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十年中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刻思考--与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席苏立康教授的对话_课程改革论文

对近十年中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刻思考--与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席苏立康教授的对话_课程改革论文

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十年的深度思考——对话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苏立康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事长论文,课程改革论文,专业委员会论文,中学语文论文,深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实施了十年,大家经历了改革初期的观望与期待、中期的急躁与冒进之后,逐渐进入对语文课程改革的理性思考阶段。在语文课程标准修订并即将公布的时候,我们与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苏立康教授就当前语文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

课改十年的成绩与问题

魏本亚:中国的语文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十年的课改带给语文教育许多变化——理念的、课程的、教学的,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作为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您如何看待中国十年的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苏立康:这一次的课程改革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教育改革,它除旧布新,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带来了许多变化,成绩是主要的。从中学语文教学来看,变化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最明显的变化,我认为是学生自主发展的理念得以实施。我的这个判断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学生学习更加主动。山东的杜郎口中学在学校办不下去的情况下,要求教师带着学生学,学生学不会的时候,教师就引导他们学习。杜郎口的语文教学有个环节叫做“展示”,学生可以把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尽情地展示出来。我们在杜郎口的课堂上看到了学生是怎样积极地、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那种精神面貌、那种学习状态在课改之前是很难想象的。教师独占讲坛的情况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学生积极、主动、自主的学习。第二,学生学习更加自信了。自信心是正确学习态度的一种体现。一个人有了自信心,就会对所做的事情充满乐趣,就会用极大的热情去做好某件事。我在深圳听过这么一节课:学生自读《傅雷家书》之后开了个书评会,十几个学生争先恐后地发言,言语之中充满了自信。有的学生说傅雷望子成龙,对子女严格要求,对自己有启发;有的学生说时代变了,望子成龙的观点该变一变了;也有的学生说,孩子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家长不应该过于专断。学生之所以有这些观点的碰撞,是因为他们与作者的对话之后融进了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融进了他们的知识积累与生活经验。一方面是宽松的学习环境,一方面是经过自己认真阅读和思考之后的表达,所以学生充满了自信。

魏本亚:这些现象是可喜的。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在语文学习中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学生的自我发展逐渐变为现实。

苏立康: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学生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诸如心理的、情绪上的。这些变化又促进了学生独立健全人格的形成。

魏本亚:课程改革确实带来了许多好的变化,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您认为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苏立康:课程改革经验要肯定,问题也不能回避。我们认为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基础知识弱化令人担忧,另一方面是削弱了语文训练。我在2007年与一位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曾经进行过专题调研,结果发现学生基础知识掌握不牢,有整体下滑的趋势。我们在与初中老师讨论语文教学的时候,大家都在抱怨小学生语文基础知识掌握不好,主要表现在知识基础漏洞太多,字写不好,课文不会读,作文基本规范做不到等等。课程标准要求小学生掌握2500个常用汉字,所谓掌握应该是会读会写,实际上许多小学生没有做到。

魏本亚:小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确实存在,初中生的基础知识掌握不牢也同样存在,您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子在哪儿呢?

苏立康: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与语文课程标准中有些内容表述得不慎重有关系,譬如说“不刻意追求知识的系统性”。课程标准的设计专家们是有所指的,但是广大的一线教师并不知道你指什么,这就带来了理解的偏差,进而就导致了知识教学的弱化。第二个方面就是训练不到位。要求不到位,训练不到位,包括练的次数不到位都可能影响训练的质量。

魏本亚:据说课程标准很快就要修订,您对修订的课标寄予什么期待?

苏立康:课程改革的经验我们要坚持,问题也不要回避,尽可能想办法解决。我曾经向首都师范大学的饶杰腾先生、北京大学的温儒敏先生讨教过一个问题,就是制订课程标准是立足于课程本身呢,还是立足于纠偏。二位先生都非常明确地说要立足于课程本身。立足于纠偏就会有思想的障碍,就可能矫枉过正。譬如由“高考指挥棒”而导致的题海战术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样做偏离了语文规律。我们在制订课程标准的时候如果只立足于纠正这些问题,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知识、忽视训练;如果着眼于语文课程的特点和学习语文的规律,上述问题虽然也可能出现,恐怕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魏本亚:知识教学曾经使语文课成了知识课。课程标准为了纠偏,就只确定了能力目标,而省略了语文内容目标。这样就导致老师们不知道语文课该教什么了。对弱化知识教学的现状,您怎么看?

