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多义的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20世纪80年代并非一个单纯的时间段落——至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现今，这个文化单元陆续嵌入各种阐释体系，充当理论架构的历史证据。某种阐释倾向于将这个时期叙述为激情燃烧的日子，从而鄙视90年代之后市侩气对于人文精神的侵蚀；另一种阐释企图贬抑80年代盛行空洞的大概念，90年代的引经据典以及严谨的考订表明了正宗的“学术”。某些人由于一度荣登80年代舞台而在回忆之中保存了恋恋不舍的口吻；另一些人更乐于拒绝80年代以祛除“影响的焦虑”。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文化单元的确包含了足够的内涵，以至于各个季节的理论耕耘无不获得了期待的收成。
必须承认，这个文化单元拥有一个天然的历史性开端。20世纪60年代持续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终结，另一种性质的文化继而开启了。如果说70年代末期的气氛仍然逗留于某种暧昧的过渡阶段，那么，进入80年代之后，这种文化的特征愈来愈明显。这时许多人终于意识到，一个新的时期拉开了大幕——“新时期文学”成了80年代文学的别名。迄今为止，众多的当代文学史已经翔实地记录了80年代发生的各种文学事实。相对地说，评估这些文学事实的理论价值成为即将到来的迫切主题。我倾向于考察的问题是，80年代文学派生的种种观念如何卷入未来的文学史脉络，并且在纷繁的论辩之中充当举足轻重的节点，继而深刻地介入文学生产以及理论模式。当然，80年代文学曾经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批驳和嘲讽。但是，即使某些后续的作家彻底地扭转了文学史的方向，80年代文学提供的反作用力仍然是一种贡献。如果不存在80年代的发轫，90年代之后各个方向的延续和深入展开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80年代文学为什么可能率先破门而出，这必须成为理论注视的第一个焦点。20世纪已经两次发生如此壮观的文化现象——第一次是耀眼的五四新文学。五四新文学不仅缔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史；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巨大的、以文学为轴心的文化运动最终成了划分现代史的地标。文学的先锋性格再度在80年代表现出来。那些“朦胧诗”开始以奇异的形式表述种种令人震颤的隐秘情绪时，甚至那些“伤痕文学”开始大规模地集聚种种声泪俱下的指控时，大多数学科还来不及回应历史的剧烈转折。稳重的历史学必须汇聚更充分的史料，哲学正在积攒重启思想的能量，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尚未完全摆脱睡眼惺忪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文学的先锋性格可以追溯至文学写作的特殊资源。大多数学科的运作必须依赖完整的知识谱系，恢复中断多年的知识谱系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对地说，作家的文学写作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及灵感和想象。国家不幸诗家幸，云诘波诡的历史可能赠予作家各种意外的财富。杰出的作家通常是一些擅长分析生活的人。尽管他们提不出完整的理论模型，无法拥有足够的情报资料，然而，文学才能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从日常的人情世故之中嗅出历史的气息。尽管许多人从未将文学纳入“经国之大业”的目录，但是，某些历史的关键时刻，文学常常出人意料地跃居领跑的位置。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先贤完成了一个盛大的表演，那么，这个结论由于80年代文学的再度证明而赢得了理论的广泛认可。
相对于5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80年代的文学显示了眼花缭乱的风格。尽管如此，许多批评家还是共同认为，启蒙主题是80年代文学的切入点。无论是朦胧诗、“伤痕文学”还是再现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戏剧性情节，这一切无不包含了打破传统的神话与解放思想的冲击。启蒙就是抛开禁锢，运用自己的思想考察世界。启蒙是文明与理性的标志。至少在当时，“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成为80年代文学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概括。不长的时间内，文学的启蒙主题逐渐聚集到一个焦点——“人”的主题。显而易见，主体问题的激烈争辩即是这个主题的理论派生物。有趣的是，80年代文学想象的主体包含了多种性质迥异的理论资源。这里既有康德的思想、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的重要观点、俄国文学强调的典型人物以及人道主义或者天赋人权等理念，又有存在主义、“意识流”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和无意识。尽管这些理论资源谱系各异，甚至彼此冲突，但是，80年代文学一律照单全收。长期封闭形成的文化饥渴症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还来不及鉴定、甄别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就囫囵吞下。如果说，这些理论资源支持的启蒙主题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味，那么，另一种来自本土历史的观点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反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动了宏大的启蒙主题。然而，由于异族悍然入侵，救亡图存急剧地上升为首要任务，启蒙工程不得不拦腰截断①。按照这种分析，种种封建文化传统始终依附于革命运动的缝隙，周期性地发作，甚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始料不及的苦果。这个意义上，80年代文学无疑是在续写五四新文学未竟的篇章。
