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论文,日本论文,我见论文,留学生论文,井真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春，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一合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客死长安的墓志和志盖。尽管该墓志文仅有171字，但言简意赅，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了许多有关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信息，这为我们深入研究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客死长安的墓志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新资料。该墓志由于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惟一一方唐时日本人墓志，因此，立即引起了中日学术界极大的关注。笔者也不揣冒昧对以下六个问题发表一孔之见，以求与中日学术界同仁进行研讨。
一、关于墓志铭“赠尚衣奉御”的开首语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对志盖和墓志的书写形式与内容观察入微，对“赠尚衣奉御”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志盖和墓志在表现墓主人身份方面，都是从‘赠尚衣奉御’开头的。在通常情况下，一般是要去掉‘赠’字，变为‘唐（大唐）故尚衣奉御’，而井真成墓志的这种写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1]在我看来，志盖和墓志分别写为“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和“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两者都是完全符合唐代墓志一般书写格式的，而绝对不能写为“唐（大唐）故尚衣奉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墓主人生前并没有做过“尚衣奉御”这样的官，因此，即使在他死后也并不存在所谓“故尚衣奉御”的问题。像这样开头直截了当写为“赠尚衣奉御”官衔的墓主人，表明他的官衔是死后赠予的。此类例子虽不多见，但也不是孤例。例如，考古发掘的鲜于庭诲的墓志盖为《大唐故鲜于将军墓志》，志文为《大唐故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北平县开国公赠右领军卫大将军鲜于公墓志铭并序》[2](P62)；曹景林的墓志盖为《大唐故赠扬州大都督曹府君墓志之铭》，志文为《唐故云麾将军左龙武军将军知军事兼试光禄卿上柱国谯郡开国公赠扬州大都督曹府君墓志铭并序》；尤其是陇西董夫人的墓志盖为《唐故陇西董夫人墓志》，志文为《唐故赠陇西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并序》[3](P100,103)。从上述3例可以清楚看出，凡是使用“故……”官衔的场合，表明墓主人生前曾做过此官；凡是使用“赠……”官衔的场合，则表明墓主人生前并未做过此官，而是死后赠予的。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绝对不能合二而一，混为一谈。
二、井真成与“尚衣奉御”
“尚衣奉御”一职，是隋唐时期“尚衣局”之下的一种职事官。据唐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11记载：“尚衣局，奉御二人，从五品上。……隋门下省，有御府局监二人。大业三年(607)，分属殿内省，其后又改为尚衣局。皇朝因之，龙朔二年(662)，改为奉冕大夫。咸亨元年(670)复旧。……尚衣奉御，掌管天子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而供其进御，直长为之贰。凡天子冕服十有三。一曰大裘冕；二曰衮服；三曰鷩冕；四曰毳冕；五曰絺冕；六曰玄冕；七曰通天冠；八曰武弁；九曰弁服；十曰黑介帻；十一曰白纱帽；十二曰平巾帻；十三曰翼善冠。”[4](P235-236)显而易见，“尚衣奉御”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天子衣服”。不过，从“赠尚衣奉御”来看，井真成生前并没有做过此官，而是死后赠给他的一种荣誉官衔。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712-756)，“尚衣奉御”的任职情况较之以前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唐玄宗30个皇儿当中，尚无一人做过此官。皇后妹夫长孙昕[5](P615)居然坐到“尚衣奉御”的职务，这就无形中加大了包括皇子在内的皇族贵戚晋升“尚衣奉御”的筹码。由此可见，出身低微的下级官吏要想在唐玄宗时期担任从五品上的“尚衣奉御”之职绝非易事，更何况井真成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如果井真成的确是717年随第8次遣唐使团赴唐的话，那么到734年意外死亡，他在长安居住了17年之久。可以设想一下，井真成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后来究竟还会在长安居住多久？最终在唐朝能做到多高级别的官吏？乃至后来他本人对中日文化交流能做出怎样的贡献？这是任何人无法估量的。不过，我想至少不会是“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惟大臣（吉备真备）及朝衡（阿倍仲麻吕）二人而已”[6](P423)，可能还会出现井真成的名字。
