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与传承——奥登《在战时》与40年代中国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战时论文,中国论文,诗歌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写于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奥登《在战时》组诗的一首十四行，卞之琳先生有这样的介绍：
奥登在1938年春天，和衣修午德一起，访问中国，经港、澳到广州，经武汉到台儿庄战斗后的徐州战场去看一下，回到武汉。在那里的一次文艺界的招待会上，奥顿朗诵了一首关于中国兵的新作(“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据他和衣修午德合著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一书中衣修午德所写的《旅行记》部分所说，诗中第二行“为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竟被译成了“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①
这一说法广为人知。在新近的研究文章中也还被人引用。②但这实是由于当时翻译与衣修伍德的沟通出了问题，以致卞之琳以讹传讹，造成了奥登诗在中国翻译史上不大不小的一点误解。笔者承友人帮助，找到了1938年4月22日的汉口版《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并见到了同一天发表的奥登十四行英文原文，与4月21日晚洪深的译文。“为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这一诗句，洪深的相应译文是“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并未如衣修伍德或卞之琳所言，被改成“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指出这一历史事实，重点并不在为洪深“平反”，因为并无多少人了解最初的译者乃洪深；这一发现的意义，或许在由这一首诗的误译的“流言”传布之广，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奥登在中国传播更为有效的渠道究竟始于何时。以卞之琳当时的视野，都未注意到汉口《大公报》的报道，可以想见该报道在汉口以外的影响力有限。因此，不是1938年，而是要滞后到1943年——该年第2期《明日文艺》发表卞之琳选译六首《在战时》，同期配发杜运燮对奥登做重点推介的《海外文讯》——奥登的《在战时》才以整体规模进入中国诗人的视野。这从穆旦对奥登的模仿多出现在1943年之后也可以得到侧面印证。③
本文准备考察奥登《在战时》十四行1938-1943年之间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对一些重要的史实做出辨证。重点放在卞之琳翻译所“择取”篇目型塑出的奥登诗歌形象与原作之间的错位，从中国诗人诗作中新的诗歌形象——“农民兵”，探讨创造性误读的正面意义，并揭示卞译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一、“最初的”十四行与“欧洲的愧疚”
1938年2月16日，英国诗人奥登与小说家衣修伍德结伴抵达香港，2月28日由香港到广东，随后由广州北上，3月8日抵达汉口，在汉口稍作停留，与蒋介石和宋美龄见过面，也与蒋的德国军事专家交换过看法。3月15日离开汉口，经郑州、徐州，到中国抗日前线，一个多月后回到汉口，两人还到过西安、南昌、金华、温州等地，最后于6月12日由上海踏上轮船返回欧洲。尽管大多数时候，被中国官员、文人和英国人所包围，但奥登路途所经所感，还是促成他后来不少诗作的诞生。离开中国九个月后，1939年3月奥登在英国出版《战地行》。这本书包括了奥登的27首总题为《在战时》的十四行诗，和一首长诗《诗解释》，以及衣修伍德的战地日记。两个月后，美国版发行。
从奥登的传记来看，奥登访华是有备而来，并且和衣修伍德有具体的分工。衣修伍德“将用一丝不苟的报道，来书写和评论中国以及这场战争，而奥登，则以象征写战争，以便提供关于人类暴力的理论”④。奥登认为，“到远方旅行的努力”，“是让一个人能从外部观照他的过去和他的文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奥登“还是一个永远的旅行者和一个自动的流放者”。⑤由此而言，奥登中国行关心的重点，主要还是从中国观照英伦；对战争，也不拘泥于中日战争，而是继续其对暴力、战争的整体抽象思考。中国行之后写出的《在战时》十四行，果然不负众望，也基本实现奥登自己的预设。门德尔松甚至认为，“奥登1930年代最深刻大胆的诗作是《战时十四行》，那可能也是那个十年中最伟大的英语诗歌。比起《西班牙，1937》，它具有更高的境界，更强的道德凝聚力，想象力更丰富，诗味更浓”⑥。奥登诗歌主题被认为是“个人责任”，“他承担了作为一个人全部的重负，全部的罪责”(Lincoln Kirstein 的评价)⑦，这作品也是他从信奉马克思主义回转宗教的产物。
