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流量、旅游构成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西部地区论文,贫困论文,流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减除贫困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发生率较高、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1]，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其减贫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同时，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且西部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在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西部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业脱贫致富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虽然早就有学者提出，将旅游开发与扶贫有机结合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途径[2]，但课题组在实际调研时发现，西部地区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本取代劳动力及“城堡经济”现象。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旅游业对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和扶贫作用，成为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实践者关注的重大问题。
从国外研究来看，旅游业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在确认—反思—修正中逐渐形成的。在20世纪50～60年代，旅游业被认为是能够帮助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获取外汇的现代产业[3]。旅游能够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和收入机会，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4]。到20世纪70～80年代，很多社会学家开始质疑旅游业对贫困国家的作用，凡内加斯(Vanegas)认为，贫穷国家在旅游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利条件，并没有从旅游发展中获益[5]。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基础差，外来资本占据了大部分旅游市场，旅游漏损问题严重，贫困地区获得的经济利益有限[6]。从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开始关注旅游业对消除贫困的作用，斯道瑞(Scheyvens)指出，全球化是贫穷国家脱贫所依赖的路径，而旅游业则是全球化可以直接推进的主要产业之一[7]。伴随国际社会进一步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 tourism，PPT)和“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ST-EP)战略，旅游业和消除贫困越来越频繁地联系起来。在此背景下，旅游业被认为是减少贫困的有效手段[8]，世界旅游组织也认为，旅游是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的有力工具[9]。在世界旅游组织等国际性组织的推动下，国外学者开始研究旅游业推动就业与减贫的合意路径和机制。
从国内研究来看，旅游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是在实践—总结—实践的过程中渐渐确立的，源于我国贫困地区“自发”的自救行为[10]。1991年，贵州省旅游局在认真总结旅游开发带动脱贫致富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提出“旅游扶贫”的口号。1996年，旅游扶贫问题的研究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被国家旅游局选入旅游发展重要问题调研提纲。此后，国内很多学者在旅游和减除贫困两者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11-17]，并将PPT、ST-EP等先进的国外理念引入国内，出现了很多成功实现益贫式旅游发展的案例，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在研究对象上，目前国内研究主要以单个旅游目的地为主，鲜见横纵向比较。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相当欠缺，尚未形成严整的分析框架和实证分析。
本文将通过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实证分析，对旅游流量、旅游构成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量化界定，以期为西部地区提升就业能力、减少贫困、维持社会稳定并最终建成全面小康提供决策参考。
2 计量模型的设定与变量说明
2.1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来分析旅游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根据CGE模型，旅游可以通过3个渠道来影响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和贫困者收入：第一，旅游花费影响贫困者的消费价格指数，外来游客的增加可能带来当地必需品价格上升，从而影响贫困者的真实收入；第二，当地旅游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本地就业的变动和劳动者报酬的增加，从而对贫困者收入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第三，旅游发展能够影响当地政府收入，从而影响公共支出、社会保险支付及税收政策，这将对贫困者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产生间接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旅游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远比想象的更为复杂，两者存在负向关联的可能。其中的关键在于旅游流量和旅游结构。从旅游流量的影响来看，由于旅游发展需要投入大量固定成本，如果旅游流量在某个门槛值之下，旅游发展整体无法达到盈亏平衡。此时，政府举债行为将会降低对贫困者的转移支付和福利支出，从而对贫困者真实收入产生负向影响。只有当旅游流量超过特定的门槛值时才能够对减贫产生积极作用。从旅游构成来看，如果旅游需求主要集中于对本地就业创造作用较小、而旅游漏损较大的旅游产品(如资本、土地密集型的旅游产品)，那么旅游对贫困者收入提升的影响可能很小。因此，在分析旅游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时，应该充分识别旅游流量和旅游构成对贫困减缓的扰动。