如上所述，井真成在长安滞留期间，适逢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执政时期，这期间也是晋升“尚衣奉御”官职最为困难的特殊时期。因此，我认为井真成生前尽管从未做过“尚衣奉御”的职事官，也未必是他的能力问题，可能是由于当时该职位并没有空缺。不妨可以试想一下，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死后能够让唐玄宗皇帝感到如此悯伤和“追崇有典”，这情况至少反映了唐玄宗皇帝对井真成生前为人处事有一些欣赏，或许他们之间还有一定的私交。
三、井真成之名是中国名字
关于井真成其人，除了墓志记载之外，在中日古代典籍中只字未提，无从稽考。据三省堂编修所编纂的《简明人名辞典》介绍，日本历史上与“井”字相关的姓氏只有“复姓”与“多姓”，而尚无发现一例“单姓”。“井”姓在我国起源很早，据说与中国古代天文有关，井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天文分野在陕北一带。所以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所谓的姜姓井族；西周时期，这些井姓望族集中分布在古代的周原地区，即现在的陕西岐山和扶风一带，直到今天，井姓的居住区域仍然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和辽宁省，据说这两个省份的井姓已占整个井姓人口的五分之三。因此，从目前所掌握的日本人名姓氏资料来看，我认为井真成的名字显然不是古代日本人的姓名，很有可能是他来到长安之后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姓氏。
不过，中日学者也对此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其中，国学院大学铃靖民教授认为：“所谓井姓这样的中国姓，或许是与以现在的大阪藤井寺市一带为根据地的渡来者井上忌寸的家族有关，他不仅是这一家族中特别优秀的人才，而且也是一位有门路的人。”[7]奈良大学东野治之教授则认为：“所说的井姓，理应是省略日本姓而自称的姓，这从带有井字姓氏家族出身者的身上可以略知一二。这里，使人想起7世纪末至8世纪前半叶，有层出不穷的遣唐使少录、遣新罗使、遣唐留学生都是出自于葛井氏。这一族是迁徙来的民族，他们是以南河内的葛井寺一带为根据地，原本称之白猪氏。从很早以前，好像这一族就自称为葛井氏，和铜年间的葛井诸会就与白猪广成排在一起，这从《经国集》中看得一清二楚。这一族中的白猪广成、葛井大成、葛井清成等人，都是拥有相似名字的同代人，或许就是井真成的近亲吧！当然，‘井’上再加一个字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像葛井氏那样，活跃在这个方面的人物还没有问世。”[8]现在看来，究竟井真成是出身于“井上氏”呢，还是出身于“葛井氏”呢？我认为上述两种推测的可能性都不能完全排除，但井真成的改姓似乎与“井上”与“葛井”没有必然的联系。前一种意见认为，应去掉后一个“上”字，而后一种意见则是认为，应去掉前一个“葛”字，两者之间显然是无规律可循。其实，早在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统治阶级上层就开始对来自异邦的遣隋使名字进行音译了。例如，当时隋人呼（小野）妹子曰“苏因高”，呼（难波）雄成曰“乎那利”。据汪向荣、夏应元二位先生考证：遣隋使大使“苏因高”之名显然是日文ィモコ（妹子）的音译，而“乎那利”之名则无疑是日文ョナリ（雄成）的音译[9](P54-55)。进入唐代以后，似乎流行于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们中的一种风潮就是给自己起中国名字。例如，阿倍仲麻吕（仲满）的中国名字“朝衡”，有时也写作“晁衡”，就是他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名字。另外，“其偏（副）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10]也是一个明显例证。由此可以推断，井真成的名字如果不是古代日本人真实姓名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应该同阿倍仲麻吕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名字朝衡的情况类似，也很有可能是他为自己所起的中国名字——井真成。西北大学贾麦明副研究员认为：“井姓应为到中国之后所起，真成之名也为汉名，非日本名。”[11]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也认为：“井真成，可能为其所用中国姓名，如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姓名为朝衡，也有可能是日本原姓名。……原名井上真成，按中国的读法，可能会称为姓井，名上，字真成，志文中只有姓和字，而略去了名。”[12]