英文版的Journey to a War中衣修伍德的《战地日记》与奥登这首著名十四行(“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有关的内容大体如下。1938年4月21日，衣修伍德和奥登参加在汉口“终点酒店”举行的聚会，见到此时呆在汉口的军界和文化界人士，如冯玉祥、田寿昌(田汉)、洪深等。⑧他们共同接受《大公报》记者的采访，记者英文名为麦克唐纳，提问的问题有“你们怎么看中国的士气，风俗和道德？中国妇女是那种类型的”等。有意思的是，衣修伍德说他们两人的回答毫无特殊之处，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在他们开口前采访者已经奋笔疾书。4月21日的日记中，衣修伍德提到，当诗人田(汉)的诗由翻译者洪(深)翻给他们两人听之后，奥登回了一首十四行，是头天他写一个死掉的中国士兵的。衣修伍德当天的日记到此为止，他也并未提及奥登的诗现场是否被翻译。⑨4月23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了《大公报》记者。麦克唐纳来访，并告诉他们22日报上登的他的采访录深得报社总编的赏识。当麦克唐纳把报道一句一句翻成英语时，他们发现奥登的一句诗很明显地被改写了。原句是：“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改成“富人和穷人团结起来去战斗”。衣修伍德的理解是，原诗过于“直接”，而且还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将军们都没有抛弃他们的士兵”。⑩
笔者在1938年4月22日汉口版《大公报》上，见到了由采访改写的报道，另有奥登题为“China Soldier”的英文原诗及洪深的中译。这是奥登“战时十四行”中第一首见诸报端的。在上海，由邵洵美主编的《自由谭》，也于1938年12月1日发表了这首十四行，这一回中文明确标出诗名《中国兵》。
下面左列是刊登于《大公报》的洪深译诗，右列是刊登于《自由谭》的邵洵美译诗：
远离文化的中心，他被派用在疆场；
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
在一棉衾之下，此人紧闭眼角
而消逝了。他将不再被人谈讲，
当这战役写录成书的时候；
头颅未带着重要的学识死去；
远离了文明的中心，他完成了使命；
他的长官和他的蚤虫便将他放弃；
在棉被窝里面，他合上了他的眼皮
冥然而长逝。当这一次伟大的战争
将来编成书籍，他也不会被人提及；
他的脑壳里并没有带走什么资料，
说些陈腐的笑话；他像战时一样无趣；
名字也如他的容颜不复存在人的心头。
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
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
他在中国已成尘土，好让你的女孩子，
可以安居大地上，决不可能
再受凌辱在狗类之前；好让那有水池，
山陵，房舍的地方，也还可以有人。
他的笑话陈旧，做人像打仗般枯燥；
他的名字和他的容貌将永远消失。
啊，欧罗巴的教授们，主妇们，平民们，
请向这一位青年致敬。你们的记者
并没注意，当他在中华变成了尘埃；
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女儿钟情；
从此他不再在狗跟前受辱；从此
有水有山有房屋的地方；也有了人。
上面左右两列译诗的基本内容大体一致，其中有两处值得注意。一处是邵洵美直接译为“他的长官和他的蚤虫便将他放弃”，而洪深的译文则稍为曲折一些：“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但并未译成“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这是历史事实。另一处，是笔者更为看重的，是第三节有一句“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是后来正式出版的《在战时》中所没有的。这两句诗在诗集中被修改为：“他不知善，也不择善，却如一个逗点，增加了意义。”这两句修改前后，在情感状态、修辞风格和意义指向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初稿是直言要求，情感相对激烈；修改后则相对冷静，略有讽意。据衣修伍德《战时日记》介绍，奥登4月21日朗诵的诗，是20日为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而写的。而据邵洵美的后人介绍，邵洵美是经美国朋友帮助，从奥登那里得到诗稿的，在离开中国之前，奥登诗作原貌大致如上。从原初的诗作中，我们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奥登所怀有的“欧洲的愧疚”。
