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宏观调控理论和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宏观调控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我国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针对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问题，从我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接比例发展、货币金融以及分配对社会生产有反作用的宏观调控理论为指导，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以保障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 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产业结构 调整
当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问题十分突出。有些地区和企业为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不择手段地重复投资，重复生产，出现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倾向，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2010年宏伟目标的实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研究、运用马克思的宏观调控理论，指导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 利用价值规律的宏观调控作用，指导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多次论述价值规律的宏观调控作用。他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这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①]“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含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②]在论述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之间的本质差别时马克思指出：“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③]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调控作用：价值规律决定着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种类的商品上，也就是价值规律在宏观上调节社会总劳动在各商品生产者之间分配。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只有符合社会需要时，才是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才能在市场上实现；如果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超过社会需要，超出的部分就形不成商品价值，在市场上就不能实现，造成一部分社会劳动的浪费。价值规律调节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分配，正是以社会必要劳动量及其决定的价值为条件，通过增加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减少不需要的商品实现的。当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大于社会实际分给该部门的劳动量，即整个社会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时，市场上该商品就会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就会诱导其他部门的商品生产者把生产要素转移到该部门；反之，当社会所需要的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小于社会实际分配给该部门的劳动量，即小于整个社会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时，市场上该商品就会供过于求，价格下降，该部门的商品生产者就会把生产要素转移到价格高的其他部门中去。价值规律正是通过各部门实际消耗的劳动量和社会必需的劳动量相对比、价格的升降，引起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转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的。
过去我们只强调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而忽视了它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价值规律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为指导，用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新办法、新对策解决当前的产业结构矛盾。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辐射和淘汰功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一，利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与优化。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矛盾之一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过散、过滥，整体素质不高；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加工工业过粗、过散、过乱；原材料、粗加工工业、初级产品比重过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档产品过少；企业集中度过低，小型企业过多过滥、生产能力过小，市场竞争能力过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等现象。有些产品价格高的行业，各地一哄而上，重复投资，出现了产业结构“散、乱、差”的混乱局面。比如现上目录的摩托车生产企业有136家，年产量上百万辆的只有2家，而没有纳入各部门统计的“制造”摩托车的“厂家”少说也有300多家，有的县市一条街上就有十几家。生产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假冒、拼装、走私、仿制、买卖目录等。一方面形成产品质量低劣，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另一方面，杂牌企业套用正牌企业的目录销售，损害了正牌企业的信誉，危害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还有汽车行业，全国20多个省市都把生产轿车列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空调、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行业也面临着重复投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要利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淘汰掉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的劣质企业，让社会资源流入效率高、社会需要其产品的优胜企业。加强市场管理，打击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促使其在竞争中破产，从而达到产业结构优化。
第二，完善市场体系，为生产要素顺利流转创造条件，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当前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妨碍了生产要素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入效益高的部门，使有些生产市场不需要的产品的劣质企业“死”不了。市场需要的产品，要么没有足够的企业生产，要么现有企业缺乏资金、设备与生产要素，该发展的得不到适当发展。这就需要尽快扭转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水平过低和市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步伐，继续完善市场结构，健全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为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生产要素顺利转移创造条件。
第三，完善价格体系，运用价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说：“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竞争同供求关系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的劳动的总量化为这个标准。”[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宏观调控作用，是通过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不断达到平衡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规律的运行，推动着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制约着商品价格的变化，使它既反映商品价值的运动，又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动。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和社会需要的总劳动量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否则，市场价格就会低于或高于市场价值。而供需平衡，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相一致是偶然的，相对的；供需不平衡，市场价格背离价值则是大量的，绝对的。供求关系影响市场价格，价格又调节着生产要素流动，影响着社会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供给接近需求，价格接近价值。在这时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要靠价格的变动来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变动过程，也就是价格和价值不断调整的过程。正是价格的变化，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大体上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趋于平衡。而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是统一的，总量平衡最终要落实到结构平衡上来。为了使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避免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价格调控体系，保障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以实现宏观产业结构向着合理化、高度化的方向进行调整。
第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新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开发新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手段。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内外两种市场，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新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要通过产业政策和其他行政措施，大力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多、附加值大、经济效益高和带动作用强的产业。正确处理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关系，在继续发展基础产业的同时积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二 要根据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中，多次论述社会化大生产客观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他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他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⑤]自从出现社会分工后，各个部门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成为社会生产正常进行和社会需要得到满足的重要条件。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这个规律的强制作用更为突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说明了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两大部类内部各部门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必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家之间的利益矛盾，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宏观调控，资本再生产客观要求的比例关系，只能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中，通过价值规律自发调节，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强制实现。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他设想在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有一个“社会中心”进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宏观调控。他指出：“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⑥]“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⑦]
