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分析与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管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熊彼特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对经济学家意味深长的告诫值得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注意。根据笔者的认识，管理学本土化的问题是中国管理学界30多年来推进学科建设工作中被高度关注并一直希望解决的问题，但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既与管理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自身的学科特点有关，也与身处的环境和学术队伍的状况有关。甚至可以预言，该问题的研究虽然非常重要，是中国管理学界需要持续探讨的问题，但更需要注意这一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和困难，以及管理学科自身特点与发展规律。 1、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上，任何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都有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的需要。这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如此，就是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中也是一样的，如结合本国经济发展、政治述求、市场需求的状况，组织资源供给、实验条件、设备加工能力的条件都可能对研究的目标、开发的路径、方法的选择、工艺的过程进行改变、调整或改进，这些都应属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工作。当然，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在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的工作中会更加严格，更加遵循科学的路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更加尊重其科学性。 对于中国的管理学界，管理学本土化工作似乎是一个十分难解的问题，因为从中国全面、系统地引进管理学理论的过程来看，虽然本土化的呼声一直不断，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这一工作似乎成效不大，差距甚远，缺少学术共同体，更缺少在组织管理实践过程中取得普遍成功的实例，多体现为事后现象的解释、诠释，甚至带有一些自娱自乐的特点。回顾30多年来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伴随着科学管理思想从西方(更为明确地讲就是美国)的引入，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受人关注、存在争论和迄今未解的话题。例如，马洪指出：“当然，即使对国外经济管理中可资借鉴的地方，我们也不能盲目照搬，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经过我们的分析和消化，为我所用，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的科学制度。”袁宝华在1983年初也提出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16字方针，明确指出了中国管理学界学习的方法、发展的路径和终极的目标。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管理学界依然困惑在理论学习、分析思路、研究方法道路的选择之中。郭重庆认为，“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谭劲松曾把中国管理学界简单模仿似的研究工作比喻为“拎着榔头找钉子”。徐淑英认为，“中国的管理研究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所面对的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在她眼中，所谓“中国管理理论”意指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而“管理的中国理论”是指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陈明哲指出，“现在更需要担忧的是管理学实务会否脱离中国实际。包括国内一些顶尖学者都提出，现在的管理学研究追求的只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一追求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管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走上了美国化的道路”。席酉民等也以提问的方式深究了中国管理学界的问题，并得出判断，“无论哪一个分支，恐怕没有多少管理研究者认真观察、亲身参与、系统剖析过中国企业管理的各类问题”。在对中国管理学界上述问题原因的分析中，更多的指向是对迄今依然在发威，且有日趋强盛的中国科学研究成果评价、高等教育学术评价和业绩管理的价值体系的质疑。如韩巍指出，“当下中国，包括我们身在其中的管理学院和大学，常常发生着一些十分荒谬的事情”，并认为“人们有理由发问：管理学者到底对这个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些尖锐的批评和深深的担忧，反映出中国的管理学界在取得较大进步的同时，却依然在如何学习外国的管理理论、如何使之本土化的问题上徘徊，依然未能在问题的解决上寻找到明确的方向。从更深的层面看，作为较晚(甚至可以说最晚)，且最为全面、系统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进的社会科学知识、教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不仅呈现出与其他社会(乃至人文)科学发展的差异，烙上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印记，也体现着中国近现代学者的迷茫和困惑，甚至还可以说是中国发展道路选择过程中的缩影。 2 探讨的前提与起点 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必然存在着前提与起点，它既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环境、条件，更是研究的语境和交流的基础。根据研究和综合所能阅读到的著作和文献，笔者认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管理学界应该在以下管理学理论范畴中形成基本的共识，不存在很大的歧义，可以成为学术共同体，特别是问题探讨的基础或起点。 人类的组织管理实践活动基本与人类的出现同步，并在人类的各种组织，如家庭、氏族、宗教、军队、企业和国家中发挥着获取发展、促进成长的作用，是人类“群之”、雄踞世界之巅、成为万物之首的重要因素，但人类的管理思想摆脱传统、经验走向现代、科学却是20世纪初期的事情，其标志是1911年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出版。 经过数千年人类的实践、探讨和总结，特别是100多年来组织管理理论的探索与建设，研究组织发展、维系组织运行的管理理论已经建立了自我的相关概念、科学理论研究的范畴，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在组织运行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认可。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当今世界上从未中断，且一直在延续发展的文化。