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 》所见 “伐鬼方 ”的历史叙事
何益鑫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学者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对《周易》两次“伐鬼方”的记载多有关注和探讨。但由于不了解《周易》卦爻辞一贯的历史叙事，这些探讨只是抽象地肯认之，而不能对其确切含义作恰切的了解。其实，无论《既济》的“高宗伐鬼方”，还是《未济》的“震用伐鬼方”，指的都是文王中期，商王帝乙征伐鬼方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周人以“无成”的方式积极配合商人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商王的信任和嘉赏。这是“帝乙归妹”之后，商周关系进一步改善的重要标志。由此，周人获得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直到后来文王被囚羑里。
关键词 《既济》 《未济》 伐鬼方
“鬼方”一词，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两次。《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历代注疏多已注意到这两处史实，并认为《周易》记此是为了讲明一定的道理。后人也用此来讨论上古的历史。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两句的史料意义有了更多关注。顾颉刚以“高宗伐鬼方”为例，讲述《周易》卦爻辞中所包含的历史故事。[注] 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194页。 举此例，自然是因为其中史实较为明确的缘故。[注] 顾氏讨论《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有一个标准：“很不幸，古史失传得太多了，这书里引用的故事只有写出人名、地名的，我们还可以寻求它的意义。至于隶事隐约的，则直无从猜测了。”(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不过，顾氏只是孤立地择取这两爻来讨论，未能确切了解这两爻的叙事背景，也无法理解这两句的真实意义。此后，学者对“高宗伐鬼方”的探讨，基本上沿用了顾氏的方式，脱离《周易》的叙事内容来考订两爻的史迹。
根据我们的研究，《周易》总体上是一部历史叙事。每一卦的卦爻辞都有内在的叙事结构，并非杂凑在一起的卜辞而已。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的史实，而应当进一步挖掘这两者背后的叙事脉络。我们发现，两爻所说的是文王前中期商王帝乙伐鬼方的故事。这次军事行动，周人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故此次事件，也成了文丁杀季历和周人伐商之后，商周关系进一步缓和的一个历史坐标。
一 、前人的研究
关于《周易》“高宗伐鬼方”及“震用伐鬼方”两句爻辞，传统注疏已注意到了背后的史实问题。比如，对“高宗伐鬼方”一句，干宝曰：“高宗，殷中兴之君。鬼方，北方国也。”[注] 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孔颖达曰：“高宗者，殷王武丁之号也。……高宗伐鬼方，以中兴殷道。”[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伊川曰：“高宗，必商之高宗。”[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0页。 诸家一般认为，“高宗伐鬼方”，说的是商朝中兴之君武丁的故事。至于“震用伐鬼方”，由于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的历史人物，诸家一般不作深究。但也有例外。或认为，两爻所说乃是一事，如李光地曰：“《既》、《未济》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兴之君，振衰拨乱、自未济而既济者也。”[注] 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6页。 或主张，爻辞的“震”为人名。但究竟为谁，又有不同的说法。如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易》震用伐鬼方，郭琛谓震乃挚伯名。”[注]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高亨说：“震，当是人名，周君或周臣也。”[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7页。按：高亨认为，“高宗伐鬼方”与“震用伐鬼方”所记为一事。高宗伐鬼方，而周人助之。 可见，对“震用伐鬼方”背后的史实，前人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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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注家虽然注意到了两爻背后的史实，但他们的兴趣却不在史实上面，而是希望通过对史实的了解，突出爻辞所要传达的义理。故孔颖达曰：“高宗伐鬼方，以中兴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伊川曰：“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0页。 都是为了从具体的史事，推明普遍的道理。更有甚者，一向“以史证易”的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却没有指认两爻的史实，只是讲明“既济之世利用静，未济之世利用动”，而以汉唐史事以及周宣王之事证之。[注] 参见杨万里：《诚斋易传》，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230、231、235页。 可见，杨氏“以史证易”，宗旨在于推明义理，而不是考证卦爻辞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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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学者便从史学的角度挖掘这两条记载的史料价值。