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认为，批判理论似乎正沿着杜威的实用主义方向前进。由于涉及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所以这段故事有些漫长。我希望大家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杜威和第一代人尤其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关系并不确定。他们认为杜威不过是令人恐惧的启蒙理性或理性主义鼓吹者罢了，后来朗顿·韦勒称这种理性主义为“直线性工具主义”。或许更糟的是，他们认为杜威顽固地支持美国贸易活动中最差劲的部分。当然在这点上，他们并非孤家寡人，罗素就曾不断地重蹈他们的覆辙。让我们暂且跳过这一部分，讨论他和第二代人哈贝马斯的关系。
在哈贝马斯的工作中，令我感兴趣的部分是他把技术科学看做某种人类活动，尤其是他在讨论实践形式时所一贯坚持的二元论。有时他一方面称实践为“应用活动”或“目的理性活动”(注：尤尔根·哈贝马斯：《走向合理化的社会》，杰里米·夏皮罗译，波士顿贝克出版社1970年版，第91、92页。)；另一方面又把它称为“交往行为”或“象征性互动行为”(注：尤尔根·哈贝马斯：《走向合理化的社会》，杰里米·夏皮罗译，波士顿贝克出版社1970年版，第91、92页。)。对于这点，考察一下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之争的详细内容将很有意思；而且我还可以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资料。但为了不至于偏题，我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曾想调和两种对立的、都想避免教条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其中的一方是被他斥为还原主义的科学实证主义决定论(注：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约翰·维特尔译，波士顿贝克出版社1973年版，第265页。)，另一方是马尔库塞，他认为既然科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那么最终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后革命性的新型科学技术。简而言之，马尔库塞认为，如果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分离，并在政治上被革新的话，那么这种技术革新不久就会来到。对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回答说，由于众多原因，技术科学并不像人类自身的起源与进化那样植根于文化实践和政治实践。确定与追求固定目标的劳动和对自然的控制，并不仅仅是人类生活无处不在的反映：它们身处人类生活的具体环境中。因此，哈贝马斯反对马尔库塞式选择。哈贝马斯反对这种革新观。因为他认为技术科学绝不能与实践理性问题有联系。实践理性视对意义进行阐释和给意义以自由为己任。为了完成它的工作，科学技术必须舍弃这种主观的联系。(注：尤尔根·哈贝马斯：《认知与人类兴趣》，杰里米·夏皮罗译，波士顿贝克出版社1971年版，第315、316页。)这并不是说，科学技术不对生命活动进行干预，而只是说，它的规则不允许人们对它发生的方式作自觉的分析。(注：尤尔根·哈贝马斯：《认知与人类兴趣》，杰里米·夏皮罗译，波士顿贝克出版社1971年版，第315、316页。)哈贝马斯认为，既然科学技术本质上与“直线性工具主义”连在一起，那么只能让解释学来说明这件事了。这是因为解释学根据某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论来进行说明——这种方法论不仅没有假定控制和主宰的必然性，而且还主动避免这种方法和标准。总的来说，并不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与“事实”相关联，从而它的方法和标准是不贴切的或错误的，而是因为，当把它们运用到与“价值”相关的人文科学时，从好的方面说，它们是不恰当的，从坏的方面看，它们具有破坏性。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哈贝马斯想对两种迥然不同的科学技术观(它们分别为实证主义右派和马尔库塞左派所支持)进行调和的尝试，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在杜威式实用主义观点看来，他的方案似乎遭遇了几大困境。首先，杜威式实用主义者肯定会发现，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描写成内在纯逻辑的、以主体—客体为导向的、一心想要控制和主宰的东西(这是直线性工具主义的首要动机)。在他看来，确定无人道的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的本质与确定无人道的宗教裁判所的宗教本质相类似。从而他认为，如果哈贝马斯没有对科学技术进行本体论上的处理(注：有时哈贝马斯似乎意识到自己在支持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裂方面走得太远。他在《社会科学的重建与解释》的一个注脚中试图抛弃自己以前的论点。)