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舞狮周刊”作家的创作、聚合与分化_国家主义论文

20世纪20年代《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醒狮论文,撰稿人论文,周报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3-0022-15

       19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基本上是以上海《醒狮周报》为发源地，尔后向全国各地扩散。作为192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主义刊物，《醒狮周报》受到了论者的广泛关注，但检视已有著述，大多基于思想史的视野来解读《醒狮周报》的文本，而很少去考察《醒狮周报》作者群的身份特征、聚集途径及其分化、破裂情况①。事实上，与以往之浮泛印象截然相反的是，《醒狮周报》的创办虽然具有十足的党派背景，然而它的稿源却并非局限于中国青年党内部，而是吸引了像吴宓、汤国梨、何炳松等众多知名人士的投稿，至于其他不知名的人士则更多。政治立场、文化背景迥异之人士参与到《醒狮周报》的撰稿人队伍中来，这一现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国家主义思潮的复杂性与多元性。《醒狮周报》的周围究竟汇聚着怎样一批撰稿人，他们具有哪些身份特征?这批撰稿人是透过何种纽带关系聚合而成，其间又发生过怎样的分化与变异?这是本文拟探讨的内容。

       一、《醒狮周报》的版面及其撰稿人的构成

       醒狮社位于上海静安寺路民厚北里1719号，由它出版发行的《醒狮周报》创刊于1924年10月10日，至1930年1月28日停刊，累计出版212号。以1926年10月10日发行的第105号为界，可将《醒狮周报》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醒狮周报》的前期与后期在很多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就版面而言，第1至104号的版面采用期刊的形式，分设了众多栏目。自第105号版面改为报纸后，栏目的设置大为简化，各种讯息几乎不加拣择地映入读者眼帘。更值得注意的是，前期的《醒狮周报》并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它的稿源十分广泛，后期的《醒狮周报》则蜕变成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其撰稿人队伍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本节着力分析《醒狮周报》前期的版面与撰稿人。

       前期《醒狮周报》设置了时评、论说、演讲、读者论坛、来论、译述、特载、通信、海外通讯、纪事、社会调查、文艺专栏等栏目。上述栏目除时评、论说外，并非各期都有。而且栏目设置似有不尽合理之处，如时评、纪事、社会调查都是时事类文章，大可归为一个栏目。论说与演讲也无甚区别。下面将同类的栏目集结在一起，统计它们的文章篇数与内容。

       据笔者统计，时评、纪事、社会调查计约197篇，涉及内容如下：

      

       论说、讲演计约142篇，涵盖内容如下：

      

       读者论坛等栏目计约128篇，涉及内容如下：

      

       对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醒狮周报》采取发行专号的形式深入讨论。前期《醒狮周报》共发行专号10次，内容分布如下：

      

       表1至表4勾勒出了《醒狮周报》的基本内容。时评、论说和演讲是《醒狮周报》的主打栏目。论说和演讲以介绍国家主义的理论知识为主，包括国家主义的学理渊源、历史发展线索，以及国家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主张。时评则是运用国家主义的理论对现实问题加以指导、评论和说明。各栏目的话题设置较为一致，论述最繁密的是西方列强、北洋军阀以及国、共。这是由《醒狮周报》的创办背景所决定的。1921—1922年，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划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由美国牵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但这次会议并未调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后美、日在远东地区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构成了《醒狮周报》创刊的国际背景。《醒狮周报》的出版宣言中写道：“太平洋之风云日亟，日美间之暗斗方殷，一旦远东战祸爆发，终不免以我国为战场，有不容国人之酣睡也哉?”②对“一战”后帝国主义之间的军备竞赛与利益争夺进行揭露与报道，并极力渲染出一种战争迫在眉睫的紧张气氛，是《醒狮周报》“西方列强”类文章的基本特征。同时，国内正值北洋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亦告初定，国民革命呈蓬勃状。抵制国民革命的洪流，转而倡导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中心目标的“全民革命”，为《醒狮周报》另一舆论重点。

       前期《醒狮周报》的稿源十分广泛。据统计，在各栏目发表文章的撰稿人共有150人左右。若以发文数量10篇为基线，《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发文在10篇以上者，共计12人，分别是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余家菊、胡国伟、张介石、李劼人、黄仲苏、林植夫、田汉、王光祈。这12人是《醒狮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其中曾琦是《醒狮周报》的总编辑(见表5)。

      

       《醒狮周报》的另一类撰稿人是发文数量较少，一般在10篇以下者。这部分撰稿人的人数约140人，是《醒狮周报》的一般撰稿人。其生平可考者共37人(见表6)。

      

      

       表5和表6显示出《醒狮周报》作者群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是就职业身份看，《醒狮周报》的撰稿人主要由以下几类社会群体构成：中等以上学校教师；报刊编辑、公务员；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留学生。这些撰稿人的籍贯主要分布在川渝、江浙以及两湖这三块区域，所服务的职业部门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的高校、书局与报社。

       二是就年龄结构看，《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基本上是由1890出生代与1900出生代构成。出生于1880年代的仅汤国梨、王兆荣、谢彬三人。

       三是就教育背景看，《醒狮周报》撰稿人在青少年时期正好赶上清末新政，社会上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大多就读于新式学堂，后出国留学或在国内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其中不少人还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但各撰稿人的专业背景不尽一致，来自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法政学、工学等众多专业领域。

       四是就社会活动与组织关系而言，《醒狮周报》撰稿人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这部分人在《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中所占比重最大，包括曾琦、李璜、田汉、李劼人、黄仲苏、宗白华、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胡国伟、王崇植、恽震、沈怡、苏甲荣、李儒勉等27人，其中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胡国伟等6人兼有中国青年党籍。第二部分是各国家主义团体的成员。林植夫(笔名灵光)、萨孟武、范寿康是孤军社成员，梁实秋是美国大江会成员，邱椿是美国大神州社成员。第三部分是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学者，包括吴宓、吴芳吉、汤国梨、黄绍兰等4人。

       二、《醒狮周报》撰稿人的聚集途径

       《醒狮周报》的撰稿人来自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部门以及不同的专业领域，各撰稿人之间的社会活动关系也颇有差异。那么，各撰稿人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而聚集在《醒狮周报》的周围?《醒狮周报》第10号刊登的一则有趣的启事透露了问题的答案。启事写道：“本报纯由信仰国家主义之同志自由集资创办，从未向社会举行募捐。近闻有无耻流氓，假借本报名义，到处向人募捐，此等无赖，殊堪痛恨。用特声明，望各界同情本报者勿受其欺，是为感祷。”③这则启事从某个侧面将《醒狮周报》的思想属性和盘托出。也就是说，《醒狮周报》是一份宣传国家主义的刊物，其撰稿人队伍是经由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与信仰聚集而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各撰稿人对国家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各基于自己对国家主义的诠释角度而加入《醒狮周报》的撰稿人队伍。具体来说，各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可分为政治、文化以及学理等三个方面。