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发掘了《周易》卦爻辞所记载的历史故事，进而推定了《周易》卦爻辞的著作年代。[注] 顾颉刚说：“作卦爻辞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后来消失了的，作《易传》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辞时所想不到的：从这些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地推定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它里边提到的故事，两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我们可以说，它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顾氏认为，“高宗伐鬼方”，在古代属于大规模的战争。故《周易》用此，以作为成功的象征。爻辞中出现了“三年”，是因为《周易》的作者“常以三为较多之数，十为甚多只数”。所谓“三年”，乃是“约举之数，不是确实之数”，只不过表明战事艰难，费力持久罢了。[注]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194页。 顾氏关注卦爻辞中的历史故事，在易学研究中具有开风气的意义。不过，仅就他对这两爻的了解来说，还是过于粗糙了——没有明确区分两句爻辞，也没能对“小人勿用”“三年有赏于大国”给出解释。
传统注疏从卦名定此卦之“时”，再从“时”出发，理解卦爻辞在道德上的警策之意。这一思路有其连贯性与合理性，但未必是卦爻辞的本义。事实上，《既济》的本义，乃是叙述文王在某段时期的具体经历。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文王前中期有几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一是文王继位之初，为了报商王的杀父之仇而兴师伐商，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是也。此事之后，周人疲敝，处于极度的困顿和戒惧之中。一是为了寻求商周的和解，文王向商王求婚，乃有了“帝乙归妹”的事件，但此事以失败而告终。随后不久，文王从莘国续娶了太姒。此后，直到文王被商纣囚于羑里，其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尚未有详细的考察。《既济》《未济》两卦，着重叙述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
从史学的角度说，对于“高宗伐鬼方”“震用伐鬼方”两句的了解，不单单是“高宗”和“震”的问题，还包括了“鬼方”的问题。事实上，相对于“伐鬼方”这一具体事件而言，现代学者对“鬼方”的所指似乎更感兴趣。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注]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卷13)，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606、583页。 以古文字考证古史，提出：“鬼方、昆夷、獯鬻、玁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又系后来的匈奴：“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注]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卷13)，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606、583页。 王氏称之为中国古时环中国而北一“强梁之外族”。此说一统商周以来北方民族诸称谓，其眼界与气魄自是宏阔，但也不免失之笼统。其后学者续有讨论，有对王说提出修正，亦有表达不同的观点。[注] 参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而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在鬼族的活动区域(即山西中部、北部，及陕西东北部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内，经常出土有特定风格的商代晚期随葬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城址”，出土了一片三足瓮口沿，其上刻有一个“
”字，而甲骨文“鬼”作“
”。故学者认为：“如果此三足瓮刻字果然是‘鬼’，则必是鬼族的自称、自刻，说明‘鬼’不是商人发明的名字。‘鬼方’对商人来说是借一族之名泛指一方，而李家崖古城的主人自称‘鬼’，说明他们正是‘鬼方’的主体。”[注]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这一考古发现似足以说明，商周之际“鬼族”确实存在，其地望正在商周一线的北方地带。至于鬼方一族的历史沿革及其文明状况的具体探讨，则非本文旨趣所在。
总之，历史上《周易》注家多结合两爻时位，探讨“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所喻指的义理；近代学者则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考订这两句记载背后的史实或种族文化问题。对于前者而言，史实的考证不是其核心的关切；对于后者来说，由于不了解《周易》卦爻辞的叙事一贯性，也就无法确切理解“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的具体内容。
二 、《既济 》的叙事