在其文化的熏陶下，中华民族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也对当今中国各类组织管理思想和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是需要认真研究、科学继承的思想宝库，但由于这些思想基本形成于延绵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其中的一些思想、理念和方法与科学管理思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存在矛盾和冲突。在继承中国管理思想，开展管理学本土化的研究中，需要分清精华与糟粕，既要继承和发扬，也需摒弃和警醒。 组织的管理理论迄今还未能揭开管理工作中的许多神秘面纱，其难以被视为科学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应归结于构成组织的最为基本、最为活跃的元素——人的存在。主要的问题是人类迄今无法对自我的思维、辨析和认知活动机理有彻底和透彻的了解，且可以预判，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无法做到。甚至可以认为，如果人类有一天破解了自我的思维逻辑和认知过程的机理，人类将很快失去自我的乐趣，存在的意义，并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霍金近来对人工智能发展问题的担忧，“我们已经掌握的处于初期形式的人工智能被证明非常有用，但我认为，当人工智能发展完善后，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道理似乎一样。由此，管理学理论在某些领域内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或者永远)保持它那只知其因(其果)，难求其果(其因)的神秘面纱，但这不应是管理学理论缺乏科学性的例证，而是提醒研究者应该根据管理学科的特点，在什么层面或范畴理解、寻找、界定管理学理论的科学性。 管理学科出现的丛林现象除了上述的种种原因外，孔茨在管理丛林问题分析中提到的学术界的责任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孔茨认为，管理学术界在研究工作中因语义丛林，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管理学定义的差异性，先验假设、对原则的误解，管理理论家们不能或不愿意互相理解等方面的歧义和纷争不仅使管理思想陷入了丛林，也使实践者对学院派和管理知识丧失了信心。孔茨对美国管理学术界问题原因的揭示，在中国管理学界也应存在，甚至更为普遍。 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得到全面、系统的普及和运用，特别是将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视为“兴国之道”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管理学科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专业设置较为混乱、盲目跟随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学科发展争议较大、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少有话语权等不易逾越，与其他学科发展不太一样的问题。分析起来，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国家教育部门在学科设置和专业划分上不够明确和清晰；国家科研部门在管理类课题的选择、设置和评价上存在改进的余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及绩效评价体系存在不足、不科学和非正确的导向；管理理论引进过程中向北美(特别是美国)“一边倒”的学术倾向；中国经济转型种种思潮对管理学科发展和教师教学、科研工作的巨大的推动和冲击；仅有30余年中国管理学科发展和队伍的特点：历史传承较少，学术积淀较浅，缺乏严谨的学术传统，更缺乏其他学科所拥有的学习标杆——学术泰斗与巨匠。 3 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析与探讨 在中国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乃至管理学本土化建设中，除了需要结合国情和已经建立的理论体系构建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外，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3.1 管理学有没有普适性的理论？ 经过人类长期的实践、研究，管理学究竟有没有体现科学特征的思想、理论和分析的框架，究竟存不存在可供借鉴、参考的普适性理论？这是一个管理学界近似于黑洞般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参考熊彼特对“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问题的回答，应该会有肯定性的答案。熊彼特在不赞同科学是“指数理物理学”和“科学就是计量”的观点后提出：“一门科学是一个知识领域，其中有人，即所谓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或学者，他们致力于完善现已积累的事实与方法，同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与方法使他们与一般‘外行’有所区别，因而也和单纯的‘实际工作者’有所区别。”并据此分析得出：“既然经济学使用普通公众不使用的技巧，既然有些经济学家在完善这些技巧，经济学显然是我们定义范围内的一门科学。”回顾管理学理论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泰罗那里可以寻找到他也所描绘的科学管理思想最为基本的特征：“劳资双方必须实现这样的思想态度的改变：双方合作尽到生产最大盈利的责任；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知识经验。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这就是科学管理的两个绝对需要具备的要素。”在法约尔那里可以寻找到他对企业管理职能的科学界定和特征描述，“管理职能只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手段和工具。其他职能涉及原料和机器，而管理职能只是对人起作用”，“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几乎从不使用统一原则，因为应当注意到各种可变的条件，同样也应注意到人的不同和注意许多其他可变的因素”。在德鲁克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到他对管理的定义：“管理的历史与发展演变——包括其成功方面与存在的问题——告诉我们，管理最初只建立在为数不多的几条基本原则之上。”围绕着管理，他列举了7项原则，如管理是关于人类的管理，其任务是使人与人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发挥最大的集体效益，并认为这就是组织的全部含义，也就是管理能成为一个关键和决定性因素的主要原因。雷恩讲得简单也透彻：“在有关人类、组织及管理的研究中，人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 看到这些既经典、也生动，不失具体和准确，更是有别于“普通公众”的定义或描述，应该感觉到很难再找到比这些对管理工作或活动本质、特征、内涵更为抽象和准确的定义和概括了。又如，战略管理的PEST、SWOT、五力模型、价值链、钻石模型、满意决策等理论或分析方法；物流管理中的供应链管理理论；会计中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复式记账理论；财务管理中的资本结构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也不是一样普及、普适和在我国、甚至全世界得到广泛的运用么？