奥登写作此诗是1938年4月20日，此时欧洲已濒全面战争爆发的边缘。1937年9月英法与德意签订《慕尼黑协议》，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利益，暂时获得了“永不投入彼此间的战争”的和平承诺。1938年3月12日德国武装占领奥地利。此时，奥登正在汉口，衣修伍德日记中写道，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The bottom seemed to drop out of the World”(11)。此前，在广东沙面一次聚会中，当奥登与衣修伍德被问到英国是否能够制止(欧洲)战争时，曾出现过“令人尴尬的沉默瞬间”，(12)奥登与衣修伍德尴尬的沉默，是欧洲知识分子良心愧疚的自然表露。从慕尼黑协定之后，他们已经对英国政府能够制止欧洲战争缺乏信心了。
3月12日奥地利被占，英国并未有所行动，而是很快承认了德奥合并的事实，这些都在撼动着奥登的底线。对于英国(欧洲)的绥靖，奥登是厌恶与鄙视的，后来他写《1939年9月1日》一诗，其中有“那些聪明的希望/吐出这个卑下虚伪的十年”；布罗茨基指出，“那些聪明的希望”指“一切为欧洲的法西斯铺平道路的事件”，包括“和平主义，绥靖政策，西班牙，慕尼黑”等等(13)，这样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顺着这条思路，奥登在中国发出“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的呼吁是很可理解的。这种呼告式的表达，表明奥登的预设读者是欧洲人。奥登此诗，前半部分是对卑微的中国士兵的写实，“他远离文明的中心”，暗喻士兵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死时身上有跳蚤，裹在一条棉被里，说明没有得到足够的、有卫生保障的看护和治疗；他也不了解什么重要的军事情报或道理，为人也不生动幽默，其死亡如尘土。这都是中国士兵普通的卑微的实存。但这卑微的肮脏的士兵，却在为英国的暂时的和平出力，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在对比中，中国士兵的静默的意义凸显了。“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女儿钟情”也就顺理成章，包含着一个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谦卑。
奥登并没有歌颂中国士兵，他甚至也不是将中国士兵当做“高贵的野蛮人”。中国士兵并没有像塔希提岛上的居民那样，让欧洲人由他们的内心的安宁而反思自己的“不幸福”状态；毋宁说，中国士兵的内心是没有浮现的。奥登不是东方主义式的，有着发现东方“香格里拉”的冲动，在落后的中国寻找一块可能的净土。相反，奥登现实地将中国士兵及中国，放在世界战争的秩序中进行考量；整个落后的、静默的中国，就和他的肮脏、静默的士兵一样，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中，承受着法西斯的冲撞蹂躏，并给法西斯以有力的回击。比起文明的英国，以及她的教授们公民们，这是一份实在的艰苦承担。
二、卞之琳的选择——中国农民作为“政治实在”
奥登最初诗作中充分地表达了“欧洲的愧疚”，但结集成书出版时的修改，使这种愧疚多少隐蔽了一些，而中国诗人选译时又有自己的重点，这使奥登《在战时》在中国的接受出现一些“转向”。卞之琳1943年所选译的奥登《在战时》，集中呈现的是中国兵、中国农民的静默的“伟大”。
在1940年代，关于奥登，产生影响的是卞之琳的译介。(14)1943年第2期《明日文艺》刊载了卞之琳选译的奥登6首《在战时》十四行诗。分别是奥登出版的27首十四行中的第4、第13、第17、第18、第23、第27首。卞之琳对自己何以选择这6首诗，并无直白高蹈的解释，仅以“前记”中的寥寥数语，将一个新意象——“中国农民”提示给读者。卞之琳指出，与中国诗歌爱好者所习见的“夜莺”、“玫瑰”或者“死叶”、“银泪”相左，奥登诗歌中没有这些浪漫意象，他的一个突出的新意象，是“从土地取他的颜色”、“山岳挑选了他的子女的母亲”、“在十八省里建筑了土地”——的同一群体——“中国农民”，能欣赏这一点，才能欣赏“凡是有山有水有房子的地方也应该有人”。卞之琳选译的6首诗中，第1首是直写中国农民的，第3首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首题为“中国兵”的改定版；第4首写伤兵，第5首写到里尔克，探讨诗人在战争中的责任；第2首和第6首，是对中国的赞美与期许。