       (一)国、共之外的政治立场

       从组织渊源来看，《醒狮周报》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18年由曾琦、王光祈等人发起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曾琦(1892—1951)，字慕韩，四川隆昌人。王光祈(1891—1936)，字润玙，四川温江人。1908年，曾琦、王光祈同时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在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18年6月30日，曾琦与王光祈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学会以“本科学之精神，为社会之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吸引了众多青年的关注。随着成都、南京、巴黎等地分会的建立，少年中国学会一跃成为五四时期拥有会员最多的青年团体之一。但学会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原因在于会员们的思想信仰并不统一。据学会发起人之一张梦九回忆，学会七个发起人的思想就可以分为三派：张梦九、曾琦、雷眉生信仰国家主义；李大钊、陈愚生赞成共产主义；王光祈、周太玄同情无政府主义④。随着学会规模的扩大，这种思想上的分歧愈演愈烈，学会内部终于出现了“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之间的对立。

       1923年12月2日，曾琦约同少年中国学会中信奉国家主义的李不韪、张子柱、李璜、何鲁之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建了中国青年党。曾琦在自编年谱中对组党背景作了如下介绍：“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得俄之援助，大肆活动于国内外，而国民党孙中山有联俄容共之议，予深知大乱将作，国命或为之斩，因决意另组新革命党，于是中国青年党乃于是年十二月二日成立于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街。”⑤中国青年党创建之初对外保密，其最初的计划是：“先行办报，从主义和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⑥不难发现，中国青年党创办《醒狮周报》的初衷，是为了在广大青年学生群体中开辟出一条国、共之外的政治道路。

       考察《醒狮周报》撰稿人的人生经历，发现只有曾琦、李劼人、郑伯奇、王兆荣、罗季则、汤国梨、黄绍兰、谢彬、林植夫等9人参加过清末时期孙中山领导的排满革命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曾琦、李劼人等人对辛亥革命的参与和贡献是比较有限的。如曾琦“曾参加辛亥时同盟会光复重庆的革命行动，且曾在重庆办报”⑦，做的只是响应、宣传一类的工作。再如汤国梨在武昌首义后加入了“女子北伐队”，积极响应革命军攻克南京的军事活动，但未及起事就解散了。民国成立后，曾琦等人对革命党无不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逐渐失去了以往积极进取的精神，“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渐扩张，势力日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⑧曾琦在自编年谱中对民国初年的国民党评论道：“予虽尝从事革命，而对于当时党人之骄纵，自居贵族，极不谓然。时重庆都督为同邑张培爵，政府中人多旧友，有劝予出仕者，予峻拒之；且日为文批评当局之所为，用是益遭忌焉。”⑨而革命党接受优待清皇室的条件，在曾琦看来，“亦可谓为不彻底之革命，未免愧对先烈而自种后患焉。”⑩

       至于其他缺乏革命经历的撰稿人，对国民党的观感则更糟糕。余家菊认为辛亥革命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所要破坏的是什么，更不知道他所要建设的是什么。所以真实的基础没有建立在人心上，……更有一般急图近功的人，勾结江湖好汉以求声势的浩大，发难的容易，结果想利用人的倒为人所利用”(11)。在舒新城眼中，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与一般的军阀混战没多大区别，“又何尝是人民所赞同”(12)。郑伯奇也认为“奉张洛吴谁也不是好东西，谁也不能把中国弄好!孙文虽好，有理想，孙派却依然是一团糟”(13)。若以代际划分，《醒狮周报》撰稿人与国民党大致上分别属于“辛亥”一代与“五四”一代。在后者眼中，前者已然是社会上的旧势力。

       对于同为“五四”一代的共产党，《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又何尝抱有多少好感?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19年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苏俄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令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但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在青年学生群体中也大有人在。1924年11月，《醒狮周报》第7号刊登了留日学生郑伯奇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共产一派的青年，也鼓吹国民主义，可惜太偏重阶级斗争了。这固然也是一个方法，但在工业未发达的中国，我怕反生阻害。”(14)广州某校学生王韶生也致信《醒狮周报》，抨击共产主义理想太过“偏激”，即便是实现了，“只图一阶级之专政，何当于全民之福利。”(15)

       同时，苏俄在国际环境改善后，便抛弃了对中国的承诺，企图继承沙皇俄国的侵华成果，在蒙古问题、中东路问题上屡造事端。苏俄的形象一时变得模糊不清：苏俄到底是敌是友?苏俄向中国输送共产主义到底意欲何为?诚如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所说：“中国对俄的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汇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与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16)为此他策动知识界发起了一场“联俄”与“仇俄”的讨论。1925年10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刊登的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拉开了这场辩论的序幕。随后不同政治阵营的知识分子，如研究系、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等报刊参与到辩论中来。事实上，“联俄”与“仇俄”之类的论战，早就在中共刊物《向导》与国家主义刊物《醒狮周报》上展开过，“苏俄之可亲与否，可说是国家主义者与共产党争论的焦点之二。”(17)1925年7月，《醒狮周报》发行了“中俄问题专号”。曾琦在为专号写的“弁言”中，称苏俄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呼吁国人认清苏俄的侵略本质(18)。“专号”刊登了谢彬撰写的《苏俄侵略外蒙详纪》。该文详细披露了苏俄分裂中国蒙古的事实，在读者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旅俄华人李醴泉建议《醒狮周报》记者赴苏俄进行实地考察，“诚能取苏俄年来实况作有条理之记载，使其对内之专横，对外之侵略，大暴于世，其于警醒国人而杜外患者为益尤非浅鲜也。”(19)以后他便将自己的旅俄经历撰写成文投给《醒狮周报》，成为了《醒狮周报》的撰稿人。留德学生沈怡致信《醒狮周报》，认为苏俄向中国输出“共产主义”系一种“主义侵略”，并表示“于国内青年之主张共产，无他感触，仅于国人之如此容易着骗”(20)。青年学生曾解致信曾琦，大发感叹：“读中俄问题专号，益佩先生等之高见卓识。……《醒狮》乃出而大吼曰，‘苏俄非吾友也’!侵略外蒙，事实俱在，应与英日同视。暮鼓也，晨钟也，其功效足以醒人迷梦。”(21)在《醒狮周报》的宣传鼓动下，像曾解那样从“亲俄”迷梦中“醒悟”过来的青年学生为数不少。他们在上当受骗的气愤之余，纷纷组织国家主义团体，誓将“赤色帝国主义”苏俄打倒，并很快由反俄延伸为反对国、共两党，理由是国、共“日日言打倒帝国主义，但对于侵略我蒙古，操纵我广东之苏俄，则恭维之，辩护之”(22)。1925—1926年间，具有反苏、反共性质的国家主义团体，如中国少年自强会、光华学会、爱国青年社，等等，不断涌现，多达20个。

