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展演、认同建构与政治秩序的强化
——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治丧活动述论
喜饶尼玛,李威颖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 ：1935年初，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行署总参议、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病殁拉萨，国民政府给予高度重视，明令优恤，拨款治丧，在南京与拉萨两地为其举办丧葬仪式，并植碑修墓，建刘公亭。国民政府对其丧事的处理充分显示出特别的政治色彩，旨在解决藏事，促进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之改善。其逝世后所立的刘公亭碑见证了这段历史的曲折发展，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关键词 ：民国时期；驻藏官员；刘朴忱；丧葬仪式；政治秩序
1933年12月17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得到西藏驻京办事处报告后决定追赠其封号、饬各寺庙唪经追悼[1]2652。1934年1月8 日，西藏驻京代表呈文蒙藏委员会，希望中央政府速派大员入藏吊唁[1]2653。1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派黄慕松(1) 黄慕松(1884-1937)，广东梅县人，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1934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达赖喇嘛专使，率刘朴忱等入藏。1935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逝世于广东。 为致祭专使，随后成立专使行署，调用京内各机关熟悉藏情者为致祭专使随行人员，与黄慕松一同入藏。刘朴忱便是在此背景下，于1934年8月以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行署总参议的身份入藏(2) 专使行署中设总参议1名、参议4名、秘书2名、副官2名、医官1名。总参议一职在整个行署中的地位仅次于专使，具体负责行署中大小事务。 。黄慕松在完成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册封和致祭事宜之后，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双方商定，命朴忱留驻拉萨。然而，刘朴忱任职仅一月时间，竟病逝拉萨。九世班禅送挽联曰：“星陨西陲”[2]。
刘朴忱生前以国民政府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行署总参议的身份入藏，病殁时任国民政府驻藏首任官员，这两种身份赋予其特殊的“光环”，注定使其成为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关系史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然而，学界对其关注和研究仍显不够(3) 目前关于刘朴忱的专门研究仅有两篇文章，欧朝贵：《拉萨刘公亭碑》(发表于《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一次向学界介绍了刘朴忱及拉萨刘公亭碑，并对《拉萨文物志》(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第144页。)中披露的刘公亭碑文残缺处进行了补遗；车明怀：《刘朴忱驻藏经过与刘公亭的遭遇》(发表于《西藏研究》，2015年第6期)一文较为深入地阐述了其驻藏经过及刘公亭的遭遇。由于引用档案资料的不足，上述文章难免有遗憾之处。如认为刘朴忱是“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处长”，实际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后于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的，而此时刘朴忱是以专使行署人员名义驻藏办事，不能称为“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 ，尤其是刘朴忱身故拉萨后，国民政府所主导的在南京、拉萨两地为其举办盛大而隆重的丧葬活动，至今还未引起学人关注。本文根据收集的档案及民国报刊资料，通过对刘朴忱死因及其丧葬活动、刘公亭碑的建立等问题的探讨，以此窥探国民政府及普通民众对西藏等边疆事务的态度和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曲折发展。
青萝站在一旁，闻听此言，立即插言道：“两个脉？是有身孕了吗？”少女快言快语，当着屋中众人，直将“身孕”二字说了出来，丝毫不知避讳。
一、刘朴忱去世原因