在《既济》卦中，除了“高宗伐鬼方”一句，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历史信息也比较明确，为《既济》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解提供了参考。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卦辞：“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亨小”，同于《既济》“亨小，利贞”。“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相应于《既济》“初吉，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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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注疏皆从卦名理解这一卦的意旨。对于“既济”之名，孔颖达曰：“济者，济渡之名。既者，尽皆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对于“亨小”，王弼曰：“小者不遗，乃为皆济。”孔颖达曰：“小者尚亨，何况于大？”[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在王、孔看来，《既济》一卦的基本背景，是“万物皆济”这一特殊的时境。故王弼注六爻，不厌其烦地说“最处既济之初”(初九)、“处既济之时”(六二、九三、六四)、“居既济之时”(九五)、“处既济之极”(上六)，都强调了此卦的基本时境。与王、孔直接援引卦名不同，朱子进一步解释了卦名的由来：“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注] 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5～216、216页。 其对“时”的强调，则与王孔一致。也出于“时”的因素，历代注疏又从卦辞“初吉终乱”一句，引出了“进德修业”的必要。所以之“终乱”，王弼曰：“以既济为安者，道极无进，终唯有乱。”孔颖达曰：“若不进德修业至于终极，则危乱及之。”[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到了既济的境地，若不能在道德上再有进步，便会面临危乱，伊川所谓“天下之事，不进则退”也。[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8页。 故朱子曰：“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注] 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5～216、216页。
徐中舒在《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一文中，对“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作了详细的探讨。他认为，“高宗伐鬼方”指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之事。“盖此(指高宗伐鬼方)为殷代最有名之战争，故《易》特著其事于爻辞。”[注] 
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655、655～656、657页。 至于“震用伐鬼方”，徐氏认为，是指周人伐鬼方。他说：“此虽不著何人伐鬼方，但下文云‘有赏于大国’，大国则指殷人言。《易》卦爻辞既多记殷、周之事，周初文献凡周人自称则曰‘小邦周’(见《大诰》)，而称殷人则曰‘大国殷’，‘大邦殷’(并见《召诰》)。又《左传》桓十一年云：‘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盖周由小邦骤兴，其初与殷国力悬殊，故有此称。此谓周伐鬼方而殷人赏之，以小邦而伐大国之敌，故有震惊、震恐之意。”徐氏又引《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指出《纪年》所言实即“震用伐鬼方”之事。进一步，他又断定，“震用伐鬼方”不会是文王之事。“所以知其不然者，文王时周已为大国，《论语·泰伯篇》称其时三分天下有其二，……盖当大王之世鬼方强大而周弱小，及文王之世则周已大于鬼方，以大伐小，何用震惊、恐慌？”可见，徐中舒先从“有赏于大国”一句，推出“伐鬼方”的主语是与“大国”相对的“小邦周”；进而，抓住“震用伐鬼方”的“震”字，推定当时周人的国力状况，以此确定具体的时代。这一思路，看上去很是巧妙。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徐氏对文王前期周国实力的基本了解是有问题的。故其对“伐鬼方”一事之时代的推定也不足为信。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曳”，拖曳、牵引。“濡”，沾湿。伊川曰：“轮所以行，倒曳之使不进也。兽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则不能济。方既济之初，能止其进，乃得无咎。”[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9页。 朱子亦曰：“曳轮则车不前，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则无咎矣。”[注] 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页。 按照程朱的理解，此爻“曳其轮，濡其尾”，乃是占者应然之作为。与之相对，王、孔主要从既济之初的境遇来解释。王弼曰：“始济未涉于燥，故轮曳而尾濡也。”[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孔颖达曰：“但志在弃难，虽复曳轮濡尾，其义不有咎，故云‘无咎’。”[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按照王、孔的说法，“曳其轮，濡其尾”，乃是指既济之初，尚未远离危难的境遇。相较而言，我们倾向于认同后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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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实说，这一爻说的是文王初年伐商的情境。《周易》的“大川”，一般指黄河。“涉川”，指涉渡黄河，实际上是“往商”的意思，因商周之间以黄河相隔故也。“濡其尾”，前引程朱引入了“兽”或“狐”之象，是联系了《未济》的卦辞。狐狸渡河，沾湿了尾巴，说明渡河没有成功。这是一个比喻。其实是指，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没能成功渡过黄河，便被商人拦截击退。《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之前，我们指出，此爻是说周人伐商的过程。