奥登诗歌中，并没有将中国士兵与中国农民作为一体来看待，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奥登在中国所见士兵，并未给他以农民的联想。奥登在写中国士兵的时候，并未明言他们是农民，他们很多人年纪也就在15岁左右，更像奥登所钟爱的“学童”，他曾经询问汉口版《大公报》的记者：“中国此次作战的军队中，究有多少学生参加？”(15)可见学生参军这一问题是他关切所在。而对中国农民，奥登的确也有过“伟大”的评价，“在前方，我曾看到许多农民，在田里播种，虽然枪声很近，甚至虽有炮弹落在他们的前后，可是他们还坦然地工作着，这种镇定，恐怕只能以‘伟大’二字来形容了”(16)。奥登对娃娃兵是同情痛惜，对农民是敬佩，这在诗中是看得很清楚的。而后来中国诗人，却写出了多首明显从奥登学艺而来，但都以“农民兵”为主题的诗，主要还是由于卞之琳选译的影响。
卞之琳选取6首诗中，第一首就是直接写中国农民的。第二首，则是写中国的。这两首可以放在一起，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下面左列是卞之琳所译第一首，右列是第二首。
他停留在那里，也就被监禁在所有中。
季节把守在他的路口，像卫士；
山岳挑选了他孩子的母亲；
像良心，太阳统治着他的日子。
他前头那些年轻的从未在城里，
走着他们的快而不自然的途径，
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大在乎，
当一匹中意的马一般对待外路人。
他很少变，
而从土地取他的颜色，
长得就像他的那些牛，那些羊。
城里人以为他吝啬，以为他简单，
当然是赞美，让歌声起来又起来，
歌颂盆里或脸上开出的生命，
歌颂植物式忍耐，动物式可爱；
有些人曾经享过福，也出过伟人。
还是听早晨的悲哭，明白为什么；
城市陷落了人倒了；不义的志愿，
从没有失势；所有的王霸总得
用相当高贵的名称，来统一谎言。
历史用悲痛与我们的轻浮对垒，
乐土不存在；我们的星球孵出了
有望而从未证明过价值的族类；
敏捷的新西方不大对；了不起而错了，
诗人感泣而从他见出真理，
压迫者挑他举出来当一个榜样
这个被动的花似的民族也就是，
任他们长久在十八省里建筑了土地。
第一首毫无疑问是写农民的，因为至少出现了两处与城里的对比。与城市相比，农民是慢的，不变的，生活狭隘单调——“被囚禁在所有中”，农民性情被动驯服——像牛羊，然而他却让诗人感泣，让压迫者把他树为榜样。第二首，很难说是写中国农民，毋宁说是写中国的，与“敏捷的新西方”不同，这个民族是被动的，但他又是“有望的”、“花似的”，因为他们建设了十八省的成绩，所以中国是值得期待的。如果说新西方是城市，那么古老的中国也就相当于农村，中国也就是世界城市中的“农民”，或者用奥登在《诗解释》中所说的，是卑贱者，但恰是卑贱者“多少世纪以来做出一切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奥登的现实主义，他没有寻找乐土，寻找乌托邦。但他充分肯定了中国悲痛付出的意义。也因此，他赞美“动物般的忍耐，植物般的优美”的中国美德。
按照魏斐德的说法，在近代之前，中国的农民没有获得过自我的“政治实在”，他们是由知识分子来塑型的。在见诸文字的形象中，农民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勤俭的理想化的农民形象，另一方面是叛逆的，是“负重而沉默寡言的牲畜”，会“间歇性地攻击主人”(17)。五四新文学以降，农民大体还是这两种类型。“农民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学“人的发现”的重要构成要素，但五四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是启蒙精英审视批判的国民性的载体，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193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农民，则被当做民族品德光辉的代表。中国现代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变化轨迹，依然是与古代对于农民作为美德、作为缺陷的象征相联系。新诗中的中国农民形象则相对不那么鲜明，早期新诗中，刘半农、周作人、刘大白的诗歌中也有农民，有传统“悯农”精神的余绪，但农民不是诗歌的重心。农民形象成为诗歌的中心，大约还是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此后，抗战军兴，也是艾青一再地书写着中国北方的农民，他的短诗《手推车》，“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无论是鲁迅、艾青还是沈从文，他们对农民都是有态度的，可以说在乡土文学中，农民是被批判的愚昧的国民性代表；在沈从文《边城》那里，他们又成为美德的化身。但在奥登这里，似乎是“无态度”的，特别是，当他把那种呼告式的“恭敬这位青年”改成“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以后。
卞之琳在1943年对奥登的“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没有做出详细的评价，但是在36年后，他则有比较详细的说法：