迄今为止，无论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主体崇拜还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无不遭到种种质疑。文明与愚昧或者启蒙与救亡如此清晰地将历史切割为性质迥异的两个段落，这种观念很可能遮蔽历史内部各种纵横的脉络。例如，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既可能来自启蒙的教育，也可能来自救亡的动员，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划分处理不了复杂的历史状况。相似的理由，“愚昧”亦无法分辨大规模群众运动背后多种类型的能量来源，例如非理性的狂热，集体性的偶像崇拜，或者民主的诉求，正当的愤怒情绪，如此等等。至于80年代的主体观念已经被形容为某种幻象。单纯地转向内心解读人类的秘密，这不仅忽视了强大的社会历史结构，而且忽视了强大的语言结构。90年代之后的历史表明，这种主体观念已经难以为继。无论是身份、认同、性别、民族、阶层还是新型的帝国、技术掩护之下的文化侵略，庞大的问题网络远远超出了80年代主体观念的承受力。这种主体的构成通常是一些浪漫的憧憬，一些信念、思辨或者某种精神的完成，粗鄙的经济、物质以及协调利益的机制、契约、法律均被放逐于视域之外。换言之，人文启蒙之后，社会学的启蒙仍然阙如。80年代的主体崇拜肯定无法预料，90年代的市场经济启动带来了一个陌生的现实，以至于人文启蒙的种种观念几乎无法适应。这个意义上，90年代中期围绕人文精神的大辩论犹如一场猝不及防的防御战。许多文学知识分子痛感斯文毁弃，精神荒芜。但是，由于社会学视域的缺席，这种争辩只能在展现了倔强的道德姿态之后不了了之。毫无疑问，这一切并非嘲笑80年代的理由。相反，如果没有80年代提出的启蒙主题，也没有90年代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深刻领悟。80年代的许多命题退出理论视野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批完成了历史使命而退场的命题。
现在已经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了——80年代的时候，多少人曾经从“启蒙辩证法”的意义上认识现代主义文学？启蒙带来的开放视域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文学必须纳入世界文学的体系。这时，一个讳莫如深的术语终于浮现出来：现代主义。20世纪之初，“现代主义”已经登陆中国文学，纷至沓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派别一度引起种种回声。然而，50年代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现代主义通常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颓废派”是现代主义的另一个贬义的名称。当现实主义不是一种美学类型而是一种神圣原则的时候，现代主义理所当然地领到了一张资本主义文化的标签。然而，80年代的文学气氛之中，人们开始重新表态。一批作家开始公然地袭用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阐释这种文学现象的时候，批评家首先围绕“现代”一词做文章。他们竭力解读“现代化”与“现代派”之间的呼应：“社会要现代化，文学何妨出现‘现代派’？”②对于“现代”一词的由衷赞颂显然是启蒙主题的一个部分，现代主义对于无意识的关注被顺手组织到了主体观念之中。认可现代主义意味了双重的改变：首先，现代主义不再被妖魔化为文学怪物，许多作家开始考虑与现代主义全面合作的可能。其次，现实主义得到了公平的评价。现实主义并不拥有垄断“现实”的特权。这种美学类型曾经赢得辉煌的成功，但是，这并非终点——现实主义不能阻挡后续的美学类型源源地诞生。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误读推迟了现代性问题的完整显现。如果没有意识到现代主义文学之中的阴郁、惊悚、荒诞是一种强烈的痛苦经验，甚至是主体的分裂和崩溃，那么也无法意识到现代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现代性既依附又对抗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到90年代才逐渐清晰了起来。
相对地说，现代主义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在80年代就引起了强烈的文化反弹。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可以视为这种文化反弹的重大产物。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大势力，许多本土作家察觉到了深刻的危机。他们不愿意亦步亦趋地尾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者卡夫卡，本土的文化传统成为文学想象的首要资源。一批集结于“寻根文学”口号之下的小说表明，文学之中传统、地域、民间的分量显著地增加了。尽管这个文学运动很快式微，但是，它所拥有的理论内涵从未削弱。首先，由于全球化语境的形成与后殖民问题的展开，“寻根文学”是一个绕不开的争论标本。本土、地域如何顽强地抵抗西方强势文化的吞併，“寻根文学”成为不可多得的范例。