显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很高的基础上建立的实现了单一的社会所有制，不存在多种所有制并存；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劳动时间成了宏观调控的实现形式。这种设想与现实有很大不同，但社会实现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配置社会资源并加以适当的宏观调控，已成为世界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设想的通过“社会中心”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分配劳动实际上就是政府针对市场调节的缺陷进行宏观调控。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开出的药方就是国家干预经济，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央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都说明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按比例分配劳动，通过“社会中心”对社会生产进行宏观调控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理论，指导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通过完善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按照市场调节经济，政府管理市场的思路，重塑市场、企业、政府三者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分工。各级政府主要利用方针政策、产业规划、监督等措施引导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政府要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当前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在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上，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比如，对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要增加农业、交通运输等部门的投资。对产品没有市场或市场很小的长线产业，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要限制其发展。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鼓励其破产或被别的企业兼并。针对各地区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要加大政府组织协调的力度，鼓励企业资产根据社会需要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树立大市场和社会分工的观念，维护政府产业政策的权威，新项目的审批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为基准。建立并完善社会评价体系，对各地争相上马的项目，采用招标的办法，严格筛选。让条件最优、预期效益最好的地区和单位中标该项目。
第三，要根据宏观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需要，加大政府的直接投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不是唯一的调节者。有些国民经济发展必需的产业，由于投资周期长、风险大、资金回收慢、微观经济效益低，地方和企业不愿意投资，使这些产业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比如农业的种植业、水利、工业的交通、能源等产业发展缓慢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从地区结构看，我国中西部由于历史沿革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等原因，投资环境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影响了投资效益，使地区和企业不愿在这些地区投资。但宏观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要求这些产业和地区必须尽快地发展起来。这就决定了，只能由政府从全局出发，进行直接投资，况且要逐步加大投资力度，才能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促进宏观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三 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和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论述了货币流通、金融制度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一，要重视货币流通、货币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论述了商品生产决定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而货币流通反作用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原理。《资本论》第2卷第3篇论述了货币流通在两大部类之间或者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从而影响着社会再生产，影响着产业结构调整。根据商品流通或社会再生产的实际需要控制货币发行量，不仅能满足经济运行对货币的需要，又可保持币值稳定，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对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有重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要以产业政策为依据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做到货币供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我国现阶段的产业政策是：努力提高第一产业即农业的质量，稳步增加产量；继续发展第二产业，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加快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以此为根据制定货币政策。对那些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贷款利率，对那些需要限制发展的产业，要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贷款利息率。还要严格执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强化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规范信贷与投资决策、审批、监管和责任，加强信贷与投资的调控，提高其管理质量，优先解决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主导产业、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的资金问题，力戒低水平重复建设，制定好的货币政策，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要利用信用制度加快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论述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他指出：信用加快了“股份公司的成立”，“使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⑧]“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逐渐转化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他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⑨]“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⑩]以上论述对我们利用信用制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有指导意义，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矛盾之一就是企业集中度过低，大型企业过少，小型企业过多过滥，生产能力过小，市场集中度低，竞争能力差。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信用制度能够加快资本集中的作用，突破地区封锁和条块分割，鼓励和推行联合投资、参股投资、企业联合或兼并，形成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和股份公司，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和规模经济效益，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四 马克思分配对生产有反作用的理论与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财政支出结构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环节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11)他阐明的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反作用于生产结构的理论，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财政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对社会生产，对产业结构的现状有直接的重大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状况直接决定着产业结构的状况。国家在确定财政收入规模、集中财政收入之后，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确定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做到生产力合理布局，尽量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
第二，社会总资金的分配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篇论述货币流通在两大部类产品交换中的作用，说明了货币顺畅流通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总资金从其最终用途上看，可以划分为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以及它们各自的内部比例，直接反映着、制约着社会再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三者之间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再生产各种比例关系的相互调整和变化，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其中，补偿基金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要，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如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补偿基金用于原有生产资料的更新，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就会维持现状不变；如果通过企业改组、改造、破产、兼并、联合，发展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补偿基金根据市场需求结构分配于各地区、各部门，就会发生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我国现有国有资产4万亿元，存量资产的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有决定性作用。积累基金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牵涉到产业结构的增量调整。由于积累基金与补偿基金相比占的比重小，仅仅依靠直接投资只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增量调整，所以必须把资产的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结合起来，以存量调整为主，增量调整为辅。这就要求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把补偿基金、积累基金以多种方式分配在市场需求量大、急需发展的行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另外，积累基金、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着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消费基金的规模和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决定着市场需求结构，这会对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而积累基金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分配直接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增量调整。正确处理社会总资金的分配关系，尤其是正确处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以及各自内部比例关系，按照市场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就能为整个宏观经济的顺畅运行提供重要保证。
注释：
① ② ⑧ ⑨ ⑩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新》第25卷第716、717页、215页、493页、498页、499页。
③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49页、96页。
⑤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⑦ (1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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