       各地方的国家主义团体成员纷纷为《醒狮周报》撰稿。上文提到，《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可分为主要撰稿人与一般撰稿人两大类。一般撰稿人数目约140人，生平可考者仅38人，余下的100多位生平不详的撰稿人就主要是来自于各地方的国家主义团体，如爱国青年社的李琯卿、惕社的刘东岩、国铎社的胡云翼与罗泽邦等人，都是《醒狮周报》的撰稿人。这批撰稿人的加入，不仅壮大了《醒狮周报》的社会基础，还推动了国家主义由上海向全国各地的发散，天津、广州、南京、扬州、镇江、开封、安庆、长沙、南昌、重庆、成都，乃至偏僻的山西省都出现了国家主义的组织和刊物。

       上述国家主义团体成立以后积极寻求联合。1925年12月15日，醒狮周报社、中国少年自强会、光华学会、爱国青年社、国魂社、国光社、自强团、巴黎先声周报社、巴黎救国杂志社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1925年10月，醒狮周报社提出了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提案，希望各国家主义团体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得到了各团体纷纷唱和。1926年7月，国家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发表了《对于时局宣言》。

       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及青年团的成立，一方面壮大了醒狮周报社的社会力量，实现了中国青年党“唤醒青年”的办报初衷；一方面标志着醒狮周报社由一个同人报社向政治团体的转变。国、共政治立场之外的政治势力——“醒狮派”、“国家主义派”——正式宣告形成。

       综上所述，青年党借《醒狮周报》所开辟的国、共之外的政治道路，在青年学生界迅速造成了一股声势，后者反过来加入《醒狮周报》的撰稿人队伍，又壮大了《醒狮周报》的社会影响。国、共之外的政治立场，何以对青年学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当然离不开《醒狮周报》的宣传作用，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满足了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政治需要。实际上，自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就一度退出了国内政治舞台，其后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也因缺乏社会基础而失败。至1924年正式改组以前，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试思在十三年改组以前，国民党之声誉、地位久已与安福、政学等系同科，国人视之久已如同无物。”(23)同时，苏俄政府的背弃承诺及其在蒙古问题、中东路问题上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共产主义的形象，挑起了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共以及联俄容共的国民党都因此而蒙受“勾结敌国”的嫌疑(24)。青年党适时提出的“国家至上”、“打倒赤色帝国主义”等口号，能够满足一般青年学生爱国心理和民族情感的需要。

       (二)民族本位的文化观

       1915—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对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醒狮周报》在出版宣言中将新文化派此举视为数典忘祖、自甘堕落，宣称“旷观世界各民族，从未有诅咒其固有之文化，鄙夷其祖先之历史，坎然自居于劣等而获与人竞胜者”。并明确表示唤起国人对民族文化的信心是“醒狮”的题中应有之义(25)。这一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可能是吸引吴宓、吴芳吉、黄仲苏、王光祈、余家菊、李儒勉、杨效春等人为《醒狮周报》撰稿的原因。

       众所周知，吴宓是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学衡》杂志主编，他在革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等问题上，与新文化派大唱反调。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死的文学”的标签贴在古典文学身上，为提倡白话文与新体诗清扫道路。吴宓对此颇不满，他为《醒狮周报》提供了两首古体诗的稿件，其中有一首劈头写道：“登高未见众山应，螳臂当车祇自矜。成事艰于蚁转石，向人终须炭投冰。”与新文化派论战的孤独、艰辛溢于言表。下又曰：“时衰学敝真才少，国乱群癫戾气增。不宦已婚行独苦，相知惟有夜窗灯。”底下对“戾气”两字注释道：“新文化中之无聊举动，以及共产主义皆戾气之表现也。”(26)

       学衡派另一人物吴芳吉的古体诗也刊登在了《醒狮周报》上。吴芳吉(1896—1931)，字碧柳，民国著名诗人。吴芳吉在五四时期是“文学革命”的同路人。他在《新群》等新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婉容词》等脍炙人口的新体诗。及至1921年12月，吴芳吉在南京与吴宓久别重逢之后，其文学观发生了重大转向。在这次叙谈中，吴宓将创办《学衡》杂志的计划和盘托出，吴芳吉对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办刊理念深表服膺。他在事后致吴宓的书信中感叹道：“此次出游，得与兄会晤三日，心中畅快，为自清华别后所未有。数年来浮夸滥习坌积吾身，自见兄后顿觉消失。兹回湘一月，虽昼夜忙课，不安眠食，独吾二人高话于冰天雪地之中，此情此景，殊令吉有回头是岸、已死复生之乐也。”(27)1922年初，由吴宓创办的《学衡》杂志在南京东南大学问世。时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的吴芳吉与友人相邀创办《湘君》杂志，与《学衡》杂志作桴鼓之应。但《湘君》不满一年就因经费等原因而停刊。此后，吴芳吉常为《学衡》供稿，成为《学衡》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学衡》上发表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的系列论文，堪称批判“文学革命”的战斗檄文。

       学衡派学人为《醒狮周报》撰稿，曾琦登载其稿，表明两者在共同“敌人”(新文化派)面前都有寻求盟友、壮大声势的意愿。以吴宓言，他公然立于新文化潮流的对立面，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是非常大的。他平时就注意掌握各报刊的言论动向，了知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盟友。比如，“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28)吴宓显然也嗅到了《醒狮周报》的文化保守主义气味，并很快将其引以为同志。

       除学衡派之外，为《醒狮周报》提供古体诗词的撰稿人还有20位，其中两位的身份较为特殊，一个是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一个是黄侃的夫人黄绍兰。汤国梨(1883—1980)，字志莹，浙江乌镇人。黄绍兰(1892—1947)，字梅生，湖北蕲春人。两人均以古体诗名世，黄绍兰更因经学功底深厚而得列章太炎门下。据汤国梨回忆：“绍兰著《易经注释》四卷，要我请太炎指正，并表示愿列门墙为弟子。我也力劝太炎收绍兰为学生，但太炎以从学者都是男的，不想收女弟子，最后提出要绍兰试写《三体石经》，写得好可以破例收为弟子。结果绍兰把《三体石经》写成，太炎大为赞赏，遂收为弟子。”(29)汤国梨与黄绍兰均钟情于古体诗创作，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学的批判是她们所不愿乐闻的。在白话文运动高奏凯歌的时代，她们选择为《醒狮周报》提供古体诗稿件，可视为一种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无言的抗议”。

