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三十年改革奇迹——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农业论文,技术进步论文,制度创新论文,六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农业在过去六十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前三十年中国在摸索发展并走过许多弯路，取得一些发展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教训。后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三十年，是中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崛起的三十年。
在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巨变。解放后，中国完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年）取得成功后，中国开始了极具争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影响了农业的生产力；当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1963-1965年得到初步恢复后，1966年中国又开始了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在前三十年，中国农业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下，艰难地发展、倒退、再发展，其过程喜忧参半。
改革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巨变的三十年，在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创造了世界奇迹。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年，2008年人均GDP达到22698元（或3267美元）；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了13786元和4140元，扣除城镇和农村物价指数的影响，三十年内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7.34倍和7.53倍（国家统计局，2008），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7.1%和7.2%。
改革三十年也是中国农业巨变的三十年，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6%，远远高于人口年均1.1%的增长速度；粮食稳步增长，其他主要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加显著，谷物达到基本自给，总体食物自给能力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结构也不断优化，生产逐渐向相对比较效益较高的部门和产品转变，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农村就业结构也不断升级，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增长和地区流动；农村贫困人口显著下降，提前实现了联合国提出的2015年的减贫目标。
中国农业六十年的发展和最近三十年的巨变见证了改革的成就和政策的影响，然而，农业改革并没有结束，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还将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本文将在简要总结改革前三十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近三十年的改革和成就，评估三十年深刻改变中国农业的三大驱动力（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总结有益经验；同时，放眼未来，剖析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中国改革前三十年农业发展与政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国开始从封建土地私有制转向解放后的集体所有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并对农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下面，笔者首先回顾农业部门的发展绩效，阐述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其次，对改革前三十年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做简要的回顾。
（一）中国改革前的三十年的农业发展
1.粮食在“以粮为纲”的政策下稳定增长
在改革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农业走过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农业在提供国民食物和工业原料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从总体趋势来看，农业在增加食物供给，特别是粮食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1）。解放后的前3年，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1950年114.41百万公顷上升到1952年的123.98百万公顷，增长8.3%，总产量增长了24%。1952-1978年，虽然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但粮食总产量上升了86%，年均增长2.5%。粮食单产提高是粮食总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1952-1978年粮食单产提高了91%，年均增长2.8%。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粮食生产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9%)，这意味着在改革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农业为提高国民人均食物（卡路里）获得量做出了贡献。同期棉花的单产和总产也有一定的提高（见表1）。
尽管中国农业在这个时期提高了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供给量，同时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政策对农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农业发展并没有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和工业化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动力。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仍然维持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除细粮（大米和小麦）外，粗粮（如玉米、甜薯、小米、高粱等）也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绝大多数消费者无法获得或消费极少的食用油、食糖、肉和蔬菜等日常食品。总的来说，即使到了70年代，尽管农业产出增加了，但是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依然很低，人均每天获得的卡路里仅为2328。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则更低，仅能维持联合国所规定的人均每天2100卡路里的最低要求。