刘朴忱在藏工作情况，时间颇短，学界尚未涉及，诸多问题亦未展开。如关于刘朴忱的死因就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刘朴忱之死是“积劳”所致(4) 欧朝贵：《拉萨刘公亭碑》，《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车明怀：《刘朴忱驻藏经过与刘公亭的遭遇》，《西藏研究》，2015年第6期。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1934年3月28日，致祭专使行署派总参议刘朴忱、参议林东海、陈敬修等先行入川，筹办入藏事宜。刘朴忱在先行入川的人员中，职位最高，年龄最大，在筹备事宜中不免会操劳更多。他们一行在赴藏途中，更是几经波折，一路劳累。到达西藏后，刘朴忱马不停蹄，即陪黄慕松前往三大寺传召布施、逐一拜访西藏僧俗高官，落实中央政府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和致祭等事宜。特别是，他在完成册封和准备致祭期间，与黄慕松就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同噶厦政府展开多次商谈，既要做好与噶厦商谈前的准备工作，又要与噶厦少数官员斗智斗勇，为黄慕松分忧代劳。另外，长途跋涉的辛劳加上高海拔环境必然对其身体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强台风“菲特”来袭时，正值国庆长假，很多干部外出休假，给防台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因素。为此，5日晚上市领导连夜专题研究部署，果断作出 “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级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乡镇 （街道办事处）全体干部职工，立即停止休假、立即进岗到位”的决策部署，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立即跟进，对干部到位情况进行专项督察。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从6日上午开始，各级领导干部取消国庆休假，立即进岗到位，在整个防台抗台期间没有发现干部擅离职守的情况。正是由于各级党员干部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防台阵地，确保了各项防台责任落实到位、措施落实到位，确保了整个防台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有力有效。
关于刘朴忱的死因有多种版本，其一曰：“七日蒋致余电京报告，谓刘六日晨在拉萨骑马游行，突在马上中风，延至七日晨身故。”[3]其二曰：“刘氏每日驰马拉萨近郊，锻炼身体。乃刘氏于本月六日晨，乘马出游，方数里，坠马中风，旋移行署诊治，无效，逝世。”[4]其三曰：“刘每日驰马拉萨近郊，锻炼身体。六日晨刘仍乘马出游，方行数里，即坠马中风，旋移行署诊治无效，七日晨五时身故，蒋致余六七两日均有急电致军委会行政院参谋本部报告。”[5]从材料中可知，刘朴忱留藏后每日清晨有骑马巡游、锻炼身体的习惯。1935年1月6日清晨，刘朴忱同往常一样由马夫牵马巡游拉萨，不料出行数里，突然坠马中风，后被人移至行署治疗，不幸救治无效，于1月7日清晨五时去世。上述材料均说明刘朴忱是坠马中风，突然身故。
然而，作为刘朴忱身故拉萨的后事处理者，蒋致余(5) 蒋致余(1894-1962)，湖南岳阳人，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黄慕松等完成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和致祭仪式后，随刘朴忱留驻拉萨办事。经拜访其后人，得知他与刘系亲戚关系，于1938年离藏。 对刘朴忱之死的说法值得关注。刘朴忱遭遇意外后，蒋致余及时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参谋本部、蒙藏委员会等上级单位报告了刘朴忱去世的情况及过程。1935年1月15日，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蒋介石发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一封名为“呈请特卹刘朴忱专门委员兼驻藏办事处长”的函件中也提及刘朴忱遭遇意外的经过：
1945年12月28日，为刘朴忱守墓的59岁在藏汉民刘云峰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函，在信的开头便表明其“自刘公仙逝后，即遵处命看管亭墓，已历有十载”，并对自己守墓工作进行了汇报，即每年刘朴忱的忌日“均按例购买红、白土及香蜡、酒品等供献墓前”，针对房屋和围墙破损的情况，希望驻藏办事处能够向西藏地方“索领亭墓前后地基，加以围墙在内，赖以种菜为生”，如此“既有地基可以种菜，则以后春秋祭礼以及修葺亭墓为住持之责，绝不敢再向钧处呈领分文”[21]152-156。根据守墓人刘云峰所述，可知1935年(即刘朴忱去世的那一年)其即奉派为专职守墓人，负责看守刘朴忱之亭墓。信中，刘云峰表示自己对守墓工作未有丝毫怠慢，同时向驻藏办事处痛陈利害，竭尽全力维护逝者利益，为逝者争取应有的“待遇”。可见，这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守墓人。
（1）投入指标。一般来讲，投入指标主要从资金、人力资源两方面来考虑。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常被用于表征创新投入。本文选取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来表征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表征研发资金方面的投入。
相较而言，蒋介石对刘朴忱的死因了解最为全面，陈述也最为详细，而这应该是通过蒋致余的报告。与上述资料不同的是，在蒋介石的陈述中，明确了刘朴忱之死因是“中风坠马”，而非“坠马中风”(6) 诸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所言：“阳气者，烦劳则张。”《素问·调经论》又曰：“寒独留，则血凝位，凝则脉不通……”据笔者查阅相关医学典籍得知，过度劳累和气候的变化均是引起中风的重要原因。 。
无论刘朴忱是死于“积劳”，还是“坠马中风”，亦或是“中风坠马”，至少在蒋致余、蒋介石等人看来刘朴忱之死只是一场意外。然而，当时身居内地者亦有人对刘朴忱坠马而亡的说辞感到蹊跷。震惊之余，说法颇多。有人还专门写文章对刘朴忱的死因展开了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篇名为《异哉刘朴忱之死》的文章。其文曰：