四、“日本”国号确立年代考
古代高丽僧侣道显曾经写了一本名为《日本世纪》的读本。从《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八年十月辛酉条文可知，道显《日本世纪》的成书年代应在天智天皇八年(669)。如果这样，我觉得将《日本世纪》的成书年代和“日本”国号正式确立的年代都定为天智天皇八年(669)之前是较为合适的。在这一点上，我与王仲殊教授的观点[13]也是不谋而合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与《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的“日本”国号出现的年代为670年是十分接近的。
刘昫等人撰写的《旧唐书》中就有记载：“日本国，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小国，并倭国之地。”[10]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东夷列传》也有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14]实际上，《旧唐书》的成书年代在前，而《新唐书》的成书年代在后，因此，我们说《新唐书》中有关“日本”的内容与《旧唐书》的记载出现雷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浐水东原墓地探微
最后，我想就“窆于万年县浐水
原”的井真成之墓志铭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尽管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井真成墓志铭出土的确切地点，但是，志文“窆于万年县浐水原”的石刻资料却为我们今后探寻其他客死在长安的日本人墓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沿着这条线索坚持不懈地去勘查与调查，我想在“万年县浐水东原”一带发现客死长安的日本人高向玄理、弁正、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以及众多无名氏的墓群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关于客死长安的异乡人的埋葬习俗，在贾麦明副研究员看来：“死者埋在浐水东原，浐水位于唐长安城之东，面向东方家乡。……1955年西安市西郊土门村出土的咸通十五年《苏谅妻马氏墓志铭》后半部即用波斯婆罗钵文书写，因其家在西方，故墓在长安城西部，可证明。由此可以管窥当时风俗中对于客死异乡人丧葬习俗。”[11]假使按此推理的话，客死唐土的东方异乡人应埋在唐长安城之东；西方异乡人应埋在唐长安城西部；北方异乡人应埋在唐长安城北部；南方异乡人应埋在唐长安城南部。这一研究思路和大胆推测，我觉得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被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所证实。2000年5月和2003年6月以及2004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先后发掘了北周安伽墓[15](P1)、史君墓以及康业墓（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前进中的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庆祝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建所10周年(1994-2004)》，2004年，第40-42页。）。安伽墓位于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坑底寨村西北约300米处，西距北周都城约3.5公里。史君墓西距北周都城5.7公里，与安伽墓相距约2.2公里处。康业墓在安伽墓之北约150米处。如果按照上述说法，这三座异乡人北周墓就不应该埋葬在北周都城之东，而应该埋葬北周都城之西北了吗？因此，仅凭“死者埋在浐水东原”就判定客死长安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是“面向东方家乡”埋葬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另外，贾麦明副研究员还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即“墓志文后面有空缺四行，应该是留空书写外国文字，这里没有刻上日本文字，或因为时间仓促，或有些文字无法用日文翻译，或其他原故没有刻上也未可知”[11]。众所周知，日本在6世纪前后，依然处在“无文字，惟刻木结绳”[16]（《隋书》）记事的历史发展阶段。甚至到712年太安万侣撰写的现存日本最古史书《古事记》以及舍人亲王、太安万侣等人720年撰写的《日本书纪》，全部都是用汉文书写的。所以，刻于734年的井真成墓志显然不存在所谓“留空书写外国文字”等问题。况且“安厝于长乐原”的异乡人《故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赠右军卫大将军墓志文》，在其后面也留有空缺三行[17]。井真成和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同为异乡人，墓志中出现的相同书写格式，本身就是无言的回答和最有力的反证。由此可见，在墓志文后面留上空缺三行或者四行，并非是为了“书写外国文字”等缘故。