解放后的中国粮食生产体系相当脆弱，以致在1959-1961年大饥荒时期，造成了严重的灾难(Aston et al.1984)。在大饥荒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超过3000万人死于饥饿或未能出生，绝大多数是由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造成的。这是世界历史上至今为止最为严重的饥荒。尽管导致这次饥荒的原因很多，但农业生产和食物供给的急剧下降是导致此次饥荒的重要原因（Chang和Wen，1997）。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国开始通过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来弥补国内粮食供给的不足（见表2）。1973-1980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600万吨粮食，主要为小麦。在粮食进口高峰时期，粮食进口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进口产品。在当时，政府也试图通过进口机械和其他技术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然而，脆弱的农业部门尚无法完全养活人民（更不用说出口换汇），从而严重制约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的实施。
总之，在改革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农业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为提高中国的粮食以至整个食物安全作出了贡献，但是促进中国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是失败的。总产出的增长确实快于人口增长；然而，增长幅度不大，难以满足人们对食物以及快速发展的现代经济对原料的需求，仅仅能够维持温饱而已。基本没有剩余、没有选择余地、没有多余产品可用于出口以换取外汇。事实上，农业作为一个基础性产业，它的失败在贸易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国不得不花大部分宝贵的外汇换取粮食以维持国内最低的食物供给。
2.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停滞不前
如果粮食或食物可得性的解决是喜忧参半，那么农业的结构调整则是相当缓慢的。作物种植结构在三十年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见表1）。1950年粮食占整个播种面积的87%，到1970年仍然占整个播种面积的83%。在整个70年代，这种结构只有一点点改变（在80%～83%之间变化）。同样，更广义的农业结构也只有很小的改变。1952年农作物产值占整个农业产值的83%，到1970年仍然占75%，到1975这一比例还保持在73%。这些数据表明，农业结构没有向着以高附加值产品为发展方向的新的农业结构方向迈进。
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均收入以及其他财富指标都未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尽管粮食产出在增加，但1970年的单位资本所得几乎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样(Lardy，1983)。住房条件在60年代到70年代几乎没有改进。即使到1978年，农村每种食物的人均消费水平都很低，每年食用油仅有1.1公斤，肉也只有6.4公斤（Huang和Bouis，2001）。贫困率在30%～40%之间。虽然产出增加，但收入停滞不前，这表明生产率增长是较低的（Stone和罗斯高，1995；Wen，1993）。
这些分析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农业并没有很好地起到促进国家总体经济转型的角色。它没有向非农部门提供大量或足够的劳动力，没有创造更多的外汇以促进国内技术的更新，也没有很好地通过各部门经济的联系来提高农民收入。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农业最多扮演了增加粮食和其他食物供给以及向工业提供部分原材料的最基本的角色。
（二）中国改革前三十年农业政策及其影响
1.计划经济与农业生产
计划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70年代后期有很大的不同。1949年后，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改革，这次改革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广泛的土地改革之一。国家无偿从地主和富农那里没收了土地，并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村所有的无地家庭。
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不久中国开始了对后来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冲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土地改革带来生产力提高的好景没有延续多久，中国刮起了“共产风”，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1954-1958年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都从互助组／合作社转移到了公社，向公社的转变消除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体系。有些研究者认为，至少在集体化初期，农民和他们的领导能够选择是否要进行集体化（Lin等，1996）。但笔者与一些对集体化前夕生活记忆犹新的村领导座谈表明，没有一个被集体化的人是自愿的。
公社化最主要的缺陷是缺乏激励。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1)单个家庭不是产品的拥有者，这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更糟糕的是，这些生产是要基于集体领导的集中决策，而这些领导又经常远离每天的生产活动从而没有充分的决策信息(Putterman，1993)。农民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相反公社成员要基于他们特别的任务获得工分，这些工分在每年收获季节后核算成粮食和现金。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体系下有很多“搭便车”行为，而且很难进行监督，所以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的提高。
2.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与价格
改革前三十年农业缓慢发展不但同生产的组织体系和管理问题紧密相关，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产品市场和价格政策对农产品生产和要素投入配置也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是由政府来确定的。1962-1978年，粮食价格几乎维持不变，17年间只调整过3次，总体提高幅度不到20%。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品价格也没有起到资源的配置作用，投入品价格仅仅是为财务核算用的，因为在当时由于投入品短缺，人们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到的，而是通过一个庞大的分配系统来实现的。
市场机制也未能推动农业的发展。由于缺乏竞争，营销人员没有激励去搜寻低成本或高质量的生产者。在改革前，决定生产和消费价格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策左右着国内外农产品市场(Sicular，1988；Huang and David，1995)。此外，生产是按计划进行的（如种植面积、目标单产和总产、生产投入等）。政府的计划甚至规定了家庭消费和市场剩余之间的比率。
这套政策至少在短期内还是有间接益处的——通过压低大宗农产品的价格来保证低工资，进而推动工业化的进程。除了农户使用的食品、饲料和种子外，大多数农产品都以较低的价格（定购价格）卖给国家的收购部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政府也采用“议购价格”（略高于定购价格）收购超出定购任务的剩余农产品。
为了解决衣食的供给不足，同时还要保持较低的价格，国家实行了食品、服装等的配给制度。配给制度是一套严格管理体系，对城市来讲，国家对每个人按预先确定的标准（如年龄、工作类型和其他影响食物需求的因素）发放其居住地区的粮票，持有粮票的人可以在“国营粮油门市部（店）”购买粮食，或在食堂等场所购买主食。