       吴宓、汤国梨等人的旧体诗刊登在《醒狮周报》的“文艺”栏目(后扩展为“文艺特刊”)。“文艺”栏目的主编是黄仲苏。黄仲苏(1896—?)，安徽舒城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黄仲苏是“文学革命”的追随者。1918年，胡适向广大青年提出了“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的使命。黄仲苏身体力行，他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之后，于《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了《一八二〇年以来法国抒情诗之一斑》以及多篇法文诗歌的中译，将法国象征诗派的作品与理论引入国内诗坛，可谓积极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他作出加入《醒狮周报》编辑工作的决定，则是对自己文学思想作出否定与调整的结果。1924年11月，他在《醒狮周报》上发表《痛心》一文，不无反思意味地说道：“我们虽是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然而不能和我们的历史、环境，与时代隔绝，完全不发生关系。假使文学，也和其他的艺术一样，是含有社会意义的，是表示民族性的，我们便不应该忽视本国古代文学家的作品。”(30)1925年，他对文学界提出一点希望：“在大家忙着介绍外国文学的时候，我们还希望有多数的人能够对于本国文学加以系统的研究——重新加以估定，重新加以解释。……如其我们真想创造中国新文学，千万不可忘却固有的宝藏，此中本贮有无尽的艺术之指导，启示，鼓励，刺激及感兴，与无量的民族之愿望，热忱，快感，忧思，与愁情。”(31)从此，黄仲苏走上了“民族文学”的探索之路。

       王光祈也是基于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而向《醒狮周报》投稿。王光祈(1892—1936)，字润玙，四川温江人。1908年，王光祈与曾琦同时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两人在此结下终生友谊。中国青年党成立后，曾琦数次邀他入党，都被他以“国家主义过于狭隘”为由拒绝。但王光祈矢志于弘扬中国礼乐文化。1920年，他抱着“礼失求诸野”的心态留学欧陆，尝作诗明志：“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立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古人乐失求诸野，今我编书滞异乡。借点西洋科学去，回家整理旧琴囊。”(32)他于《醒狮周报》上发表的《中西乐制之研究自序》，称西化派为无知的“妄人”，强调说“我们中国之‘律’与‘调’，非如一般妄人所谓一钱不值之物也。吾国学校唱歌以及国歌制谱，是否应该纯用西调，亦大有研究之余地也。”并表示“今日中国虽万事落他人之后，而乐理一项，犹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色”(33)，大有为传统文化张本之势。

       此外，以余家菊、杨效春、王君实、李儒勉、常道直、曹刍、范寿康、唐瑴等人为代表的教育学界人士向《醒狮周报》投稿的动机，也是出于守护民族文化的殷切心态。余家菊(1898—1976)，字景陶，湖北黄陂人。余家菊认为新文化派轻忽了传统文化的活力与价值，强调说“吾族四千年来，饱经患难。文化亦数濒危境，屡经震憾。只因富于弹性，且具消化力，卒能融合多种文化而销纳于其固有之中。既保持固有文化之精髓，复撷取他种文化之英华，于绵延之中，具生长之象。每经一度危机，即有一度进步。此其所以成其伟大也”。在历史上，面对其他学说的挑战和冲击，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取其精华而吸收之，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因此，“中国二千年来，思想制度，皆一线相承，未尝动摇。”(34)为振兴民族文化，余家菊积极倡导国家主义教育，并发起组织了国家教育协会，其会刊《教育特刊》附在《醒狮周报》上并行出版。所谓国家主义教育，“简言之，即以国家主义为依归之教育也。”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国家主义教育的开展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1)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盖自尊精神为国民昂藏之气所由出，失此则濒于奴隶之境矣。”(2)发展国华以阐扬国光，“国华为数千年历史所鼓铸而成，理宜引伸而发扬之。”(3)陶铸国魂以确定国基，“国魂为全体国民之情谊所由融洽，步趋之所由协谐。”(4)拥护国权以维国脉，“国权为民命之所由保，行动之所凭藉矣。”(35)

       吴宓、汤国梨、黄仲苏、余家菊等人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将他们凝聚在《醒狮周报》周围的纽带，是共同的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立场，以及共同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守望心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社会文化思潮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勃兴。“1920年代初期，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刊布，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讲，标志文化回潮期之到来。”(36)吴宓正是这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鼓荡者。汤国梨、黄绍兰具有国粹派背景，不论是其个人专长还是人际关系网络，都使她们趋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余家菊等教育学专家所倡导的国家主义教育，实质上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后在教育学领域的扩张与回响。吴芳吉、黄仲苏早年跟随新文化派，后从新文化队伍中分化出来，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他们都对自己的“新文化运动”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否定，他们的最终转变反映出，后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的分裂不限于自由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分道扬镳，还表现为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倒向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而多股文化保守主义力量在《醒狮周报》周围的集结，则表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呈现出联合的趋向。

       (三)国家主义的学理兴趣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国家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兴起的一套理论体系，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历史等诸多领域。以何炳松、邱椿、刘大杰、唐庆增等为代表的撰稿人正是出于对国家主义的学理兴趣而为《醒狮周报》撰稿。这一类撰稿人的文章，重要者如何炳松的《现代西洋国家主义运动史略》，王君实的《一个国家主义者的人生观》、《一个国家主义者的世界观》，邱椿的《国家主义之哲学基础》，刘大杰的《国家主义文学论》，分别从历史学、伦理学、哲学以及文学等学科领域深化和拓展了国家主义理论。同时，余家菊、陈启天、李儒勉、杨效春、李琯卿等教育学专家在《醒狮周报》上编辑出版了《教育特刊》，其所建构的国家主义教育学理论，尤为学界瞩目。此外，李璜、唐庆增和邓叔耘等具有现代经济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在《醒狮周报》上系统介绍与研究了国家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鉴于学术界对国家主义教育学的研究较多，而较少关注国家主义经济学，下面将重点分析《醒狮周报》介绍与阐发国家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情况。

       国家主义经济学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关税，发展国民经济，并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等。在《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述国家主义的经济学》(37)等论文中，李璜详细分析了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线索：19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国内、国际财富分配不均，使“自由竞争的弊害大大暴露了出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放弃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转而倡导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这其中就包括“民族主义之父”费希特。早在1800年，费希特就“主张国家对于国民生活有一种使命，这种使命便是调剂百业分工与干涉财富分配，务使人人得所，举国足以自给而有余”。所论虽然缺乏学理上的根据，但“已将国家主义的经济学和国家社会主义两者的中心思想赅括无余了”。直到1841年，德国学者李斯特(List)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明确反对古典经济学以“自利的人”为研究单位，倡导经济学“当以国家荣枯为理想，而不应只见及个人利益”，适才标志着国家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李璜敏锐地指出，国家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世界观的不同：后者崇尚自然主义，“觉得经济建设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力所能为计的”，“经济行为有一种定律，如同自然律一样”，进而对人性也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人类本着利己的观念，只会做出好事而不会做出坏事；社会的进化也全靠这个观念。”前者对人性比较悲观，认为“如果听从人人去自由竞争，一定要发生巧者日有余而拙者终不足，强者攫取而弱者被掠的现象”，于是提倡干涉主义，“以国家的权力来保护和干涉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

