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真实进步指标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预警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指标论文,真实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对于可持续发展预警评估的指标体系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Daly,Cobb对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讨（Daly,Cobb,1989,Daly,1996），并提出了基于福利分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指标模型ISEW[1]。Lawn,Sanders（1999）[2],Lawn（2001，2003）提出了可持续净收益指标体系SNBI，考虑了资本在扣除自然资本耗费后的净收益和国际贸易的区域影响。Herendeen,Wildermuth（2002）[3]，Spangenberg（2002）提出了基于资源供应临界点的可持续发展指标。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判断可持续发展状态具有预警意义。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产生负面影响？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风险问题，本文选取了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类指标——真实进步指标（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s）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否存在风险进行预警评估。
1 模型
1.1 GPI的提出
真实进步指标GPI由Cobb,Halstead和Rowe（1995）提出，它试图建立起一种测量可持续经济福利和进步的适当方法，是一种衡量和比较增长的成本和收益的指标。作为测量经济福利的指标，GPI的计算以直接和人类福利相关的个人消费支出为基础，并且考虑了GDP忽视的社会、环境、经济现象中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因素，比如家务劳动、失业成本、耕地减少的成本等。
GPI是基于Fisher的收入和资本理论建立起来的（Philip,2003）。Fisher（1906）指出国民收入不应由某年生产的商品量决定而应由商品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服务构成。因此Cobb等（1995）建立的GPI模型考虑了以下因素（“+”表示计算中应加上的项目，“-”表示应减去的项目）：
（1）个人消费支出（+）。GPI以个人消费支出作为它的初始参考点。
（2）加权个人消费支出及分配不均指数。收入分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公平与稳定，只有个人消费支出随收入分配的变化加权才能真实反映经济福利。因此，通过分配不均指数对个人消费支出进行加权计算得到的加权个人消费支出才是GPI计算的基础。
（3）耐用消费品成本（-）。根据Fisher的定义，个人消费支出中当年耐用品的消费是人造资本的增加，而不能算该年的收入。所以在计算GPI时，该项应从个人消费支出中减去。
（4）现存耐用品产生的服务（+）。Fisher认为，现存耐用品提供的服务属于该年的收入，因此在计算中应将其加入。
（5）公共人造资本产生的服务（+）。图书馆、博物馆、高速公路等是产生服务的人造资本，其服务应作为收入加到GPI中。
（6）志愿者和无偿家务劳动提供的服务（+）。并不是所有产生利润的服务都是由基于市场的经济行为提供的。最初的个人消费支出参考项目忽略了由义工和无偿家务劳动提供的服务，因此在GPI的计算中应加上该项内容。
（7）经济行为产生的不利因素（-）。经济过程中的许多活动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因此，在GPI的计算中应减去以下几项：噪音污染成本、交换成本、犯罪成本、非充分就业成本、丧失闲暇的成本。
（8）防御和修复支出（-）。一个国家每年制造的人造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阻止经济活动产生的副作用。因此，在GPI的计算中应减去以下防御和修复支出：消除家庭污染的成本、交通事故成本、家庭破裂成本、一定比例的防御性个人健康支出。
（9）净资本投资（+/-）。净资本是在保持每个工人生产资料不变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存量的增长，是一种收益。因此，在GPI的计算中，应根据净资本投资的正负加上或减去。
（10）净国外借贷（+/-）。一个国家的资本是否归本国所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长期保持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在GPI的计算中加上或减去。
（11）牺牲自然资本的成本（-）。Fisher将人造资本的维持作为成本，因此，为维持人造资本储备不变而损失的自然资源应在计算中加以扣除：农田损失及能源损耗的成本、臭氧损耗及空气、水的污染成本、长期环境破坏及湿地和原始森林损失的成本。
1.2 基于GPI的阈值假设
基于GPI的可持续发展预警评价，其实就是对基于GPI的阈值假设现象进行分析。
1989年，Daly和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1]，随后ISEW的一些计算项目得到了修正，修正后的指数即真实进步指标GPI。由于基本思想都是以测量经济福利为出发点，所以通常认为ISEW和GPI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研究表明：各国ISEW和GDP的变化趋势在1970年代以前基本一致，但在1970-1990年代之间二者不再一致：GPI在到达最大值以后开始下降，而GDP却一直呈上升状态。因此，Max-Neef（1995）提出了“阈值假设”（threshold hypothesis）的观点，即：在达到阈值之前，经济收入的增长会增加经济福利；达到阈值之后，经济收入再增长的成本就开始超过实际的效益，经济福利开始下降。
阈值假设是GPI分析的重要内容，这一标准为判断经济发展是否会导致可持续发展风险提供了预警功能。
2 我国GPI的计算
2.1 我国GPI的计算方法
本文借鉴国际上GPI的最新技术框架，并在方法上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和完善，结合中国的统计数据，对我国的GPI进行了计算。内容包括：
（1）分配不均指数。通过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得出。
（2）加权个人消费支出。该项支出由下列公式得到：
（3）现存耐用消费品产生的服务。为方便计算，本文仅以当年与上一年耐用消费品价值总和的30％加以换算。
（4）义工、无偿家务劳动提供的服务价值。由于数据的缺乏，本文仅计算了家务劳动产生的服务价值，而忽略了义工服务的价值。
（5）公共人造资本产生的服务。本文主要计算了图书馆、博物馆及道路产生的服务价值。