，那么只能进行方法论上的处理了。这种处理与内在对话的交往行为不相容——这样做无异于在人类调查研究领域挖一个极端令人虚弱而又不必要的深渊。其次，他认为，哈贝马斯不愿根据管理和调节(它们也在交往行为中发挥作用)而是根据主宰和控制来想像科学技术，或者不愿把科学技术和交往行为想像成相互连续的、具有更大的调查性方案的特征。这让哈贝马斯的方案继续遭遇内在的二元论。那么，从《交往行为理论》至今，哈贝马斯似乎只承认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对立的二元论的必然性，并且他还想提供某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其中一方以对方为代价来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不像马尔库塞曾做的那样，首先通过政治革新，其次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来克服这种对立。看来，他想通过科学技术的战略性行动使交往行为(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方法)来避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堡垒。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把调查研究建立在他的可能性条件之上来扩大交往行为领域的后一个方案，由于没有明显地“推动”科学技术“朝后”与不断发展的人文科学相关联，导致哈贝马斯的一个实用主义批评家、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汉斯·乔西抱怨：“从行为理论观点来看，他(哈贝马斯)并不想对各种行为一视同仁，而只相应地看重交往，就像看重非工具性行为一样。”
对于哈贝马斯反对强硬路线的科学现实主义，杜威肯定是赞同的(尽管他很可能认为哈贝马斯在这方面走的还不够远)。像哈贝马斯一样，杜威主张自然科学并不涉及“诸如此类”的现实调查，而只涉及特定的与人类兴趣相关的现实部分。对于哈贝马斯把经验科学描绘成揭露“在对通过信息来反馈的监测行为进行可能的保障和扩展中，现实从属于对权力的兴趣”。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错误。尽管他比哈贝马斯更加积极地解释这件事情。换言之，杜威和哈贝马斯都以认识是表象的可能出错为由来反对科学现实主义，而且他们保留了一种操作基础上的有限而健康的科学客观性观念。但在他们各自的立场间仍有重要的差异。杜威明显反对这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人文科学以完全不同于科学技术的方式运行，即这两种方法是不相容的。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人文科学的方法不是观察性的，它们对实验操作的结果不感兴趣。他写道：“人们通过对意义的理解获得对象，而不是通过观察来获得对象。”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们涉及到对传统文化意义的解释及与解释者交流的人们的意义，人文科学是解释性的。对哈贝马斯而言，正是人文科学的反思方面不只包含“解放性认识兴趣”的法学知识。哈贝马斯的实用主义批评者会认为，技术科学比哈贝马斯把它狭隘地理解为工具性的，即仅仅以或主要以“事实”与“主宰”为其固定目标丰富得多。通过把它与其它有益的交往行为一道置于某种自然出现(并持续演化)的人类活动(他称之为“调查研究”)的背景中，杜威提出了一种“厚”的科学技术观。在一定意义上，杜威的调查研究类似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调查研究和交往行为都包含了意义的界定、延伸和丰富。然而，对于杜威来说，调查研究不只是解释性的：它是实验性的，并且包括科学技术活动和人文科学活动(如要举例的话，比如艺术、历史的编撰和法理学等)。例如，为找到缓解人类社会问题的方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能够且必须合作。杜威的调查研究概念的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能够详细地阐述各种情况。在他看来，尽管它们有各自的目标，但它们与其他学科相互影响，促成并借鉴一种更加全面的、多重架构的并不断发展的调查模式，他称之为“智识的普遍方法”。对杜威来说，正确引导的调查研究不以控制或主宰而以管理和调节为目的。尽管他确实否认这种努力在过去或现在取得过成功，而且他坚持认为，它们在科学技术的方法中没有合法的地位。为此，哈贝马斯的实用主义批评者会认为，杜威的自然主义调查方法比哈贝马斯的准超越性交往行为方法更有成效，因为它使哈贝马斯在《认识与人类兴趣》中提出的各种兴趣——经验科学、历史解释学以及批判科学——在普遍的调查研究中相互联系并形成一个整体，结果它超越了哈贝马斯方案中的二元论(或更准确地说它使它不占首位)。正如我已指出的，通过强调各门学科相互作用并促成它们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的更为普遍的调查研究概念，杜威获得了成功。然而，尤为重要的是，杜威认为，被哈贝马斯描绘成相互分离的各种兴趣以及由这些兴趣引起的各种方法构成了原初意义上的调查研究的一个阶段。对于这点，还有许多可说，我将很高兴在后面来讨论它。现在，是讨论第三代理论家的时候了。