       李璜重点介绍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List)的学说。李斯特为国家经济学奠定了一个根本思想(“国家独立保障与国民生活保障”)和两条基本原则(“以国民性的意思对抗国际主义”，“以生产力的意思对抗交换价值的论调”)。但李璜对这些学理不甚措意，引起他强烈震动的反倒是李斯特未曾系统展开论述的“国家人格”的概念。李璜甚至推断说，李斯特的经济学是以“国家人格”为立论根据，“因为他(指李斯特——引者注)认定现今世界上的国家如无经济上之独立自由，便算不得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国民便难免为外人的奴隶牛马。”行文至此，李璜不禁掷笔三叹：“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到今天已八十四年(1841—1923)。保护政策日益发达，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英国也渐渐实行保护政策以防复起的大工业国。而独我中国门户大开，任人掠夺，一看到李斯特在在以国家人格，国民生产为忧的说法，真正令人感慨系之!”李斯特关于如何保有“国家人格”的内容，引起李璜的极大关注：第一，“要将本国生产者的国家市场设法保护着，使不为外货所占领。”第二，“防止外货的办法，莫妙于用关税政策：或是重征外国输入者奢侈品，或是禁止输入足以抵制国货的外来品。”第三，以下情况适合采取保护政策：其一，国家工业方始萌芽，有去提倡并鼓励之必要；其二，国家工业尚极幼稚，不能与大工业国相竞争。

       唐庆增在《经济学中之国家主义》一文中，对李斯特的经济学说进行了补充说明。李斯特将国家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农业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农业与工业联合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农工商三业合并时期。在这三个阶段，国家发展经济的职务是不同的。在农业时期，国家“宜将商品输入国内，而以原料运至国外，如是则国家之生产力，得以日增”。在农业与工业联合时期，国家应实行保护政策，“以增国家之工业能力，倘一国国民之生产力不足，其势决不能在商业市场中与工业进步之国家相竞争，故此期不宜用自由贸易之政策。”在农工商三业合并时期，国家可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与各国取同一之趋向焉”。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已经发展到第三时期，而德国仍然停留在第二时期。因此，德国“不可不采用保护制度，须俟将来国内工业情形发展，与英国地位相埒，方可改变其国外贸易之方针”。

       唐庆增指出，李斯特的学说推动了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唐庆增感慨道：“在百年前，德意志之内部情形，与吾国今日正无稍异，当时德国国内分成若干区域，税界极多，故内部关税，紊乱不可究诘，此与吾国今日内地之厘卡较，其纷乱情形绝类。又昔日德国对外关税税率极低，几等于无，外货进口，遂毫无阻碍，此与吾国协定关税之结果，又何以异。慨自门户开放之说兴后，吾国经济上之损失，不知凡几，李氏论调，颇足为吾国一般迷信‘亲善主义、经济提携’等谬说者之当头棒喝也。”(38)

       邓叔耘也热衷于介绍国家主义经济学。他介绍的重点是法国经济学家科费士(P.Cauwes)。科费士在经济学史上的贡献，在于他通过重新诠释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有力推动了古典经济学向国家经济学的转向。比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致富的学问”，科费士则对此加以反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宗旨“不是财富的无限增长，而是人类幸福的充分加多”(39)。科费士学说中的“人类”，并不是普遍、整体意义上的人类，而是“历史、地理、种族等等势力所铸成的国家。舍了国家作单位，就无经济可言”。再如，古典经济学从个体角度，将“财富”理解为“交易价值”，科费士则认为“测量财富之标准”在于国家，“若在一国的经济生活里面计算，则财富的标准，不为交易价值，而为‘实用价值’”。在国内商品生产增长的前提下，即使商品的交易价值增加，“总算是此国的财富增多”。反之，在国内商品生产下降的前提下，即使商品的交易价值增高，“仍不能算是此国丰富的表现”。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为振兴民族经济，科费士提出了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对内“主张极端扩充政府的经济势力，多设国有公司与制造厂，将主要的生产机关一概收为国有”。发展国家经济是政府的职务，大至铁路的修筑、运河的开通、国防的装备，小至私人经济事业的创办，政府都有“代理”、“助理”的义务。此外，政府“应实行社会政策，如职业之监督，契约之规定，遗产之限制等等，务使个人间经济机会平等，国家利益不至丧失而后已”。对外主张厉行关税制度。他认为，“关税对于产业萌芽时代的国家是生死条件”，因为通过严格的关税政策，一方面能够保障农业、钢铁业等国民经济命脉不至操弄于他人之手，一方面能够抵制国际垄断集团经济势力的渗透。

       李璜、唐庆增和邓叔耘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与研究重点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即关税问题。1920年代，国内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收回关税权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25年10月，《醒狮周报》发行“收回关税权问题号”，全面介绍了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的过程与危害。陈启天指出，“经济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与国家的盛衰存亡关系很大。我国不幸这种主权如关税、制造、交通、贸易、金融和矿产等多被外人侵略去了，使中国经济陷于不独立的地步。”(40)李璜等人试图通过研究国家主义经济学，向国人宣示关税自主对于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性。李璜和唐庆增还有意将中、德两国进行对比：一百年前，中德处于同一水平；一百年后，德国因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因丧失关税权而经济落后。其目的不外乎激励国人收回关税权。可见，李璜等人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明确的现实意涵。

       综上所述，《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关注“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何炳松、李璜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的学理探索上。进而言之，政治、文化、学理三种因素促成了《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的形成。如果说，在《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集结过程中存在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因素，那么，这种因素应该是国、共之外的政治立场。以撰稿人及文章数目来看，侧重政治的撰稿人在数目上要超过侧重文化与学理的撰稿人，《醒狮周报》的言论也以鼓吹“全民革命”为主流，文化与学理则次之。当然，某些撰稿人加入《醒狮周报》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李璜既主张国、共之外的政治道路，又热衷于国家主义经济学的绍介；余家菊既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又倾向于从教育学的角度拓展国家主义的学理深度。

       三、《醒狮周报》撰稿人的分化

       《醒狮周报》的撰稿人队伍是经由对国家主义的兴趣与信仰集结而成。在长达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政治、社会的变迁，以及《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其撰稿人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与重组。这一分化的过程与原因都很复杂，下文将选取内部和外部两个大的方面略作分析。

       (一)内部：革命与改良之争

       《醒狮周报》是一份宣传国家主义的报刊。出于对国家主义的兴趣或信仰，各撰稿人集结一堂。但国家主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各撰稿人对其有不同的诠释角度。如王光祈颇倾向于将国家主义理解为一种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他写信给曾琦，希望《醒狮周报》朝“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方向努力。曾琦却泼了王光祈一身冷水，他在回信中说道：“发刊《醒狮周报》，思先为言论之鼓吹，继作实际之运动，要以唤醒国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宗旨……惟吾兄欲以礼乐感化邦人，弟则以为此乃百年后之事，非所望于今日耳。治乐有暇，盼常赐教。”(41)在遭到曾琦的拒绝后，王光祈回信替自己辩护道：“又我兄谓弟欲以‘音乐’化人，此系百年后之事云云。惟弟之研究音乐，正欲藉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具。……盖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要由各方面人才一齐努力向上，然后生活始能圆满充实。故谓音乐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者，此乃夸妄之言也。反之，或谓音乐系迂远无用之学者，是亦武断之论也。”(42)