自黄慕松去藏以后，留其总参议刘朴忱主持驻藏办事处事务。西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有全权处置一切，那(哪)晓得他在英帝国主义强奸压迫的局面下，就是令一使者西行，命一随员留驻，已引起英帝国主义最严重的疾视，不断的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其侵略的理由与用意，事实上又不断的表示出一种借刀杀人的威袭，在这种特殊形势之下，刘朴忱便传出死了的消息，说是骑马跌死的，这个消息内幕，明眼看来，作何解说？发何感想？[7]
显然，撰写此文的作者对刘朴忱“骑马跌死”表示怀疑，认为刘朴忱奉命留驻拉萨仅一月即故，与英人必有关系。这种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人的普遍心声，即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无比憎恨和不满。
2.植碑修墓，建刘公亭。1935年2月，在西藏地方与中央留藏人员蒋致余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刘朴忱被安葬于拉萨近郊。为了纪念这位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驻藏官员，西藏噶厦与蒋致余提出为其植碑修墓，修建刘公亭。为此，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建立纪念碑塔经费在致祭达赖专使行署及留藏办事人员经费节余项中支出[18]。 刘公亭碑，高61厘米，宽270厘米，碑文系汉藏两种文字。汉文居右，共26直行，行12字，总计308字，行楷字体，颇有力度；藏文居左，横书，共11列。[19]与黄慕松、刘朴忱同时进藏的“西藏巡礼团”成员黎丹(8) 黎丹(1873-1938)，湖南湘潭人。1929年青海建省后担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3年，由于《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需要，黎丹产生了到西藏巡礼朝圣、访师学经的想法，遂将该想法报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认为此时派员入藏是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的有利时机，派黎丹一行以佛教文化交流学习为名入藏，组建“巡礼团”入藏，从宗教层面与西藏地方展开沟通交流。1934年6月23日，黎丹率“巡礼团”入藏，这便有了黎丹与黄慕松等在西藏的交集。刘朴忱不幸逝世，黎丹故亲自为其撰写了碑文。 亲自在碑上题“刘公亭”三个大字，并留下“黎丹瑾题”的字样。碑上所刻文字乃蒋致余亲自撰写，主要陈述刘朴忱赴藏原因及在藏经历，碑文内容如下：
二、内地的治丧活动
国民政府对驻藏官员刘朴忱的去世，给予了高度重视，亦将其看作处理西藏事务的一个特殊节点，采取了相应措施。
无痛胃肠镜检查患者，大多使用芬太尼或舒芬太尼复合丙泊酚，镇静镇痛效果较好，但呼吸抑制发生率较高[1]。盐酸纳布啡复合丙泊酚用于无痛胃肠镜检查，呼吸抑制作用轻、心血管副反应小、恶心呕吐发生率低、对内脏疼痛作用强是其优点，但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发现，眩晕发生率高，限制了其在门诊手术的应用。我院用小剂量异丙嗪预防纳布啡所致眩晕，观察其疗效和安全性，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政府明令优恤，拨款治丧。刘朴忱突然离世后，国民政府迅速作出指示，一面令“蒋致余办理刘之身后一切事宜”[2]， 一面令蒙藏委员会“饬对刘之丧事议定办法具报”[8]。蒙藏委员会根据指示快速反应，积极与参谋本部、铨叙部等部门连开五次会议，专门商讨刘朴忱后事的处理办法。经过蒙藏委员会与其他相关部门商议之后，将处理办法上报中央政府，遂得中央政府明确指令。国民政府念刘朴忱效忠边务、兢兢业业，是故明令优恤，拨款治丧，以示追悼哀思之情。原文如下：
早饭后，约本团诸同人赴行署习礼节……祭幛较前增多，盖藏政府、藏王、司伦、四噶布伦等均送也。午间，西藏各方代表均来齐，举行致祭各人均献哈达行最敬礼，然后由行署招待吃饭，余亦被邀陪客，同席者为擦绒札萨克、王罗皆秘书长、康福安、孟仲等诸。下午4时，蒋致余致祭，余与张威白赞礼，辉楼与廷璋引导，行三献礼。藏人观者亦甚不少，均谈为未见。[15]
需要补充的是，国民政府除下令拨给治丧费外，还令行政院饬财部拨发“熬茶唪经费三千”[10]， 以确保刘朴忱拉萨治丧事务顺利进行。国民政府除了明令优恤，拨给治丧费，还下令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供后人敬仰。这不仅是对刘朴忱生前事迹的肯定，更有意宣传此事，向外界透出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关注与重视。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娱乐休闲品质也逐渐提升，塑胶跑道、塑胶球场等塑胶运动场地已成为现代体育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EPDM彩色颗粒塑胶地面顺势发展，因其具有弹性好、抗压强度高，设计灵活、施工简单等特点，且抗紫外线、色泽稳定鲜丽，耐磨防滑、维护方便，而被广泛应用。
1941年1月7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收到来自委员长吴忠信捐修刘朴忱墓园的专项汇款。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立即函告西藏地方政府“盼派员同往定界，着手修葺，以便兴工”[21]143。西藏地方政府于1月20日即派代表古桑子与驻藏办事处副处长张威白、秘书华寄天、科员刘桂楠一起丈量“划定刘公墓，展拓地基界址”[21]145。万事俱备，但修建刘公亭纪念堂之事一直未能开展，原因是“噶厦误听谣言，恐中央将以此地建筑学校”，之前与西藏地方代表古桑子所划界址亦遭到否决，“只允于墓之西南两方各展一柱，东北两方各展二柱之地，仅宽一二丈”，并言吴忠信委员长“只言种植花草，并未说明建筑堂屋”。在这种情况下，驻藏办事处孔庆宗处长亲自与西藏地方政府和摄政达札交涉，“将吴委员长所留碑文示之，建堂种树，确系吴委员长之意，彼虽不拒绝，亦不应允”，驻藏办事处只好以退为进仅“要求墓之东西两方各展四丈，南方展二丈，北方展六丈，尚勉可栽树种花”，但西藏地方政府“仍拒不答复，直欲以拖延之”[21]148-149。此结果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当初设想的“增展墓地，建堂立碑，栽松种柳，永垂永久，俾成名胜”[21]147的计划落空。