（6）噪音污染成本、空气污染成本、水污染成本、臭氧损耗成本。本文采用世界健康组织的噪音污染危害评估计算噪音污染成本；而对于其余几项成本，由于数据缺乏，本文以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经济赔偿、罚款，工业污染治理费用，废水处理费用，以及对污染治理项目投资的总和代替。
（7）非充分就业成本。该成本通过下列公式得到：
（8）防御和修复支出。本文主要从以下3方面进行计算：①交通事故成本，仅指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②家庭破裂成本，从协议离婚费用和诉讼离婚费用两方面进行计算；③防御性个人健康支出，仅指居民医疗支出。
（9）牺牲自然资本的成本。由于我国湿地和森林的总面积1994-2004年基本上保持不变，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计算：①农田损失的成本，本文仅指耕地减少的成本；②能源损耗的成本。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GPI的计算公式：
2.2 未计算项目的说明
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忽略了丧失闲暇的成本、交换成本及犯罪成本。显然，上述未计算项目的缺失对GPI的计算结果会有所影响，但是这些项的影响并不是主要的，对结果的影响也不大，因此它们的缺失并不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分析。
2.3 数据来源
本文GPI计算中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环境年鉴》。
3 基于GPI计算结果的分析
3.1 一般状况
本文计算了我国1994-2005年的GPI，其结果在衡量经济福利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具备了反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性质，因此本文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预警评估。
根据计算结果，我国1994-2005年间GPI和GDP的比较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1994-2005年间我国GPI总值是持续上升的，这说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是由计算结果可知，我国2005年的人均GPI值仅为9400元人民币（约1200美元），与之相对的，美国2000年的人均CPI值约为8000美元，即我国2005年的人均GPI值仅约为美国2000年人均GPI值的1/6，这说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是较低的。
由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GPI与GDP基本保持同步发展，这说明我国经济收入的增长对经济福利的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这10年中，中国GDP与GPI有逐渐拉开距离的趋势，换言之，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实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在损失。这与谢书玲、王铮、薛俊波（2005）的结论一致，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存在1.45％的增长尾效，即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由于资源限制产生的“尾效”影响每年都要在上一年增长率的基础上下降1.45％。而Nordhaus（1992）利用这类模型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得出的美国经济由于资源和土地的限制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尾效”仅为0.24％，即中国水与土地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是美国的6倍，可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增长尾效”很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
3.2 基于阈值假设的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1994-2005年我国的GDP从45554亿元人民币上升到183084亿元人民币，增长了301.91％；而由计算可知，同期GPI从21618亿元上升到了120587亿元，增长了457.81％，即12年间我国GPI的增长率是高于GDP的增长率的。
由图2可以看出，虽说1995-2005年我国GPI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不太规律，但是1997年以后我国GPI的增长率始终高于GDP的增长率。虽说2001年我国GPI与GDP出现了相同的增长率，但是从2001年以后，我国GPI的增长率稳定地高于GDP的增长率，并且这种差异呈扩大的趋势。从“阈值假设”的观点来看，这说明我国GDP的收益是大于其扩张成本的，并且其收益成本比是呈扩大趋势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的经济增长目前并没有达到或者超过阈值假设的临界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特别是在1989-2003年的15年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不良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仍达8.8％。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首次超过了1000美元这个里程碑式的经济成长门槛，跨入了更加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抗风险的能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长而产生风险预警。
我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呢？这里我们从GPI的主要构成因素进行分析。
GPI的初始参考点是个人消费支出，而固定资产投资是GPI的重要组成部分，对GPI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把这两项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图3列出了我国1994-2005年间个人消费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PI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由图3可以看出，GPI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与个人消费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这充分说明了个人消费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对GPI的决定性作用。