虽然在管理学的一般理论中，以及各职能工作的理论中与任何科学理论一样，都需要结合国情、市场情况、行业情况、企业情况、企业领导者的偏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合理的运用，但应该承认以上所列举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任何教科书上问题研究、实际工作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研究者或实践者必须尊崇和遵循的基本理论框架和践行原则。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下：虽然诸多的管理理论都存在结合实际分析的空间，特别又会因组织类型的差异、构成组织人的存在、决策人价值观念的涉入更显复杂，但只要结合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结合管理的实际工作思考就应该知道，经过数千年人类管理经验的积累，100多年科学管理理论的探索，体现社会科学理论科学性和具有普适性特征的主要的概念、理论、分析方法已经在管理学的一般理论和各职能管理理论中建立，各国管理学界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在传授、运用这些知识，在这样的理论框架，甚至基本概念中开展研究、指导工作，难以重起炉灶，建立一整套全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空间。 组织的管理理论始终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人上，即人、组织中的人以及人与组织交互影响的特性与特点上，而正是由于人在组织中的参与，使得组织的运行具有极其个性化的特征。连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研究“工业组织，企业管理”的问题时也发现雇主既要有“物的透彻的知识”，也“必须是一个人的天生领导者”，最终“成为一个理想的雇主所需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和如此之多，以致很少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兼有这些能力”，也“很少有两个雇主的成功，是由于完全相同的一套长处”。笔者认为，由于人类目前还不能对人的思维机理，更为具体地讲就是对管理工作中的战略决策、领导过程等进行透彻的理解，所以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定位在法约尔理论构建的层面是十分合适和恰当的。这正如巴纳德精妙的解释一样：“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它的日常现象，我们必须离开其中的科学问题来进行探讨，正如我们不用特别涉及H[，2]O的物理性质或化学性质而去研究如何利用水来饮用、游泳或航行。” 3.2 现代科学管理思想与传统经验管理思想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现代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传统经验管理思想自然的延续？传统经验管理与现代科学管理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正如前述，人类的管理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出现的一类社会活动，人类的管理活动、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已有数千年，甚至更久的历史了，那现代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传统经验管理思想自然的延续，它们之间有无本质的差异，差异又何在呢？在具有数千年从未间断文化传统的中国，特别在中国管理学或管理学的本土化研究中，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封闭的封建社会几乎延续了2 000年，直到明代中叶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到19世纪中叶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社会就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更未能与世界部分国家同步进入产业革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业时代。据此可以推断出，伴随着大工业时代出现的科学管理思想，至少在1949年之前未曾在中国得到基本的普及和广泛的运用。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传统的、具有非大生产特征的经验管理与科学管理在思想上有无差异，甚至是重大的差异呢？研究管理思想史的雷恩发现：“虽然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管理理念，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局域的。组织可以依靠君权神授、教义对忠诚信徒的号召以及军队的严格纪律来进行管理。在这些非工业的情境下，没有或几乎没有必要创造一种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孔茨也谈到：“虽然从群体工作诞生的那天起，管理活动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人类任务，但不容否认的是，开发一种用以支撑实践的有组织的知识——科学——的认真尝试，还仅仅是这个世纪的事情。”对资本主义社会有过细致、认真观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了大机器生产与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显著区别，也十分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组织与之前社会的作坊组织管理工作，乃至资本主义社会与它之前社会协作基础存在的本质差异。他认为，“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对农业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的协作不是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综上所述，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现代科学管理思想不是传统经验管理思想自然的延续，起源于工业时代的管理工作体现出了与过去时代管理工作本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管理观念的变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相互关系(如雇佣形式)的变化、科学思想在管理工作中的广泛运用上；这些变化在泰罗、法约尔，以及后来者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全面的展现。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中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现代的科学管理思想也未能得到全面的推广，因而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得到系统、广泛的普及和运用，特别是被人们重视和接受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是否深入人心，是否已经具备科学管理思想推行所需要的法制、制度等环境因素，是否在各类组织中得到有效的运用，依然是中国管理学界和实践者必须认真研究和分析，仔细揣摩与判断的工作，过于乐观或过高的评价都可能需要推敲与斟酌。 