2.额外量均匀分配给所有炼厂，而不是分配给可增加出口的沿海炼厂、可调整产品结构的炼化一体企业，结构调整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3.召开追悼大会，举行公祭。刘朴忱捐躯西藏的事迹轰动全国，国民政府下令为其召开追悼大会，举行公祭。刘朴忱在内地举办全国公祭的相关事宜交由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黄慕松来负责。待赴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黄慕松由加尔各答返回南京后，便与孔祥熙、王用宾等“发起定下月(五月)十二日上午十时，借华侨招待所，举行追悼大会，以慰忠魂”[1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我们通常习惯于把学生置于接受教育的一方，而很多时候，学生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教学相长”，说的就是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反思，而后在改进中不断进步的结果。对大家来说，每一个教育难题都是一次有益的考验，通过了这个考验，你就自动升级。
1935年5月12日，刘朴忱的追悼大会在南京华侨招待所大礼堂举行，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主持。追悼大会分为家祭和团体公祭两个部分。上午九点，先由刘朴忱夫人携子女进行家祭。黄慕松报告刘朴忱事略，王用宾讲述刘朴忱参加革命工作经过。十点，举行团体公祭。黄慕松担任主祭，全体肃立向刘氏遗像行鞠躬礼，默哀三分钟，后由主祭黄慕松致词。黄氏一句“值兹边疆多难之时，死一有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为国家一大损失”[13]， 可谓高度评价。主祭致词完毕后，进行团体公祭。相关团体有参谋本部边务组、蒙藏委员会、蒙古各盟旗驻京办事处、西藏驻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章嘉驻京办事处、诺那驻京办事处等[2]。团体公祭从上午十时开始，直到中午十二时许，始告完毕。
当日，刘朴忱追悼大会有各方代表，共三百余人参加。其中包括政府要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行政院院长代表褚民谊，内政部次长许修直，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蒙藏委员会及参谋本部边务组大部分职员，以及其他各机关代表等[14]。追悼大会礼堂的布置也极其庄重肃穆，“正中悬党国旗及总理遗像，再前置刘氏遗像及香案，置以香烛鲜花果品遗像，左右悬挂各院会长官挽联，会场四周及所内各走道，遍悬各方祭帐及挽联。”[2]追悼大会现场，挽联数目超过千余件，尽显各方哀悼之情。国民政府林森主席致送花圈、蒋介石送挽联，曰：“万里去筹边，未入玉门先化鹤，卅年忧国事，维标铜柱更何人”；汪精卫题横轴曰：“积茂西陲”；孙科挽云：“谋国有嘉猷，万里云槎抒壮志，始终应懋典，千秋青史播芳名”；于右任挽云：“殉职度葱岭，招魂返太行”[2]。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民政府为刘朴忱举办公祭的现场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哀悼者，他们是西藏驻京办事处贡觉仲尼，班禅驻京办事处萧必达，蒙古驻京办事处戴清廉，章嘉驻京办事处潘福洪，诺那驻京办事处朱特生[2]。众多挽联中，还有两副格外引人注目，分别是五世热振呼图克图挽联：“卫藏同悲”；九世班禅挽联：“星殒西陲”[2]。
在国民政府为刘朴忱举办的公祭仪式中，不乏蒙藏人士的参与，尤其是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贡觉仲尼以及代表班禅系统的萧必达。此二人的出现愈加突显出刘朴忱公祭仪式是国民政府操办的一场有着特别政治色彩的丧葬仪式。在众多挽联中，西藏地方热振呼图克图和西藏重要宗教领袖班禅大师所赠挽联，不仅表达了西藏地方对刘朴忱逝世的哀悼与敬意，亦彰显出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态度。同时，国民政府为刘朴忱举行如此规格的公祭活动，利用国内众多报刊将其去世与政府的应对大加报道，足以见国民政府对西藏事务的态度。这恰好与西藏地方政府参与刘朴忱在拉萨的治丧活动同频共振。
三、拉萨的治丧活动及修墓建亭
国民政府对刘朴忱的治丧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内地，在千里之外的拉萨同时举办了一系列的治丧活动。
1.召开追悼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不仅在内地为刘朴忱举行公祭，还令专使行署留藏人员蒋致余在拉萨负责刘朴忱丧葬事宜，将其遗骸安葬拉萨，俾便边陲人民知所景仰[14]。 蒋致余认真负责刘朴忱在拉萨的丧葬仪式，将其灵柩停放在观音阁，妥善布置好灵堂，以供人前来悼念。鉴于刘朴忱为中央政府所派官员，且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期间工作尤为突出、颇具影响，拉萨三大寺喇嘛亦为其诵经，藏汉等民众前去悼念者颇多，场面极其隆重。1935年1月28日，与致祭达赖专使行署同时入藏的“西藏巡礼团”成员、近代著名藏学家杨质夫先生与巡礼团其他成员也前往行署吊唁，并将当日所见盛况载于日记中，详情如下：
