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的僭越与科学精神的失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僭越论文,科学主义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083-06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主义，缺少科学主义一极。自洋务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近现代科学传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建立了科学主义的权威。历史之谜是，五四以后，为什么在科学主义的霸权下，科学精神反而失落。特别是建国以来，“左”的思潮泛滥，现代迷信盛行，实事求是精神泯灭，导致像“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惨剧。为了求解这个历史之迹，必须考察中国科学主义的历程。
一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开始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再以“奇技淫巧”视之；但至五四运动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把科学当作与“道”相对的“器”，与“体”相对的“用”，这表明科学还没有获得与伦理或信仰平等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冲击传统文化，终于建立了科学的权威。胡适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至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P152)科学权威的建立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逾越了自己的界限。科学作为工具理性，自有其应用范围，那就是提供认识现象世界的方法和知识。正像康德已经揭示的，科学不能僭越伦理和信仰的领域。但是五四时期形成的科学主义却僭越了意识形态和形上（哲学、信仰）领域，导致了科学主义的霸权。
在中国文化转型期，传统价值和信仰瓦解，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和信仰。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体系，它没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立，也没有形上与形下之别。当这种混沌的文化瓦解时，出现了结构性的失衡、紊乱。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即救亡的紧迫要求，启蒙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撷取了科学和民主，作为新文化的主体。科学和民主都属于形下的领域，具有现实性。他们以科学反对迷信，以民主反对专制，目标是救亡图存。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形上之维，新文化却有意无意地予以排斥。宗教被当作迷信，成为科学的对立物。五四后期中国发生了针对基督教的批判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纷纷上阵，他们使用的武器就是科学。对于哲学，启蒙知识分子很少重视，或有引进，也注重其实用方面，而非超验方面，如胡适服膺杜威实验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都着眼于其实用功能。由于形上之维的缺失，就产生了科学主义泛化的倾向。一方面，科学被当作一种价值观，僭越了意识形态领域。另一方面，科学成为一种信仰，僭越了形上领域。早在五四之前，谭嗣同、康有为就把“以太”当作本体，把仁、爱、不忍人之心等作为其“用”（现象）。薛福成把科学翻译为理学概念“格致”。理学中的“格物致和”并不是科学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道德感知和通达道德理性的方法。以“格致”来表述科学，不知不觉中就使科学超越了界限，复归于理学。严复首倡科学，但他眼中的科学不仅仅是知识体系和求知的方法，而具有了“普遍存在秩序”的意义，从而把科学引向道德、政治和信仰领域。他在介绍《天演论》时，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广到社会领域，自然科学思想在中国演变为一种世界观，“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成为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理论依据。科学在被引进中国之初，身份就含混不明，而在五四时期更无限扩张，成为“公理”和变革社会的依据。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胡适也自称“信仰科学的人”，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具有了价值观的品格和形上的地位，这是不同寻常的。科学填补了文化转型中的形上领域的空白，为中国人建立了新的信仰，这种状况说明了中国文化实用理性传统力量之强大。
科学成为价值观和信仰，最典型地体现于“科玄论战”中。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他批评五四以后流行的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倾向。他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此中国文化的重建取决于“人生观”——主要指人文科学以及伦理、宗教、玄学（哲学）。他的观点遭到科学主义一派的批判。丁文江提出科学支配人生观，科学方法是万能的。胡适指出：“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1](P152)，并且提出“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的人生观”。在科学派那里，科学已经具有了人生观的性质。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支持“科学的人生观”，但他说的科学是指唯物史观，认为精神现象（“心的现象”）由经济基础决定，因此胡适等人的“心物二元论”必须被物质一元论取代。他指出：“我则以为，固然在主观上须建设科学的人生观之信仰，而更须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毕竟证明科学之权威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2](242)科玄论战的结果是“科学神”战胜了“玄学鬼”，科学主义大获全胜，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霸权。本来，玄学派的论点不能一概抹杀，他们主张回归传统人生观固然有倒退之嫌，但对科学的作用作出限定，指出它不能僭越价值观和哲学，又是合理的。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论争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科学派维护现代性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玄学派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抵制，结果是现代性胜利了，同时又是科学主义霸权的胜利，而后一种胜利并非幸事。科学派把科学泛化到意识形态和哲学领域，表面上抬高了科学的地位，实际上却导致科学精神的失落。
五四科学主义具有一般科学主义的通病，即排斥人文精神，否定主体性，从而导致机械论的统治。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唐钺认为：“人与机械的异点，并没有普通所设想的那么大。人类的行为（意志作用也是行为）是由于品性的结构，与机械的作用由于机械的结构同理。”[3](P8)抹杀人与机械的本质区别，使科学主义导向反人文精神。而当时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按照科学主义的机械论来理解唯物史观。瞿秋白认为：“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联系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说法。”[4](P116)他把这种历史的必然归结为经济的决定作用：“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会的实质’——经济；由此而有时代的群众人生观，以至于个性的社会理想；因此经济顺其客观公例而流变，于是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出适当的个性。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4](P127-128)抹杀偶然性和个性，把一切都归于历史规律和经济的决定作用，这起码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这种理论的实践，可能导致对人，特别是对个人的忽视和压制。建国以后“左”的思潮就是凭借这种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而取消人的主体地位的。