由图3看来消费和投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是从GPI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出，近10年来，我国各地区个人消费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值都是逐年上涨的。1996年以后，在“经济过剩”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视“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入手，果断提出“扩大内需”等政策主张。在有利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且这种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使得我国经济具备了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
加权个人消费支出是CPI计算的基础，这里我们主要从分配不均指数进行分析。图4是基于加权个人消费支出和非加权个人消费支出分别计算的GPI值与GDP的比较图，由图4可以清楚地看到，基于加权个人消费支出和非加权个人消费支出计算的GPI值与GDP基本保持相同增长趋势，但是基于加权个人消费支出的GPI值明显地要低于基于非加权个人消费支出的GPI值，考虑到加权个人消费支出的计算方法，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配不均现象。
我国农村人口远多于城镇人口，但农村人口所拥有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低于城镇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逐渐拉大，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我国政府反复强调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减小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分配不均的状况。在GPI的计算中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加权个人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在有利政策的引导下，这种上升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最后，我们从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进行分析。这是GPI修正GDP的主要因素之一，反映了经济福利方面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8.8％的高增长率，但经济增长成本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据世界银行综合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为660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位居192个国家的第161位（赵善庆，2005）。这也就是说，在各种资源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中只顾眼前的速度和利益而忽视长远效益的痼疾仍然存在。近年来，我国对于环境问题更加重视，加大了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根据《中国环境年鉴》的数据可知，1996-2004年，国家投入环境污染控制的总额突破1.2万亿。在国内横向比较可知，2004年我国对环境污染控制的投入已超过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与发展的投入（约占GDP的1.35％），接近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1.66％）；而在国际纵向比较可知，该投入已超过联合国提出的占GDP0.8％～1.0％的标准，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澳大利亚的环保投资约占GDP的1.5％）。由于环境污染控制而引起的环境修复、改善，以及为子孙后代留下的良好的可用环境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有极好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我国GDP的收益是大于其扩张成本的，即我国的经济发展尚未到达阈值假设的增长临界点，高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风险，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和较大的发展潜力。
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通过GPI与GDP的比较可以得出，虽说我国的人均GPI绝对值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自1997年以后，我国GPI的增长率一直高于GDP的增长率，并且在2001年以后，这种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目前并没有达到或者超过阈值假设的临界点，并不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风险，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
（2）个人消费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对GPI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应继续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城乡分配不均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较大，应加大力度改变我国城乡居民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现状，缓解分配不均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以提高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目前，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因素产生的，需要进一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以使其更多地转化为经济福利的提高，从而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