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这个词，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专指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民主”的国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以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用广大民众意见削减政府中央集权。 其实，“民主”如果仅仅被理解为是属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那就大大削减了这个词里包涵的哲学思考和济世情怀。因为制度和手段都存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局限性，制度，从来不是凝固成型一成不变的，手段，也只是众多治理方法中的一种。然而曾经站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峰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那些学者们，他们所谈的“民主”，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地限制、超越了技术层面视角的历史大观念，“民主”被他们传达出的哲学意味与济世关怀，具有着永恒意义和普世价值，因不受时代制度变迁所限而经典。 （一）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人民的眼睛就是上天的眼睛，人民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耳朵，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他要替天行道、要奉天行事，就是要奉从人民的意志、满足人民的需求。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比人民更辛苦。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往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道之中，不再看见它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再联系前面《尚书》中所讲的，那就是天子之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民众眼耳鼻舌身意的一部分，而不是自己突显个人权威的独立存在。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最好的世代，是人民只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他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他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他们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孟子目睹了当时社会变得尘嚣甚上，却更加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连国家社稷的朝代更迭都不如人民重要，朝代更迭中的君王就更不重要了，天下所有的贵重，全都在民众身上。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人民百姓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二）为民做主 “民主”在国学里的第二层含义，是“为民做主”，这个概念是对于治国者、对于国家政府而言的。除了一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所有形态的国家都必然要形成统治部门，来代表人民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无论这个统治阶层，是由世袭担当，还是由选举产生。所以，人们就要求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 在中国文化里“民主”一词最早的出处，是《尚书》里的“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于成汤”，意思是说，上天在寻求民之主，于是就出现了明君成汤。这里说的“民主”，是指人民的主人，也就是国家统治者。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配为人民之主呢？《尚书》里又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没有偏私亲近之人，只辅助贤德之君成事。既然要求君有德，那么君之德就在于能为民做主，所以《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生育了人民，并非为了君主，相反，上天设立了君主，却是为了人民。 古人说的上天，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指代，以这种冥冥天意，来指代政权兴衰的客观规律、指代民众意愿的结果导向。所以统治者的上位、在位，是这些无形力量在起作用，统治者的飘摇、下台，也是这些综合力量在发生作用。而这冥冥中的广大力量，就来自民意。所以《荀子》里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是后来唐代名臣魏征常向唐太宗李世民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人民的信任交托，托起了统治者的权力；又是人民的信任颠覆，覆灭了统治者的权位。 这种“为民做主”的思想深入人心，直到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第五任皇帝雍正，还特地在他处理政务的养心殿西暖阁里手书一副对联，写道：“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不能用整个天下来供奉国君，要以国君之毕生来治理天下。这句话，也是《史记》中记载尧帝之言的推衍，“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不能损害天下人而只利于一个人。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从尧舜时代的开启，到清王朝的收端，“为民做主”的思想作为国家政府的君德要求而贯穿了始终。 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但是在思想层面，它是中国文化里早已探讨过的社会话题和坚持始终的政治概念。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以民为主、为民做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不陌生，它从哲学规律上俯瞰历史兴亡，从民本思想上制约君民关系。 （三）由民做主 “民主”的第三层含义，也是在今天和未来更显出重要性的含义，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 一方面，从社会制度上讲，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人民并不是被国家统治的对象，而是统治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接受人民的委任而管理国家，要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国家权力来源于全体人民。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源于俄国、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既防止政府的专权独断，又克服政策的疲软无力。 而另一方面，从公民意识和个人素养上来讲，由民做主、民为主人，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具有主人翁意识。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原型出自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话，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匹夫，是泛指平民百姓，每个公民的言行举止，都关系着天下兴亡的走向。 当我们想要享受“由民做主”的权利时，就要尽到“民为主人”的义务，而义务，是沉重的。宋代范仲淹尽到了他的义务，于是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不是出于任重道远的主人公意识，他何苦要乐少而忧多、常以天下为己任？明代的于谦尽到了他的义务，他说“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如果不是出于力能扛鼎的主人公精神，他何苦要冒粉骨碎身之险、挺身而出冲在国难关头？