其主体部分，是在表现周人集团涉水渡河的场景，与此处“濡其尾”之象相通。这表明，商周的交兵，很可能就在黄河边上进行。至于“曳其轮”，则表现了战败之后周人逃回周国的情状。之前我们说，文王在逃跑途中，受到了他人的帮助，故《泰》九二有“得尚于中行”(“尚”，佑助)。帮助的具体内容，见于《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也就是说，有人给了文王一辆(一些)破败的牛车。文王借此成功回到了周国。联系此处，《既济》初九的“曳其轮”，也是表现牛车的破败；“无咎”，即《睽》六三的“有终”。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未济”，尚未济渡。“征凶”，行而有险。王弼曰：“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济，而求进焉，丧其身也。”[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299页。 伊川曰：“居险无出险之用，而行则凶也。”[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4、1025页。 对于传统注疏来说，最麻烦的是“利涉大川”一句。传统看来，“涉大川”即“征”。既说“征凶”，又说“利涉大川”，似乎是矛盾的。故朱子曰：“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注] 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9页。 高亨推测，这是“转写脱去”。[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6页。 然而，上博本、马王堆本《周易》皆作“利涉大川”。可见，此处并无脱误，问题出在理解上。
为计算样机的电磁振动噪声特性,本文建立了样机电磁场和结构场多物理场强耦合电磁振动噪声有限元模型,如图9所示。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茀”字，一说浓密的美发。虞翻曰：“茀发，谓鬒发也。”[注] 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近人顺此而有假发之说。[注]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346页。 一说妇人的首饰。王弼曰：“茀，首饰也。”[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一说贵妇车上的蔽饰。伊川曰：“茀，妇人出门以自蔽者也。”[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9页。 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说，文王前期有两件事与“妇”相关。一是帝乙归妹，一是续娶太姒。帝乙归妹，由于文王与商女不合，商女回到商国去了，于是文王续娶了太姒。顺此理解，“妇丧其茀”，很可能是指商女回商。《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商女返回商朝的情形。从“乘马班如”看，有很多车马随行。故此爻“妇丧其茀”，很可能是描绘了商女马车远去的情形。至于“勿逐，七日得”，大概是当时的俗语。[注] 在《周易》中，“七日”是一个大问题。除了《既济》六二、《震》六二的“七日得”，《复》卦辞有“七日来复”之说。传统上，一般从“阳气消长”的角度说，如王弼曰：“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从剥到复，这是依据《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而言。王国维结合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的研究，指出周初有一种纪日法，以月亮盈亏将每月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期，七日或八日为一期(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卷1)，中华书局，1959年，第21页)。我们推测，或许正是这种记日之法，使得“七日”具有了“时变”或“转机”的意思。 《周易》用此，是表明商女走了之后，文王又续娶了太姒。走的是商女，来的是太姒，故《否》曰“大往小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即殷高宗武丁。《汉书》引此爻曰：“高宗，殷之盛天子也。”[注]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殷高宗武丁其人，据《尚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而据《孟子·公孙丑上》：“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又《史记·殷本纪》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可以看到，殷高宗德行美盛，是中兴殷道的大有为之君。其“伐鬼方”之所以“三年”乃克，是说其事之难。故王弼以为此爻是“居衰末而能济者也”；[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孔颖达则强调“高宗德实文明，而势甚衰备，不能即胜，三年乃克”。[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也就是说，高宗有盛德，但鉴于殷商的疲势，征伐鬼方还是持续了三年。伊川也认为，其事则“王者之事”，其人则“圣贤之君”，只是“三年乃克，见其劳惫之甚”。[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0页。
如果《既济》是周人的历史叙事，那么，《周易》在此夹用商王武丁的故事，究竟是何用意？其实，“高宗伐鬼方”乃是商人的大事，在时人的历史记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周易》用这一故事，就相当于后人的用典。用典不是为了表现典故的原有情节，而是借典故来指代或说明当下的情况。结合《未济》九四的记载(详后)，我们可以发现，商王帝乙时期也有一次类似的军事行动，而文王参与了此次行动。故而，《周易》的作者，在此处便以“高宗伐鬼方”加以指代。同时，这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也暗示了帝乙伐鬼方的军事行动，其声势之浩大、战事之艰难，可以堪比于高宗伐鬼方。
