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传统：继承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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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艺理论界最常谈到的话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这是历史赋予一代甚至几代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既然是中国特色，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无可回避，即必须面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特别是传统文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传统实在是太久远、太丰厚、太强大、也太沉重了。当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时，我们从古代到现代的前人，孔孟和老庄，刘勰和钟嵘，严羽和李贽，金圣叹和王夫之，梁启超和王国维，鲁迅和毛泽东，胡风和周扬，朱光潜和蔡仪，等等，他们瞪着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如果无视他们，则谈不上中国特色。
外国的东西再好，不是中国特色。外国的古人和今人，再出色、再卓越，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密友，可以给我们以很大帮助，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吸收宝贵营养，我们甚至可以同他们“恋爱”、“结婚”，但代替不了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只能是中华民族自己身上的血肉，它的生命只能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犹如生育和抚养一个婴儿，主要和最好是依靠母乳喂养，母乳营养最丰富，最便于吸收消化。母乳，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当然也要吃“洋”奶，而且也绝不可拒绝吃“洋”奶。什么样的“洋”奶都吃一点。只要有营养，都可以吃。鲁迅就吃过进化论的奶、尼采的奶，后来吃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奶，当然最主要和最根本的还是吃中华民族自己的奶。不要过分听信鲁迅所谓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过激言辞；倘真的不读，也就不会有鲁迅，不会有鲁迅每个毛孔都透出中国味儿的文艺思想了。大家应该还记得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的一段话：“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他在《南腔北调集》中《“连环图画”辩护》中说：“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
作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毛泽东也和鲁迅一样，读得最多的是中国书，不说他早年极力推崇范仲淹和曾国藩，即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直到他逝世，中国书也始终不离身边。据徐旭初《红都风云》中记述，长征路上病中的毛泽东一再轻装以减轻负担，许多心爱的东西和书籍都可以不要，但唯独几本中国书割舍不下。他把饭锅、牙刷、牙粉都丢掉了，但铁皮箱里却有《三国演义》、《水浒》、唐宋诗词和路上拣来的地方志。身旁的王稼祥问：“老毛，怎么没见到马列的书呢？”毛泽东说：“马列的书向你们借就行了，我知道你们必带。我这些宝贝在路上到哪里去借？丢了我就要断炊。”另外，从新出版的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可以知道，整个二十四史，他至少读了两遍以上，而且作了许多批注。对于《资治通鉴》，他也读得滚瓜烂熟。请问在中国现当代的革命家和领导人当中，有谁像毛泽东这样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如此熟悉呢？无疑，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德国的，也不是俄国的，而是地地道道中国的，是中国的山沟沟长出来的理论思想。不但他的诗、他的文章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他的理论、他的文艺思想也是。这就叫作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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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根是中国传统。那种无视传统、不承认传统、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
对于传统，我们既有无可选择的一面，又有可以选择的一面。我们不能不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传统里，不能不受着传统的熏陶甚至煎熬，就这一点而言，你无可选择，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就因为有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规定性，不管传统如何变化，如何吸收外来的文化因素，但终究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谁也无法消除中华民族传统的天然基因。因此，我们不赞成那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态度。
但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传统，以怎样的方法接受传统、吸收传统、继承传统，接受和继承怎样的传统，却是可以选择的。就此而言，我们不赞成那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的观点。事实上，现在存在着某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的倾向。譬如，有同志提出“告别现代，回归古典”；还有的同志更明确地提出回归儒家传统。这就是在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采取一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古典”和儒家的“复古”或“厚古薄今”的态度。我不赞成这种态度。我认为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即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古为今用”的态度。因为“古”不是目的。“古”是手段，“今”才是目的。“古”是为了“今”。继承传统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如果明确了目的在“今”，那么，就会站在今天的高度，用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古”，采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有选择的态度去对待“古”。我之所以不赞成回归古典、回归儒家的提法，原因有三。
1.是因为传统并不都是好的，而是有好有坏，有精华也有糟粕。
就以儒家传统为例来说，一方面，它有其对今天有价值的一面。它的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古典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它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人格，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它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以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艺思想，等等，都是精华，都是需要继承的；但是，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又有矛盾。从整体上说，第一，在政治上，它维护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有反民主的倾向；第二，在经济上，它维护自然经济，排斥市场经济；第三，在思想道德上，它提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独立平等、相互尊重、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相去甚远。这些都是糟粕，不能继承。