六、井真成墓志补考
“才称天纵，故能□命远邦，驰骋上国。”这句话中的“天纵”本意就是“上天所使”之意。意谓天赋其才，使之成为杰出不凡、多才多艺的人物。据《论语·子罕》记载：“大宰闻于自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自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18](P321)从“才称天纵”一词足以看出，井真成是一位“天纵多能”的超群英才。“故能□命远邦，驰骋上国”中的缺字“□命”，我认为应为“
命”。衔命，就是奉命、承命、受命之意。据《礼记·檀弓上》记载：“衔君命而使。”[19]（《礼纪集说》），另外，“衔命”一词，在朝衡《衔命还国作》首句诗文中就能看到。即“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20](P121)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关于“上国”之意，据唐刘长卿《客舍赠别韦九建赴任河南，韦十七造赴任郑县，就便觐省》诗云：“与子颇畴昔，常时仰时髦。弟兄尽公器，诗赋凌风骚。顷者游上国，独能光选曹。……”[21](P481)在这里，“上国”显然是指“首都长安”。其实，“上国”应该是相对于“下国”而言。在我国，“下国”之名出现的年代较早，是针对中原地区的“上国”而言。像汉代祢衡《鹦鹉赋》诗中的“背蛮夷之下国”[22](P174)便是其中一例。诚然，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古代并无“上国”与“下国”之称。但是，自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23]（《外臣部·悖慢》）的“国书事件”之后，日本就被隋唐统治阶级置于“蛮夷之下国”的位置上。既然唐代“首都长安”被当时视为“上国”，那么要将“远邦”日本作为“蛮夷之下国”的代名词也就未尝不可了。因此，我认为上述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纵多能”的井真成能够衔命从遥远的国家日本，奔赴自己朝思梦想的大唐首都长安。
“蹈礼乐，袭衣冠，束带
朝，难与俦矣！”其中，“蹈礼乐，袭衣冠”中的“蹈袭”二字，亦作“袭蹈”，就是“因袭”和“沿用”之意。“束带□朝”，我以为应为“束带立朝”。《论语·公冶长》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24](P24)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公西赤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25]另据程大中《四书逸笺》考证：“古人无事则缓带，有事则束带。说字云：‘在腰为腰带，在胸为束带。腰带低缓，束带高紧。’公西华束带立朝，当有事之际，仓卒（促）立谈，可以服强邻，即折冲尊俎之间意，泛作礼服，非。”[26]（《论语》）可见，“束带立朝”的推测是足以令人信服的。这里的“俦”（音筹），即“同辈人”之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井真成能够入乡随俗，完全遵循唐代的礼乐制度，身着唐装束带立朝，俨然成了一位唐朝官吏，这一点是谁都无法与他相媲美的。
“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遇移舟，隟逄奔驷。”此句是叹惜井真成怀有远大的抱负，孜孜不倦地学习，但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他的一生犹如“□遇移舟，隟逄奔驷”。文中的“隟”字是“隙”的异体字，而“逄”字是“逢”字的异体字。“隙驷”实际就是“隟逄奔驷”的简缩。《礼记·三年问》曰：“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孔颖达疏：“驷谓驷马，隙谓空隙，驷马峻疾，空隙狭小，以峻疾而过狭小，言急速之甚。”[21](P442-443)实际上，“隟逄奔驷”是“白驹过隙”的同义词，即谓日影如白色的骏马飞快地驰过缝隙，形容光阴过得极快。《庄子·知北游》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22](P1765)此句在这里与“□遇移舟”对仗，以加强语气，喻指井氏英年早逝。对此，中日学者认识不一，分歧意见较大。王建新教授认为：“‘□（雪）遇移舟’。（唐）朱放《剡溪行却寄新别者》诗曰：‘潺湲寒溪上，自此成离别。回首望归人，移舟逢暮雪。’（《全唐诗》第315卷）……‘（雪）遇移舟，隙逢奔驷。’应为‘移舟遇雪，奔驷逢隙’的倒装句，形容突遇变故。”[12]近来，我在重新研究这句话时，觉得与其说是“
