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强国方略的重大创新与重庆直辖市的崛起——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方略论文,直辖市论文,强国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和途径，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突出特色，是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核心和主题。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时，全面系统地研究邓小平与江泽民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与实践——重庆直辖市的开发开放，不仅关系着新重庆建设的兴衰成败，而且影响着全国经济运行的宏观状况，不仅是一个驾驭局势的实践问题，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
一、衔接与融汇：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的宗旨和归宿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高度的智慧，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勇气，根据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动态变化，先后创造性地制定了“沿海开发”、“长江开发”和“中西部开发”三个各具区域特色的使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据统计，1996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近2 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纯收入，增长3倍以上； 城乡居民储蓄增长了182倍多。全国贫困人口连年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6年的5800万，累计脱贫人口2亿，平均每年递减1000 万，从而使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由70年代末的1／4 减少到目前的不足1／20，成为世界上贫困人口减少最快的国家。（注：曾建徽：“共产党执政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求是》杂志1997年第7期。）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城乡居民在告别贫困后，其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跨越已迈过了3／4以上的路程。“三大开发”战略使我国的经济充满活力，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封闭、贫穷状态的富民强国的战略的实施，如今已广为世人知晓，并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佳话。
但是我们又要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全国城乡人民在整体收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同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居民收入差距却在扩大：从静态上看，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在三大区域呈现出东高西低、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从动态上看，居民收入和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呈现东快西慢趋势，三大地带呈现出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此外，还应考虑到发达地区先行占领市场和居于技术进步的制高点，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具有强大优势，而且在经济竞争中也占据上风，特别是在面对世界经济发展机遇和国内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激烈竞争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作为老工业基地和不发达地区，由于受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和承担着改革阶段性的必要成本，不仅经济上处于低效运行状态，而且生产力要素的流失也相当严重，经济发展难以在短时期内摆脱非良性循环的困扰，这对于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稳定极为不利。所以我国在世纪之交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既应当从这个现实出发，又必须立足于改变这种现状。
邓小平早在80年代中期就明确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139、364页。）“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139 、364页。）因而，他主张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出发点应是： 1.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2.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3.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4.协调和可持续发展；5.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概言之，他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989年1月， 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再次强调：“东西部差距不能再拉大了。……可以考虑在内地和西部地区搞几个特区。”并指出对经济发展要进行宏观战略分析，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不仅要考虑地缘优势，还要注重人文优势，注意两种优势的结合。1990年末，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139、364页。）在此之前，他还提出要把重庆从四川分出来的问题，要研究发挥重庆的中心城市带动问题，即寻找能作为把“沿海开发”、“长江开发”和“中西部开发”三大战略进行整合配套的融汇点的问题。这表明，对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集成创新的思想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邓小平心中已孕育和形成，这是邓小平为人民幸福而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富民强国方略的宗旨和归宿。
二、创新与突破：江泽民对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纪之交国际局势出现的种种新变动和国内改革进一步深化而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巨大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勇气，对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进行了如下创造性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首先，果断地实施了行政区划创新，设立西部地区的第一个直辖市，使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开始从优胜劣汰的竞争转化到协商合作，或称作合作式的竞争，即出现了一种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的“多赢战略”。
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根据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现东西部共同富裕和进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的构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克服单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消除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及时科学地分析了东部沿海地区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并已领先一步的新形势，制定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方针，并反复对重庆的区位优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1991年，江泽民到重庆视察时，勉励重庆的干部群众“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1994年，他再次来到重庆，提出“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李鹏、朱鎔基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来重庆检查和指导工作，国务院于1996年提出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并经1997年的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与通过。至此，以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行政区划创新为标志，以重庆这一西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作为对三大区域发展战略进行配套组合的支撑点的战略构想，在世纪之交已臻成熟，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得到进一步拓展，并逐渐转化为现实。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工作。仅1997年上半年，就已实施对口支援项目106个， 到位资金8833万元；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一批名优企业及其产品，也在库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和可观的销售市场，初步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良性联动效应。
