加强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主张，取代了过去“选举国防政府”的办法。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开始表示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周恩来耐心地做工作，希望他能利用这个职务和阵地团结进步文化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揭露反动派颠倒黑白和投降阴谋。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预见。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恶化，大批文化人撤退到外地，当时已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公开活动。这时，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提醒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活动，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沫若，现在是时候了。”[16]这是对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化人士的公开号召。果然，仅仅1942年前后两三年内，郭沫若就写出了历史剧《屈原》（1942年1月）、《虎符》（1942年2月）、《高渐离》（1942年6月）、《孔雀胆》（1942年9月）、《南冠草》（1943年4月）。在史学研究方面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专著以及影响很大的史论《屈原思想》和《甲申三百年祭》。特别是《甲申三百年祭》，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并作为当时干部的必读文章。
建国以后周恩来对文学艺术各方面人才的任用和成长倾注了更大的关注。程砚秋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唱腔和唱法，是公认的程派的创始人。1949年夏天，北京解放不久，为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周恩来特别繁忙。但就是在这紧张的国事中，他还抽出时间专程拜访了程砚秋，给了程砚秋以极大的感动。1956年冬程砚秋出国演出归来，周恩来专门把程砚秋夫妇请到家中长谈，鼓励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作程的入党介绍人。1957年当程砚秋按规定履行入党手续时，作为介绍人之一的周恩来非常严肃认真地给程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幸的是，1958年程砚秋就去世了，年仅五十四岁。1956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作家，当他了解到臧克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而不是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提出了疑问。不久，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臧克家转到了中国作协书记处工作。臧克家对此十分感慨。他说：“这是件关系我一生的大事，把我从一天八小时办公室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回到了文艺队伍，可以专心从事文艺工作和写作了。对总理的关注和组织上的安排，我心潮翻腾，充满感激之情。”[17]
周恩来不仅十分重视成绩卓著的作家艺术家，他对青年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也是非常爱惜，尽可能地使他们能顺利成长。赵青是新中国培养的青年舞蹈家。她1955年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后，多次在国内外演出中取得巨大成功。周恩来对这样一个难得的舞蹈艺术人才十分看重，引导她从演外国的《天鹅湖》、《吉赛尔》到演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小刀会》。周恩来为了给赵青的艺术发展创造条件，连她的居住状况也亲自过问。赵青在《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物》一文中说：“总理从我父亲口中知道我住的是水泥地，总理特派周巍峙同志来我家去证实，并下令专门将盖大会堂中宴会厅剩下地板为我们全体舞剧团演员盖起二幢地板地楼房。”[18]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艺工作在他整个领导工作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太大，但他所成就的业绩以及他的业绩的影响，都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周恩来之所以能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如此功勋赫赫，不仅得力于他深谙文艺的规律，而且得力于他对文艺事业的执着的热情和高超的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我们要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应该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这笔宝贵的财富。
注释：
① ② ④ ⑤ ⑥ ⑧ [15] [17] [18]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序言，第61～62、164、263～264、137～138、59、360、174、185页
③ ⑨ ⑩ [11] [14]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31～32、46、48、36～37、29页
⑦ 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①② 引自周良沛《丁玲传》第528页，北京十月出版社
①③ 见何国瑞《艺术生产原理》第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①⑥ 引自肖玉编《周恩来》第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