2.传统不等于“古典”，也不等于“儒家”。
（1）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凡是在今天之前的，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历史作用，并且已经形成为相对稳定精神固块的文化力量，都可以称为传统。这样，不只是有“古典”的传统，还有现代的以及当代正在形成中的传统；不只有封建时代的传统，还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不但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还有30年代的传统、解放区的传统、建国以后的传统、新时期以来的传统，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传统等等。具体说，譬如先秦时代“诗言志”的传统，汉末以至三国时代“建安风骨”的传统，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唐代以至宋代“文以载道”的传统，宋代以禅论诗的传统，明代公安派倡导独抒灵性和李贽倡导童心说的传统，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传统，黄遵宪“诗界革命”的传统，“五四”反封建的传统，文学写人生的传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统，等等。
（2）从共时性角度来说，不只有儒家传统，还有墨家传统，道家传统，楚骚传统，佛禅传统；不只有封建传统，还有资产阶级传统，无产阶级传统；不只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还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等等。我们需要继承古代（古典）优秀传统，也需要继承现代优秀传统，尤其需要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优秀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优秀传统。
3.传统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
（1）从共时性角度看，没有超社会的完全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万能传统，也没有超民族的完全适用于各种不同民族的通用传统；不同社会形态必然有不同的传统，不同民族也必然有相异的传统。例如，中华民族的“诗言志”的传统，就不同于古希腊的诗要模仿自然的传统。当然，处于同一历史时段的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因此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传统之间，可能会有某些共同的或相通的地方；但是，要想以这种传统取代那种传统，或者要想“回归”到某种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2）从历时性角度看，没有永恒的、凝固不变的超时代超历史的传统，没有完全适用于不同历史时代的通用和万能的传统，只有随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而相应地发展变化着的传统。就以“文以载道”为例来说，不同历史时代，文的形态与道的内涵必然会有不同，唐代韩愈所说的“道”同魏晋南北朝时刘勰所说的“道”有差异，宋代二程、朱熹的“道”与刘勰、韩愈的“道”也不会完全一样，而且他们各自时代的“文”也不会完全相同。因而，不同时代的“文以载道”，其形式和内容也都不会相同。而且，从大的历史范围来说，“文以载道”这个命题产生于旧的等级观念大行于世的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都有主有次。显然，那时候，“道”是主，“文”是次，“文”要为道服务，“文”要以“载道”为己任。但是，当历史发展到等级观念不那么强烈以至消失的时候，“文”与“道”不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关系，“文以载道”的命题还会不变吗？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的变化也是有根据的；而且，每个民族也有其相对稳定的特点。因此，某一民族的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必然有其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也就决定了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可以继承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会重演，由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回归”到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是不可能的，譬如，要求从现代回归古典，回归儒家，是办不到的。
在某一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之间的连续性，更需要看到其跳跃性，即质的变异和发展。这种跳跃性就决定了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必须超越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从而形成和建立新的与当时的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特点相适应的传统。这是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标志。就“超越”性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要求现代回归古典，回归儒家，更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史的行进、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由一种社会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由一种经济体制转换为另一种经济体制），正是连续性和跳跃性的辩证统一。因其连续性，故有传统的继承。因其跳跃性，故有传统的超越。历史的行进是连续性与跳跃性的辩证统一，故传统的演变也随之有继承与超越的辩证统一。继承中有超越，超越中也有继承。只继承不超越，那是传统的停滞和凝固。只超越不继承，那是传统的断裂和破坏。我们既要讲继承，又要讲超越；讲继承和超越的辩证统一。针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我们必须强调继承；不继承，不可能有现代文艺学的中国特色。针对“告别现代，回归古典”的复古倾向，我们必须强调超越；不超越，不可能有中国文艺学的现代形态和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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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讲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即在认同传统的同时，使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展、获得更新。不错，我们有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和骄傲，单讲文论传统，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躺在传统上睡觉，我们不能把活传统变成死传统。我们不能把古代文论的研究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学问来研究，把古代文论作为一种死去的遗迹来研究。倘如此，古代文论就不可能作为一种组成因素进入我们现代文论的知识结构，就不是活传统而是死传统。必须走进现代。这是社会大趋势，也是文论大趋势。中国的现代化，也包括文论的现代化。我们讲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事实上就是讲如何把中国文论的传统现代化。80年代我们曾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这是在刚刚打破禁锢之后看到自身落后时，努力学习西方的一种反应。到90年代，经过历史的文化反思，本民族的传统以最显著的位置摆在我们面前。把有价值的文化传统和文论传统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建设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形成新时代的文论思想，这也许可以称作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和文论革命。