       曾琦与王光祈之间的书信往返，表面上看是对《醒狮周报》的不同期待，实则反映了《醒狮周报》撰稿人内部对“革命”与“改良”这两种改造中国方案的不同选择。早在五四时期，王光祈就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秩序作修补式的改革，而反对“政治革命”。他积极推行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运动，希望通过和平的、人道的方式，来驱逐现实社会的黑暗。1921—1922年间，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及其成员另组革命政党，让他感到悲观失望。王光祈认为“今之从事政治活动者，大抵皆主张‘政治的政治改革’，换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政治。政治一旦改革，则其志愿毕矣。其较为深思虑远者，则主张‘政治的社会改革’，换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社会。社会一旦改革，则其目的远矣。前者目光短小，不足有为；后者方法错误，不足有成，皆为吾辈所不取”(43)。他建议“少中”成员“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想”。1925年，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中，王光祈“一方面强调改革政治必先健全社会，而健全社会又必先培植国民的修养，故敦请有志改革之士从事‘社会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他积极主张以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发扬国粹，来复兴民族文化”(44)。

       在主张“全民革命”的曾琦眼中，王光祈是国家主义阵营内部的“改良派”。在1925年10月10日《醒狮周报》创办一周年之际，曾琦撰写了《本报过去一年之工作与今后之使命》的长文，将《醒狮周报》作者群内部的矛盾公之于众，其中说道：“如何而实现国家主义，则手段亦不能尽同。于此有二派焉：其一，主张革命，其一，反对革命。前者为革命派，后者为改良派。吾人于此二派，自属前者而非后者。”在曾琦看来，改良派“所谓从一地方一事件下手之说，自称‘踏实’而实则‘迂远’，无救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并论述了进行“革命”的必要性：“(一)革命所以去暴安良，今日专横无道之军阀，非以革命之手段，万难制止其为恶；(二)革命所以除旧布新。今日腐败已极之社会，非革命无以荡涤邪秽；(三)从前所有一切和平之手段，皆以用尽而无效，舍革命亦无他法。”(45)值得注意的是，在曾琦公开表态后，《醒狮周报》上再也没有出现王光祈谈论社会文化改革的文字。

       《醒狮周报》另一撰稿人黄仲苏的命运与王光祈极其相似。前已论及，黄仲苏对国家主义的同情也是基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1921年中共的成立以及随后国、共合作的实现，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革命势力开始向文学领域渗透，要求文学为“主义”服务、为“革命”服务的呼声很高。如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呼吁道：“少年中国的文学家啊!你们不是因为要创造少年中国，所以创造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么?但是你们若不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不更在实际活动的范围中指导他们，民众虽由你们得了感情的激发，他们或者将陷于无办法的境地，或者流于无结果的暴动了。”(46)黄仲苏对“革命文学”、“主义文学”持批评的态度。1925年8月，他在《醒狮周报》上发表《我们的工作》一文，强调说“我们始终承认文学是不受任何主义之拘束的。谁也不应该引用某种主义来引诱一般青年作家，或妄想控制，且进而改变我国目前文学的趋势，这实在是件不必，也不可能的事”(47)。但是，自1925年10月曾琦公开主张革命后，《醒狮周报》就不断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黄仲苏的“纯文学”之梦不但没有得到其他撰稿人的同情，反而受到了奚落与嘲讽。就在黄仲苏发表《我们的工作》不久，《醒狮周报》登载了胡云翼撰写的《国家主义与新文艺》，文中喊出了响亮的“国家主义文学”的口号。其后《醒狮周报》又继续刊登了胡云翼与刘大杰阐发“国家主义文学”的系列论文，如《我们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学》、《国家主义文学论》、《文学家与国事》等。黄仲苏参与《醒狮周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本是借重这份报刊来探寻“民族文学”的道路，“国家主义文学”显然不合他的胃口。《醒狮周报》“文艺特刊”的编辑工作最终由鼓吹“国家主义文学”的刘大杰担任，而黄仲苏也离开了《醒狮周报》社。

       从王光祈与黄仲苏的个案来看，《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发生分化与破裂的内部原因，在于各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理解不尽一致。曾琦在最初的办报阶段，亟需吸收力量扩充队伍，此时的《醒狮周报》具有一种较为宽松的思想氛围，对各种国家主义论调采取的是“百花齐放”的态度。但是，当各地国家主义团体纷纷成立，中国青年党收获了宣传的效果，具有了与国、共鼎足而立的社会基础之后，《醒狮周报》的宣传重点定位在“全民革命”的鼓吹，而被他视为改良派的撰稿人也就离开了《醒狮周报》。

       (二)外部：对北伐战争的态度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国共合作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1926年7月开始，由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经过近十个月的征战，占领了湘、鄂、赣、浙、皖、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

       许多青年，包括过去信仰国家主义的青年，都为北伐的革命潮流所欢呼，都为北洋军阀的溃败感到由衷的高兴。1926年11月，与醒狮社联系紧密的中国少年自强会在《教育杂志》、《觉悟》等报刊上发表解散宣言，称：“国内情形，就政治方面说，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分区宰割，奴隶人民，譬如中古时代的封建制度……幸而南方革命势力，渐次进展，军阀纷纷崩溃，国家前途，顿呈一绵曙光。”表示今后“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48)。起舞社(国家主义团体)的发起人宋继武也在《觉悟》上发文，表示他“从国家主义中觉醒过来，全部接受三民主义而加入国民党”(49)。《醒狮周报》的一部分撰稿人，如林植夫、萨孟武、郑伯奇、沈怡、范寿康、罗益增、程中行、恽震、王崇植等人，都在北伐战争期间离开了《醒狮周报》，其中不少人还加入了国民党及其政权。

       具有中国青年党背景的撰稿人如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则始终对北伐战争持否定与抵制的态度。中国青年党认定北伐战争与以往的军阀混战无多大区别，其理由是国民革命军采取了联络、收编唐生智等军阀的作战策略，“什么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杨森……等等旧军阀——祸国殃民的军阀——现在都一跃而为革命军的领袖了”(50)，“考此辈军阀，来助革命军北伐，不外两种心理：或系师出无名而欲借名义以自重，或系日暮途穷而欲得点钱财以自保。此种人而欲其了解主义，以始终从事革命，实行救国，岂不是大笑话。”(51)同时，北伐战争是在苏俄的援助下发动的，这无异于“引异族以杀同胞，奉外人以为共主”(52)。为抵制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国青年党选择了与北洋军阀合作。曾琦对此辩护道：“当本党受国共两党压迫时，予不得已而奔走南北，广交各军领袖，藉其掩护以图生存。”(53)曾琦化名“王奇”充当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机要，余家菊出任了孙传芳的金陵军官学校军事教官。孙传芳试图借重国家主义来对付南方有“主义”的军队，命令部下订阅《醒狮周报》：“特令行所属各机关长官职员等，一律订阅该报，并令饬淞沪戒严司令李宝章及警察厅长刘嗣荣，转令所属及警察之各局署所队及内部各科，集资各购一份备阅，俾得普遍，而收宣传之效果。”(54)曾琦还向直系军阀吴佩孚建言“重振北洋武力，发扬民族正气，以国家主义精神来训练军队，对外反俄，对内讨赤，先平南方，然后挥军北上，号令群雄，统一中国”(55)。孙、吴覆灭后，青年党又仓皇北上，托庇于奉系军阀张作霖。