3.非农政策和制度安排
(1)户口制度。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和安置农村劳动力对农村人口的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鉴于中国的农业部门庞大且不发达（由于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政府严格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政府让集体化的农业部门向城市的工业部门提供食品和其他产品，而农业部门的回报只包括肥料、少量资金和其他投入品，农业的其他需求则只能自给自足。农民不准自由地离开集体。在住房、教育、健康、福利和其他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在集体经济时期被拉大。毫无疑问，户口制度和其他限制措施阻止了农村居民离开村庄，同时阻碍了农村经济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机会，人为地减缓了集体经济时期结构转变的步伐，抑制了收入和生产率的提高。
(2)贸易政策。在改革前的三十年，在贸易方面也有两项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首先，农产品贸易是国家计划的补充工具。在所有地区自给自足的假定前提下，进口只局限于满足国家的生产计划，进口品主要是国内无法生产的机器等投入品。几乎所有的贸易都是由八大国有贸易公司来实行。在70年代，国有农产品贸易机构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食品进出口。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中国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如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同时也减少了中国的进口能力，因为在当时，农产品贸易是一种重要的创汇手段。其次，中国高估的汇率严重影响了本国农产品的出口（Huang和Chen，1999）。
（三）小结和讨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中国农业一直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未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虽然农产品生产在许多时期也出现增长的趋势，但这主要得益于：(1)农业技术进步；(2)政府资金和农民义务对水利基础设施投入。但是，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却未发生显著变化，农村资源并没有朝更高生产率、更具效率的产品生产方向转移，绝大多数的人口依然集中在农业部门。
这种局面主要归咎于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无论是生产部门还是价格机制和市场制度，都没能为生产者提供适当的激励。中国农村居民被划作“二等公民”，他们无法公平地同城市居民享受公共品和其他的生产和生活待遇，他们深陷尴尬境地，或许是计划经济政策的最糟糕之处。简言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本来可以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等政策环境的约束，结果不但农业本身发展受到限制，而且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在以上这种分析思路下，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转变和农村改革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中国要发展，而且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农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中国的领导层开始改革使农业生产率深陷囹圄的生产组织、制度安排和市场机制；农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同时农业和农村改革，不但是低成本的改革，而且即使改革失败也不会对中国的城市和工业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农民已经被强制的计划隔离出了城市和工业系统）。总而言之，到了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缺陷促使中国领导层以农村为突破口开始了艰巨的改革之旅。
三、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农业发展
（一）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国家食物安全保障得到显著提高
三十年改革，中国的农业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国内的农产品供给能力。在过去三十年，农业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见表3）。尽管农业增长比国民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慢，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使中国实现了主要农产品供给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的历史性转变。
1.粮食生产稳步增长。1978-2007年，粮食生产年均增长1.7%，显著高于同期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1%)。2007年中国粮食生产达到5.02亿吨，比1978年增长65%，人均占有量也增长了28%。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品种供需基本平衡，使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得到显著提高。
2.经济作物快速增长。棉花、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生产显著增长，2007年这些经济作物的产量比1978年分别增长2.5倍、3.9倍和4.1倍；同期，按人均占有量计算，棉、油和糖的生产也分别提高2.1倍、3.6倍和3.8倍。水果生产增长更加显著，30年内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达到12.8%（见表3），是所有农作物中增长最快的。1978-2007年，蔬菜面积也从333万公顷扩大到1733万公顷，增长4.2倍。
3.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更加迅速。1978-2007年，猪牛羊肉、家禽生产快速增长，肉类总产提高将近6倍，年均增长达7.7%（见表3）。同期，水产品生产增长更加迅速，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
（二）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经济增长、城镇化和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方式，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和城镇化刺激了肉类、水果和其他非粮食农产品需求的增长（Huang和Bouis，1996；Huang和Rozelle，1998），而食品市场的发育和饮食业的发展更进一步促进了非粮食农产品的消费（Huang和Rozelle，1998）。在农业内部，种植业产值的比例逐渐下降，而畜牧业和渔业的比例不断提高。农业总产值中，1978年种植业产值占80%，农业收入单一，到2007年，该比例下降到50%。相反，畜牧业在整个农业产值中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15%上升到了2007年的33%，翻了一番多；水产品增长得更快，从1978年的2%跃升为2007年的9%。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变促进了整个农业的快速增长。