遇移舟”或“
遇移舟”，倒不如说是“
遇移舟”为好。据庄子《太宗师》记载：“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后以“壑舟”比喻事物变化，无可避免[27](P637)。这样一来，“遇移舟”与“隟逄奔驷”就更为对仗了。另外，在三方麟德二年(665)四月和六月以及七月二十一日的九品亡宫人墓志铭中，都有“陵谷迁变，舟壑推移”的志文。从“有司备礼”的措词和刻字来看，应是出于一人之手。值得注意的事，她志文中的卒日、葬日以及埋葬地点都空有一格，这是预制墓志的重要特征[28](P212,214,216)。据日本学者铃木靖民先生介绍：气贺泽保规先生也认为该缺字应该是“壑”字无疑[7]。
“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弟（第），春秋卅六。皇上
伤，追崇有典。”对于“皇上□伤”一词，我认为是“皇上伤”；气贺泽保规先生则认为是“皇上
伤”。总之，此字并不影响对这段话的解读。大体意思是说，井真成于唐玄宗开元廿二年(734)正月□日，死于官第，享年36岁。对于这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容止温雅、远道而来的日本留学生的英年早逝，皇帝感到非常哀伤，并责人按照唐代丧葬礼仪制度处理他的后事。“皇上”一词，其实在我国出现较早。据晋代陆士衡《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曰：“皇上（晋惠帝）篡隆，经教弘道。”[29](P284)。另外，在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十月五日大唐故兴州司马王君（游艺）墓志铭中，也有“皇上知其善绩”[27](P680)的类似用例。种种迹象表明，井真成墓志并非出于在唐日本人之手，而应是我国唐代“甄官署”工匠所制作的。
“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
。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原，礼也。”首先，我认为这里的“葬令官□”应为“葬令官”。例如，收录在《千唐志斋藏志》中的三方墓志，志文中明确写着：“葬事供须，并令官给。”[28](P1751)另外，据大唐故沙州刺史李府君（思贞）墓志铭记载：“（李思贞）以长安四年(704)七月十日，卒于沙州刺史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三。恩敕赐物一百段，粟一百石。灵柩还京，所须官给。”[30](P278)气贺泽保规先生则认为是“葬令官
”，此说缺乏考古学的例证。文中的“窆”是“落葬，安葬”之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皇帝下诏不仅赠给井真成“尚衣奉御”的官衔，而且还下令由官方“甄官署”负责安排后事。并于同年(734)二月四日将他安
志文“东”字下半部的撇、竖勾、捺的笔画还残存，并隐约可见。
“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哀，嗟远□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呜呼”，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呜呼哀哉”，属于伤痛之辞。“素车”指未经雕饰上漆的丧事用车，亦称“灵车”、“轜”或“清素车”。据《北史·刁雍列传》记载：“轜车止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31](P949)所谓“旐”，是指出丧时为棺柩引路的旗，俗称“魂幡”。“丹旐”为红色的引魂幡。“素车晓引，丹旐行哀”这句话是说，灵车在拂晓时开始出殡，“魂幡”在最前边行哀招魂。《艺文类聚》卷49《太子舍人》记载：“丹旐轻飞，哀歌徐引，垅水春帷，山水晓阵。”[32]在大周如意元年(692)故文林郎杨府君（训）墓志铭中，也有“丹旐启涂，素车遵辙”[29](P400)之句。在证圣元年(695)大周唐故左戎卫右郎将古君夫人匹娄氏（焕德）墓志铭中，还有“灵车晓行，丹旐晨飞”之句。由此看来，“丹旐”的记载是值得可信的。“嗟”是指悲叹之声。“颓暮日”是指夕阳落下。“夜台”是指坟墓。晋代陆士衡《挽歌诗》曰：“按辔遵长薄，送子长夜台。”阮瑀《七哀诗》中也有：“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29]的诗句，井氏碑文的意思是伴随着悲哀的哭声，葬礼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位于远郊的墓地不时传出一片无比凄凉的哭泣声。
“□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文中的“天常”就是指“天的常道”。据《春秋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24](P1211)因此，我分析这里的“□乃天常”很有可能是“
乃天常”，也就是说，死亡乃是天之常道，哀声来自远方。死者有“形”的身躯虽然埋于异国他乡的唐土，但是无形的“阴魂”却归于故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