许多作家共同认为，只有本土风格才是抗拒文化侵略的坚固防线；同时，也只有独特的本土文化才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令人尊重的瞩目。然而，这种观点同时卷入了启蒙主题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反反复复的古今之辩显然是双方交锋的前沿。从晚清到五四时期，讨伐传统之声不绝于耳。复古主义者声名狼藉，五四新文学主将摆出了决绝的反叛姿态——他们看来，传统已经成为这个古老民族的沉重枷锁。启蒙或者现代性的意义即是从传统的沼泽之中脱颖而出，彻底地摆脱那个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恐怖循环。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这些主张和决绝的姿态遭到了愈来愈多的异议；落寞多时的“国学”出其不意地在全球化语境之中重见天日。如果说，晚清到五四时期，传统、现代与本土、西方之间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对应关系；那么，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化运动带来了上述因素全面的重新互动。显而易见，这一轮的震荡刚刚开始，80年代的“寻根文学”可能成为各种理论主张不断地返身引用的一个例证。
如何评价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呢？那些戴上“先锋”桂冠的作家一开始就得到了批评家的宠幸。他们的玄妙叙事学显然成了批评家驰骋智力的场所。先锋小说的实验精神包含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意味，这是80年代文学抵抗政治劫持的一个理论掩体。继朦胧诗之后，先锋小说再度使形式成为80年代文学的焦点。显然，这一次形式的冲击产生了广泛的理论回响。批评家不仅发现了现代主义形式与拉美文学想象的汇聚，而且，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提供的种种文本分析技术大显身手。无论是叙事时间、视点还是元小说，形式之于文学的意义再度得到了积极的理论阐释。相近的时间里，另一批小说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隆重上场。“新写实主义”口号隐含了一个逆向的理论判断：抛开一切形式成规，包括抛开传统的现实主义成规，还原一个赤裸裸的、未加任何修饰的现实。这种预期显然与20世纪哲学、心理学、符号学达成的共识背道而驰。尽管这一批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可能毫不逊色，但是，它们赢得的理论空间十分有限。
如果说，朦胧诗、现代主义、“寻根文学”或者先锋小说无不成为某种特殊的文学事件，那么，80年代使用频率最高的文学术语仍然是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形容为80年代文学的普遍常态，大约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分歧。精确地界定这个术语的公认涵义几乎不可能，然而，多数人还是认为现实主义有义务提供生动的文学人物。80年代令人难忘的文学人物来自两个类型：知识分子和农民。数量繁多的知识分子形象不仅可以追溯到这一批人物命运的彻底改变，同时，这些形象本身就是启蒙主题的组成部分。相对地说，农民形象仍然代表了传统的、深厚的同时也是迟缓的乡土中国，尽管农民的性格正在因为巨大的历史转折而充满了张力。如果承认知识分子和农民是80年代最为重要的两批人物，那么，文学史有理由铭记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现象：农民的形象曾经在一批出身于知识青年——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作家记忆之中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一批知青作家当初多半参与了“伤痕文学”的血泪控诉，那时的农民形象无疑是灰暗乡村生活的组成部分。然而，一段时间之后，一个普遍的转折不约而同地来临：农民的黝黑脸庞和质朴的言辞突然打动了这一批作家。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种种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农民甚至在许多难堪的时刻成为支撑生活的温暖记忆。至少必须承认，这个文学转折首先将知识分子与农民形象衔接了起来。90年代之后“小资”文学盛行的时候，或者，豪门恩怨、武侠江湖或者无厘头的“戏说”、“大话”甚嚣尘上的时候，文学始终没有完全遗忘乡土中国的底层。在我看来，80年代的那一次衔接迄今仍然有效。
理论对于文学史的压缩处理表明，启蒙与现代性是阐释80年代文学的轴心词汇。然而，文学史内部的繁复脉络同时显示出，启蒙如何从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逐渐地演变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支脉。这种演变包含了双向的启示：文学对于历史的独特认识启示人们认识独特的文学，从现代主义、“寻根文学”到先锋小说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参阅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一章，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见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1期；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上海文学》1982年2期。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作家论文; 朦胧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