种植业内部生产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8-2007年在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份额持续下降的同时，粮食生产在种植业中的份额也明显下降。农作物种植受人均消费下降和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水稻和小麦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从1978年的23%和19%下降到2007年的19%和15%，而玉米则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面积不断扩大，玉米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13%上升到了2007年的19%（国家统计局，2008年）。相对而言，蔬菜、油料、糖料以及烟草等农作物生产都大幅度增长。20世纪70年代，蔬菜播种面积仅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约2%，但到2007年，该比例增长了5倍多，达到11.2%。同期，油料作物（除大豆）播种面积的比例也增长了3～4倍。播种面积增长最快的是水果，近20年果园面积扩大了4倍多。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对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的快速增长、农产品供应的增长使得我国在解决居民食物消费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令世人称道。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和世界人均水平25%的水资源养活了占世界约20%的人口，人均食物自给能力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三）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
伴随着中国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产品贸易增长更快，并且贸易结构也出现了快速变迁。1980-1995年中国农产品的贸易总量（进口和出口之和）增长了将近3倍（见表4)。由于出口的增长要快于进口的增长，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在大部分年份是食物的净出口国。农产品的进出口变化还导致了贸易结构的快速转变。总体上，农产品的进出口变化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并因此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耕地密集型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和糖料作物的净出口额不断下降，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园艺和水畜产品的出口不断增长。粮食出口在农产品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下降到只有大约20%，不到80年代初期的一半。而到了90年代后期，园艺和水畜产品的出口额占农产品总出口额的80%（Huang和Chen，1999）。
农业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快速变迁是我国经济改革后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农村市场化改革、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快速增长，提高了农民的农业收入，而且有利于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农业资源的持续高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扣除物价指数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了7.34倍（见图1），年均增长7.1%。农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使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人下降到了2007年底的2148万人（国家统计局，2008），农村贫困率从1978年的32%下降到了2007年的3%以下（见图2）。
当然，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整个改革时期来看，尽管城乡收入比在1978-1984年、1994-1996年这两个时间段内由于农民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快速增长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特别是1984年以来，城乡之间一直保持了巨大的差距，并且在近年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四、三十年农业的改革与政策
中国自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启动了中国农村三十年来的全面渐进性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效。这项土地制度改革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和收益索取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增长并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展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应当说，迄今为止，中国农村三十年的渐进改革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了农民和市场、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并逐步转向通过促进乡镇基层政府转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促进各种农民组织发展，实现政府与农民之间，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良性互动。总体来讲，改革三十年，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
受篇幅限制，下面仅就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农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三大改革和政策做一回顾和述评，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科技进步、农产品市场化改革。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与成就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改革主要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简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体制的最大差别是农民将集体土地承包，即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农户人口、劳动力数量，将土地分给农户自主经营；国家与农民订立合同，规定农民将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上缴国家后（即所谓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余粮归农民自由处理，包括可以在市场自由出售。显然，这项改革调整了之前集体管理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并且转为以农户为单位，由农民自我管理和生产、分配及经营的新型体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与推广有效地突破了传统计划体制下“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格局。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直接挂钩，农民成了自己进行家庭经营式农业生产的剩余所有者，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成就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许多研究都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赋予了农民对生产的决策权和收益权，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改革初期农业生产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最早的实证研究集中在测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制度创新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的提高大部分源于制度创新（McMillan和Zhu，1989；林毅夫，1992）。
