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文学活动：从索绪尔到奥斯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斯汀论文,文学论文,索绪尔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索绪尔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布拉格学派、俄国符号学派、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以索绪尔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乃至理论出发点，并因此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索绪尔语言学主要是针对“语言系统”的“共时研究”，致力于揭示语言的符号特性。正如他自己所说：“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①他从语言符号系统出发，揭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结构，阐述了语言符号的差异性、任意性、系统性和能指的线条性等一系列原则，这些见解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理论借鉴和方法论工具，有力推进了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但是，索绪尔语言学从语言符号共时研究出发所建构的理论尽管极其深刻，所揭示的却又是语言最一般、普遍、抽象的特性和规则，用它来研究文学难免存在局限性和理论盲点。这种对语言符号系统共时研究的理论成果往往更适宜运用于对静态的文本作抽象分析。诸如普洛普对故事功能结构的分析、格雷马斯对叙事语法的语义分析、热奈特对叙述话语的分析，等等，固然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究其实质都是针对文学文本所做的抽象。即便后来的研究者创造性地运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引进了时间性因素，或借取历史主义桥梁，重新促成文学理论再政治化，却由于其出发点仍然建立在语言符号学的基础上，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局限性。 语言是最为重要、最为复杂也最为神奇的人文现象。俄国形式主义说：语言“是变色龙”②。钱钟书则说：“语言文字‘狡黠如蛇’”③。语言的复杂性并非仅仅在于解构主义所说，是能指的不断漂移，更为主要的是：语言是行为，并且是错综交织、变幻不定的行为系统，它随人与语言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幻着行为系统结构和功能结构。每当人自以为抓住了语言，其实他只抓住言语行为中的某一侧面或碎片，并且还是被变异、扭曲、固化了的侧面和碎片。被抓住的言语总是变了质的言语。索绪尔是明智的，他设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把“语言”和“言语活动”区分开来，专门研究语言。可是，当文学研究者将其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这就势必造成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尴尬。正如乔纳森·波特在谈到语言符号学的局限时指出的：“由于它强调结构(‘语言结构’)而不是具体的使用(言语，parole)，再加上它在一个时点而不是时间流动的过程中来考察意义，因而它遗漏了许多重要和有趣的问题。诸如巴特、福柯、德里达等欧陆分析者都曾提出，符号学的一些重要的洞见可以予以保持，尤其是对潜在结构的强调，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语言的使用以及变化的过程。”④ 文学是语言的“实验场”和“竞技场”，言语行为的所有复杂性在文学中得到最自由、最充分的体现。这就决定了，对于文学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更大的优势。 早在《美学原理》中，克罗齐就对语言的行为特征做出揭示。他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军械库，装了已制好的军械；不是一部字典，搜集了一大堆抽象品；也不是坟园中抹油防腐的死尸。”“语言是常川不断的创造。已用语言表现过的东西就不再复演，除非根据已创造成的东西再造。生生不息的新印象产生音与义的继续不断的变化，即生生不息的新表现品。”语言作为一种表现，就决定了语言的哲学是艺术的哲学、美学⑤。奥斯汀则更充分地意识到语言是人类一种极其重要的行为。“他不将语言视为抽象的死物，可以如逻辑和数学一样进行处理，而是意识到语言是人类的实践”⑥，并对言语行为做出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奥斯汀说：“我们把表述句看作是一种话语行为，而不是看作语句(或命题)，越这样做，我们就越把话语行为当作整个系统来研究。”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划分为三个层次：言内行为(按照言语习惯、具有语法意义、完整的“说出某事”之行为)、言外行为(在特定语境中，这个话语行为因社会“约定”所履行的行为)、取效行为(说话者所说的话，对听者、说话者自己或其他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三个层次又包容着许多种行为，它们构成了复杂交织的行为系统。