3.3 需要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吗？如何有效地开展这一研究呢？ 需不需要开展管理学的本土化工作或建立中国管理学？又如何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呢？对第一个问题中前半问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德鲁克曾经讲道：“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发现和确定本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构建管理，确定管理的方式。”30多年以来，在管理学的本土化建设中，中国的管理学界，特别是管理的实践者都在孜孜以求地进行着有益的探索，但对后半问的回答笔者却一直认为，“中国管理学理论的构建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命题”。其原因正如前述，经过数千年人类管理经验的积累，100多年科学管理理论的建设，体现社会科学理论科学性和具有普适性特征的主要概念、理论、分析方法已经在组织管理的一般理论和各职能运营或工作的理论中建立，且难以推翻现有理论、重起炉灶，建立全新概念、理论和方法空间。较为明显的事实是，在我国，虽经诸多学者的努力，但迄今为止，尚未建立起较为系统、令人信服，并在实践中经过检验，特别是能够取代目前已经存在的管理学一般理论和各职能工作的理论。管理学的本土化工作，特别是将本土化工作理解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现有的管理理论中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对各类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设性意见，并在运用和实践过程中丰富、完善、发展适合国情的管理理论，是管理学本土化工作在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中国管理学术界和实践者真正应该做的工作，也是中国管理学界30多年以来虽取得长足进步，但尚需努力改进、提高，甚至是当前和今后最为重要的工作。 中国的近现代史早有定论：谁能将外国的先进思想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谁就能取得重大的成功，但这一认识并不一定被中国广大的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在中国的管理学界中应更为突出。当然，这个问题似乎太大，更为具体地讲，在当前的管理学的本土化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理念和思想应该是中国管理学界在自我的研究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历史传承、现实需要、未来发展3个阶段的深入研究、细心辨别和科学衔接，也就是这3个阶段本土化工作中最需要的科学精神，当然这里所说的科学精神应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的范畴中。 从文化传统、哲学理念、历史进程、发展阶段、资源分布等多方面看，中国与许多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客观的现实要求中国在任何科学、技术的学习上都必然存在实事求是、结合国情的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更是如此，但也需要看到，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它既需要系统地把握一门学科的科学本质，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历史和国情的知晓，更需要有结合的勇气和能力。下面结合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工作中近来出现的一些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1)历史的传承 在历史传承中，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深邃、博大等特点，及其在管理学本土化工作中的特殊作用。“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等等莫不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与人有着密切联系的组织管理活动应该会与哲学思想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结合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是必然的，也属于历史传承的重要工作，但笔者认为，在结合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进行管理理论本土化工作时，需要注意中国哲学的特点和不要随意加贴解释性的标签，如一些哲学大家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就值得注意：“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释，加以诠释。很多独创的思想，为了掩饰，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这些古代哲学是从来没有被击破，由于外观奇特，也从来没有得到全盘接受。”“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只剩下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个卦，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最近有一篇文章把阴阳家说成科学的先驱，这也不是全无道理，于是这样一来阴阳家就成了某种严格说来从未实现的事业的先驱；读者如果根据描述把阴阳家想象成古代的克卜勒或伽利略，那是接受了一批思想家的歪曲观点。”金岳霖、胡适等哲学家对中国哲学问题结论式的分析是否正确可以推敲，他们也不一定知晓现代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哲学有着何种的联系，但对于相比之下可能缺乏中国哲学修养和功底的中国管理学界应该更为警惕和谨慎。依靠中国哲学思想来完善、丰富管理学思想和理论，对管理学本土化的研究会有帮助，但希望将管理学的本土化工作全扎在这片沃土，特别是尚不够熟悉、未能深究，并可能存在某些不足的中国哲学思想上也可能、甚至必然出现谬误。“文化的根柢在思想。思想原本性情。性情之熏陶，不能不受影响于环境。”既然环境会影响性情，乃至思想和文化，也就说明社会的进步、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这些因素，最终影响到文化的发展、进步和变化。在历史积淀与社会进步、人文传承与现实发展中如何做出科学判断与合理取舍，应该是中国管理学术界时时需要高度注意的问题。 (2)现实的需要 在现实需要中，应进一步辨析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某些不足，注意其与国家步入世界强国、各类组织发展壮大可能产生的矛盾、羁绊与冲突。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并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影响的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建设中起到什么作用，又如何在继承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扬弃和升华是近现代中国学者一直在孜孜以求、苦苦探索的问题。