在二十余年间，由于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和论文，安德鲁·芬伯格已成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的重要代表。永远富有远见且能言善辩的芬伯格尖锐地批评了被其导师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出发点的技术文化。在近著《质疑技术》(1999)一书中，他做了非常成功的尝试，那就是对技术批判做出重大修正。马尔库塞及其他“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和他们的“第二代”传人(比如哈贝马斯)提出和推动了这种技术批判。在一定层次上，他的著作被解读为要实现一种承诺，该承诺的细节被马尔库塞搞得晦暗不清。然而，在更深层次上，《质疑技术》可以说是对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早期批判理论家们的某些核心观点的背离。作为马尔库塞的弟子，芬伯格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然而，根据乔尔·安德森论述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优秀论文，我们最好公允地把他已出版的著作划到“第三代”批判理论中去。如果“第一代”批判理论通过反思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感兴趣，如果“第二代”批判理论关注交往工具的改进，而这些交往工具既能推动道德进步并尊重传统又可克服由于技术科学理性而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等社会灾难，那么其经验由1968年事件构成的“第三代”人已经抛弃了支持更彻底的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立场的前辈们的本质主义观点。这一代人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多元论问题，文化多元问题和全球化问题，并且倾向于认为技术科学问题并不与社会生活相分离，而是生活社会的一部分。(注：参见乔尔·安德森《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载《知识历史简讯》第22期(2000)，并可参考http://artsci wustl.edu//Anderson/critical theory/3rdGeneration.html。)
由此看来，那些精通杜威式实用主义的人们对芬伯格宣扬的某些纲领再熟悉不过了。更加特别的是，芬伯格对马尔库塞的修正对推动他的批判明显地朝着实用主义版本前进有着有趣的影响，而这种实用主义是由杜威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来的。我认为，如果考虑到这个事实，即芬伯格并没有给读者提供太多意识到这种情况的证据，那么芬伯格的《质疑技术》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批判的这种相似性是很有意思的。芬伯格认为在哪里我们与哲学的技术批判有历史上的联系呢?在《质疑技术》序言的“完整”概况中，他描写了“我们对技术的理解发生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是什么呢?简单来说，那些主张哲学的技术批判优先于他认为现在才来临的应用范围的民主扩张的人普遍地成为“本质主义者”。文化政治右派的罗斯金式和海德格尔式浪漫主义者认为技术是所有非人道的事情的根本原因。文化政治左派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倾向于非批判地接受来自无产阶级的一切东西。但并不能根据这些认为，这些相反的观点已被某种观点所取代，这个观点是：意义和价值也是在技术科学的选择背景中被建构起来。芬伯格为回应这种改变了的情况发表了一个宣言。“从而，一个反本质主义的技术哲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他的整部著作都是用来论述这种新型的反本质主义哲学。在他看来，这种新型的反本质主义将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结构主义，它不仅考虑到在以前只是铁板一块的“作为物的技术”的地方存在的可能差异。如他所言，它还会考虑到“技术设计和使用的相对性，以及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工人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正如我已指出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是结构主义者。但他们的结构主义仅局限于他们认为的社会世界——一个他们认为与技术科学世界对立的世界，在该世界中，工具理性占统治地位，并控制“被给予性的”自然。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意味着，芬伯格采取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明确的结构主义立场，它认为技术既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中性的。