首先，为了识别旅游流量对贫困减缓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了旅游流量的二次项。如果二次项的符号为正，则表明旅游流量对贫困减缓的确存在门槛效应，旅游流量超过该门槛值将会带来正向减贫作用。在实证分析时，本文将采用旅游人次、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和旅游收入等指标来分别反映旅游流量的数量、质量和综合表现。
其次，为了更深刻地揭示旅游构成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本文分别从旅游客源构成和旅游消费构成两个方面对旅游构成进行了细分。其中，旅游客源分解为国内游客和入境游客；旅游消费分解为基本消费吃住行游(包括餐饮、住宿、长途交通、市内交通、游览、邮电通讯和其他服务)、非基本消费购物及娱乐3大类。
最后，本文还考虑了不同的初始贫困状态对旅游贫困减缓效应的影响。根据现有研究，贫困具有不流动性，初始贫困状态能够对当期贫困产生影响，并且这种不流动性具有稳定性[18]。前两期贫困的人口，当期依然贫困的比重大于50％。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贫困减缓也存在收敛的趋势，即在初始贫困程度较高的地区，贫困减缓工具的减贫效果倾向于更为显著，这一点类似于减贫努力的边际递减可能。无论贫困是具有不流动性还是收敛性，都意味着贫困减缓的初始状态将会影响当期的贫困程度。因此，在分析旅游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初始的贫困状态，否则会导致遗漏变量偏误。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
是贫困者收入的自然对数，lntflow是旅游流量的自然对数，lncom是旅游构成的自然对数；
是上一期贫困者收入的自然对数；lngdp_per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代表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因变量)
本文选取贫困者收入作为因变量来度量贫困减缓的程度。根据对贫困的认识不同，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度量指标和方法。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到权利贫困的深化过程，根据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总收入水平还不足以获得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或者虽然可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但未达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仅能维持远低于平均经济活动水平的状况。收入贫困是西部地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将西部地区贫困界定为收入贫困，暂时不考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对于收入贫困的测度，现有研究已经给出了一系列方法和手段，常用的贫困测度指标有：贫困发生率(head-count ratio)、贫困距(poverty-gap ration)、森指数(Sen Index)以及福斯特、葛瑞尔和索贝克(Foster，Greer & Thorbecke)三者共同提出的可分解FGT指数。以上测度指标都是以贫困线为基准来衡量贫困状况，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些指标的可用性不强。一方面，我国各时期的贫困线有所不同，无统一标准；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并没有公布各省区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因此，在研究分省区的贫困问题时，需要找到更为适宜的贫困测度指标。借鉴道乐和卡拉伊(Dollar & Kraay)、郭熙保和罗知以及张萃的做法，从贫困人口收入的角度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19-21]。
2.2.2 解释变量(自变量)
(1)旅游流量lntflow。旅游流量能够反映当地旅游发展情况，本文采用旅游人次lntflow、游客平均停留天数lnstay和旅游收入lnexpe等指标来分别反映旅游流量的数量、质量和综合表现。
(2)旅游构成lncom。本文主要从旅游客源构成及旅游消费构成两方面反映旅游构成与减贫的关系。旅游客源构成反映国内外游客的配置情况，分别用国内旅游人次lndomestic和国外旅游人次lnforeign表示；旅游消费构成选取城镇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情况指标，并将其分解成吃住行游hac(包括长途交通、市内交通、住宿、餐饮和邮电通讯)、购物shopping以及娱乐entert 3个大类。
(3)初始贫困状态。用上一期贫困者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代表初始贫困程度，分析初始贫困状态对当期贫困减缓的影响。
(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ngdp_per。用各省区真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分析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贫困者的收入变动产生的影响。虽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一个平均概念，受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但现有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正向影响，虽然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存在下降的趋势[1]。
在国外实证研究中，不平等程度①同样也是影响贫困减缓的重要变量。但在本文中由于时间序列较短，并且同为中国的西部地区，无论是从横截面来看还是从时间序列来看不平等差异较小，可以忽略。故本文未将不平等程度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方程。
3 实证分析和结果说明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贫困监测报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各省份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数据格式为2000～2010年西部省际面板数据。其中，农村贫困数据来源于《中国贫困监测报告》中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贫困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中按收入等级划分时收入最低的20％的城镇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流量和旅游构成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价格指数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10年、2011年各省份统计年鉴。本文所有货币单位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