至于“小人勿用”，一般认为是戒用小人的意思。我们认为，“勿”是“无”的意思。“小人勿用”，相当于说小人没有得到重用，或者说小人之谋没有得逞。在这背后，有曲折的史实。我们在后面有所讨论。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学者多将此爻置于渡河的情境中理解。“繻”，注疏多作“濡”，解为沾湿。如王弼曰：“繻宜曰濡。”[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衣袽”，王弼曰：“衣袽，所以塞漏舟也。……夫有隙之弃舟，而得济者，有衣袽也。”[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意思是说，一条破船要能渡河，是因为敝衣破絮能堵住渗水的缺口。据此，本爻喻指“能预备而戒惧者也”。[注] 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7页。 这种解法似也能通。但《说文》引此，一作“繻”，一作“需”，马王堆帛书《周易》直作“襦”。我们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还当以读如字为好。繻与袽相对。《说文》：“繻，繒采色。”又曰：“繒，帛也。”虞翻曰：“袽，败衣也。”[注] 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至于“有”，王引之曰：“犹‘或’也。”[注] 王引之：《经传释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黄寿祺、张善文认为，这一爻是说美服或将变为敝衣，故须终日戒勉。[注] 参见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 同时，“有”亦可作“又”。如此一来，“繻有衣袽”是指在美服之外再加蔽衣。[注] 此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亚明教授在《周易》读书班上提出的见解，特此致谢。 这种做法类似于《郑风·丰》所谓“裳锦褧裳，衣锦褧衣”，或《中庸》所引“衣锦尚絅”，有敛藏和韬晦的意思。联系史实，此爻表现了文王身处帝乙、帝辛之际的戒惧状态。文王在帝乙时代辛苦经营，商周关系发展良好。但谁知帝乙驾崩，帝辛继位。《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表现了当时的情形。大概帝辛脾气不好，或者本属厌周一派。故帝辛继位，周人大为紧张，一时乱了手脚，做好了各种准备。这段时期，文王低调做事，战战兢兢以事纣，深怕一不小心，商周再次敌对，周人又回到困顿的岁月中去。此外，《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文王终日勤勉而戒惧。《豫》六二：“介于石，不终日。”如夹于两石之间而不可终日。这些描绘，都是一个意思。《吕氏春秋》云：“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说的也正是这一情形。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六年，西伯初禴于毕。”帝辛六年，文王在毕邑第一次举行禴祭。文王有禴祭之事，当无可疑。除了此爻之外，《萃》六二、《升》九二，两次提及“孚乃利用禴”。可以想象，文王初禴对于周人来说，应该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从“初禴”的“初”字看，背后必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而此机缘，应该与殷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在周制中，四时之祭乃是天子与诸侯的职权，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鉴于文王的审慎，“禴祭”不会是文王私自的行动，而很可能意味着商王的任命。《史记·殷本纪》有“(商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的记载。我们认为，“西邻之禴祭”，很可能是指文王封三公之后，而有了“禴祭”之权。这是文王受到商王纣的信任，商周关系进一步稳固的象征。
至于爻辞说商人的盛祭，还不如周人的薄祀，应与“德馨”的问题相关，同时还要考虑当时商周各自的处境。这一时期，商朝小人当道，征战不休。周国政治稳定，国力恢复，贤人归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确可以说是神明降福的明证。
上六：“濡其首，厉。”字面意思是，沾湿了头部，有危险。与初爻相似，这里的“首”，指狐首。根据伊川所说：“兽之涉水，必揭其尾。”则“濡其尾”与“濡其首”相比，前者相当于完全淹没，而有灭亡的危险；后者虽有危险，程度上却不及前者。这里的狐，是周国的象征。这里的首，是周人之首，即文王。“濡其尾”，指周人伐商败北，几于亡国绝祀，有举国湮灭的危险；“濡其首”，则指文王羑里之难。据《殷本纪》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据此，纣囚文王，是因为文王窃叹九侯之事，而被崇侯虎告发。而《周本纪》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据此，纣囚文王，是因为诸侯归向文王，而崇侯虎谮之。稍有不同，但并无矛盾。
卦辞：“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亨小，利贞”，[注] 朱子曰：“‘亨小’，当为小亨。”(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页。)按：《周易》中《贲》《遯》《既济》《未济》等四卦都有“亨小”，当是一个固定的用词。其义相当于家事亨通，或婚事亨通。 指文王迎娶太姒，其事亨通，利于贞问。与六二“勿逐，七日得”相应。“初吉”，指商周关系的稳固。尤与九三、九五相应。“终乱”，指文王羑里之难。对应于上六。
可以看到，《既济》的历史叙事，从文王初年开始，到文王囚羑里结束，跨越了文王前半期的政治生涯。其中涉及了伐商、娶女、伐鬼方、封三公等重要的历史事件。
三 、《未济 》及其他