       可见，在“大革命”的冲击下，《醒狮周报》撰稿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在这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烽火交接、厮杀搏斗的时刻，平时自称“最革命”的中国青年党却隔岸观火、作壁上观，甚至倒向军阀。他们除了对国民革命品头论足以外，没有任何实际作为。这导致了《醒狮周报》部分撰稿人的不满和离开。起舞社的宋继武失望地说，他在这时才明白了中国青年党“不是救国(或者他的主观的目的是在救国)，乃是卖国(如联络讨赤军以阻挠北伐军，使国民革命不易成功，以便帝国主义之宰割)”，“明白了他的策略不统一和人才的贫陋(国家主义的人，尽是些儒者道学，文人词客，和一些小绅士小政客，真的哪个有好多政治眼光?更哪个敢大声说一声‘革命’?)”，“明白了真正国家主义的宗旨，并不是外抗强权(如亲善日政府，联络顺天日报)和内除国贼(如妥协研究系，结纳军阀)而是专门反对苏俄(由许多事实证明苏俄不特不可怖，而且必须亲)”(56)。青年党与军阀合作的策略，甚至遭到了一些党内人士的不满与指责。左舜生不无失望地说，曾琦“所领导的一个党，一个爱国而反共的党，简直弄得无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几个军阀，他不去和他们接近，还和谁去接近?”(57)

       与此同时，国、共加强了对于国家主义的围剿。北伐以前，广州国民政府就举办了“反国家主义周”、“反国家主义大游行”，对包括《醒狮周报》在内的国家主义书刊进行查禁与销毁。北伐战争打响后，选择与北洋军阀合作的国家主义者径直沦为了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1926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中国青年》发表《国家主义是什么》，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视野，将国家主义定位为一股反动的社会思潮：“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国家主义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也是乘中国工人在国民革命中渐取得领导地位而兴起的。”(58)陈独秀指出中国社会存在军阀、军阀的走狗、帝国主义的走狗三种反革命派，国家主义派是军阀的走狗(59)。同时，国民党中执委也颁布训令，要求各地党部严防国家主义的流传：“为令遵事，查近年一般思想落后之徒，结成所谓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豢养，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的设施，日事污蔑破坏。本会早既严加注意，惟悯于其愚昧且反动力未大，无足以撼本党毫末，故仅通斥各地禁止该派醒狮报销售，俾免秽乱人民观听，……该派以我党我政府仁慈为怀，仅饬禁止，不但不知悔悟，近且于我革命军势力进展中原之际，益加狂妄，为彼主人帝国主义者张目，倘再优容，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请训令各级党部党报，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合就录案并指出原项，通令查照，希一奉到此令，即对该派开始攻击，或演说宣传，或著论登报，务使人民观听正确，邪说日就消灭，是为至要。此令。”(60)随着国、共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的国家主义者备感压力，“平日讲国家主义的人或团体，有倒戈者，有退缩者，甚至有三跪九叩以献降表者。”(61)李璜被安上“反革命教授”的罪名而四处逃窜，曾琦与余家菊都遭受了牢狱之灾。根据国家主义者的泣诉，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上半年，被拘捕与杀戮的国家主义者达百人，被没收家产者30余人，被查禁的国家主义报刊达20余种(62)。坚守还是放弃国家主义，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理问题或信仰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生存与毁灭的问题。这无疑加剧了《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的分化。

       在北伐战争的冲击下，《醒狮周报》的舆论宣传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北伐军捷报频传，国民党统一中国似指日可待，中国青年党希望新生的政权能够实行民主政治。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曾琦发表《吾人对于国民党之真正态度》，对国民党提出十点希望，其中有三点涉及到民主政治：“希望国民党了解‘政党政治”之功用，在乎两党以上，对峙鼎立，相反相成，毋迷信‘一党专政’之说”；“希望国民党毋忘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之真义，党军所到之处，不能任意解散议会，破坏民主政治之基础”；“希望国民党毋采专制帝王钳制言论之方法，禁止反对党一切言论，示人以不广。”(63)从1926年10月10日发行的105号开始，《醒狮周报》的言论重心从鼓吹“全民革命”转移到了鼓吹民主政治。一批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如常乃德、宋树人、赵铁肩、夏文运、刘东岩等人，加入到《醒狮周报》的撰稿人队伍中来，《醒狮周报》随之蜕变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64)，其撰稿人队伍不再像前期那样多元和丰富。

       四、结论

       《醒狮周报》作为一份宣传国家主义的刊物，其撰稿人队伍基本上是经由共同的思想倾向而形成的。这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

       传统读书人的活动空间，“是一个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们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由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65)然而，当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开始走出乡土社会，选择到城市或径自出国接受新式教育。与传统读书人相比，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与聚集，往往是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教育背景以及思想主张而发生的。同时，报刊、出版社、大学以及学会等新型空间的出现，则为新式知识分子的聚集提供了相应的物质载体。从《醒狮周报》的情况来看，其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刊与出版社。将他们凝聚于《醒狮周报》周围的纽带，主要是共同的对于国家主义的信仰和兴趣。不过，《醒狮周报》的地域因素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比如在《醒狮周报》的12位主要撰稿人中，属于川籍知识分子的就有3位(曾琦、李璜、王光祈)。但是，与思想因素相比，地域因素对于《醒狮周报》撰稿人集结的影响终究是潜在性的。

       然而，与地域因素相比，思想因素无疑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并不是一个稳定有效的联接纽带。随着时空的转换，原本持有某种思想主张的人物很可能接受另外一种思想主张。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是，经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后，《醒狮周报》的某些撰稿人就放弃了国家主义信仰，而皈依了三民主义。同时，思想因素往往具有多重指向，对某种思想观念的解读难免言人人殊。造成《醒狮周报》撰稿人分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国家主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各撰稿人对它的解读存在诸多差异，由此埋下了《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分裂的内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国家主义多角度的论述，才让国家主义酝酿成为一股社会思潮。因为“思潮”不同于“思想”，它应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能够摄受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能够囊括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

       同时，从《醒狮周报》的撰稿人身上还能看出民初时期读书人新的身份认同的产生。《醒狮周报》撰稿人大多是各专业领域的学者、专家，其中不少还获得过硕士、博士学位。民国时期，国势衰微，专家学者不得不“思出其位”。像王崇植、恽震、沈怡、魏时珍等撰稿人，所习都是专业性极强的理工科，却能突破与超越所属专业门类的局限，对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产生关注，实际上已具备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66)。知识分子与传统社会的“士”不同，“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一句话，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67)知识分子对政治则大可采取只“议”不“参”的态度。近代社会新兴的各类“自由职业”，像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报刊编辑及工程师等，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在。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独立，使其只“议政”不“参政”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经济上的独立，知识分子才能摆脱政治权力的干预，实现精神人格的独立，不被政治所吞噬。