而言语行为的施行又与语境、社会文化规约密切相关，并需要参与者的真诚。这就不仅规避了把人与语言相割裂的静态研究的理论视角，重新把语言视为充满生机、瞬息变幻的人的活动，而且将言语活动与人、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让语言回归生活本身，重获生命活力。约翰·塞尔、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诸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些语言学理论为我们研究文学活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有关文艺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可以因此得到比较深入的阐释。 历来，研究者或将文学虚构界定为题材的虚假，或把文学虚构视为语言表述与事实不符，由此引发了关于文学虚构的不休争论，甚至还造成虚构论诗学与形式论诗学间的相互对峙、分庭抗礼。至哲学界指出人类认识与语言符号的相关性，新历史主义阐明历史文本的虚构性，文学创作界则相反地倡导“非虚构小说”、“纪实文学”和“历史元小说”等等，文学虚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行文与虚构》中，热奈特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把文学虚构重新界定为话语“生产一部虚构作品”的行为⑧，也即文学中的虚构并不是指语言表述与事实不相符合，而是指文学话语具有一种构建一个虚构世界的行为能力，它将人卷入到话语建构活动中，并将话语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纵向原则”悬置了。因此，文学世界也就成为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虚构的话语世界。文学作品及其话语既不真也不假，它们不存在真假值。于是，也就化解了历来关于文学虚构的争论，并且为我们进一步解决文艺学其他重要理论问题奠定了基础。可惜热奈特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作为表述行为的虚构与作为建构虚构世界的行为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没有意识到两种话语行为的意向性差异。前者如同谎话，它仍然是一种指向现实世界的行为，只不过现实所指物是缺席的或伪饰的；后者则如讲故事，它暂时中断话语指涉行为，在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中悬置了话语与现实的关联。正是在文学话语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中，文学最根本的特性生成了。热奈特太钟情于自己原有的叙述学理论立场，忽略了已有发现的重大意义，竟只把这个重要观点视为传统虚构观的补充，并在他后来关于文学虚构的论述中，如《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转叙：从修辞格到虚构》等，又重新返回到传统的解释立场。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充分认识到话语是个多层次的行为系统，认识到文学话语既表述、指涉又施行、建构，是多种多样的行为的交织，并从复杂行为系统的视角出发去看待文学话语活动，那么，就不难发现文学研究中历来各种矛盾对立观点的根源，进而重新描述文学话语极其复杂的活动场，深入揭示文学的奥秘。 正如上述分析所指出的，文学话语不仅是表述，而且是一种建构行为，它建构了一个文学虚构世界，并邀请人参与这种话语建构，生活于这个虚构世界。可以说，这是文学话语最为重要、也最富于特征的行为。海德格尔将文学艺术视为人的诗意生存的家园，马尔库塞称文学艺术是人自由生存的审美维度、一个人性复归的维度，就源于文学话语的这一建构行为。文学话语创设了一个虚构的话语世界，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异在世界”。从文学话语这一建构行为看，文学独立性、审美自律性就找到了依据。在这个独立、虚构的感性世界中，现实压抑被撤销，理性权威被颠覆，功利目的则因失却实际意义而被搁置，于是，人的感觉、想象、意识、无意识及生命力、创造力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掘和发挥。话语活动与人的生命活动最为融洽地交合在一起，相互发明，相互生成，它触及了人的整个经验世界，乃至最为深邃的灵魂和种族的集体记忆。话语自身的概念硬壳及有限性终于被打破了，它开始向无限和超越的境域创生。人的世界也终于被敞开了，一个充满着生命感和形而上意义的世界展开在人的眼前。审美性、文学性、诗性正生成于文学话语建构虚构世界的活动过程中。从这个角度看，康德的自律美学并非没有根据，也并没有完全过时。 另一方面，从话语作为表述、指涉行为的角度来看，文学与现实的纵向关联又展现了。尽管文学话语的指涉行为被延缓，指涉现实的方式和目标被改变，却并没有被取消。文学也因此成为现实的表征，成为我们观察现实社会的一个特殊窗口。那么，文学的社会认识功能、批判功能就必然是不可忽视的。 话语的自我指涉行为则又凸显了话语自身特征，让话语形式成为人所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了对话语形式的研究。什克洛夫斯基所谓“陌生化”的语言，雅克布森所阐释的语言的诗学功能，就是强调语言的自我指涉，它让语言节奏、韵律，以及其他感性信息得以显现。只不过文学性、诗性并非某种存在于语言中的固有特性，这些关于文学性、诗性的言说都遭到后人的质疑。