国民政府以前蒙藏委员会委员刘朴忱，在藏逝世，特于本月一日发表明令优恤，原令如此‘蒙藏委员会委员刘朴忱，效忠边务，夙著勋勤，此次随同致祭达赖大师专使，前赴拉萨，万里驰驱，不辞劳瘁，兹闻在藏逝世，殊深軫惜，刘朴忱著交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从优议恤，并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给治丧费五千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示政府深念勋劳之意，此令’。[9]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民政府在内地为其开追悼大会、举行公祭，还是蒋致余在拉萨为其植碑撰文、修建刘公亭，亦或是吴忠信为其捐款修筑刘公亭纪念堂，这些具体实践的背后无比清晰地展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威望，彰显出国民政府对涉藏官员以及边疆民族事务的高度重视。
重视并强化对财务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管力度，这是保证财务预算编制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企业可采用如下办法：1.明确财务预算的执行目标，并以该目标为基准去开展监管工作，进而维护财务预算管理工作进度与运作方向；2.加强对预算管理系统内数据真实性与可靠性的检查，为财务预算管理执行情况的监管创造便利条件，从而能更快速发现预算管理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编制处理方案，同时以此为戒做好预防工作，真正实现财务预算管理目标，体现监管工作开展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刘朴忱的死因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靠近历史现场的线索。刘朴忱以致祭专使行署总参议的身份入藏，时年53岁，为整个团队中最年长者，其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是仅次于致祭专使黄慕松的“二号人物”，整个行署中的大小事务均由其负责打理。众所周知，青藏高原空气稀薄，条件艰苦。据蒋致余所述“公于入藏途中，过戈渚拉，山峰峭立，不能骑，由二卫士扶持，徒步登山顶，气喘晕绝，良久始复苏。”(7) 笔者于2019年6月15日，在陕西西安访谈时，由蒋致余、刘朴忱后人提供。 可想而知，其“积劳成疾”是难以避免的。刘朴忱奉命留驻拉萨后，坚持每日晨起骑马巡游，“中风坠马”虽为意外，从根本上而言，却是“积劳成疾”所致。刘朴忱之死究竟与英帝国主义有无关联，尚无资料佐证。但相关质疑却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人们对涉藏事务的关注与关心。
刘公亭记(9) 引文中“
”符号表示原碑文中模糊无法识读者，“()”内的文字是欧朝贵先生所补，笔者亦认同，故将其列入文中，以便读者理解整篇碑文。
——蒋致余撰
当密码规则为类棒图式，每条线段或折线须经过至少三个点，且形式为3*3式时，密码排列情况共571328种。
亭以刘公名者，纪念刘公朴忱也。公自中华民国十七年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宵旰忧勤，效忠边务，对藏事致力尤多。二十二年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圆寂，政府特派专使致祭，公以总参名义同黄专使慕松于二十三年入藏。迨致祭事毕，政府复电令公留藏待命，并令余为之助焉。讵甫逾一月，公(遂)(以)积痨病，殁于拉萨。政府笃念勋勣，明令褒恤，且命余葬公于拉萨之东原，建塔纪事，以资后人敬仰。余以吾藏民众，经岁勤于(乃)事，西藏(虽)(属)佛地，然欲求一幽雅名胜处以供吾人之娱乐，快吾人之(意)者，甚不易得。因忆公(曾)对余言及藏民，辄深轸念，慨然自许以藏事归结此身，俾藏民早登衽席，其爱国仁民之心可谓致矣。爰本斯意呈准政府改建此亭，以为藏中人士余暇嬉游之所，藉垂公之实恵于不朽，后之人其有感于斯文而加意保护之也矣。[19]
刘公亭及蒋致余所撰碑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一种象征。当时，在国民政府指示下，在拉萨为刘朴忱植碑建亭不仅是对其的纪念与缅怀，也是对其为沟通汉藏文化，促进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而献身作出的肯定。国民政府通过在西藏地方为一位中央官员植碑，这一做法意味深长。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碑文遭受了极大的损坏，原来刻下的那段文字早已模糊，但其文物价值依然不可小觑，毕竟这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留下的并不多见的一块石碑(10) 刘朴忱的墓地和刘公亭在1949年“七八事件”中被毁不存。 刘公亭碑曾长期搭在水沟上当小桥使用，人压车碾，字迹磨损严重。1986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将其收藏于罗布林卡金色颇章院内保管。 。即使时移世易，刘公亭碑的历史价值犹存。刘公亭碑修建之后，在拉萨的汉、藏民众常去吊唁，以缅怀这位国民政府派驻拉萨的官员。这些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恰恰是各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一种表现，彰显了西藏各族同胞对中央政府的认同。