《未济》《既济》两卦，阴阳恰好相反，是所谓“综”“反”或“倒”的关系。且卦爻辞，也有对应的关系。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通过对2组患者实施不同的治疗措施发现，2组患者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均有所提升，但观察组患者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权力腐败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腐败主体则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民，如果只看到权力腐败而忽视了影响力腐败，那么，就很难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风气，反腐败就会半途而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禴祭，殷春祭之名。学者多从祭祀的厚薄，区分“杀牛”与“禴祭”。如王弼曰：“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之所以牛不如禴，王弼曰：“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苹蘩之荣，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强调了修德对于祭祀的重要性。所谓“东邻”“西邻”，历代多作假设之辞来看。[注] 比较特殊的是，伊川以“东邻”为五爻，“西邻”为二爻。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1页。 但李鼎祚以武王克商之后祀于周庙一事说“西邻之祭祀”，[注] 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200页。 朱子点出此爻当“文王与纣之事”，[注] 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7～218页。 已有意将此爻对应到商周历史中去。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两卦的卦爻辞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有些甚至完全一致。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由两卦相似的叙事内容所决定的。比如，《未济》初爻“濡其尾”、二爻“曳其轮”，与《既济》初爻完全一样。其背后的历史叙事，也完全相同。《未济》上爻“濡其首”一句，也与《既济》上爻相同。所以说，《未济》的叙事，在历史跨度上与《既济》完全一致。以下，我们仅对两者的不同之处作简单的讨论。
此处，还有一个“曳其轮”与“濡其尾”的先后问题。按理来说，交戈在先，败退在后。此爻的顺序，可能是有问题的。且看《未济》，初爻“濡其尾”，二爻“曳其轮”，显然更为符合历史的顺序。但从更大的时间跨度说，“曳其轮”“濡其尾”，指的都是周人伐商。在此意义上，《既济》换了次序、同系之初爻，也可以理解。
其实，联系文王前期的历史叙事，“未济，征凶”是说文王往见南仲的情形。《震》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两个“征凶”，所指相同，指文王往见南仲，途中遇到了凶险。此事，可以参看我们之前的分析。至于“利涉大川”，字面意思是说“利于涉渡大河”。这条大河，指的就是横亘在周人与商人之间的黄河。往来商周，必经黄河。故“涉大川”，相当于“往商”的意思。此时往商，不是为了征讨，而是为了和好。周人经过一段困顿岁月之后，希望与商王重新修好。文王决定亲自往见商王向他求亲，以政治联姻的方式改善两国的关系。此即后来的“帝乙归妹”之事。此事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客观上成为了商周之间的破冰之旅，为商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样一来，《未济》六三便能与《既济》六二的叙事对应起来了。由于此爻前后两句所涉内容完全不同，故而也就无所谓矛盾了。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顺着上一爻的叙事，“贞吉，悔亡”是对商周关系的一个评语。联姻失败，商周关系再次紧张，是所谓“悔”。从长时期看，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商周关系反而逐渐改善，故曰“悔亡”。当然，这里的“贞吉”，也可能是指文王娶回了太姒。至于“震用伐鬼方”，是说商王帝乙伐鬼方之事。“震”，伊川曰：“动之极也。”[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4、1025页。 “震”亦有“震怒”之义。孔颖达曰：“震发威怒，用伐鬼方也。”[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299页。 俞琰曰：“震动而使之惊畏也。”[注] 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8页。 《逸周书·程典解》：“商王用宗(宗，即崇，指崇侯虎)谗，震怒无疆。”以商王之怒为“震怒”。前人对“震”的意义与所指，有各种不同的猜想。其实，这里的“震”，用法与《震》卦的“震”相通。“震”用在“伐鬼方”之上，是指商王大规模征伐鬼方之义。至于“三年有赏于大国”，大国指商国。相对于大国商，则是小邦周。之所以三年之后，受到大国的嘉赏，是因为周人也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详后)。此爻与《既济》九三的叙事相应。
九二：曳其轮，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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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无悔”与“悔亡”不同，前者是没有可悔之事，后者是可悔之事消除了。“贞吉，无悔”，是指伐鬼方之后周人的基本处境。周人通过随商王伐鬼方一事，得到了商王的信任，周人的处境进一步改善，进入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君子之光”，指文王的德行之光，所谓“君子之德，光晖著见”是也。[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299页。 据《史记·周本纪》：“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这是文王羑里之难之前的情况。