3.2 计量方法及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整个西部样本进行面板数据的估计，然后把西部地区按旅游区位商②是否大于1，分为旅游专业化相对发达地区③和旅游专业化相对欠发达地区④两种类型区，并对各区域子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在考虑各地区旅游发展差异的同时，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求更真实地反映旅游发展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
考虑到方法的适用性，在对整个西部样本进行分析时，采用了系统广义距(SYS-GMM)方法对动态一阶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SYS-GMM能够将差分广义距和水平广义距结合在一起，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可以提高估计效率。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可靠性，笔者依次对动态面板系统广义距分析所要求的几个前提条件进行了检验。首先，利用AR(1)、AR(2)序列相关检验来验证随机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从检验结果来看，表1中二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结果p值均高于0.1，这意味着不能在常用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随机扰动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其次，利用Sargan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所有SYS-GMM回归的Sargan检验p值均大于0.1，表明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有效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有效；最后，Wald检验显示，模型的整体显著性为显著。实证结果见表1和表2。
在对各区域子样本进行估计时，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取代SYS-GMM，此时关注的重点是旅游流量(主要指旅游总人次及旅游总收入)、旅游消费构成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并且不再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实证结果见表3和表4。
3.3 实证结果说明
3.3.1 旅游流量与贫困减缓的关系
第一，从总量看，旅游流量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门槛效应。表1和表3中lntflow的系数均为负值，lntflow[2]系数均为正值，说明无论是整个西部地区、还是旅游专业化相对发达地区和旅游专业化相对欠发达地区，旅游流量与贫困减缓之间都存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或者说是一条先减后增的“U”形曲线，表明旅游流量与贫困减缓之间的确存在着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之前，旅游流量与贫困减缓是负相关的；越过门槛值后，旅游流量对贫困减缓的正向效应才会显现。门槛效应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旅游产品具有投入的高固定成本性及产出的低边际成本性。在西部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需要投入大量固定成本，但当游客流量不足，低于门槛值的时候，投入回收困难，此时政府举债将会降低对贫困者的转移支付和福利支出，反而可能延续甚至加剧当地的贫困程度。当游客流量超过门槛值时，每增加一个客人所耗费的成本相当小，收益增加迅速，当地贫困状态会随着旅游流量的增加而逐渐减缓。李佳等在对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旅游扶贫效应进行问卷调查时也发现，由于其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旅游者太少，当地并没有得到期望的利益[22]。
第二，从旅游流量的质量来看，游客人均停留天数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非常重要。表1中lnstay的系数为0.113，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在西部地区游客人均停留天数每提高10％，当地贫困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将增加1.13％。其主要原因在于，游客停留时间越长，增加的住宿和餐饮消费越多，购买商品和娱乐的倾向越高，从而提高当地贫困人口可支配收入的作用越明显。
第三，从旅游流量综合表现看，旅游收入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具有重大贡献。表1和表3中lnexpe的系数均为正值，且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意味着无论是整个西部地区，还是旅游专业化相对发达地区和旅游专业化相对欠发达地区，旅游收入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不言而喻，当地的旅游收入越高，当地旅游从业者获得的劳动报酬越多，当地政府的收入增加从而对贫困者的转移支付和福利支出就更多，对当地贫困减缓的贡献就越大。
3.3.2 旅游构成与贫困减缓
第一，从旅游客源构成看，国内旅游比入境旅游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效果更显著。表1中lndomestic和lnforeign的系数分别是0.018和0.016，且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统计显著，说明不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入境旅游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都有较强的正向效应。但比较两者可以发现，国内游客流量和入境游客流量每提高10％，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将分别上升0.18％ 和0.16％ ，国内旅游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贡献要大于入境旅游。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的许多旅游产品在设计和营销时更多地针对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吸引不足，导致国内游客在西部地区到达的景点更多，或者滞留的时间更长，而入境游客游览的主要是少数知名度高的景点，或者滞留时间更短，对贫困地区的旅游溢出不够。