例如，写一个中国兵的这首十四行诗，当然认识不全面。我国在1938年就已经有无数在党与非党领导下的英勇抗日士兵，何尝不知“善”也不曾选择“善”，只是奥顿自己没有亲眼见到而已。但是这用在奥顿亲眼见到的当时“中央军”拉夫去打战而委弃给炮火和饥寒、疾病以致献出生命的“大兵”场合，鉴于他们即使知“善”也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实际情况，又何尝没有相当的真实性？至于“知识”，农民自有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紧要知识”，当然也不能排除我们知识分子自己，由于多少年来的人为灾难，即使至今也确乎还太缺少知识的事实。(18)
卞之琳36年后的评价仍可视为他当年思路的某种浮现或者延续。或者说，大体可以了解在当时，卞氏所理解的“善”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善”是为正义而战，卞氏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早就具有这样的自觉了。而国民党士兵，仅仅是没有能力去选择而已。这样的说法放在40年代的语境中，还是有些问题的。毕竟，奥登所见的国民党士兵，都是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并无与共产党内战而“不善”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奥登所谓“善”主要不是指为“正义”而战。奥登的“善”具有反讽的意味。他说中国士兵不知善，也不择善，是在与欧洲对比的前提下展开的。在奥登眼里，聪明的欧洲是知“善”的，却最终没有为“善”。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按照同为英国人的休谟的观点，“一切德行”“只是由于善良的动机才是有功的”，行为“只被认为是那些动机的标志”；动机更重要，“一个善良的动机是使一种行为成为善良的必要条件”(19)。在英国(欧洲人)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女儿”免受屈辱的行动，自然是一种有利于人的德行，这是中国士兵的牺牲在奥登眼里的意义之一。没有“现代”知识，没有“世界性”视野的中国士兵，他的参战动机未必会与英国、与欧洲有关，因而他的为“善”又是不自觉的，若以动机决定德行的话，这也就算不上“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奥登说中国士兵“不知善，不择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的绥靖政策原也是为了使英国(欧洲)免于在一战之后，再陷入战争的浩劫，这原是“善”的动机。但这善的动机，却一再地以弱小民族的牺牲为代价，因此，从这个层面看，英国人的“善”却可能是自私的，恶的。因而，中国士兵的不知，反可能是无私的，高尚的。在奥登眼里，更为巨大的“不善”，是以“至善”之名，要求民众放弃自由以服从国家利益；这样以“善”的名义所建之国家，则可能是警察国家，如他在《诗解释》中所言：“把真理交给警察和我们吧；我们知道善；/我们能建立时间磨损不了的至善的城，/我们的法律将永远保护你们像环抱的山。”(20)奥登是在“无态度”的态度中肯定着中国士兵的牺牲与付出。但是他说中国的士兵“不知善”，是在欧洲伪善的背景中展开的。而中国的接受者，却在一个比较浅显的，即中国士兵“无知”的层面上，去理解奥登所谓“不知善”。农民似乎还没有开化，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自然就不会有能力去理解“善”，选择“善”，因而中国年轻诗人发明了一个语汇“愚笨”来形容“农民”，这其实是建立在对奥登误读基础上的创造性演化。
中国年轻诗人，在西南联大的这一群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所以能经由卞氏的选译，而将农民与兵联在一起，也有很现实的原因。1941年底至1942年底，在西南联大教授自办的刊物《当代评论》上，教授杨西孟连续撰文讨论物价，其核心观点认为在抗战全面爆发五年来，中国农民为国家承受最多，“农民对抗战的贡献，实无伦比”，“农民是我国国本所系”。文章具体谈到农民所承受者，一是“田赋征实”，二是“数百万的战士出自农民”，可以说“抗战以来”，“后方数百万人口生活的维持来自农民，财政上最大的有形税亦出自农民”。(21)农民对战争的坚忍无声的付出，当为联大师生所共知，中国士兵本出自农村，也基本是常识。而将士兵与农人合体，却的确是联大这些诗人们的首创。
在这些写作农民兵的作品中，已在超越五四对于中国农民麻木、愚昧的凝固的定义，而将同情、变化的可能带进诗作中。穆旦所作《农民兵》中写道，“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杜运燮《草鞋兵》的第一句即歌咏：“你苦难的中国农民”，这些都在直写农民兵的沉默、愚笨。但穆旦也预言：“而我们竟想以锁链和饥饿/要他们集中相信一个诺言”，“但若有一天真理爆炸，/我们就都要丢光了脸面”。王佐良则提出“愚笨”，“有你我/脆弱的天平所经不住的重量”。这里至为难得的是，穆旦、王佐良等人并没有把自己撇出历史责任之外，而是认为自己也是为农民所豢养的，也加入了对农民兵有形无形的欺骗——各种宣传。但他们相信农民终有觉醒的时刻。这样将个人揉进历史，承受可能的破碎与痛苦(丢光脸面)，和卞之琳在《慰劳信集》中以欣赏风景的方式对中国农民所进行的歌颂是很不相同的。