说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的“转换”二字，就必须强调超越和发展。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超越和发展，就表现在“创造性”上。问题是需要找到这种创造性转换或转化的内在机制和途径，这是一个大难题，需要集思广益、共同探索。笔者就此也作了一点粗浅的思考，就教于大家。
首先，要对古代文论的文本作科学的创造性诠释。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傅伟勋先生发表在1993年4月号《二十一世纪》上的《从德法之争谈到儒学现代诠释学课题》一文中，曾谈到“创造的诠释学模型”，他认为作为一般方法论模型的创造的诠释学，分成五个辩证的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与“创谓”。在“实谓”层次，我们探问：“原作者（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这基本上关涉到原典校勘、版本考证与比较等等校雠学课题。在“意谓”层次，我们探问：“原作者（或原典）想要表达什么，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我们于此层次，通过语意澄清、脉络考察、逻辑分析、传记研究等等，设法尽量“如实客观地”理解诠释原典的内在意义或原作者所意向着的原原本本的意思。我们于此层次，相信原典有其客观意义，通过一翻忠实的诠释工夫，当可获致原原本本的“意谓”。在“蕴谓”层次，我们便进一步探问：“原作者可能想说什么？”或“原典可能蕴涵那些意思意义？”这就涉及种种思想史的理路线索、语言表达的历史积淀累积、已出现过的种种（较为重要的）原典诠释、原思想家与后代继承者之间的前后思维联贯性的多面探讨等等。通过此一较有诠释开放性的探讨方式，一方面能够破除“如实客观”的诠释学独断论调，另一方面又能超克“意谓”层次上可能产生过的诠释片面性或诠释者个人的主观臆断。在“当谓”层次，我们还得更深一层地发问：“原作者（本来）应该指谓什么，意谓什么？”（或不如说“我们诠释者应该为原作者说出什么？”）于此第四层次，我们必须设法在原作者语义的表面结构底下，探查发掘（原作者自己也看不出来的）深层结构，据此批判地考察在“蕴谓”层次所找到的种种可能义蕴（meanings）或蕴涵（implications），从中发现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义蕴或根本义理出来。这就需要我们自己的诠释学洞见（hermeneutic insight），已非“蕴谓”层次只见种种可能诠释方式的平排凑合，而无任何诠释学评断准则分出各种诠释高低优劣的情况可比，也同时更批判地超克了“意谓”层次的表面分析或平板而无深度的“客观”诠释（所谓“依文解义”，而非“依义解文”）。到了最高的“创谓”层次，创造的诠释者必须发问：“为了救活原有思想，或为了突破性的理路创新，我必须践行什么，创造地表达什么？”第四层次与第五层次的基本分辨是在，前者只要“讲话”原典或原有思想，停留在“批判的继承”（继往）阶段；后者则要“救活”原典或原有思想，批判地超克原思想家的教义局限性或内在难题，而为原思想家解决他所留下来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亦即“创造的发展”（开来）。当然，如果原有思想（或原有传统）的内在难题太多太深，已经无法继承，遑论发展，这就需要一番德希达所说的解构工夫了。无论如何，从创造的诠释学观点去看，“当谓”与“创谓”，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乃是一体两面：“当谓”仍属诠释学范域，“创谓”已有突破诠释学范域而转移到思维方法论范域的趋向。也就是说，创造的诠释学既是创造性的，自然不可能停留在“当谓”层次，势必进升“创谓”层次。如此，创造性诠释与创造性思维应不可避免地“一时并了”。
傅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创造性诠释的五个辩证层次，与我们从“古为今用”的立场出发，对古籍的分析处理，是一致的。他说的更细，十分便于操作，对我们很有用处。我们可以运用傅先生的方法，对古代文论典籍进行五个层次的创造性诠释，不但弄清它们原来的面貌、含义和可能有以及应当有的意思，而且站在今天的高度找出突破性的创新理路，找出对今天有价值的新含义。按傅先生的说法，不但要“讲活”文论的原有思想，而且要“救活”文论的原有思想。
这种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工作，必须花费实实在在的工夫去一丝不苟地认真践行。
其次，在对古代文论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诠释的基础上，对全部文论传统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辨析。我们的文论传统中，有一部分在形成它们的当时就不科学，例如齐梁形式主义文风和理论主张；另外一些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今天已经失去价值（例如，革命文论传统中单纯强调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在当时是有意义的，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就不适宜了。邓小平同志第四次文代会的讲话和胡乔木同志的署名文章已明确指出不再使用这种提法），对于它们，我们应该弃置一旁，不要让它挡着我们的进路。我们需要找出的是那些至今仍有意义、能够成为我们现代文艺学中有机组成因素的东西；或者经过改造和重新解释变得有用的那部分东西。这些东西无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还是在现代革命文论中，都是非常多的。例如“诗言志”，“诗缘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兴观群怨”说，以及以禅喻诗，“我手写我口”，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直到毛泽东的典型创造理论，等等。当然其中有些东西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加以解释，使之成为现代文艺学的组成因素。
当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历史时期，对于传统的超越和发展显得尤为可贵。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在中国要想超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能获得一点超越，就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进步。因为中国的传统，如前所说，实在太强大、太沉重了。传统中的精华强大和沉重，当然是好事；但传统中的糟粕强大和沉重，则成为历史进步的阻力，成为建设现代文艺学的巨大障碍。我们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轻装前进。
我们不但需要发掘传统文论中有价值的因素，同时还要不断总结文艺实践的新鲜经验，形成新的理论。这是对传统的真正超越。譬如说，对新近几年十分红火的纪实文学，就需要给以新的理论说明；对于新产生的电视小说、电视散文以至电视杂志（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北京电视台的“伊甸园”等），以及连同稍早些时候产生的电视剧、电视音乐，都需要有新的理论透析。
这些，光靠继承传统是不够的、不行的，需要文艺理论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新的现实、新的文艺实践的挑战，迎上去，进行理论上的超越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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