此外，五四科学主义还带有自己特殊的缺陷，这就是没有选准自己的敌人，从而对科学精神的内涵理解有误。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敌人是宗教迷信，因此西方科学主义主要反对中世纪的宗教迷信，从而为现代性扫清了道路。但是，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科学与宗教达成了协调，宗教退出了世俗领域，专管超验领域；科学让出了超验领域，专管经验领域。五四科学主义也把宗教迷信当作自己的主要敌人，提出了“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口号，但它并没有选准对象。首先，它把宗教等同于迷信，这并不正确。宗教虽然也有迷信的成分，但主要是一种超验的信仰，它有人的形上追求的根据，不能像迷信那样被科学取代。其次，中国的宗教并没有世俗权力，作为一种超验信仰，并不与科学相冲突，反而具有某种互补性。再次，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理性性质，宗教并没有主导地位，阻碍现代性的主要不是宗教而是封建意识形态——儒学。科学精神之所以不能在中国生根，主要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至上主义和实用理性思维所致。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而轻科学，以修身为本，以求真为末。这种观念甚至在五四时期还被保守派坚持。如薛祥绥断言：“功利昌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仪亡”。[5](P144)中国人往往从伦理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因此才有那么多违背人性、违反常识的事情出现。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也导致科学思维的薄弱，如概念不清晰，不擅长演绎推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而最要害的是以伦理代替科学，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尽管五四时期在“民主”的旗帜下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对于科学精神的主要敌人——伦理至上主义和实用理性思维却没有根本触动。新潮社主将罗家伦曾经尖锐地指出，“昏乱的思想”是中国人思想中的三种毒素之一，必须“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6](P17)陈独秀也主张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7](P18)他们虽然意识到中国人的非科学、非逻辑的思想方法必须去除，但很可惜，他们把封建迷信当成了主要敌人，放过了真正危险的敌人——实用理性思维。这样，以迷信为主要敌人的科学就容易被了解成单纯的知识体系，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的层面——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忽略了对伦理至上主义和实用理性思维的批判，从而导致科学主义向新的伦理主义的蜕变。科学主义的上述缺陷，在它取得了霸权地位后就容易导致科学精神的丧失，并向意识形态主义霸权转化。
科学是客观的认识，是知识体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方法；而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体的意志，是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行为规范，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但在中国，二者似乎从来没有得到清楚的区分。传统社会是意识形态吞没科学，而五四时期由于科学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也被当作科学，因此科学主义霸权很容易转化为意识形态霸权。科玄论战之后，各种意识形态都假科学之名以行，从而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绝对化。尽管是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旦变成绝对化的“科学”，也可能成为反科学的东西。
哲学是对生存意义的反思，宗教是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它们都属于形上领域，都是对现实的超越。因此，科学、意识形态与哲学、信仰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儒教成为糅合伦理、哲学和宗教的混沌体。五四时期，由于科学被抬高到哲学和信仰的地位，哲学实证化，信仰实用化，科学、哲学和信仰、意识形态之间界限模糊、消失，最后导致意识形态不仅科学化，而且信仰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的霸权就会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霸权。
二
科学主义向意识形态主义的转化的历史契机是在五四之后。一方面，社会革命代替了思想启蒙，需要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威，从而激发民众的热情，凝聚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前苏联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传入我国，并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效法西方的文化革命，而五四以后的革命是效法前苏联的社会革命，二者的价值取向并不相同。那么，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是如何完成思想转变的呢？除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要求之外，秘密就在于五四时期形成的科学崇拜的影响。许多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很快地接受了前苏联传入的革命理论，除了它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以外，还因为它被当作最高的科学，并且是科学、世界观和信仰的统一体。五四的旗帜是科学和民主，但五四之后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已经抛弃了对西方民主的信仰，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对于科学的信仰却没有改变，而正是它引导他们接受了这种科学化、信仰化的革命意识形态。他们坚信这种理论是最高的科学，可以指导中国革命，也可以成为正确的世界观和信仰。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意识形态的权威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历史的现实性往往掩盖着其否定性，意识形态主义的偏执在革命胜利后产生了新的问题：社会的现代发展要求恢复科学精神，使科学精神和意识形态之间达到平衡；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科学精神仍然为意识形态思维所压制，并且恶性发展，意识形态主义绝对化，导致科学精神的彻底丧失。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以及造神运动和现代迷信无不是这种意识形态主义的恶果。