三、余论——穆旦的“非中国性”：
1940年卞之琳在昆明明日社出版了新的诗集《慰劳信集》。《慰劳信集》是卞之琳1938-1939年在延安及太行山区“客居”一年的产物，这是卞之琳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诗歌写作尝试，所写人物，包括神枪手、机场工人、地方战士、政治部主任、放哨的儿童、抬钢轨的群众、姑娘、勇士、煤窑工人、农民、蒋介石、毛泽东、集团军司令、空军战士、连长、开荒者等，新诗史上以这样的规模，集中描写这些原本没有什么诗意的“工农兵”，恐怕卞之琳还是第一人。表现对象的扩展，是对原本何为诗，何为诗意观念的自觉的修正。因而，这个意义是重大的。虽然，作者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许由于个人性格等诸多原因，并未能充分地融入对象生活中，因而给人以将对象“风景化”的印象。在穆旦他们的诗作中，风景化因素的剔除，是对卞之琳的明显超越。
1947年，王佐良在英文杂志《生活与文字》上发表《一个中国诗人》，这是穆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文章，奠定了此后穆旦研究的基本框架。(22)其中一个判断更被后来者广为引用：“穆旦的真正的迷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多数论者由此论证穆旦对中国传统的无知，但都忽略了王佐良紧接这句著名判断后面的话：“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一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通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王佐良认为，穆旦当时缺少读者与知音，是因为在修辞(“组织与联想”)上，他过于丰富以致使别的诗人感到自己的无能(“冒犯别人”)；在内涵上，他深刻发露(“拍着桌子”)的事实，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可能尚未注意(“模糊”)或无力表达(“像羽毛一样轻”)，这都是针对着中国诗坛当时的现实来说的。因而，结合上下文，“非中国性”既指称“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也指穆旦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传统的不认可。穆旦在1940年写有两篇诗歌评论，评价的是两位著名诗人艾青和卞之琳，其中也透露了他对中国新诗整体的评价。他将五四至抗战前的中国新诗称作“旧的抒情”，是“牧歌情调”加“自然风景”；而抗战以来的诗歌一则是“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一则是“贫血的堆砌的词藻”。不满于“旧的抒情”，他呼唤“新的抒情”，即“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是“情绪与意象的健美的糅合”。在他看来，艾青抗战以来诗歌中颇具“新的抒情”气象，而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则是一个“失败”。
还可以结合诗作稍微展开讨论穆旦对新诗传统的“冒犯”。
《五月》是穆旦的名作，但甚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穆旦《五月》一诗的现实依据。1938年5月4日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五四纪念日。在联大蒙自分校的北大同学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这是西南联大五四纪念的第一份文献，充满着五四式的热情与自豪；1939年5月4日晚，联大青年学生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的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在云南大学操场接过火种，由北门进入城区，经华山南路、正义路、金碧路、得胜桥、护国门等处，万余人沿途高唱抗战歌曲。这是穆旦所写的《五月》所从出的现实情况。但《五月》一诗并无五四式的热情、盲动、乐观，相反，此诗冷静，具怀疑精神与悲观情绪。其实，在此之前，穆旦写过一首《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混溶着乐观与昂扬，而到《五月》，最终沉淀为批判性的杰作。