(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也可参看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和政治知识》中的“煽动性的理性：技术、权力和民主”，布鲁米顿：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芬伯格在这里指出，他接受唐·艾德的建议，即“技术是某种具体使用中的东西”。因此，如果考虑到作为技术哲学方法的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漫长历史，芬伯格的宣言和这种实用主义有着奇怪的(但受欢迎的)联系。从否定的角度来看，他对技术决定论的反对这一部分，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隐藏在马尔库塞作品的背景中。从肯定的角度来看，在他的包括技术科学在内的令人鼓舞的结构主义会出现的承诺中，芬伯格已经认为“技术不只是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它的发展和影响本质地是社会性的”(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而且，“技术不是能与偶然的社会价值分离开来的物理装置，工艺性的东西老是把社会性的东西吸纳入它的结构。”(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他还进一步坚持认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损害了对效率的习惯性信任，而效率是衡量技术发展与否的标准……(它)为改变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而通常的对技术的理解阻碍了这种改变的可能性。”(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如果考虑到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的著作来读这段话，那么“效率”很可能被理解为“工具理性”或朗顿·韦勒称之为“直线性工具主义”的东西，并且“通常的对技术革新的理解”很可能被解读为由“第一代”及“第二代”批判理论家所支持的观点。简单来说，芬伯格试图打碎陈旧的铁板一块的技术模型，而以另一种模型取而代之，这种模型将做出决定及与之相关的工具、方式、技术一道公正地放进规范性/评估性领域。在他看来，技术不是异于人类生活的东西，并不像他的前辈们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是它的别名，它不是对效率的无限制的追求，也不是对自然的主宰。那么，技术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自然的人类活动，是人类试图保护容易失去的财物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它是做出决定的一种方法，其中的目的和手段在不断持续的再调节过程中相互影响，它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并且经过必需的努力，甚至是可以废弃的。谈及技术进步(和退步)是可能的。如果考虑到我在本段列举的那些因素，那么，很明显，芬伯格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之间的分歧巨大且富有戏剧性。但对本文的论题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一段很好地反映了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观。正如我已指出的，任何发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批判有吸引力的人都会赞扬芬伯格所取得的进步。事实是，现在他的立场更像杜威而不是他的导师马尔库塞。早在19世纪90年代杜威就开始论述包含了许多我列举的主要因素的技术批判。他不断完善这种技术批判直到1952年去世。
首先，他像芬伯格一样，把技术看做一种多方面的东西。对他来说，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技术多少可以与调查研究这个词相互定义。早先杜威反对本质主义，号召对自古希腊到现代的哲学家们称之为本质的东西进行功能主义的理解，根据这种理解，一件事件、一个对象或一种组织的本质等同于我们(“我们”在这儿指各种公共组织、调查研究团体的成员)的需要和兴趣相关的方方面面，我们选择和运用这些需要和兴趣来描述事件、对象或组织。其次，杜威宣称，本质主义者容易犯“哲学的谬误”，即认为调查研究的结果恰恰以由调查研究决定的形式先于调查研究的次序而存在。当然，杜威的“哲学的谬误”多少是后来怀特海称之为“错置的具体性谬误”的东西。芬伯格在《质疑技术》的结尾对这些谬误一一进行了谴责。当技术和它的价值及社会背景分离时，就像在工程和管理中出现的那样，“技术产生于虚假的随意的交往行为之中，把技术还原为装置，而这种装置的操作规则显而易见，是典型的‘错置的具体性谬误’。”(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