       总的来说，作为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力量，《醒狮周报》的撰稿人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与身份特征。将各撰稿人凝聚成团的主要因素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醒狮周报》的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研究19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若不将《醒狮周报》的撰稿人群体纳入研究视野，就很难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注释：

       ①孙承希的《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历史系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少鹏的《民初的国家主义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田嵩燕的《国家主义派政治思想研究(1924—193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是近年来关于醒狮派研究的主要成果，但有关《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情况均很少涉及。

       ②《本报出版宣言》，《醒狮周报》第1号，1924年10月10日。

       ③《本报紧要启事》，《醒狮周报》第10号，1924年12月13日。

       ④张梦九：《忆少年中国学会》，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第35卷第2期。

       ⑤曾琦：《愚公自订年谱》，《曾琦先生文集》(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6)，1993年版，第1554页。

       ⑥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2—115页。

       ⑦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增订本)上卷，明报月刊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⑧陈其美：《致黄克强继续革命书》，何仲箫编：《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6页。

       ⑨曾琦：《愚公自订年谱》，《曾琦先生文集》(下)，第1547页。

       ⑩曾琦：《溥仪曹锟不杀何为?》，《醒狮周报》第10号，1924年12月13日。

       (11)余家菊：《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少年中国月刊》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

       (12)舒新城：《十年教训》，《醒狮周报》第1号，1924年10月10日。

       (13)郑伯奇：《日人对于中国内战之无事忙》，《醒狮周报》第3号，1924年10月25日。

       (14)郑伯奇：《中国内乱与日本阴谋》，《醒狮周报》第7号，1924年11月22日。

       (15)王韶生：《国家主义之同情者》，《醒狮周报》第13号，1925年1月3日。

       (16)志摩：《又从苏俄回到副刊》，《晨报副刊》第1287号，1925年10月10日。

       (17)天海：《解剖室里的共产党》(续)，《醒狮周报》第121—123号合刊，1927年。

       (18)曾琦：《发行“中俄问题专号”弁言》，《醒狮周报》第40号，1925年7月11日。

       (19)李醴泉：《国家主义与苏俄》，《醒狮周报》第54号，1925年10月17日。

       (20)沈怡：《对于国内提倡共产主义者之感想》，《醒狮周报》第21号，1925年2月28日。

       (21)曾解：《一个热烈的爱护祖国者》，《醒狮周报》第43号，1925年8月1日。

       (22)求真：《国家主义的青年对共产党的一个总辩答及最后之忠告》，《醒狮周报》第83号，1926年5月16日。

       (23)平生：《国民党不配压迫共产党》，《醒狮周报》第172—173号合刊，1928年。

       (24)如章太炎称中共是“俄党”、广州国民政府是“俄属政府”。他向青年学生界大声疾呼“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章太炎：《我们最后的责任》，《醒狮周报》第58号，1925年11月14日。

       (25)《本报出版宣言》，《醒狮周报》第1号，1924年10月10日。

       (26)吴宓：《七月九日晚偶成》，《醒狮周报》第42号，1925年7月25日。

       (27)转引自孙敦恒：《吴宓与吴芳吉的交谊》，《民国春秋》1995年第2期。

       (28)沈卫威：《我所界定的“学衡派”》，《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29)胡觉民：《汤国梨谈章太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8辑。

       (30)黄仲苏：《痛心》，《醒狮周报》第4号，1924年11月1日。

       (31)黄仲苏：《我们的工作》，《醒狮周报》第47号，1925年8月29日。

       (32)王光祈：《通信：民族文化复兴与民族生活改造运动》，《醒狮周报》第4号，1924年11月1日。

       (33)王光祈：《中西乐制之研究自序》，《醒狮周报》第57号，1925年11月6日。

       (34)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沈阳长城书局1929年版，第130页。

       (35)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版。

       (36)敖光旭：《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7)李璜：《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醒狮周报》，1925年第50期；李璜：《述国家主义经济学》，连载于《醒狮周报》1925年第26、29期。下引李璜文字皆出自二文，不另标注。

       (38)唐庆增：《经济学中之国家主义》，《醒狮周报》，1926年第82期。

       (39)邓叔耘：《法国近代的两个国家主义经济学者》，连载于《醒狮周报》1925年第53、54期。下引邓叔耘文字，皆出自此篇文字，不另标注。

       (40)陈启天：《国家主义与中国经济问题》，《醒狮周报》，1925年第57期。

       (41)王光祈：《通信：民族文化复兴与民族生活改造运动》，《醒狮周报》第4号，1924年11月1日。

       (42)王光祈：《海外通讯：国人能力破产之可惊》，《醒狮周报》第32号，1925年5月16日。

       (43)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月刊》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

       (44)郭正昭：《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1918—1936)：民国学会个案探讨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

       (45)曾琦：《本报过去一年之工作与今后之使命》，《醒狮周报》第53号，1925年10月10日。

       (46)《北京同人提案》，《少年中国月刊》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47)黄仲苏：《我们的工作》，《醒狮周报》第47号，1925年8月29日。

       (48)《中国少年自强会解散宣言》，《教育杂志》第18卷，1926年。

       (49)(56)宗继武：《又一个国家主义的叛徒》，《觉悟》1926年11月30日。

       (50)丙初：《读“中国少年自强会解散宣言”后的感想》，《醒狮周报》第114号，1926年。

       (51)《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醒狮周报》第97号，1926年8月22日。

       (52)曾琦：《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曾琦先生文集》(上)，第133页。

       (53)曾琦：《外患声中之军阀暴行》，《曾琦先生文集》(上)，第313页。

       (54)《宁孙提倡醒狮周报》，《上海商报》1927年2月9日。

       (55)汪潜：《青年党——国家主义派前期反动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12辑，1964年3月。

       (57)左舜生：《怀念曾琦(1892—1951)》，《曾琦先生文集》(下)，第1604页。

       (58)张梓湘：《国家主义是什么?》，《中国青年》第133期，1926年9月7日。

       (59)陈独秀：《十月革命与东方》，《向导》第178期，1926年11月15日。

       (6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3、54页。

       (61)《所谓北伐与国家主义派之前途》，《国魂周刊》第37期，1927年。

       (62)陈启天等著：《近代国家主义运动史》，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63)曾琦：《吾人对于国民党之真正态度》，《醒狮周报》第106期，1926年10月16日。

       (64)《醒狮周报》第115号页首发表了这样一则启事：“本报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之机关报，与其他团体毫无关系，恐有误会，特此声明。”

       (65)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6)鲍曼认为“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英]鲍曼(Zygmunt Bauman)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67)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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