《五月》有一句与火炬游行直接有关的诗句：“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谁也不会看见的/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谁也不会看见的/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穆旦认为，“被恭维的街道”中的达官贵人，不会把喊叫着的游行队伍中学生的口号和要求，当做自己的使命；而掌握着“无形电力总枢纽”(政治统治权)的他们，也不会实践自己救济民生的诺言的。而这些人，却又“凯歌着五月的自由”，很明显，五四的遗产之一，五四的目标之一，正是自由，但是现在“自由”的诠释权也在这些“谋害者”手里。五四之自由民主目标至今并未实现。穆旦是“个人民主主义者”(23)，他不容易为群众运动所迷惑，所以他有这样的对游行效果的不以为然。同时，他也看到五四的未竟之业。这段短诗里，“谋害者”、“街道”是同一阵营的，而“火炬的行列”、“愚蠢的人们”也是同一阵营的，穆旦在诗作中曾称农民为“愚笨”，而在这里，他把在游行中的学生和市民(主要是学生)，也称作“愚蠢的人们”，也就是说，学生、市民、农民是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同处低位，这是穆旦的自觉，也是他超越五四启蒙僵硬姿态的地方，这也是一种“冒犯”。
穆旦揭破宣传、游行的假面，指出五月游行火炬行列叫喊过后，那些游行者就将上战场赴死；报上登有关于救济民生的冠冕堂皇的报道，但被救济对象始终生活在泥沼中，原因是，这些“谋害者”(发布命令、消息的人)，他们掌握着现代控制的权力，提供物质的权力与传播信息的权力。这些思想从世界性的对现代政治制度的批判角度看，也许并不深刻，但放在1940年的语境中，还是令人猝然而惊的。由于领导抗战而在民众中提高了地位和威望的政府，多数诗人(作家)是歌颂而不批评的，如卞之琳1939年写蒋介石诗中那样，歌颂他“你活了一年，/就不只圆缺了十二次月亮”，这是写作的常态；而穆旦，他并不因为政府领导抗战，而不揭示现代政治运行的欺骗性与奴役性，这是其他作家“模糊”——不能正视或者未曾意识到的。因而，穆旦的“非中国性”，在这个维度上，是与同时代作家对比而言的，是共时性的，不是在一个历时维度上对比的。王佐良意在凸显穆旦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奥登是一个旅行者和一个天生的自我放逐者，他希望在异文明中反身观察自己的文化。战争中的中国，不会成为他寻找乌托邦的对象，但还是能够帮助他审视欧洲。在“诗解释”中有这样的诗句：“当我们在一个未受损害的国际地区，/把我们欧洲人的影子投在上海，/安全地行经银行间，显然超脱世外，/在一个贪婪社会的种种碑记下，伴着友人，/兼有书和钱和旅客的自由，我们却/被迫意识到我们的避难所是假的。/因为这使虹口变为一片恐怖和死寂，/使闸北变为哀嚎的荒原的物质竞争/只是一场大斗争的本地区变种；……这只是一个战区，一个阶段的运动，/而那总体战是在死者和未生者之间，/在真实和伪装之间进行。/对那从事创造、传达和选择，并且唯有他意识到‘不完美’的/稀见的动物，这战争在本质上是永恒的。/……然而战役在继续：仍未获得的是‘仁’，那真正的人道。”(24)这里有奥登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在上海租界里的歌舞升平，以及他的内疚。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绥靖主义的失败，意识到欧洲整个卷入战争乃不可避免，他在发出预言和警告。同时，他也在对未来的战争进行定义，认为未来的战争是一种“总体战”。而奥登的“总体战”概念，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在生/死、真/伪、过去/未来的对立中展开的，在本质上是永恒的，追求的是真正的“人道”。这里包含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如果联系奥登思想信仰正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那么这一“总体战”实是人类的原罪与人类的善念之间永恒的较量，在这较量中，凸显个体的承担的意义。
绥靖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悲剧，欧洲各民族之间都不愿意再看到大屠杀，因此虽然希特勒势力膨胀，人们怀着“聪明的希望”，希望“一切事情都可以顺利地得到解决”，这是怯懦卑下的，但也是符合人性苟安的私欲。因而，在奥登看来，历史罪责是全欧洲人都应当承担的。在对自己熟悉的欧洲和欧洲人的自我谴责中，中国农民的形象凸显了。一个不了解西方体系之“善”、“恶”哲学内涵的中国士兵，一个并未进入世界“先进”的民族，却为了自身的延续，为着人类的安全，抵挡抗击着恶，成为“总体战”中最积极的一员。而当这一由异国人士塑造的形象返身回到中国语境中，又触发出中国诗人新的“农民兵”形象，这是本文已经谈到的。此外，“总体战”的超越性思考，深刻地影响了穆旦一生的创作，这也是可以结合他后来的翻译、创作，值得进一步展开的课题。也许，在那里我们会看到穆旦“非中国性”真正成熟的形态。