乔纳森·卡勒曾在分析种种关于文学性的观点之后指出：“如果我们把某文本的文学性效应局限在语言手段的表现范畴之内，仍然会碰到巨大的障碍，因为所有这些因素或手段都可能出现在其他地方，出现在非文学文本之中。”⑨此外，从话语叙事角度来看，话语的自我指涉则又构成了元叙述。可是，当我们将话语行为与语境、社会文化规约相联系，话语权力、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又可得到揭示。这正是福柯所做的工作。话语存在并运行于社会生活之中，它不仅身上沾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污渍，并且是实施某人或某集团权力的得力工具，而权力的成功施行又必须借助于特定语境和社会文化规约。 除上述类别的话语行为之外，文学话语中还存在着诸多其他行为，它们交织、交融为话语行为系统。文学就存身于种种或相互依存、增益，或相互冲突、制衡的话语行为所构成的张力场中。作家可以运用写作策略来调节话语行为系统的结构和运行，譬如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布斯的“修辞策略”，读者也同样有权力去改变这个行为系统的结构和运行，但他们都没有绝对控制权。文学之所以有着永恒魅力，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意义，能够时读时新，就在于这个张力场充满着相互对立的因素，它是个不断变幻的行为系统，这就为文学阐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对于具体的研究者来说，由于身处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语境所造成的压力以及理论师承带来的“前理解”，都可能导致他只关注话语行为系统的某个侧面，由此造成各种文学观念间的矛盾冲突。 正是因为话语本身是个复杂多变的行为系统，并且在话语行为的整体作用中，每一行为都不再是我们单独分析时所具有的形态，它们都在共生、多变的行为系统中发生了变异，在话语行为张力场中滋生出新因素，因此，我们就很难对文学话语的总貌做出确定性回答。我们往往只能抓住话语行为的某个侧面，分析某个侧面，而且是一个失却原貌的侧面。因此可以说，康德及其他前人所提出的见解既对又不对。即便把福柯的话语理论运用于文学分析，实际上也已经把文学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简单化了。 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还可以发现：为什么文学研究会日益偏离文学实践。其实，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断裂乃至鸿沟。 无论文学创作或阅读欣赏，文学话语都是多种行为整体展开、协同作用，又相互交织、影响、生发、制约的，它们构成了“文学的”作品整体，显示了文学的实际存在样态。康德所说的“审美性”或形式主义所谓的“文学性”，正是在文学话语行为展开过程中生成的。一旦我们用“研究”的眼光看待文学，话语行为系统就瓦解、被扭曲了。它往往蜕变为某种单一的行为，并且最容易被简化为话语表述行为，因为话语表述是“言内行为”，它被直接刻写在字面上。这样，我们自然只能注意到话语的符号学特性，自然倾向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或者，我们关注话语表述与语境、社会文化规约的关系而倾心于福柯的话语理论；或者，竟只关注话语所指涉的现实社会现象，话语本身则“透视缩短”，话语行为已经隐遁了。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文学话语最为重要、最富特征的建构行为却萎缩、丧失了。话语建构行为是一种“言外行为”，它需要人“亲密无间”的合作。在话语建构世界的活动中，人与话语相互吸引、相互协作、相互融合、共同展开，创建着一个想象的虚构世界。这是人与话语间建立的主体间性关系，也是人和话语最具活力、最丰富、最有创造性的状态。而“研究”却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客观、冷静的立场，必须与话语保持着距离，并把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也即“他者”看待，它所丢失的正是文学话语最为重要的建构行为。这些分析扭曲、删减了话语行为系统，背离了文学活动的实际，转变为一种学者式的智力游戏。德曼就已经隐约意识到文学研究所包含的危险，他批评说：“在法国的历史批评和主题批评的背景中，符号学所具有的非神秘化力量，是相当可观的。这表明，如果不加批判地屈从于意指的权威性，那么，对言语的文学维度的感知将会被大半抹杀。”⑩实际上，研究者所抓住的只是文学话语一个并不重要的且被固化了的侧面，而不再是活生生地展开着、生成着的话语行为系统。可以说，研究所关注的并非文学作品(作品由话语行为系统所建构)，也非“活”的文学话语(“活”的话语是行为系统)，它只是个非驴非马的东西。这正是文学研究必须警惕的理论陷阱。 文学文本是开放的，它为读者进入文本和阐释文本提供了无限多样的方式。对文本作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其他种种读解，对于扩张文本的理解空间、拓宽理论视野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种学者式的智力游戏恰恰可能导致失去文学所特有的东西，失去文学最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以致令我们离开了“文学”。实际上，解构阅读可以运用于任何一种文类的读解，只不过文学文本更少受到逻辑制约，它为解构阅读提供了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艾布拉姆斯就曾批评德里达所玩弄的“双重游戏”：在阐释文学作品时，德里达有意违反文化规约，别出心裁地语出惊人；为了确保自己的观点被读者接受，又不得不顺从文化规约，他是以“双重规则”来玩弄“双重游戏”。