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_中等职业教育论文

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职业教育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扩张与大学毕业生增加，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又面临“用工难”问题。发展职业教育，被视为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难”的有效途径之一。由于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主要来自农村，因此，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不仅是促进就业、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新型农民、提高进城务工人员技能，乃至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措施。自1991年国家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以来，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目前，中等职业教育已与普通高中教育形成并驾齐驱之势。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74.76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5.06%；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678.1万人，普通高中毕业生799.0万人，两者毕业生之比约为1:1.5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从中国教育发展实际来看，中等职业教育主要是面向农民的教育，农村生源占职业学校教育生源的80%。而这些来自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毕业后，主要是流向城市，成为全国2.7亿农民工中的一员。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影响的群体主要是农民工。那么，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面向就业、以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中等教育，能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吗？或者更具体地说，中等职业教育能给农民工带来更高的收入吗？如果能，为什么在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过程中存在“招生难”问题呢？

      鉴于此，本文采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从教育回报率的角度，探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影响农民工收入方面的差异。余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研究方法与数据，第四部分为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讨论。

      二、中等职业教育扩张与收入回报：一个文献综述

      教育回报率是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教育回报率不仅是个体、家庭教育选择的理性依据，也是政府制定教育投资、教育公平政策的基础。在“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术争鸣中，以世界银行专家为代表的反对派，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大工作培训，而非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内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例如，Psacharopoulos（1987）对巴巴多斯、肯尼亚、利比里亚等19个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效益进行了分析，发现职业教育毕业生并未获得比普通教育毕业生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高的工资，但国家与个人却付出了昂贵的成本。这一观点也支持了Foster（1965）的早期研究结论：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角色地位取决于经济中的就业机会，但发展中国家因大量职业学校毕业生受训领域与就业领域不对口，导致训练投资被浪费。Newhouse and Suryadarma（2011）基于1993～2007年印尼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分析了高中阶段不同教育类型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研究发现，随着印尼经济增长放缓，毕业于公立职业高中的男性青年的工资劣势越发显著。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者Bennell（1996）则指出，世行专家比较的19个发展中国家中，仅有5个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低于普通高中，而且报告主要聚焦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以此评估发展中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并不合适。关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争论在转型国家依然存在。Earle（1997）研究发现，相对于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更能适应转型经济的要求，因此有着更高的市场参与率和更高的收入回报，但Malamud and Pop-Eleches（2010）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显著。

      职业教育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重要一环得到政府更多的扶助与支持。同当年坦桑尼亚、韩国和印尼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初衷一致，中国政府也将中等职业教育视为解决熟练技术工短缺、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有效手段。这也意味着，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能比普通教育毕业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高的收入。但是，现实情况与此并不相符。周正（2008）指出，就业市场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发展机会、工资水平要低于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教育的高收费，再加上其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以及高校扩招，使得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大幅萎缩，导致了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难”问题。这也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比较相似。林大森（2002）、黄毅志（2011）研究发现，在台湾，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不如普通高中毕业生，导致学生更愿意就读普通高中而非选择中等职业学校。

      国内关于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市场表现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在三个方面：一是中等职业教育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李莹、丁小浩（2008）基于“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数据，发现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待业时间显著低于普通高中毕业生，并将此结论作为支持“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能力获得提升”假说的证据。李兰兰（2011）基于湖南省6所中等职业学校和6所普通高中毕业生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毕业就业者的非货币收益高于普通高中毕业就业者。刘万霞（2013）基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对全国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从事职业类型没有显著影响，认为这反映了当前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较低、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二是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收入回报差异的经验研究。以往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中，很少有区分职业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的研究。较早对国内职业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收入回报进行比较的是Yang（1997，1998）的两篇论文。Yang研究发现，有职业教育背景的劳动者收入相对于普通教育背景的劳动者并没有优势。李实、丁赛（2003）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对1990～1999年期间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进行了研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研究定义为中技/中专/职高）的收益率高于初中教育收益率，也高于高中教育收益率。屈小博（2013）区分了不同类型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对正规就业劳动者还是非正规就业劳动者，职业高中的教育回报均显著高于普通高中的教育回报。从研究结论来看，中等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在收入回报方面是否存在优势，依然充满争议。三是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影响的研究。周亚虹等（2010）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不过，该文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而非直接关注职业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另一方面，该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户而非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事实上，国外学者在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中，往往将从事农业劳动视为职业教育无效率的表现（Malamud and Pop-Eleches，2010）。因此，回答中等职业教育对就业的影响，以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为切入点更为合适。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收入回报差异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探讨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研究较少。但是，在实际中，中等职业教育生源主要来自农村，毕业生就业主要面对城市，而教育回报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因此，评估中等职业教育回报，主要是评估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本文研究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的是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选择的因变量是农民工月均收入的对数。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在经典明瑟方程的基础上构建农民工收入模型如下：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文对教育回报的估计，在方程中加入受教育年限，估计每个年限的教育回报率，假设是每一年限的教育收入回报率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方法无法评估中等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方程中加入了虚拟变量Vocat，表示是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以此评估中等职业教育回报是否与普通教育回报存在显著的差别。然而，如果高中阶段（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回报显著低于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那么，对教育的测量以受教育程度表示更为合适。由此，本文对上述方程修改如下：