从文王前期的种种经历来看，文王善修德政、贤人大规模归附，应发生在商周关系逐步稳定之后，也即“伐鬼方”“有赏于大国”之后。文王获得了商王的信任，政治环境得到了改善，文王乃可以用力于勤修德政。文王的德行逐渐为人信服，故各国贤人纷纷往归。与《既济》六四、九五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既济》的叙事，乃着眼于商周关系；而《未济》的叙事，则立足于文王自身的角度。要之，这两方面的叙事，说的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境况。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此爻两次出现“有孚”。王弼抓住了这一点，将前一“有孚”“无咎”解为信任得当，而能逸豫无忧；将后一“有孚失是”解为无废事之忧，而耽溺于豫乐。[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王弼将此爻的“有孚”，解为主动信任。但《周易》卦爻辞中的“有孚”，一般应作“获得信孚”解，此处也一样。 伊川之说，与之相近。[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5～1026页。 此外，也有学者抓住“饮酒”来发挥。邱富国云：“既言饮酒之无咎，复言饮酒濡首之失，何耶？盖饮酒可也，耽饮而至于濡首，则昔之有孚者，今失于是矣。”[注] 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9、36页。 高亨也将此爻与周公《酒诰》联系起来。[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8页。 这些解释彼此之间差异很大。这也可以看出此爻的难处。若从史实来看，“有孚于饮酒，无咎”，当指文王封三公，而受商王宴飨之事。文王封了公，乃得受商王的宴请，与商王一起饮酒。《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两者系同一事实。后来由于崇侯虎的谮言，商纣对文王起了疑心，将文王囚禁在羑里。“濡其首”一句，与《既济》上六一致，即指文王囚羑里之事。这样一来，文王经过长时间辛苦获得的商王的信任，随之荡然无存，故曰“有孚失是”。
上六：濡其首，厉。
可见，《未济》与《既济》的历史叙事基本相同，两者的差异亦足以作相互补充之用。至此，对商王帝乙伐鬼方一事，及其前后的历史事实，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一是《既济》九三“小人勿用”的问题。一是《未济》九四“三年有赏于大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文王从商王伐鬼方的过程有关。
《讼》六三：“或从王事，无成。”《讼》卦叙事了文王一生三次重要的“争讼”。初六、九二，是因帝乙归妹引发的讼；九四是因崇侯虎之谮引起的讼；九五是决虞芮之讼。在帝乙归妹与羑里之难之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商王伐鬼方。故六三“或从王事，无成”，很可能与伐鬼方相关。“或”是“有”的意思。殷墟卜辞多“叶王事”之辞，与此处“从王事”一语相当。至于“无成”，孔颖达曰：“不敢触忤，无敢先成。”[注]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胡媛曰：“无成者，不敢居其成，但从王事，守其本位本禄而已。”[注] 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9、36页。 两义可以相资。商王伐鬼方，而周人襄助之。周人完全服从商人的安排，不敢擅自有所行动；即便功业完成，也不敢据为己有。这是周人当时的心态，也是他们处理商周关系的经验教训(季历正因功高盖主，遭文丁忌惮而杀之)。与之相似，《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多了“有终”二字。“有终”，指好的结果。周人从商王伐鬼方，获得了商王的信任与嘉奖。即相当于《未济》九四“三年有赏于大国”。
前引《大有》九三，我们认为是文王封三公之事。而《大有》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则当与伐鬼方有关。商王伐鬼方，接受了周人的军事襄助。“大车”是重型的军事装备。当时周人国力疲惫，这个大车很可能是商人提供的。[注] 《周易》叙文王前期，多以破败的“舆”为物象，如《小畜》九三“舆说辐”，《大畜》九二“舆说輹”。 也就是说，周人虽然参与了伐鬼方之事，但所用的车马和兵器或由商人提供。故《周易》此处专门点出“大车”。“无咎”，即《坤》六三“有终”之义。称“无咎”，暗示了本来可能是有“咎”的。
小型水库对保障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我国已建小型水库84 052座，占水库总数的95.65%（不含台、港、澳地区）。约90%小型水库建设于20世纪50—70年代，近95%为土石坝，普遍存在建设标准偏低、工程质量差等缺陷，管理落后，汛期险情多，溃坝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威胁下游生命财产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加强监督检查、落实责任制等措施加强了大坝安全管理工作，小型水库安全状况明显改善，但仍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溃坝事故发生。正确认识小型水库状况，保障下游安全是小型水库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
排流柜原理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与电阻器并联，根据不同的占空比组成可调的限流电阻；直流接触器用于控制排流柜是否投入使用；熔断器用于发生短路或过载时对排流柜内元器件进行保护；电流传感器用于检测排流网电流的大小；二极管是排流柜的核心元件，利用其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实现杂散电流的极性排流[10]。同时，控制器通过控制IGBT的导通和断开来调节电阻器的电阻值，使排流柜排流处于理想状态[11]。