像芬伯格而不是像马尔库塞那样，杜威不承认事实与价值的明显分离。前者只涉及对事实的收集并通过工具理性充分利用它们的资源，后者形成于生活世界的背景中。(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既包括交往行为又包括解放行为。)对杜威而言，就像对芬伯格一样，技术性的决定对于细致地保存许多可能的价值犹豫不定。而且技术科学的决定从来不会从零开始。它反对两类假设之幕而运行：第一类包括那些事实上有价值的东西，第二类包括那些从经验上来考虑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杜威来说并无纯粹的无背景的事实，这些事实由公认为价值中立的技术科学活动来收集。相反，他认为，技术科学与其他人类调查研究活动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事实永远是事例的事实，它由单个或人类代表来选择，体现了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历史。对杜威和芬伯格而言，而不是对早期批判理论家而言，不存在无背景的技术科学。或许更重要的是，杜威和芬伯格都看重目的和手段不分离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在有用的技术形式中，目的与手段并不互相支配。在他对各种类型的技术理论的讨论中，芬伯格对这件事的态度十分明确。在这个问题上，芬伯格既和福柯及马尔库塞又和他称之为“常识”的观点有分歧。分歧表现如下：“常识”观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并为独立地形成的价值与目的服务；福柯和马尔库塞则认为：“选择不是在特定手段的层次上进行的，而是在整个手段—目的体系的层次上进行的。”(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芬伯格的观点类似于杜威，他指出“应用对象”有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两个特征。主张第一个特征的观点认为，即便在对操作的目的进行成功的论述时，也无话可讲。尽管结果会使疑惑中的工程师们大失所望，但有些完全不同于原初意义上的操作目的的社会意义仍然会进入应用对象和技术对象的领域。在这种功能主义方法中，“直线性工具主义”被多种可能性存在的衍生结果所取代。正如芬伯格指出的：“社会组织解释和使用对象的方式的差异不仅是外在的，而且还给对象本身具有的性质制造了差异。”(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当然，杜威会赞同这个结论。第二个解释学特征：文化视域是指文化背景的假设。在西方拉丁世界的中世纪时期，它指宗教标志和宗教象征，而在我们的时代它指的是“理性化”。很明显，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对60多年前杜威做出的论述进行回应，芬伯格得出了这个结论：“因此，技术不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技术设计也改善了大部分社会环境。”(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对芬伯格来说，技术性的选择是由“社会同盟”做出的，看起来，这种同盟多少有点像杜威于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的“公众”。芬伯格认为：“在技术形成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充当了行动者。商人，技术人员，消费者，政治家，官僚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他们在设计过程中碰面，在那儿他们通过提供或控制资源、为新工具确定目标并根据它们的特点对它们做出合理的技术性安排、为已有的技术方法增加新用途等来发挥他们的影响。行动者的兴趣和世界观在他们参与设计中得到了反映。”(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芬伯格的令人鼓舞的结构主义主张“技术同组织一样是社会性的”(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在芬伯格选择专家政治的“厚”的技术民主化观点看来，这样的社会同盟活动将在科层组织上与“选择的控制”联姻。
正如我已指出的，通过把受教育的和有知识的公众网络推广到各式各样的“社会同盟”中去(这种同盟对技术科学决定做出贡献)来扩大选择的控制的观点恰恰正是杜威在1927年的《公众及其问题》要讨论的内容。在该书中，杜威严厉地批判了“技术决定论”。“有些人因为我们生活中的罪恶而谴责蒸汽、电和机器。让魔鬼和救星来承担人类的责任总是很方便的。在现实中，由于与技术性因素有关的观念及其缺失而导致的麻烦层出不穷。”(注：杜威：《晚期著作集》(1925～1953)第2卷，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244、142、381、371页。)而且，“工具已成为主人并且像有了它自己的意志一样起作用——并不是因为它的意志而是人类没有意志。”(注：杜威：《晚期著作集》(1925～1953)第2卷，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244、142、381、371页。)这也不是芬伯格称之为技术中立性的“常识观”。对杜威来说，技术科学的人工制品充满了意义，这是因为它们是目的欲望的对象。