第二，从旅游消费构成看，吃、住、行、游和娱乐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旅游购物与西部地区的贫困减缓却存在负向关联，这个结论令人关注。表2和表4中hac和entert的系数均为正值，意味着在旅游六大要素中，吃、住、行、游和娱乐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具有重要贡献，这与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感性认识完全吻合。shopping的系数在旅游专业化相对发达地区为正值，但在整个西部地区和旅游专业化相对欠发达地区却为负值(分别为-0.002和-0.003)，表明旅游购物对旅游专业化相对发达地区的贫困减缓有积极贡献，而对西部地区和旅游专业化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减缓却存在负向影响，并且可以发现，旅游购物与西部地区的贫困减缓之所以存在负向关联，更多的是由旅游专业化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购物与贫困减缓有负向关联所导致的。
旅游购物对当地贫困减缓不但无贡献，甚至有负向影响，这个结论初看令人惊诧，但仔细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且容易理解。旅游购物可能对当地经济增长有贡献，但不一定对当地贫困群体的生活有帮助，有可能加深两极分化，贫者更贫。究其原因，可能有：第一，旅游的发展可能使许多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店铺或设施被为外地游客服务的店铺或设施取代，而且游客购物拉高了当地的物价水平，降低了当地贫困者的真实收入；第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旅游购物市场存在“市场失灵”，一方面，生产、设计出来的旅游购物品与市场脱节，或者设计包装千篇一律、毫无特色，与外地购物品雷同，不能激发游客的购买欲，市场萎靡、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卖主具有“私人信息”，可能产生欺客、宰客、兜售伪劣商品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游客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会理性地产生“消费者惰性”[23]，放弃购买；第三，游客多为包价团队游客，停留时间短，而且由于导游的“寻租”，游客往往从大商场或者指定商店里而非直接从贫困农户手中购物，即便是在景区周围的小商店购物，也会因为商店老板多为外地生意人，本地居民尤其是本地贫困居民由于资金、技能欠缺而参与率不高导致购物收益漏损严重，对提高当地贫困人口收入的拉动作用不大；第四，西部贫困地区居民整体素质偏低，市场秩序混乱，当地人直接向游客出售的商品层次低，同质化严重，且相互间可能存在互相诋毁、降价销售等恶性竞争状况。
3.3.3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
实证结果显示，lngdp_per的系数都为正，且全部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表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贫困减缓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和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发展旅游的目的是希望改变当地的贫困状态，但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却会处处受制于这种状态。由于贫困，发展旅游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短缺，旅游市场开拓困难，旅游消费空间狭小，旅游收入漏损严重，旅游的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受到抑制，通过发展旅游来减缓贫困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因此，西部地区要实现可持续的减贫，持续的经济发展依然是一个最为稳健的动力和源泉。
4 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主要从旅游流量及旅游构成两个方面对旅游发展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结果，得出如下结论及建议。
第一，从总量看，旅游流量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两者呈现出先减后增的“U”形曲线关系，意味着短期内，旅游发展有可能加剧西部地区的贫困；但从长期来看，发展旅游有利于西部地区的贫困减缓，可见，旅游扶贫仍不失为西部地区可持续反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此，西部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要立足本地特色和资源、进行科学规划、搞好旅游营销、提升景区知名度、降低游客信息搜索成本、吸引客源，尽早跨越旅游流量的门槛值。
第二，从旅游流量的质量和综合效果来看，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和旅游收入与西部地区的贫困减缓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即游客人均滞留天数越长，旅游收入越高，越利于西部地区的贫困减缓。为此，西部地区在旅游发展中应设法提高景区的自然、人文环境质量，深度开发旅游产品，注重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性，提升旅游附加值，拓展旅游消费空间，延长游客在当地的滞留时间并激发其强烈的消费愿望，增加旅游收入。
第三，从旅游客源构成看，国内旅游比入境旅游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效果更显著，表明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还是国内旅游市场。为此，西部地区在设计及营销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宜重点开发国内市场，凭借西部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沉淀和绚烂的民族风情，积极打造满足国内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同时也要放眼入境旅游市场，提高入境旅游对当地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
第四，从旅游消费构成看，吃住行游和娱乐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旅游购物与当地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较复杂，存在负向关联。要改变现状，更好地发挥旅游购物对当地贫困减缓的正向作用，西部地区发展旅游应该：首先，结合当地实际，建立行业管理调控体系，成立旅游商品开发中心，以市场为导向设计、生产旅游商品，注重创新，彰显特色，满足游客需求；其次，建立适当的信息传递机制和信誉形成机制，维护市场秩序、规避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克服市场失灵；再次，实现景区与社区联动开发，尽可能地避免资本尤其是外来资本对当地劳动力的替代和排斥，一方面减少旅游收益的漏损，另一方面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社区贫困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和脱贫致富的机会。
同时，本研究也证实了持续的经济发展是西部地区贫困减缓最为稳健的动力和源泉。这一结论启发我们，西部地区要注重加强旅游产业与当地主导产业及特色产业的有机结合，共同发展，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顺利实现减贫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