苏立康:什么是知识呢?知识就是对客观规律的概括。语文教学离不开语言知识,语言知识是人们总结归纳出的语言运用法则,它体现的是语言规律,这种规律性的知识是有语言做基础的。我们平时谈到阅读和写作常常强调语感的重要,课程标准对此也很重视。王宁教授在一次讲话里特别提出了“语理”这一概念,并且强调了其重要性。她说:“语理是对语言规律的认识。没有语理的介入,言语行为可能是杂乱、冗余或贫乏、低俗的,不能形成高级语感。语理是一种间接经验。知识教学就是一种语理教育。因而,语文教学要语感和语理并重,语感和语理相互依托,语文教学不可以没有语理。”因此语文知识应当加强,不能够弱化。没有知识怎么能形成能力,怎么能形成素养?现在的关键是语文知识体系的建设问题。王宁教授还说:“提高语言修养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你的词汇的丰富程度,它还决定于你对语义的理解是不是深入。我们看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高不高,就看他掌握了多少词。……词汇在言语里带有很浓厚的经验性,而且出现无序。可是词汇本身是有序的。因此老师们要想让学生积累词汇,使他们词汇丰富,就需要把无序出现的语料进行有序的处理,这就需要词汇和语义的支持。”王宁教授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件事情恐怕首先要让教材编写者来做,首先要把知识点落实到教材上。这件事做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要有宽松的环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开展研究和讨论;要立项,做课题,扎扎实实开展教学实验。实验几轮,眉目就会逐渐清晰起来。批评相对容易,建设难,但建设的工作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设上。

要善于搭建“教学支架”

魏本亚:知识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慢慢地研究,慢慢地解决。关于阅读问题,您曾经提出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搭建“教学支架”,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观点?

苏立康:巴甫洛夫说过“理解就是建立联系”。阅读者只有把读物的内容和自己的知识结构、经验结构联系起来才能达到理解,与此同时,阅读者的知识结构、经验结构也得到了改善或调整。学生阅读文本,因为知识的、经验的欠缺,可能会遇到困难,与文本有一定距离,“支架”就是建立在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联系,有了“支架”,学生就能越过障碍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我曾经听过这样一节课,老师讲解的是李清照的《声声慢》,学生要理解词中蕴涵的作者的“愁”就是一个难点。老师在学生解读的基础上,出示了李清照的大事记,李清照一生的遭遇一目了然。老师出示的这些资料实际上就是一个“教学支架”,学生通过这个“支架”了解了李清照的遭遇,也就容易理解李清照在词中表达的情感了。另一位老师讲授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他先介绍了这首诗是抗战时候写的,戴望舒曾经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受到过酷刑。但学生仍然不太理解为什么诗题是“我用残损的手掌”,这时老师把戴望舒的另一首诗《等待》中的几句投影出来让学生读一读:“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学生读完了这几行诗,再去读《我用残损的手掌》,感觉就不一样了。其实,老师引用的这几行诗就是“教学支架”,它比简单地介绍时代背景效果要好得多。学生一读诗,在他面前就矗立起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受难,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整个民族在受难,所以这个“支架”就建立了学生与诗歌的时空联系,学生有了一定的体验也就容易读懂并且体会这首诗了。因此,我认为使用“教学支架”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不失为一种提高阅读教学效率的好方法。

魏本亚:“教学支架”有助于提高阅读教学效率,是教师们的教学创造。在课程改革过程中,老师们还创造了一种教学方式——“学案”,也有的地方称之为“导学案”。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四川,许多省市都在做,对这种教学现象您怎么看?

苏立康:我在一些地方听课见到过“学案”,但是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你能介绍一下“学案”的基本特征吗?