例如，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管理思想虽不乏博大精深，也充满深邃精妙，但却在众多方面体现着封建社会的管理特色：更多的是维护皇室、官场，很少关顾百姓、民情；更多的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带有朴素的感性认识，少有科学和理性，更缺乏科学必须具备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纵容官员们的独断专行，无法实现对权力的真正管控与约束。这些问题正是中国历史上多显兵戎相见，朝代更迭，近代常受外国列强侵略，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境地的重要原因；也是1949-1976年间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但发展过程却跌宕起伏，人民生活水平虽有提高，但社会生产力发展却不时遭受冲击的问题所在；更是近年来社会风气不正、腐败现象丛生的明显根源。由此可以认为，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管理学的本土化工作时，一定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糟粕和不足，做好扬弃和升华的工作，若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对问题分析的迷茫、不当之中。如对“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涉及“关系”(Guanxi)的研究一直是近几年对中国管理问题研究的热点，也是进行管理本土化工作的重要领域。通过谷歌学术栏目搜索“China Relations”可以得到245万条有关研究的成果，换成“China Guanxi”可以得到1.34万条有关研究的成果，而换成“中国关系”搜索，可以得到243万条结果，由此可知对该问题研究的炙热。“关系”在具有数千年从未间断历史的中国，确实有着它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一样的特殊历史渊源，似乎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特殊的途径和有效的手段。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更多的研究应该揭示关系在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看到它在历史上对国家政权、社会风气的腐蚀破坏作用，认识到它与公平、公正、公开规则的现实冲突，与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建立的法治、制度和道德建设的深刻矛盾；看到它是不良风气和腐朽作风蔓延的重要源头，特别是在当今揭露的一些触目惊心的案件中已经看到了重利益、重关系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破坏，因而在研究中应更多地发现和指出它的问题和不良作用，提倡将其关在重道德、明规矩、讲纪律、定制度、扬法治的笼子里更为合适、科学和正确。若得出相反的结论，或在不经意中宣扬了关系的利益、关系营造的重要，认为中国的组织管理工作的重点就是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就过于偏颇，过多地迁就于传统文化，囿于现实和现状，而有悖于学术研究应创建清新的社会空气、引领社会前进的初衷了。 (3)未来的发展 在未来的发展中，要进一步根据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注意中国文化的主导、基础作用，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深化管理学的本土化工作。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既延续了数千年，又没有中断过的历史和文化，这既表现了中华民族繁衍、自强不息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绚烂多彩和博大精深，也自然地造成了中国学术界十分特殊，且是世界各国知识界少有的对外来知识，特别是对与外来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知识的特殊态度与情怀。华夏历来不排斥外来文化，一直抱着包容、开放、学习，甚至吸收的积极态度，但这种态度在近现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在中国因国力衰退，饱受外国列强侵犯，寻求强国的变革、变法之道时，如何把握西学之学习与中学之传统的关系上出现了极大的纷争。如近现代中国学者经常困惑于如何把握“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内在关系之精深，“内”、“外”、“治”、“应”边界之模糊的问题中，多次出现要就提倡全面吸收外来文化，排斥中国文化；要就鼓吹全面排斥外来文化，唯中国文化独尊的学习之道。这两种方法虽大相径庭，但却有着十分相近的共同点：究竟如何看待和提炼中国文化的精髓？究竟如何看待和学习外来的文化？究竟需不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融入新的文化思想，以形成既能展现“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兼容并蓄，有容乃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的中国文化特色，又能兼收并蓄，甚至包容其他文化的优点与长处？相比较而言，在管理学的本土化过程中，管理学界是不是也要注意以下类似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数千年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国管理思想的精髓？究竟应该如何继承与批判、扬弃和升华中国管理思想？究竟应该如何结合新时代的特点，特别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又如何结合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的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丰富中国的管理思想，在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与实践中实现管理学的本土化？文化贵在尊重人之本性，重在特色之确立，更在包容之展现。熊十力认为，“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合。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并心外驰，知见纷杂而不见本原，无有归宿，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者两伤”。这为未来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道路，也为管理学思想本土化建设的工作指出了方向。 4 结语 经过以上的分析与探讨，本研究在归纳中国管理学界30多年来形成的基本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影响管理学术界学术立场统一和本土化工作深入的3个基本问题，由此得出结论：管理理论存在着可供借鉴、参考的普适性理论；传统经验管理与现代科学管理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中国管理学界应该重视管理学理论本土化的工作，但作为生活在已经延续了数千年文化传统中的中国管理学术界，应注意历史传承、现实需要、未来发展3个阶段的时代特点，在管理学本土化的工作中积极、有效地深入研究、细心辨别，在理论探讨和实践参与的过程中，实现3个阶段时空转换过程中理论发展的科学衔接。 熊彼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对于正在崛起、成熟、发展，而略显稚嫩、青涩的中国管理学界是有意义的。标签：科学管理理论论文; 现代管理理论论文; 过程管理论文; 工作分析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本土化战略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