      

      与（1）式方程不同的是，（2）式方程用受教育程度替代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为虚拟变量，Prim表示小学，Jun表示初中，Sen表示普通高中，Col表示大学，职高组为参照组）。这样，不仅可以估计每个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也能比较职高组与普通高中组的收入差距。

      （二）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调查时间是2010年7～8月，调查地点为珠三角9个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和长三角10个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调查对象为跨地域（县、市）流动的、学历为大专及以下的农民工。这次调查根据各省市政府部门公布的外来人口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各城市外来工人占19个调查城市外来人口的比例，作为样本分配的根据；同时，控制了各城市农民工的性别、行业分布，采用按比例分层抽样方式进行，确定样本中每个城市农民工的性别、行业比例。这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254份，回收有效问卷4152份，其中，珠三角9市2046份，长三角10市2106份。各城市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三）样本基本情况与变量处理

      本文处理样本数据时，删除缺失重要变量数据的样本，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共4023个。样本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2给出了农民工年龄、性别、政治身份、受教育情况、收入以及所在企业情况等信息。总体而言，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0年。其中，初中受教育水平的农民工最多，占43.3%；大学组即通过大专（高职）和自考获得相应文凭的农民工，占比为11.1%，职高和普高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占比分别为12.7%、17.2%。农民工群体普遍缺少培训，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仅为18.5%，其中，自费培训农民工占比为17%，受过公司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仅为1.5%。表中，工作经验是指非农工作年限，根据农民工第一次进城务工时间计算而来②考虑到本次调查是在2010年7～8月进行的，因此，对农民工工作经验统一加上0.5年。从工作经验来看，平均工作经验为8.2年，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从收入来看，农民工工资普遍较低，月均工资均值为2007.7元。为更好地反映农民工就业情况，本文按照“初职”（没换过工作）与“现职”（换过工作）将总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表2显示，初始职业样本与现职样本在工资收入、受教育年限等方面差别较小，但初始职业样本收入波动更大（标准差更大）；从工作经验来看，初职样本工作经验显著低于现职组，男女比例更平衡；同时，初职样本中有16.4%的人获得了大学文凭，而现职样本该比例仅为8.5%。

      表3（见下页）给出了各变量的具体内涵、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受教育程度变量中的大学组包括自考本科、高职、大专。

      

      

      

      四、计量分析结果

      （一）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模型1控制了年龄、年龄平方、工作经验、经验平方、所在城市、企业情况等变量，重点考察农民工的教育回报。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是否接受职高教育虚拟变量，以衡量职高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模型3中，用受教育程度替代受教育年限，其中，中等职业教育组为参照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总体而言，从模型1到模型3，控制变量的作用非常稳定。控制变量中年龄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年龄平方系数为负，说明年龄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呈“倒U型”。这说明，农民工年轻的时候，其收入增长比较快，随着年龄增长，其收入增加速度就会变慢③。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经验变量对收入的影响上。工作经验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工作经验平方系数为负。这说明，农民工工作经验对其收入的影响也是非线性的。农民工刚开始工作时，其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较快；而当农民工工作一段时间后，其收入增长速度就会变慢。这也与以往关于人力资本对收入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例如谢宇，201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党员收入显著高于非党员，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群体中，党员相对于非党员更具进取心（Gerber，2001），因而收入更高。收入的性别差异也非常显著，女性月均收入比男性要低20%。农民工就业企业特征也对其月均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非上市公司农民工，而且企业规模越大，工资也越高。参加培训能提高农民工收入，特别是自费培训（主动参与的培训）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模型1中，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0.029，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农民工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收入增长2.9%。模型2纳入了是否接受职高教育这一虚拟变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上升为0.033，系数变化意味着职高教育拉低了农民工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事实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职高组比非职高组农民工月均工资收入低7.4%，差异非常显著。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以受教育年限纳入方程对收入进行回归，其假设是，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是线性的，不存在“质”的差异：无论是增加1年大学教育还是增加1年小学教育，其收入回报都是一样的。很明显，这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模型1和模型2回归结果也表明，职高阶段教育的收入回报要低于平均水平④。由此，在模型3中，笔者用受教育程度替代受教育年限，以职高组为参照组，估计各阶段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职高组收入相对于小学组、初中组分别高出14.2%、5.9%比大学组低17.5%，与普通高中组没有显著差异。