魏本亚:“学案”的名称很复杂,南京东庐中学叫“讲学稿”,山东青岛城阳一中叫“学案”,江苏连云港海州中学叫“导学案”,香港叫“工作纸”,台湾叫“学习单”。名称不同,但是作用却是相同的,就是要把课堂学习的主要内容明晰化,让学生自主学习。它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课前的为“预习案”,课中的为“教学案”,课后的为“巩固案”。譬如南京东庐中学的徐辉老师执教《音乐巨人贝多芬》,他就使用了“讲学稿”,课前学生有深度的预习,课中老师带领学生一起研讨“讲学稿”设计的问题以及学生自己提出的问题,课后学生完成“巩固案”。

苏立康:你这样介绍,我基本清楚了。我见过这个东西,只是没有深究。我想,“学案”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又是本土生长出来的教学经验,我们要认真研究,多给些关心支持。我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学案”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观念。以前的“教案”是立足于教师的“教”的,现在的“学案”应是立足于学生的“学”的。其次,学习内容相对明确了,这对提高学习效率有帮助。第三,课堂生成的东西多了,因为学生参与,他不会的就要提出来,大家讨论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第四,学习方式变了。以前老师讲得多,学生学得被动,现在不一样了,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得到了落实,这是一种进步。既然是老师们创造的新生事物,我们就要关心爱护,使其健康成长。当然,“学案”设计要围绕语文学科的中心目标,那就是母语的学习与应用。再者要预防把“学案”当做新的练习。

语文训练很重要

魏本亚:“学案”是本土教师创造的本土经验,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教师们创造的经验,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实践可能就会走弯路。钱梦龙老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主教学”: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新世纪对“三主”否定的比较多,但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可以说政府文件充分肯定了钱先生的前“两主”。虽然没有明确说“训练为主线”,但是在近期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发现大家开始重提语文训练的问题。您作为语文教学研究专家,如何看待语文训练的问题?

苏立康:训练很重要,语文教学不能没有训练。在政府颁布的有关课程文件里,“训练”这个词用得比较早的是1929年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在这之后的课程标准中,对于“精读”“略读”“习字”“作文”等,在“教法要点”中都有比较具体的训练要求。这些要求,对教师、对学生都是便于操作的,说明编写者的期待是通过训练以使学生形成相应的能力。“训练”这个词用得比较频繁是在1963年及以后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里,1963年的大纲提出“加强基本训练”,对于识字,写字、造句、布局谋篇等,都有较明确的要求。1980年大纲的“教学内容”中有“各年级读写训练要求”;1986年改为“各年级语文基本能力和基础知识教学要求”,其主要内容还是各年级语文基本能力教学要求;1992年大纲又将其改为“能力训练”,分阅读、写作、听话、说话四部分分别加以解说。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训练是语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具体地说,技能的东西都离不开训练。我们语文教学往往把能力与技能等同(心理学是分开来说的),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所说的能力往往就是技能,是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这些技能大都是智力技能,就是智力技能也离不开训练。我查了《现代汉语词典》,“训练”是指有计划有步骤地采用某些措施进行教育培养使其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我们语文教学也离不开这一点,即有目的有计划地帮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和技能。我们现在的语文课程标准不大使用“训练”,爱用“实践”。实际上有些东西必须训练。譬如识字写字,你肯定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训练。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课题,就是验证学生掌握一个词需要重复多少次,实验发现学生最初接触新词最容易遗忘,那么训练的频率就要加快,以后可以适当延长,间隔再出现,间隔再出现,这样反复三五次学生才能掌握。按照学生遗忘规律进行训练就是科学的,因此我认为课程标准不应该避讳这个词。

魏本亚:我认真查阅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其中只有一处“训练”:“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同时要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持续发展。”

苏立康:课程标准要体现课程的规律,该用“训练”的就用“训练”,实践不等同于训练,不能代替训练。训练能够反映教学的要求,训练的目标更明确,计划性更强。

魏本亚:也就是说训练是语文学科的基本需求,我们不能够因为训练出了问题就矫枉过正,就不提训练。事实上,你不提训练,语文教学照样有训练。只不过我们现在要提倡科学的训练,我们反对加重学生负担的训练,我们倡导有效的训练。语文课程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只有正视问题、研究解决问题,语文教育改革才能健康稳步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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