①卞之琳：《重新介绍奥顿的四首诗》，《英国诗选》，第2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内中注明写于1979年6月11日)。
②王家新的《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一文，还提到这一轶事，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
③江弱水在论文《伪奥登诗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中，通过列举穆旦诗歌在“论文型”的语汇、成长史加教科书的写法、拟人化的修辞手段等方面对奥登的摹仿，断定穆旦具“伪奥登诗风”，文中所举多是1945年至1947年之间的诗作。江氏对穆旦的否定性评价或可商榷，但指出穆旦对奥登的模仿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不过他讨论穆旦的“非中国性”，却未脱窠臼。他认为穆旦“诗歌原创性”“严重不足”的原因，是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竭力规避有关。这些观点引起很多争议，已有多篇论文反复申明穆旦亦有中国古典修养，为穆旦的“非中国性”辩护，但都忽略了“非中国”并不就等于“非传统”，这是本文要加以辩证的。
④Richard Davenport-Hines:Auden(London:Mandarin Paperbacks an imprint of Reed International Books Limited Michelin House,1996),p.170.(该书无中译本,中译为笔者试译,下同。)
⑤Auden,p.147.
⑥Auden,pp.167-168.
⑦Auden,p.176.
⑧Christopher Isherwood,Travel-Diary,Journey to A War(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39),pp.153-154.
⑨Travel-Diary,Journey to A War(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39),pp.155-156.
⑩Travel-Diary,Journey to A War,p.161.
(11)Journey to A War，p.59.(笔者试译为：脚下好像被抽空了。)
(12)Journey to A War，p.42.
(13)[美]约瑟夫·布罗茨基：《奥登诗〈1939年9月1日〉析》，《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第499页，漓江出版社，1990年。
(14)卞译发表在《明日文艺》杂志上，《明日文艺》的作者中有冯至、杜运燮、杨周翰、赵瑞蕻等，是他在联大的同事或学生。冯至在1943年所写文章《工作而等待》中，全文引用了卞之琳所选六首译诗中的一首。而杜运燮、杨周翰、赵瑞蕻与穆旦、王佐良在联大是志趣相投的朋友。
(15)《英名记者前线归来畅谈抗战观感》，汉口版《大公报》，1938年4月22日。
(16)同上。
(17)[美]魏斐德著，邓军译：《中年帝制的衰落》，第7-8页，黄山书社，2010年。
(18)卞之琳：《重新介绍奥顿的四首诗》，《英国诗选》，第25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19)[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第51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20)[英]奥登著，穆旦译：《诗解释》，《穆旦译文集》第4卷，第4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1)杨西孟：《物价病势的经过与展望》，《当代评论》1942年11月。
(22)易彬认为，王佐良这一篇“最早评价穆旦写作的长文，是穆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论文之一，奠定了穆旦研究的基本格局”。见易彬《穆旦年谱》，第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3)这是周良沛的提法，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周良沛：《穆旦漫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24)[英]奥登著，穆旦译：《诗解释》，《穆旦译文集》第4卷，第444—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