1938年，汉僧欧阳无畏(11) 欧阳无畏(1913-1991)，江西兴国人，现代著名藏传佛教学者。1934年，跟随“西藏巡礼团”入藏，后留拉萨哲蚌寺果芒扎仓剃度学经，同年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中央大学驻藏研究员。1941年返回重庆，在国立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藏文。1948年再次入藏，于1950年考取格西学位候选人。1952年至台湾，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任教，被誉为“台湾西藏学之开拓者”。 在拉萨学习佛法之余，偶然看到刘公亭狭小失修，急切呼吁拉萨民众应好好爱护刘公墓，希望国民政府赶紧动工进行修葺。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为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入藏，处理公务之余，亦去瞻仰了刘公亭碑。1940年3月3日，吴忠信在日记中写下：“九时半，由行辕出发，先到刘朴忱总参议墓，在拉萨市东两里许。余及同人于墓前致祭凭吊，移时始去。朴忱为余旧识，人颇刚正。黄慕松君去后，以君主持行署事务，藏人以其方严，亦甚重之。乃以骑马中风，遂致不起，良堪惋惜。埋骨异域，昔人所悲。余以墓地狭小，复无树木，拟为之扩充园地，并建一纪念堂，当谕赖兴巴等先行转达噶厦并嘱纕蘅、庆宗等设计。”[20]273 从中可知，吴忠信认为刘朴忱墓地狭小，且无树木遮阳，计划扩充土地，为其修建纪念堂。五天后，吴忠信在行署设宴邀请丹巴嘉扬(12) 丹巴嘉扬(1886-1944)，山南泽当人。先后任布达拉宫仓储巴、扎什城造币厂乃参(属五品僧官堪仲)。1934年被热振提拔为代理藏军司令，1936年5月兼任仲译钦莫，1939年11月任噶伦兼藏军大马基，为热振派系中的中坚力量。1944年8月中毒身亡。 、彭许(13) 彭许(1889-1945)，西藏江孜人。1934年6月擢升为噶伦，1936年1月升任首席噶伦，支持热振摄政。后因热振下台而失势，1943年辞职，1945年病逝拉萨。 、彭康(14) 彭康(1888-？)，西藏江孜人。1919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加封“公”头衔(在西藏噶厦政府中属二品)。1934年任基巧堪布，1938年擢升为首席噶伦。1946年11月解职，因卷入谋害摄政达札的活动被“囚禁”一月，出狱后恢复其“公”的头衔，后隐居不出。 三噶伦及阿旺颠真总堪布,并以贡觉仲尼及孔庆宗、张威白等作陪。席间提及数事，特别提到“刘朴忱墓地扩充,建筑纪念堂事”。对此，三噶伦一致答复，“只要两边留路，可以照展”[20]277。
1940年4月8日，吴忠信在日记中记载了已拟写完毕的《刘朴忱纪念堂记》，是曰：
刘朴忱纪念堂记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四月
刘君朴忱卜葬于拉萨后六年，余奉令来藏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大典，因得展君之墓，并率属奠祭，以致其诚礼也。墓在拉萨东郭二里许，河流映带，冈峦环绕，风物绝佳，君之魂魄宜亦乐此，惟基址过狭，堂庑弗备，且无隙地可植花木，揆以大人封树之义，未免阙如，余为惄然久之。爰商之藏政府，允以两旁隙地划拨，并自捐藏银一万两，为建筑纪念堂及添置园树之用，而属驻藏办事诸君子董其成。余与君夙昔论文，重其风节。逮君宣勤边徼，日著贤声，方冀其益宏树立，初不意其所诣止此。殄瘁之悲，岂独朋旧；不隆崇报，奚劝来兹？君生平荦荦大者，具载官书，兹略述补建斯堂之缘起，以谂来者。异日轩楹式辟，榆柳成阴，吾侨居此邦人士，春秋佳日，醵酒致祭，以俢君灵，并藉以寄游观联情话焉，是尤余区区之微意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刊石[20]296-297
2.内地各报刊广泛宣传。刘朴忱中风坠马，抢救无效后，行署留藏人员蒋致余迅速急电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当时，主流媒体《中央日报》以《刘朴忱在拉萨身故》[11]为标题，专门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此外，一些地方报刊如《汉口市民日报》、《新天津》、《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甘肃民国日报》、《青岛时报》等，亦对此事给予特殊关注与报道。显然，媒体善于把握国人的心理，抓住国人对边疆事务广泛关注的兴趣点，利用内地各大报刊围绕刘朴忱身故拉萨这一突发事件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报道，如政府对刘朴忱丧葬及抚恤事宜的决定及具体执行情况，均通过报刊向国人明示。
即便如此，吴忠信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为此付出的努力，从根本上而言是代表国民政府的意志。这不仅仅是对国民政府首任驻拉萨官员刘朴忱的缅怀与敬意，更向世人说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围绕刘朴忱墓展开的一系列交涉，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曲折发展。
采用河道修复技术时，可以种植优良水生植物以及具有修复水环境功能的水草，借助其自然功能改善水体环境，同时对河流中的磷、氮元素的控制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最终达到降低河流中过量营养元素、保障水体水质的效果。
3.派专人看守亭墓，以慰忠魂。国民政府对刘朴忱丧事的妥善处理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举办声势浩大的丧葬仪式，也尽显于具体细节，这从派专人为其守墓的特殊呈文中可见一斑。
为什么中国和东亚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中能够拿高分，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名列前茅？因为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在逻辑推理和分析思维方面就受到了训练.小学数学里，四则运算的综合运用占了相当比重，各式各样的应用题很多，有些具有相当难度.因此，学生不仅掌握了运算技能，而且对问题获得了切实的理解.他们了解什么情况下应用、怎么应用每一种运算.