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阐释策略，它给大一统的、以作者意图为中心的阐释范式和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因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其问题在于：这种解读方式同样是将文学话语行为系统应有的结构特性取消了，将话语建构虚构世界的活动拆散了，也因此将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取消了。 我们并不认为学者式的解读不可容忍，而只是指出它与文学实践不符。因为读者面对的是作品而非文本，只要是阅读欣赏，我们就只能面对作品。文本只是研究者分析的对象，而不是读者欣赏的对象。正是在读者的阅读欣赏活动中，文学话语的所有行为都展开了，它们共同生成了文学作品。可是，在学者式解读的视域中，作品则重新蜕化为没有生气的文本，它所失去的恰恰是文学和文学性。这正是自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的一百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某个确定的文学性的缘由。在寻找文学性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感到某些语言形式因素与文学性相关，却又无法把它们确认为文学性，其原因就在于：在文学话语行为构建虚构世界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参与了话语行为的协同作用，共同生成了一个声色并茂、充满生机的虚构世界，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经历了“文学的”体验，感受到文学性的存在；而当我们在文本或话语中细细寻找时，虚构世界却业已萎缩、瓦解，文学性也隐去了。这些真实存在的语言形式因素本身并非文学性，它们又共同参与生产出文学性，并且连这些语言形式因素自身的特性也因这个虚构世界而获得充分释放，焕发出奇光异彩。在《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中，热奈特逐一分析了作品叙事的时序、速度、频率和语式、语态，却始终未能找到区分两种叙事的因素，他不禁失望地慨叹道：“虚构的所有‘标志’并非都属于叙述学范畴，首先因为它们并非都属于文本范畴：更常见、也许愈来愈常见的情况是，一部虚构文本以副文本方面的特征为标志，它们可以使读者避免任何误解，扉页或封面上的体裁标志‘小说’即是众多副文本标志之一例。”(11)文学性是紧随文学话语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而产生的，它是个生成性、过程性的范畴，而非客观性、确定性范畴。文学性建立在乌托邦基础上。 学者们的智力游戏不仅导致文学“去审美化”和“去文学化”，而且还是文学“去人性化”的根源。艾略特早就提出诗歌的“非个性化”主张，加塞特则叫嚷艺术“去人性化”。在加塞特的眼中，人性即自然，艺术的人性化就是笨拙地追求逼真，这就会干扰纯粹的审美欣赏。艺术家与此相反，他应该试图歪曲现实，打破它的人性面，即“去人性化”。同样，诗歌也因承载着人性化内容，早已迈不开脚步，像只漏了气的气球，缠绕在树边檐角，弄得遍体鳞伤。“因此，凡人与诗人也是不相容的。凡人的宿命是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诗人的任务却是创作、虚构。这就是做诗人的真谛。诗人给早已存在的真实世界添上一块虚幻的大陆，让世界变得更加广阔。”(12)显然，加塞特所谓“去人性化”的理论背景依然是康德纯美学，它与爱德华·巴罗主张“文学的反现实主义本性”一脉相承。而当前文学研究中的“去人性化”则与此大相径庭，它建立在文学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索绪尔的语言学、福柯的话语理论都把语言视为独立的存在。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被捆绑在“集体的镇石”上，不是个人意志所能撼动的。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根本就没有人的位置。这些卓越见解都有力助成哲学、美学、文学的语言论转向。与此同时，也将人从文学视野中驱逐了，因为作为独立存在的语言无需依从任何个人。语言已经不再听命于人。相反，“早在我们讲出哪怕一点点言语之前，我们就已经受语言的统治和封冻”(13)。不是人说语言，而是人跟着语言说，甚至是语言说人。 然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则重新召回了人，在他的理论范式中，“参与者”成为必要的因素。正如索绪尔所说：“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我们管它叫言语。”(14)言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它首先只能是人的行为，其次才是人际交往的言语行为，它不仅是由人发出并作用于人、影响人，而且本身就是人的行为。言语行为与人的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并最为有效地组织着人类活动。因此，语言既是独立的，而这种独立性又非绝对的，在它的具体运用中总是与人纠缠在一起，并深深留下了人的气息、人的风格特征。