      综上，教育是增加农民工收入的有效途径，受教育年限增加能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从这一点来说，中等职业教育依然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增加的有效途径之一，相对于初中组，职高组农民工收入（因为受教育年限增加）要高5.9%。但另一方面，计量分析结果也揭示了为什么职高不是学生的“优先选择”。这主要是由职高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决定的。本文研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要显著低于教育回报率平均水平。比较职高组农民工与其他教育阶段组农民工收入，可以发现，相对于初中组，职高组收入仅高出5.9%，每年（职高算3年）回报率高出不到2%；比大学组收入低17.5%。即便是与普高教育相比较，以就业为导向的职高教育并无优势。

      （二）职高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进一步探讨：初职样本与现职样本比较分析

      评估职高教育对就业的影响，不仅要看目前的状况，也应看职业发展状况。本文将总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初职样本和现职样本，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在农民工不同职业阶段对其收入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控制变量中，各变量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与基于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初职样本中，党员虽然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正向效应，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农民工务工企业规模、是否上市公司对其收入具有正向效应。

      初职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职高组收入要比小学组高10.6%，比大学组分别低10.4%。值得注意的是，在初职样本回归结果中，职高组收入虽然比初中组高出4.9%，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职高会存在“招生难”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选择职高并非是一个理性选择：进入职高学习不仅意味着很难有上大学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其获得的收入与初中毕业生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事实上，整个高中阶段的教育回报依然偏低，在初职样本回归结果中，虽然普高组收入比初中组高5.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每年不到2%的教育回报率，再加上期间学费付出与收入损失（例如不上学而是直接打工带来的收入），这在农村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读书无用论”会在农村流行。

      

      那么，从长远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又会有什么影响呢？由于缺少追踪样本，本文以现职样本进行探讨。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现职样本在工作经验上远高于初职样本，其平均工作经验为9.6年，因此，可将两个子样本计量分析结果相比较，将现职样本与初职样本中等职业教育回报之差，视为农民工职业发展的结果，以此评估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长远影响。表5中现职样本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中等职业教育组收入比小学组、初中组分别高15.5%、5.7%，比大学组分别低24.3%，与普高组的差异不显著。相对于初职样本，现职样本回归结果中，职高组与初中组收入差异不仅从4.95%扩大到5.7%，而且这种差异从统计上不显著变为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长远来看，初中毕业后进入职高学习，依然能提升农民工的竞争力。总体而言，职高教育依然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途径之一，但存在教育回报率偏低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在初始就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并不显著，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表现也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等职业教育会存在“招生难”问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中等职业教育（职高）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农村青年进入职高学习，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整体而言，职高教育依然存在教育回报率较低的问题，从而拉低了整体教育回报率水平。更为重要的，虽然从长远来看，职高教育能提升农民工收入，但本文研究也发现，这种影响在初职群体中并不显著，每年教育回报率不足2%，而且与普高教育相比，职高教育无论是在初次就业（初职样本）时还是在职业发展（现职样本）中，教育回报并无优势。如果再考虑到普高教育在学费与升学方面的优势，就不难理解农村青年接受职高教育意愿低以及职高教育普遍存在“招生难”问题了。

      因此，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仅仅理解为规模上的扩大，以及提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入学比，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升办学质量，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培养更高素质、更多技能劳动力的初衷。事实上，职业培训情况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也印证了笔者的观点：教育的关键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培养工作技能。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主动培训组（自费培训组）月均工资比未培训组高8.1%，影响非常显著。且不论是对初职样本，还是对现职样本，主动培训带来的收入效应均非常显著，在现职样本回归结果中，主动培训组（自费培训组）月均工资比未培训组高9.2%。这进一步说明职业培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被动培训（公司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培训和教育方面，重要的是要能匹配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这对职业教育发展同样富有启发意义。在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教育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内容脱节，这种职业导向的教育名不副实，进而不利于职高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因此，对职业教育发展而言，提高教育质量比扩大教育规模更重要，其关键在于如何使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和学生需求相匹配。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刘林平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09JZD0032）2010年调查数据。

      ①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2014年2月24日。

      ②这里并没有考虑农民工是否中途返乡务农的情况，因此只能是大致估计，更准确的估计非农工作年限，需要更多的信息。

      ③根据模型1计量分析结果，年龄对收入影响的拐点在33.11岁，经验对收入影响的拐点值为20.6。

      ④为控制职高组与非职高组的差异，笔者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是否就读职高的倾向性得分（pscore）。模型估计结果显示，pscore系数不显著，职高组收入回报显著低于非职高组，差异为8%。笔者特此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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