早七时半，照常出游，有马夫牵马并有翻译员米霖蒲、卫士马钦孝随行。甫行半里许，至清真寺附近平地大道上坠马中风。详询马夫等，系因马上中风，马坠人倒。旋即移至附近民房内，延此间有名医生西宁人魏小春诊治，同时并告西藏政府延官医诊治，至午后三时与移行署，经魏医生及藏医官诊治。除此两医生外，无可靠医生，更请名喇嘛念经，均无效，延至阳日五时身故。[6]
此外，1935年2月2日，蒋致余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也详谈了刘朴忱丧葬事宜，文曰：“刘总参议灵柩已于艳日移停观音阁，西藏热振、司伦、噶伦、总堪布彭刚、佛公擦绒札萨等昨致送奠仪外，均派代表弔奠。擦绒及王罗皆(王乐阶)、康福安均亲到，汉人到者尤多，喇嘛多人送殡，情形热烈，为此间所仅见……熬茶布施已定正月初八举行，以政府名义及超荐刘总参议各布施藏银一元”[16]。 对此，参谋本部与蒙藏委员会联合致电西藏噶厦，对其礼奠刘朴忱之举“至感隆谊”，感谢热振呼图克图及诸位噶伦“荷承赐奠”[17]。
四、高规格治丧原因
纵观国民政府在汉、藏两地为刘朴忱举办的丧葬活动，其规模盛大、仪式隆重、内容丰富，这不禁令人思考，国民政府是基于何缘故会如此应对刘朴忱的丧葬事宜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刘朴忱特殊的政治身份。论及国民政府为刘朴忱在汉、藏两地举办如此高规格的丧葬事宜，首先可从其个人的角度来分析。53岁已不年轻的刘朴忱不远千里奔赴西藏，为协助黄慕松完成册封和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费力劳神，虽然所负使命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但也成果明显。可以说，黄、刘二人与西藏各阶层的接触及其在藏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促进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为关系的改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非此，其生死之事自然难以“惊动”中央政府。作为国民政府派往西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行署总参议、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其政治身份与在藏事迹引起国民政府的特殊关注，成为典型宣传的重要材料，是很自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刘朴忱墓前致祭吊唁时感慨：“朴忱为余旧识，人颇刚正……埋骨异域，昔人所悲。”[20]273像刘朴忱这样生前有功，却殁于千里之外，事迹着实令人动容。因此，国民政府为其举办隆重的丧葬仪式也是合乎情理的。
可知普通的6位数字密码共有10的6次方等于1000000种，多于3*3图形密码的389112、八边形密码的645504种、正三角形密码的283422种。
2.国民政府特殊的政治意图。国民政府为刘朴忱在两地举办高规格的丧葬仪式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丧葬仪式，而是带有特殊的政治意图。从国府政要、少数民族代表、宗教界人士、普通百姓等众多群体共同参与的那一刻起，便已注定这不再是一般的丧葬仪式，而是升级为由国民政府主导和设计的一场为突显中央权威与国家影响的政治仪式。这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极不正常之际，愈加显现出国民政府对待涉藏事务的积极态度。显然，这场政治仪式的特殊意义在于为双方提供对话的平台与互动的空间，通过一系列政治仪式的开展，其目的旨在促进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感。可见，在此特殊政治意图的指引下，国民政府在两地举办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丧葬仪式乃属必然。
3.刘、蒋之间的特殊关系。刘朴忱是山西神池人，早年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先后任山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山西省参议会议员、众议院议员。从专心教育事业到参与山西省政治事务，能力突出的刘朴忱逐渐进入阎锡山的视野中。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此时北伐尚未完成，但是国民政府内部一直在调整人事和规划新的组织体系。长期称霸北方、势力雄厚的山西王阎锡山仍然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1928年12月27日，蒋介石特令阎锡山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以“调虎离山”引其离开山西“老巢”[22]3087。但是，阎锡山在南京参加完就职仪式后便返回太原，令副委员长赵戴文负责日常事务，留蒙藏委员会委员刘朴忱辅助工作[23]。刘朴忱到南京任职以后，做了许多工作，例如筹备蒙藏会议、提出各项蒙藏事务相关议案、组织蒙藏会调查委员会等。蒙藏委员会成立之初，蒋介石特别重视蒙藏等边疆民族事务，两人逐渐建立了联系。例如1929年9月10日，刘朴忱陪同蒋介石接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贡觉仲尼。
其次，如何解释?从解释的方法上而言，对小额诉讼是着眼于规范性文本的解释，还是着眼于司法实务典型性案例的解释?前者既可以由立法机关进行解释，也可以由最高司法机关进行解释，而后者通常只能由司法机关进行。在文本解释存在障碍的情况下，通过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适用的统一也许具有某种现实可行性。然而，指导性案例如何获得?这难免又进入一个逻辑循环的悖论:没有法律依据，小额诉讼难以依法而行，而没有足够的小额诉讼案例，又怎可能有指导性案例?
1930年9月1日，国民政府下令“蒙藏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处处长刘朴忱，另有任用，刘朴忱应免本兼各职”[24]。 1932年11月，参谋本部添设了边务组，国民政府任命刘朴忱为专门委员[25]。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蒙藏委员会成立之初，在解决藏事方面未有突破性的成果，有人提议成立边务部以取代蒙藏委员会。最终，蒙藏委员会并未被裁撤，但国民政府在参谋本部增设了边务组，蒋介石也于同年担任参谋本部总长，黄慕松为次长兼第一厅厅长、测量总局局长，刘朴忱则为二人的嫡系下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黄慕松、刘朴忱三人年龄相仿、有着相同的赴日留学经历)
此次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行署随员中有1/2为边务组的人，并且专使行署尚未出发之前就在参谋本部边务组办事[26]。显然，这一时期，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方面，新设的边务组被寄予了厚望，而蒙藏委员会并不受“待见”。作为曾在蒙藏委员会任过职的刘朴忱却并未受到影响，在边务组继续其对藏工作。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突然圆寂使得刘朴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影响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时刻，蒋介石对边务组委以重任，钦点其部下黄慕松为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刘朴忱为专使行署总参议，以期完成致祭事宜，解决藏事。专使行署不负众望，进藏后完成了册封和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相关事宜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留刘朴忱驻拉萨办事。不料其留驻拉萨仅一月，便突然因病去世。