清代的林则徐尽到了他的义务，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不是出于力挽狂澜的主人翁意识，他何苦要不顾祸福、生死以报家国？ 所以，要成为国家的主人，就要有作为主人的担当。所谓“铁肩担道义”，每个民众肩上都担负着自己对于国家社会的一份意义，虽然在影响力上有大小之分，但是积少成多，担出了一个铁打的国家。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来讲，道义不需宏大，只要在生活和工作中，担负一份正义、传递正能量，承担一份责任、不忘社会公心，就是我们在当下的一份“铁肩担道义”，就是我们为国家兴盛而尽己之责的一份主人翁意识。 而今天我们还要注意：“由民做主”的民，是广大民众，“民为主人”的民，是人民百姓。当我们高喊“民主”的时候，是要把大众利益作为服务对象的，而不是把利己主义就认作是廉价的民主。只以自我利益为根本，而不顾家国社会的广大利益，那只是一种泛滥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尽义务、只享权利的自私自利的代名词。 所以，当中国文化里说起“民主”的时候，所指的，并非是为社会制定出一种没有温度的操作方法，而是投注给人间一种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情怀。“以民为主”体现社会的责任，“为民做主”要求政府的责任，“由民做主”需要民众的责任，民主国家的构建，人人有责。 中国古代社会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秩序井然的、是礼教森严的，乃至使人们认为，缺乏自由，似乎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而在个性解放的今天，每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都显得尤为迫切，于是对中国这一古老传统心便怀不满。 但这不免是一种偏见。我们今天当然在呼吁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够尽情释放。但这并不等于说，自由在传统文化里就是缺失的。恰恰相反，正是与秩序、纪律相生相伴的，自由，在国学里也是随处可见的。 （一）心灵自由 道家的生命理想最接近自由的状态，老子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道法自然”，意思是说：大道之行，既是要仿照大自然的规律法则，又是要效法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状态，顺其自然，这就是道之所在。 老子鼓励人们找回自然原始的本心、顺应心灵的自然感召——这不正是最大的自由吗？自由，就是一种任性而为、不受拘束的状态，而老子的“道法自然”，让自由贯彻得如此彻底！还有什么准则，能比认可每个人自身自然而然的发展状态、更自由更舒适的呢？ 而把道家思想与个人生命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为艺术的庄子，对自由的感受也更为强烈。一篇著名的《逍遥游》，其实描写的正是庄子心灵的驰骋、是庄子思想的放飞。《逍遥游》中描述的那个叫做“鹏”的大鸟，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能够背负青天激越云间，上能飞天下能入水，自由往来于天地间。其实，庄子哪是以如此瑰丽的笔墨来仅仅描写一只鸟的行为呢？那“鹏”正是庄子自己的心，正是一颗开阔六合、含纳古今、超越世俗、纵横时空的心。 心的自由，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人力所能永远是有限的、人生环境永远是有遗憾的，然而，心的开阔可以超越现实局限，自由翱翔在无边无际的精神世界。 心之大，才是人之大；心之自由，才是生命之大自由。 所以，庄子虽然把他的生活状况自比为在泥里曳尾涂中的龟，却把他的内心状态自命为鹓鶵之凤，高飞于空、不染纤尘；虽然庄子度日时的家境贫困要不得已去借粮，但他在酣睡中却能潇洒做一个名垂千古的美丽一梦，梦到自己变为蝴蝶翩翩而飞。甚至，“庄周梦蝶”的自由洒脱，使他在醒来后不知梦里梦外、孰真孰假，不知是庄子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这种奇妙的精神体验，是因为他的心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出神入化之境。 庄子能以一具受现实艰难拘束的身躯，放飞起一颗自由快乐洒脱的智慧心。他这种身心状况的反差，也很像是儒家学派里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的行为，孔子曾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人人都不堪忧苦，只有颜回不改其乐——他不改其乐的，也许是身在陋巷、心在书香的精神享受，也许是身在平凡、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也许是身虽未动、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 可见，在中国文化里，无论是入世有为的儒家，还是出世无为的道家，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有何不同，但是在内心和精神的层面，他们都同样拥有着自由的灵魂、都同样构建着独立的人格，都可以因为心的独立自由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管成功还是失意、不管腾达还是穷困，他们能够不以客观好坏为枷锁，靠自我主观撑起蔚蓝的天。 不自由的心，在鸟语花香中也能画地为牢；而人生任何形式的牢笼，却都锁不住一颗真正自由强大的心。 （二）生命自由 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影响极大的两大学术流派，他们的观点和表现看起来往往是对立的，比如： 儒家主张入世，道家注重出世；儒家呼吁积极有为，道家喜好清静无为；儒家重视集体利益，道家推崇个体精神；儒家从家庭走向社会，道家从社会回归自然；儒家努力兼济天下，道家追求独善其身。 可以说，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儒家担负着家国天下的责任耕耘人间，道家遵循着生命本源的朴素超脱世外。 看起来，儒家比较沉重受缚，而道家比较轻灵自在。但其实，作为各自成熟的学问体系，儒家和道家的圣贤，尽管外表形式有别，内心却是一样的自由无拘束。 比如孔子形容自己，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修炼到了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人做事，然而再怎样任性而为也都是在合理规矩之内的，不会逾越禁区去触犯规则、冒犯他人。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自由状态么？他已经完全忽略了社会的一切限定、束缚、刻板、教条，这些禁忌都不会让他感到受限、为难，他可以自由地驰骋于人生，却于规矩礼教秋毫无犯、于人际往来言行适度，他能成为一个最快活舒服、也最令他人感觉舒服的人。 所以，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还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他们毫无异议地都认为，不管在朝堂、在闹市还是在山林、在陋巷，都可以、也都应该，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突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是更好地规范了“享自由”。 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充分体会到自由，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具有艺术性。中国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士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们选择在任何困境里都去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内容都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他们有一片美好的隐士山林，就在自身的书房里；他们有一片理想的世外桃源，就在自家的花园里；他们有一片放松自我的精神沃土，就在自己笔下的诗文里，尤其那些田园诗、山水诗、风景诗，都带领这些文人寸步不离闹市而尽享山野田园之情。对外，他们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对内，他们书诗文之美而养其心。种种陶冶心灵的行为，就是他们官场的后花园，就是他们生命的自由国。 对于懂得自由的人生来讲，不能解甲归田，那就耕耘心田、培育精神家园的心花怒放；不能吟游四方，那就心怀天下、培养人生大观的游目骋怀。 在他们可能四处碰壁的生活中，自由却可以无所不在。 国学中的自由，是儒家责任里的闲情，是道家朴素中的安然，是法家理性下的游弋，是士人重压时的释放。自由，从来不在远方的乌托邦，而就在当下的轻安自在；自由，从来不依靠他人给予，而全在于自我获得。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抵得上心灵自由的强大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