离开人，语言只能风干为毫无生气的僵尸，或固化为蛮横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或蜕变为一个没有目的飘游的幽灵，它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的语言。在语言论转向的现代视域中，语言孤傲地跋扈着，它与人及人的生活分裂了，于是，作家可以远离文学袖手旁观，读者的阅读也成了“感受谬误”。作者死了，读者也相继死了。对此，艾布拉姆斯颇为尖刻地评论道：“在我们这个阅读时代里，文学交际行为中的第一动因是作者。对一个不再是新手的人而言，看到近来的书和文章作者得意地宣称自己死亡，总让我觉得好笑。‘到时候了’，米歇尔·福柯说，‘到批评和哲学承认作者消逝或死亡的时候了。’‘和惯例一样’，罗兰·巴特的说法是，‘作者也死了：他的公民身份，作为生物体的他，都已经消逝。’这个死亡讣告更延伸到读者，甚至延伸到已被贬为语言游戏产生的幻象这一地步的人类自身，或者用福柯的话说，人被贬为‘我们知识中的一个褶子’，注定‘在知识找到新形式的那刻消失’。相应地，按这些关于阅读的新型文章所说，作者已经消融到作品本身中，读者已经消融到阅读本身(reading-as-such)中，而且所影响的以及阅读本身所从事的，也并非什么文学作品，而是文本、书写。渐次地，文本伪造了自己作为关于人类和人类关注的有目的的言说这种身份，甚至其独特性也变成无所不包的文本性中的插曲而已——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评价的，它已融入‘语言性公海’。相应地，传统上所谓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影响’也被剔除个性，变成了‘互文性’，成了无主的符号串之间的某种回响。”(15)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确实有着独立性、自主性和不透明性，而作为行为的言语却是变色龙，它狡黠如蛇，并且始终与人相互缠绕，永远离不开人。索绪尔、福柯、巴特、萨义德都深刻揭示了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却遗漏了言语的行为特性，遗漏了言语行为作为人的行为的特性，而这恰恰是文学话语最为重要的特性。 在此，我们所强调的是“文学话语”。诸如公文、科技文本等工具性话语，其符号学特性常常是更为主要的；而文学话语则以种种策略强化自身的行为能力，特别是话语建构行为和言外之力。当我们仅只强调文学话语的符号学特性，人就势必从文本中被驱逐，文学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离开文学，走向谬误。乔纳森·卡勒说：“意识主体一旦被剥夺了意义之源的作用——一旦意义是按照规范系统来解释，而这一规范系统又不是意识主体所能把握的——自我与意识就再也不是一回事了。随着各种通过主体而进行运作的人际系统取代了主体的功能，主体便‘溶化’了。人文科学起初是把人当作认识的对象的，而随着这些科学的发展，却发现‘人’在结构主义的分析中消失了。”(16)马克·柯里则针对德里达评论道：“语言就是物质的活动，这不仅因为语言应被理解为写作性的物质印记，它脱离了大脑而存在，而且还因为文本与语言的结构都是(用一个德里达避免使用的词来说)被物体化(reified)或叫被转化为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或活动。这种做的意义是要把意义从大脑与物质的双重性中解放出来，达到这一目的的策略是解除语言与意识之间的束缚，从而将语言表现为它的物质形式：作为写作、作为录音、技术、外在性等等——德里达一直就是这么做的。”(17)语言窃取了前所未有的尊荣，成为世界网络中的权力核心，人的位置则被取代了，主体也被放逐了。 然而，当语言作为具体运作的话语行为时，它却又重新变为人的行为。特别是当文学话语作为一种建构虚构世界的行为，它就势必邀请人共同参与创造，和人相互纠缠、相互融合，并孕育着人及主体性。正如布朗肖所说：“从某种程度说，书需要读者以便变成塑像，需要读者以向自身肯定某种无作者的和无读者的东西。阅读给予它的首先并不是更具人性的真实；但阅读也没有把书变成某种非人的东西，某种‘物体’，一种纯粹的密集的独特风格，那种阳光不会使其成熟的深度的成果……阅读的本质，即它的特性阐明了在‘阅读造成作品变成作品’这句话中，动词‘造成’的特别意义。”(18)本维尼斯特则说：“语言使主体性成为可能，因为它总含有适合主体性表达的语言形式，而话语则引发主体性的显现，因为它由离散的时位构成。语言可以说提供了许多‘虚设’的形式，由每个使用话语的说话人占为己有并使之与他的‘人称’发生关联，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定义为我，将他的对话者定义为你。话语时位就是这样构成了用于界定主体的全部坐标。”(19)奥斯汀的理论正是针对言语行为系统所做的阐释，它揭示了言语具体的、动态的运行规则，揭示了言语作为人的行为的本质特征，并将言语行为系统与具体语境、社会文化规约相结合，因此，它为我们避开理论陷阱提供了可能，让我们更接近文学活动的真实面目。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出发来看待文学，我们发现，文学话语不仅仅是符号，也不仅仅用于“表述”和“指涉”，而是多层次的“行为系统”，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相互适应、相互融合，与人一道共同建构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学作品。文学话语行为既成就了文学自身的特色，又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与它所处的现实生活语境、社会文化规约相关联，以特有的方式与现实生活活动相交流、相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文学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具有相当有效的阐释力。 