行文至此，我们会发现蒋介石与刘朴忱之间的特殊关系。两人有着相仿的年龄，相同的赴日留学经历，这些共同点无形之中加深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黄慕松在物色留驻拉萨人选致行政院的电文中这样评价刘朴忱：“查总参议刘朴忱，老成练达，职位较崇，管理蒙藏事务多年，为委座素所倚畀，拟请令其驻拉萨办事。”[27]黄慕松的言语为我们点明了刘朴忱作为一个阅历深厚、经验丰富的边务工作者的形象，也道出了蒋介石对其的信任与倚重。刘朴忱去世后，对其死因了解最为详细的便是蒋介石，当然这是与刘朴忱有着特殊关系的蒋致余起到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在为其请求抚恤优待的呈文中写道：刘朴忱在参谋本部“边务组担任专门委员，尤多擘画，此次追随黄(慕松)专使远赴西藏，长途辛苦，犹能不辞劳瘁，驻藏办事具见公忠体国，难能可贵”[6]。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刘朴忱生前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才有为其举办隆重丧葬及身后抚恤之事。
五、余论
刘朴忱殁于拉萨，虽令时人感到意外，然其自身早有预料，个人之生死早被其置之度外。在跟随黄慕松入藏之前，刘朴忱已经53岁的年纪，得知其即将入藏，好友均劝其年高体弱，不宜冒险前往。更何况赴藏特派员谢国梁因年事已高，积劳成疾，病逝拉萨的事例并未远去。面对众友人的好心劝阻和谢国梁病逝拉萨的前车之鉴，刘朴忱的入藏决心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他感慨道：“余年来专心藏事，倘能成功，个人纵有不测，亦属无憾。”[28]临行之前，刘朴忱多次嘱咐随从人员为其置办身后所需衣物，并一同携带入藏[28]。显然，其为国捐躯之念，早在未行之前。
刘朴忱病逝拉萨，国民政府对其丧事高度重视，明令优恤、拨款治丧，在拉萨、南京两地举办丧葬活动，这不仅体现出国民政府对涉藏官员这一群体的重视与肯定，也有意向外界表露出国民政府重视西藏地方、促进中央与西藏关系改善的决心与信心。毕竟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刚刚圆寂，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一行入藏致祭业已完成，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积累的问题尚未解决。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刚刚主政，国民政府欲要解决藏事仍需等待时机，恰好留驻拉萨首任官员刘朴忱的去世成为继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又一节点。因此，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大做文章”，其中意味深长，无形之中向西藏地方宣示中央政府之权威，让各界人士看到中央对西藏事务的重视和早日解决藏事的决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刘朴忱部下加亲戚的蒋致余在拉萨为其植碑撰文，修建刘公亭碑；还是时隔六年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转世事宜的吴忠信为其自捐藏银一万两，准备修建刘公亭纪念堂及添置园树，这些举措除了代表个人层面的哀悼和缅怀，仍显国家层面的重视与权威。岁月流逝，当年的刘公亭亦不复存在，但被西藏自治区文保部门所收藏的刘公亭碑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物价值。毋庸置疑，这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又一力证。再次回顾刘公亭碑及刘公亭纪念堂修建计划落空的境遇，使我们愈加清晰地看到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曲折发展，也再次唤起后人对那段历史的共同记忆。
参考文献:
[1]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2] 刘朴忱追悼会昨日在华侨招待举行 到三百余人 黄慕松主祭[N].中央日报，1935-05-12(7).
[3] 刘朴忱在藏猝病逝世[N].申报，1935-01-09.
[4] 刘朴忱堕马中风殁于拉萨[J].边事研究，1935，1(3).
[5] 一月间大事纪：刘朴忱在藏逝世[J].蒙藏月报，1935，2(4).
[6] 积劳病故褒卹案(十八)[Z]//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1-036000-00044-004.
[7] 异哉刘朴忱之死[J].民间意识,1935,2(1).
[8] 刘朴忱丧事政院令蒙会议定办法[N].申报,1935-01-11.
[9] 一月间大事纪：国府明令优恤刘朴忱[J].蒙藏月报, 1935,2(5).
[10] 蒙藏会通过补助办法[N].大公报(天津版),1935-02-24.
[11] 刘朴忱在拉萨身故[N].中央日报,1935-01-09(3).
[12] 追悼刘朴忱大会·明日在华侨招待所举行·刘氏遗骸安葬拉萨近郊[N].中央日报,1935-05-11(7) .
[13] 刘朴忱追悼会昨在京举行[N].西北文化报,1935-05-13(2).
[14] 刘朴忱遗骸将葬拉萨[N].大公报(天津版),1935-03-05(4).
[15] 杨质夫.入藏日记(下)[J].吴均，程颐工,整理.中国藏学,2008(4).
[16] 积极治边(三)[Z]//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102-00014-423.
[17] 刘总参议朴忱移停灵柩荷承赐奠复电致谢[N].蒙藏月报,1935,2(6).
[18] 事前审计案[N].审计部公报,1935-07-14.
[19]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M].拉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85：144.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21] 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七)[G].台北：蒙藏委员会,2006.
[22] 张羽新，张双志.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四册)[G].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23] 蒙藏会之决议案[N].申报，1929-10-19(8).
[24] 宁府命令[N].大公报(天津版),1930-09-02(3).
[25] 参谋部添设边务组[N].大公报(天津版),1932-11-27(3).
[26]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44.
[27]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3112.
[28] 刘朴忱定明在藏安葬[N].西京日报,1935-05-11(2).
收稿日期 ：2019-04-16
作者简介： 喜饶尼玛，男(藏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近代藏族史。李威颖，女，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近代民族史。
中图分类号： K28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9) 05- 0043- 08
(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