而目的与欲望本质上必然是社会性的。杜威在1925年写道，“首先，在私有的且排他性的意义上，意义(即目的和欲望)并不是个人的……其次，意义是通过物在使共享的合作得以可能并使之完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达到的对意义的获得。”(注：杜威：《晚期著作集》(1925～1953)第2卷，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244、142、381、371页。)1939年，杜威特别反对了这个观点，即“科学完全是中性的，而且对推动人类行动的目的和价值漠不关心：至多她只为必须根据完全独立与科学的需要和欲望而制定的目的的实现提供更有效的方法罢了。”(注：杜威：《晚期著作集》第13卷，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换言之，他反对在技术科学的事实世界和意义及价值的生活世界之间划一条鸿沟。1946年，在《大众及其问题》的再版导言中，杜威把这一点讲得更加清楚。
作为人类建构的科学，像任何其他技术性进步一样从属于人类的使用。但是，不幸的是，“使用”包括误用和滥用。像现在流行的把科学区分为“纯粹的”科学和应用的科学一样，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整体，它低于道德标准，并因为那些经济失调和战争破坏等社会灾难而谴责它都毫无益处。相反，在它能够完成的工作中，它使我们和我们的知识运用以及我们的大部分有用的观察方法相分离。而这种工作对影响社会政策和组织安排的结果的先见之明进行改善(注：杜威：《晚期著作集》(1925～1953)第2卷，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244、142、381、371页。)。那么，“对影响社会政策和组织安排的先见之明的改善”是怎样受到影响的呢?由于他的工具主义夹杂透视主义、文本主义和可误论，所以，杜威不能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但如果他不能这样做的话，至少他可以讨论在什么条件下这种“大共同体”才可能。这些条件包括：各种复杂的组织，在其中人们以讨论和许诺的方式来改善和表达他们的兴趣，并通过实验性的调查研究保障信息的自由流通；以及提高儿童智力水平(使他们能够将来参与“大共同体”)的教育体系；人们不再依赖专家制定政策，而只需要他们为不同群体的不同选择而导致的不同后果做出界定。此外，还需要保障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的技术工具。它是这种“大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如果这种技术时代能够为人类提供坚实而又普遍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它将被吸纳进一个人性的时代，它将作为共享的工具和相互交流的经验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没有经历一个机器时代，认为对于一种丰富多彩的自由而灵活的生活来说什么是必需的则太不确定而且不公允，以至于为占有而争斗以及为刺激和炫耀而疯狂地使用得到的东西将永远存在。(注：杜威：《晚期著作集》(1925～1953)第2卷，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244、142、381、371页。)这些话预示了芬伯格的主张，即技术主要不通过法律体系而是通过巨大的“创造性和参与性”得到民主化，结果将会“创造一个新型的公共领域，其中有社会生活的技术背景及新型的理性，这种理性使由‘自然’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成本内在化”。
总的说来，在以下几点上芬伯格追随了杜威：(1)已经从本质主义的技术理解转向功能主义的技术理解；(2)提出了一种社会结构主义的令人鼓舞的形式；(3)反对支持自然主义技术观的海德格尔式浪漫主义；(4)反对批评理论家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观；(5)认为启蒙理性并不像批判理论家曾经想象的那样有威胁性；(6)主张技术的决定形成于各种因素在其中相互作用的网络中；(7)警告提防将调查研究结果先于调查研究的次序的具体化(杜威的“哲学的谬误”)；(8)以超越人工制品和社会关系的界线的方式重塑技术。(注：《质疑技术》，纽约罗特里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210、8、213、7、10、97、10～11、201页。)杜威曾经超越了今日芬伯格的所到之处吗?答案是肯定的。杜威提出了一种教育哲学，而且对他称之为“大众”的“行为者网络”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他还提出了具有详细内容的民主哲学，这是他的技术哲学的核心。严肃地思考他的调查研究理论，杜威的工作的各方面为改变我们讨论技术的方法提供了背景。然而，在本文中，我认为，作为第三代批判理论家的代表人物，芬伯格在对技术哲学进行实用主义的解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在正确的时候采取的正确的一步。再说，芬伯格似乎意识到杜威毕竟并不那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