笔者研究也发现，除了技术进步外，制度创新是改革初期中国农业生产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生产责任制在改革初期对粮食生产增长的影响因作物而异，大约在35%～50%之间。它从3个方面影响着农业生产：生产积极性、投入效率和技术采用。同时笔者也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新技术采用的积极性和效益，但也提高了新技术采用的成本（黄季焜和Rozelle，1996）。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对农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三十年改革的序幕，为80年代中期以来开展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国家逐渐推进农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逐渐推进价格、农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科技、农产品贸易、税费以及同税费改革相关的一系列农村配套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效。
（二）国家农业科技体系改革与成就
过去三十年，我国农业科技体系（科研和技术推广）在改革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科技改革是一项未竞的事业（黄季焜、胡瑞法，2008）。
1.农业科研体系发展与改革
过去三十年，我国农业科研体制发展改革经历了如下4个时期：(1)1978-1985年：改革初期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时期。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重建，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由1979年的597家发展到1985年的1428家，农业科研人员由1979年的2.2万人发展到1985年的10.2万人。(2)1986-1998年：商业化和拨款方式改革时期。科研部门开始从事经营创收活动，同时政府也对科研项目拨款方式从原来的计划分配制改为竞争制。在竞争制的压力下，科研人员由1985年的10.2万人减少到1996年的6.5万人。(3)1999-2006年：科研单位转制和企业投资萌芽时期。农业科研单位分别转制为社会公益类、科技服务类和技术开发类3种类型，该改革试图形成一支精干、高效与机制灵活的科研队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4)2007-2008年：50个产业创新体系的酝酿建立时期。有关部门提出构建由国家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试验站和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等组成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方案，并着手酝酿成立50个创新产业。
2.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与改革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如下5个时期：(1)1978-1988年：改革初期机构和队伍迅速发展时期。到80年代末期各县在各乡镇都建立了农技站，农技推广人员超过45万人（黄季焜等，2008）。(2)1989-1992年：商业化初期和第一次“三权”下放时期。这时期乡镇农技站的人财物管理权（“三权”）由县下放到乡，并鼓励商业活动。推广人员降到30万人。(3)1993-2000年：商业化中期和“三权”上收及队伍迅速扩大时期。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从1992年的30多万人迅速增加到1999年的106万人。(4)2001-2003年：商业化后期和“三权”下放时期。这时期农技部门面临巨大挑战，到2003年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减少到84.9万人。(5)2004-2008年：分离商业活动和“三权”上收及继续精减队伍和多种改革试点时期。各地开始进行各种改革试点工作，到2007年在编的农技人员已精减到74万人。
3.农业科技体系改革成就
首先，建立了庞大的、学科分类较为齐全的农业公共科研体系。目前各类农林水气和农产品加工研究机构拥有研究人员6.8万人，学科门类齐全，为加速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技术保障。
其次，建立健全了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尽管农技推广体系经历了坎坷而又艰难的改革过程，但中国拥有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农技推广体系，遍布所有乡镇和边远地区，为加速农业技术推广提供了基层技术体系的保障。
第三，科技运行机制得到了改善，提高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研究单位普遍实行了全员聘任制，以“基础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励”为核心的工资制度改革，初步实现了科技人员绩效与收入挂钩，提高了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和科研积极性。
第四，政府投入快速增长为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资金保障。政府农业科研拨款从2000年的53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28亿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后，年均实际增长高达16%。同时吸引了大批企业参与农业科研投资，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第五，农业科技成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力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撑。笔者研究表明，5种粮食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平均年增长率，从1985-1994年的1%左右提高到1995-2004年的2.4%；1995-2004年，经济作物和畜产品TFP年均增长率更高达3.5%以上；除个别农产品外，1995年以来，多数农产品的TFP增长都来自技术进步（见表5）。
（三）农产品市场化发展与改革
市场与价格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业与农村改革三十年在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中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中国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市场体系的逐步形成。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不断削弱和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逐步增加促进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农业经济增长。