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日常话语，他认为，文学话语缺乏真诚性原则，其行为是无效的，并因此把文学话语排除于言语行为研究之外。其实，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思路，恰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我们不妨将文学话语区分为叙事话语、直接引语、间接引语三大类别。对于叙事文学来说，叙事话语常常是作品话语的主体。正是叙事话语行为构建着文学的虚构世界，以其“言外之力”吸引人共同参与建构，并调节着人与话语间的关系，调节人进入文学世界的方式，以及感受、体验文学事件的方式。叙事话语同时履行着双重方位的行为：它向内运行于虚构世界之中，并成为虚构世界的建构力量和组成部分；又向外作用于读者，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态度、参与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同时，将两个方位的行为相互融合。而叙事话语所具有的言外之力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往往是文体及话语风格、叙事策略、修辞策略与语境、文化规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读者协作的结果。直接引语主要指直接引用的作品人物之话语行为。它只在虚构世界内部施行，并参照作品设定的时空所特有的社会语境和特有的社会规约来实施。这些话语行为扭结起人与人之间绚丽多姿的关系，以纷繁错杂的人际互动充实着文学虚构世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直接引语的行为分析，只是这些行为的有效性必须局限在文学虚构世界内部，它不可能超越虚构世界而有效进入现实世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奥斯汀才认为它是虚伪的、无效的。由于直接引语主要展示作品人物间的行为互动，其行为方式已经由作者依据设定的语境、社会规约以及人物性格作出描述，读者并非话语施行的直接目标，他只保留着旁观者身份，因而，也就有别于他跟叙事话语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间接引语则介于叙事话语与直接引语之间，除了与直接引语类同，还兼具叙事话语的特征。元叙述或转叙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来实施话语行为，它们常常不是参与建构虚构世界，而是相反地干扰乃至扭曲或拆毁虚构世界，造成叙述背景与前景关系的互换，意图操控读者的阅读，改变读者与话语的关系，强化叙述话语的自我意识，返回叙述行为本身。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将其划归叙事话语。无论哪种话语行为，都不能脱离语境和社会规约或文化规约，它们为文学世界提供了可信性和可理解性，确保了文学交流的顺利进行，也维系着文学作品代代相传。 文学话语行为模式的选择与作家的写作意图密切相关。约翰·塞尔说：“通过有意地言说某种带有某组满足条件的东西，即那些通过这种言语行动的实质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加以说明的对象，我就已经使这种言说具有了意向性，并因此必然表达了相应的心理状态……正是由于做出了带有某组意向的言说行动，才把言说行动转换成了一种以言行事行动，并因此把意向性加于言说之上。”(20)尽管作家无法完全操控话语行为的施行，他却总是努力按照意图，利用叙事风格和策略来调整话语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而写作意图则常常是作家个人与其生存状态、社会风尚交相影响的结果，它最集中地体现在作家所设定的读者群上。萨特曾阐述了读者对作家话语行为选择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家在确定自己的读者群的同时，也就确定了自身，他必须依据读者来选择自己的话语和整个写作行为。对于作家来说，公众是一个期待，一个有待填补的真空，一个在本义和转义上的“愿望”。公众召唤作家，他们向作家的自由提出质询，而作家则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萨特精辟地分析了美国黑人作家赖特的写作。萨特说，假如我们仅仅看到赖特的生存状况，看到他是从美国南方移居北方的“尼格鲁”的状况，就会以为赖特只能描写黑人或从黑人眼里看到的白人。或者他从外部吸收了白人的文化，并以自己的写作表明黑色人种在美国社会内部的异化。但是，假如我们注意到赖特为自己所设定的读者群：这些读者不是白人种族主义者，也不是目不识丁的黑人农民，同时，也不是欧洲或亚洲的读者，他们是美国北方有文化教养的黑人和心地善良的白人，那么，他就必须面对这些读者，为这些读者而写作。他的写作行为和话语选择都必须针对这些读者。可是，黑人读者与白人读者恰恰是两个不同的读者群。赖特与黑人读者有着相同的童年、相同的困难、相同的情绪，他不必细说，他们就明白了。对于白人读者而言，不管他们多么善良，他们对于黑人作家来说总是代表着“另一个人”，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必须付出极大努力，才能理解黑人的境况。而赖特却意图将这些白人读者也牵连进去，让他们衡量自己的责任，并激起他们的愤慨，使他们感到羞耻。“所以赖特的每一本书里都包含着波德莱尔所谓的‘同时双重要求’，每个词指向两个背景；两种力量同时施加在每一句句子上，赋予他的叙述以无与伦比的张力……赖特为分裂成两部分的读者写作，他做到了既维持又超越这个分裂。