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就是传统的非科学的思维方式的顽固影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非科学的，就是所谓实用理性思维。一方面，实用理性思维表现为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把伦理观念而不是事实当作出发点，因此常常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另一方面，实用理性思维又表现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概念的模糊、逻辑演绎的薄弱，只能靠经验来支撑。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论证就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论证方式。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排斥科学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古代有较先进的实用技术，但却没有发展成为科学思想和理论体系。这种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受到批判和得到扭转，因为那时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局限于反对迷信，没有注重反对实用理性思维和建立科学思维，结果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巩固，意识形态主义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特别是在“左”的思潮下，政治思维取代科学思维，政治判断取代事实判断，实事求是精神丧失殆尽。所谓“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口号，以及在全国闹饥荒的“大跃进”和全面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还高喊“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等等，都是科学思维丧失，意识形态思维猖獗的结果。科学思维的薄弱，也使人们丧失了追求真理、分辨是非的能力。“左”的思潮往往用偷换概念、错误推理等手法来确立其理论的合法性，而人们由于科学思维的丧失不能洞悉其奸，上当受骗。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主张发展生产，“四人帮”污蔑为“唯生产力论”，是以生产压革命，搞修正主义。重视生产与“唯生产力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更不能推导出以生产压革命和搞修正主义。但当时却说得通，有人（而且有许多人）信。这也是科学思维丧失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要恢复和发展民主，另一方面要恢复和发展科学精神，现在人们对前者比较重视，对后者比较忽视，其实这方面同样薄弱。严重的问题是，对科学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科学知识，而遗忘了最缺乏的科学精神。要知道，科学精神甚至比科学知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更重要，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现在对科学技术的重视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基本国策。但是，科学精神的确立问题远没有解决。最突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主义对科学精神的排斥，虽然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提倡“实事求是”，但“左”的思想往往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作为出发点，以错误的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当科学精神与意识形态教条发生矛盾时，意识形态教条就以最高的科学的名义来否定科学精神，违背事实。如大跃进中明明做不到全民大炼钢铁，但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意识形态教条下，人们就相信这是可能的、正确的。又如，在改革开放中，明明是发展了生产力，但“左”的思想却以“姓社姓资”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改革中，这种意识形态主义的干扰比比皆是，而我们往往仅仅把它归结为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主义的反科学精神和实用理性的非科学思维的原因。恢复科学精神和确立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长期的努力。
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现代性的两翼，应该给以同等重视，二者也必须达到平衡，以防止科学主义或意识形态主义的霸权。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为了恢复和确立科学精神，必须做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必须区分科学、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等文化形态。传统文化所讲的“道”没有分化，知识和伦理，形上和形下混在一起。五四时期没有完成诸文化形态的分离，而五四以后又形成了科学、意识形态、哲学、信仰混沌不分的“主义”。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现在，我们仍然使用混沌的“理论工作”概念，它既是科学，又是意识形态，又是哲学。这种混淆为意识形态主义霸权提供了条件。必须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哲学、信仰加以区分。只有确立了这个前提，才有可能消除在科学名义下的意识形态主义霸权，恢复科学的应有地位，重建科学精神。
其次，必须确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思和批判意识形态主义。我们一直在讲实事求是，为什么总是违背事实，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主义对科学精神的抹杀，它不承认科学的独立性，把自己凌驾于科学和事实之上。我们缺少那种只面对事实、只对事实负责、不顾一切追求真理的精神，而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信条，并且往往为了遵从这些信条而牺牲科学精神、违背事实。应当确立这样的原则，即科学只对事实负责，不受意识形态左右。必须尊重事实，不能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违背事实。当科学精神与意识形态观念发生矛盾时，应当服从事实，并修正意识形态观念。只有消除了意识形态主义的霸权，才有可能确立科学精神。
再次，必须建立科学的思想方法，注重概念的明晰、推理的合乎逻辑，出发点的正确性等。我们缺少严谨的科学态度，往往只要表面上说得过去，事实上行得通，就不求甚解了。因此在社会生活中许多根本的错误的理论、观念就利用偷换概念、错误推理和大前提的独断性等手法取得合法性。比如，长期以来，我们接受了前苏联式的二元化的哲学理论。这个理论是物质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混合体系。表面上看，二者似乎都是“唯物”，没有矛盾，“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但只要用科学思维进行逻辑分析，就会发现，二者所维之“物”并不是一个东西。“辩证唯物主义”所维之“物”是自然界的物质，“历史唯物主义”所维之“物”是社会物质生产。由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规律不能推导出社会物质生产的规律；由“物质产生意识”不能推导出“物质决定意识”，更不能推导出“意识反映物质”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可以看出，这一系列错误推演都是由于缺乏科学思维结果。还可以举出一例。自从引进了辩证法，我们就习惯于把互相矛盾的事物“结合”起来。但由于缺乏科学思维，这种“辩证法”成了折中主义和模糊思维的掩饰。要克服经验主义和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确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这关乎到整个民族的思维水平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最后，倡导科学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再度演变成科学主义的霸权。科学精神必须与人文精神相平衡、相制约。特别要防止混淆科学的对象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不能以科学的决定论、因果关系来绝对性地看待人的活动，特别是精神活动，应当给主体性留下空间，否则就会抹杀人的个性和自由。这个方面，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收稿日期：2001-03-28
标签：科学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科学精神论文; 迷信活动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人生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