《困》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这一爻也与伐鬼方有关。“金车”，用铜镶嵌的车。古代的车，基本上是木制的，有些部位容易出现问题。《大畜》九二：“舆说輹。”《小畜》九三：“舆说辐。”“辐”，一作輹。可见，车厢与车轴连接的伏兔，是特别容易颠坏的。故《大壮》九四：“壮于大舆之輹。”着重强调了伏兔强壮。可以推测，使伏兔强壮的方式，就是外面用铜包裹，或直接换成铜制的部件。此外，《姤》初六：“系于金柅。”“金柅”，相当于是铜制的刹车。在关键的部位，用铜来制作，这就是所谓“金车”。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车的性能和寿命，估计主要用于大型的战车。故此处的“金车”，就相当于《大有》的“大车”，是商王军队的装备。这句爻辞“有终”同于《坤》六三。其余的意义，不甚明了。大概是说，文王在参与征伐的过程中，遇到了凶险。
《随》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一爻也与伐鬼方有关。“随”，即“从王事”的意思。“有获”，指有俘获、有战功的意思。“有孚在道”，信孚充于道途之义。“明”，显明。“有获”本来是好事，何以“贞凶”？根据下文，此次能够化险为夷，是因为“有孚”。由此反推，之前的“凶”，很可能是指“无孚”。“有获”而“无孚”，很可能是指文王有了功劳，招致小人的嫉恨，向商王进了谗言，造成了对文王的不利。顺此，《坤》《讼》所谓的“无成”，很可能应从这里得到理解。“有获”而“无成”，则“无成”确是“不居有其成功”的意思。
从以上的补充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商王帝乙伐鬼方，文王确曾参与其中。在征伐的过程中，文王曾立有大功，遭到了小人的嫉妒，陷入了险境。此后，文王低调行事，不居有其成功。终于获得了商王的信任，事成之后又受到了商王的嘉赏。因此，文王从商王伐鬼方，是文王进一步获得商王信任，商周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标志性事件。
其次是CT检查，CT检查使用的也是国家固定的仪器以及，检查的方式不同于B超，需要患者呈现仰卧姿势，在医生的指导下，患者需要深深的吸气并且屏住呼吸，在这个时候进行检查，扫描的开始位置是肺尖，最后的位置是双侧肋骨。扫描的过程需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和细致的观察。
四 、小结
《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都是指商王帝乙伐鬼方的历史事件。从周人的角度说，这一事件是“帝乙归妹”之后，进一步改善商周关系的重要事件。周人以一种低调的姿态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从而获得了商王的嘉奖。商周之间有了信任的关系，周人由此得到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直至帝乙驾崩，帝辛继位，又经历了一段戒惧的时期。此后，文王被封“三公”。文王封公，标志着周国正式成为了商国重要的盟友。之后不久，文王因为小人的谗言，而被囚于羑里，成了周人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再看“鬼方”的问题。除了《既济》《未济》之外，《睽》也提到了“鬼”。《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这一爻不好理解。历史上多认为这是极度孤立而产生的幻觉，李零则认为此卦是说“活见鬼”之事。[注] 李零：《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10～214页。 其实，此爻是说文王往商求婚之事。“载鬼一车”的“鬼”，不是后世“鬼神”的“鬼”，而是“鬼方”的“鬼”。当时，鬼方未平，不时抢掠中原。故“载鬼一车”乃得以“寇”称之，[注] 殷墟卜辞有“(武丁)令多子族罕犬侯寇周”的记载，则知在武丁大举征伐之后，犬戎归顺了商朝。此后，犬戎又叛商，则对商、周来说，都是“寇”了。又，此在“鬼侯”封公之前。 而有“先张之弧”的战斗警戒。若是鬼神的鬼，何用弓矢？另外，文王迎娶太姒的时候，也有“匪寇婚媾”的说法(《贲》六四)。可见，无论周人、商人都备受鬼方侵扰之苦。就此而言，“震用伐鬼方”，实是不得已的行动。
短期内，天然气的持续低价、可再生能源对电价的影响以及福岛核事故后若干国家的核政策转变等因素将继续拖累核电的增长前景。此外，受安全要求提高、部署先进技术面临挑战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核电发展在建设周期和造价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对核电的兴趣依然强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电力需求不断增长并希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亚洲国家。该报告表示，各国2015年在巴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1届会议(COP21)上作出的承诺可能对未来的核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帝乙初年，有过一次讨伐北方部族的战争。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是“西拒昆夷”，用《小雅·出车》的说法是“伐西戎”“夷猃狁”。如果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的观点正确的话，在短短十几年间，商王帝乙两次对鬼方用兵。第一次征伐，或只是暂时挡住了其东进或南进的强大攻势。而商、周及其他诸侯，仍然不时要受其劫掠之害。第二次“伐鬼方”之后，鬼方乃重新归顺于商朝，于是有了帝辛时代，九侯与西伯、鄂侯同封“三公”之事。[注] “九侯”，《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鬼侯。” 此时，周人与鬼方应无仇怨。文王正因九侯之事而囚羑里。但据《周本纪》，文王受命之后，又有“明年，伐犬戎”的说法。此时，鬼方或已叛商，文王乃以专征之名伐之。当然，古书中提到的“昆夷”“西戎”“猃狁”“鬼方”是否同一族类，这一问题仍待考察。故此处的推断，也有进一步修正的可能。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9)04-0073-09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王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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