他把这个分裂变成创作一种艺术品的理由。”(21)文学作品的话语行为运行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它是连接、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读者既决定着作家对话语方式的选择，同时，作品话语方式又筛选他的读者。作家不得不考虑如何选择、调整自己的话语，最大效益地发挥话语行为的效应，以赢得他的“现实的读者群”和“潜在读者群”。 话语行为理论不仅赋予我们阐释文学内部运行方式的有力工具，也将文学活动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让我们看清话语种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它对于人的重要价值。 当然，我们强调奥斯汀的重要性，并非要抛弃索绪尔、福柯以及其他相关研究，而是强调要以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观察点和思考问题的理路。同时，广泛吸收索绪尔语言学、福柯话语理论、巴赫金超语言学，以及其他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要重视各种理论之间的适切性和互补性，由此重返文学现场，回归文学活动。同时，也重新回到人自身。 ①(14)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第35页。 ②尤里·梯尼亚诺夫：《诗歌中词的意义》，张惠军、方珊译，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1页。 ③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④⑥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肖文明、吴新利、张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第11页。 ⑤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韩邦凯、罗芃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162页。 ⑦约翰·兰肖·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张洪芹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⑧热拉尔·热奈特：《行文与虚构》，《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⑨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马克·昂热诺、让·贝西埃、杜沃·佛克玛、伊娃·库什纳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⑩保罗·德曼：《符号学与修辞》，《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1)热拉尔·热奈特：《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热奈特论文集》，第147页。 (12)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再论艺术的去人性化》，《艺术的去人性化》，莫娅妮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13)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0页。 (15)M.H.艾布拉姆斯：《如何以文行事》，《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赵毅衡、周劲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251页。 (16)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7页。 (17)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18)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5页。 (19)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论语言中的主体性》，苗馨译，《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7—298页。 (20)约翰·R.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刘叶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8页。 (21)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李瑜青、凡人主编《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标签：文学论文; 索绪尔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言语行为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符号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