1.国内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和成效
国内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历程：理论上，市场自由化要求废除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同，中国政府在改革的初期并未废除计划体制。中国在改革初期，将市场视为对计划体制的一个补充。农业部门在80年代初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政府在减少对市场自由贸易的限制方面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1979年最初作出允许重建市场的决定时，只允许蔬菜、畜产品和少数几种作物在本县范围内进行交易。1980-1984年，政府才逐步放松了市场交易的地域限制，但改革初期农村市场仍然以当地周期性集市为主。
1985年后市场改革才开始启动，并在90年代初期加速推进。农产品收购体制改革，商品贸易限制改革、国营粮食系统的商业化改革、城乡市场发展需求等使得市场交易行为空前繁荣（Sicular，1995；黄季焜等，2008）。1990年超过30%的粮食由私人经营，其余产品中的一半以上的交易是由商业化国有粮食企业完成，这些商业化国有企业也遵循市场规则参与市场交易(Rozelle et al.,2000)。
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市场化改革进程曲折反复，但随着私营农产品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国家购销体系开始被削弱，改革的目标到改革实施的25年后才基本实现，2004年中央政府又通过正式颁布政策明确了粮食的市场化方向。
国内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成效：经过30年的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努力，中国逐步实现了由市场价格信号引导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业生产决策。笔者研究表明：
首先，不同地区间农产品价格趋势出现紧密互动的关系，而且互动的趋势不断加强，说明市场存在整合的证据（Huang和Rozelle，2006）。
其次，价格的空间形态的变化规律和明显的“运输梯度”，是市场改革取得成效的又一重要的证据。Huang等(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价格有明显的运输成本梯度规律，体现了市场交易和运输体系效率的提高，而且发现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效率不比美国低。
第三，中国农产品市场改革成效最重要的证据是，正协整的中国农村市场配对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运用更为严格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市场的整合程度（见表6）。研究结果显示90年代末期中国市场逐步迈向成熟，价格互相联动的配对市场之间已经整合的比例表现出了显著的增长态势。
2.农产品对外开放和成就
农产品对外开放历程：人民币汇率经历了漫长的改革历程。在改革前的很长时期内，为了实现贸易保护的目的国内货币一直以来是被高估的。由于农产品是可贸易商品，因此，农业部门受到了严重的干预（Huang和Chen，1999）。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除了1992-1997年和最近几年外），汇率不断下降，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也通过放松外汇供需管理加速对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
在汇率体系变化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对外贸易自由化改革。起初大多数是通过减少国营贸易商控制的商品来实现的。在放宽对进出口市场准入的同时，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削减关税，1992-1998年，农产品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从42.2%下降到了23.6%，到2001年又下降到了21%。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到2004年平均税率下降到17%，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而且承诺取消出口补贴。
农产品对外开放的成效：对农产品的干预度量，笔者是通过比较在国内港口的批发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差异（或名义支持率）来体现，具体见黄季焜等(2009)。这项研究表明，中国对农业的政策干预显著下降。改革初期受到高度保护（名义支持率为正）的农产品保护率逐渐下降，而受到高度负保护的农产品保护率逐渐上升，这说明中国农业已转变成了一个基本融入国际市场的行业，国内价格逐渐趋向国际市场价格（见图3）。
就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笔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促进了国内生产结构的调整(Huans et al，2007)。贸易使中国逐渐转向生产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果蔬和水畜产品等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同时逐渐减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这对改善国内农业生产结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总结和展望
中国农业六十年的发展和三十年的改革见证了改革的成就和政策的影响。1978年开始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启动了中国农村三十年来的全面渐进式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农业科技改革显著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产品单产的不断提高，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增长；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为农产品市场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优化。应当说，迄今为止，中国农业三十年的改革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建立起了农民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经济面貌，并使农业经济发展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然而，三十年后，既有的土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效应已逐步释放殆尽，目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关键问题和深层次矛盾都同现在的土地制度有紧密的联系；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还需要以农地制度的深化改革为突破和主线，推进新一轮农业和农村的各项改革；还需要完善农业科技体改革，进一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还需要推进市场体系改革，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和公共投资体系，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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