其次，精辟地分析了重庆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赋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与实践以更为鲜明的可持续发展特征。
带着党中央对重庆发展寄予的厚望，江泽民于1998年4月13日至 17日，第三次来渝考察和指导工作。考察期间，他夜以继日地走企业、下农村、到部队，看望工人、农民、科技人员、下岗职工、库区移民、解放军指战员和老同志、老劳模，问寒问暖，关心备至，体贴入微，并听取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他鼓励重庆人民，既要看到贫困人口多、移民任务重的一面，又要看到地域广阔、城乡发展潜力大的一面；既要看到地处内陆、信息相对闭塞的一面，又要看到水陆交通便利、城市辐射功能强的一面；既要看到老工业基地包袱重、困难多的一面，又要看到科技教育比较发达、人才比较集中的一面；既要看到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一面，又要看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具备有利条件的一面。江泽民还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庆必须集中力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按期完成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的移民任务；二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振兴老工业基地；三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四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江泽民强调要做好的“四件大事”中，前三条突出了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第四条则是开门见山地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原则作为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规划的重要基石，使其具有鲜明的可持续发展特征，给人以深远的指导和启迪。
再次，精心培育和引导重庆直辖市将以下三大区域发展战略进行整合，使其高效率地产生“1+1+1〉3”的扩张和放大功能。
第一，由东部“沿海开放战略”掀起的梯度推移共富之波，需要新重庆作为推波助浪的中转加压泵使其向西部纵深地区涌流。
根据改革初期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设想，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会产生巨大的辐射扩张能力，随着东部资源需求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会自然地出现北移西渐现象。然而，由于西部基础设施的薄弱和公共服务的落后，造成经济发展梯度推移过程中的巨大能耗和信息失真，特别是市场化程度的落后和交通运输成本的过高，作为替代现象形成的却是东部地区将资源购买转向国际市场和西部劳动力的向东流动，而重庆由于地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资源富集的结合地带，又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具有承东启西、左右传递的枢纽作用，有利于推进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协作，促使东部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优势与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互补，进而使单纯的地区倾斜变为按国家产业政策倾斜，并使这种倾斜建立在地区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正是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的一些名优企业纷纷在设立重庆直辖市前后来到三峡库区和西部地区安营扎寨，谋求在西部地区的新发展。
第二，由“长江开发战略”引导的沿江经济带的隆起，需要新重庆作为与龙头浦东遥相呼应的龙尾为长江巨龙联动腾飞生威造势。
在长江开发战略中，浦东和长江三峡开发是重点。浦东开发，依托上海，形成长江三角洲产业带；三峡库区开发，依托重庆，在长江上游建立起第二个产业带。长江“龙头”“龙尾”相呼应，联动中游发展，以此形成长江经济带，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实现我国的第三步发展目标，振兴中华民族经济至关重要。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迅速引起了境外投资者的关注，他们沿江而上，很快在长江内陆腹地和上游地区找到与沿海地区同样素质但更为便宜的劳动力、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但低廉得多的土地价格以及沿海地区所缺乏的丰富资源。从长期来看，境外投资长江内陆腹地和上游地区，比在沿海地区更有利可图，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生产领域更是如此。这就解答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斯芬克斯之谜”之一，即中国西部的广大内陆欠发达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包袱，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在向内地转移时出现断裂层？设立重庆直辖市的事实证明，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正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的奥秘之所在。重庆的直辖不仅使重庆吸引外资的力量增强，而且也使整个长江流域受益匪浅。据统计，重庆于1997年直辖后，累计利用外资已达35亿美元，浦东外资利用额也从7 年前的3 亿美元激增到1997年的53亿美元，而宜昌市仅1997年就吸引了1亿美元。可以肯定， 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对长江巨龙腾飞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由“中西部开发战略”引起的西部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新重庆作为“窗口”和辐射源为其提供示范和精神与物质支援。
在世纪之交，象重庆这样以500 多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群落带动2400多万人口的广大农村，进而带动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共同繁荣的情况算是举世罕见的。所以设立重庆直辖市，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实验，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在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实行城市群发展战略：在重点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城市，加快小城镇的建设速度，培育大中城市的支撑网络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诱导区域性专业市场向城市集中；有步骤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剩余劳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西部城市化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为西部地区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提供新的模式和方向。
此外，由三峡工程建设所形成的百万移民的搬迁和安置，需要新重庆作为指挥部进行科学规划和统一安排，以确保库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不悖，从而把库区生产要素引向最合理、最有效益的综合层次，不仅可以用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而且能保证库区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
重庆直辖一年开局工作良好，其发展实绩充分展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成果的扩张和放大功能，有力地说明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三、回顾与展望：重庆直辖市经济、人文和社会发展的“四重超越”与六大创新
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发展中国家及其城市的现代化任务，都是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但由于各国、各城市的发展条件和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它们的现代化的道路和任务也不相同。从时间和空间坐标的定位上来看，重庆市的现代化战略和任务可概括为“四重超越”，也可称为实现两个“二重超越”。
从现代化发展的纵轴线上看，重庆的现代化要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第一个“二重超越”。
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制定的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重庆要在下个世纪的头十年里，使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1995年翻两番，综合经济实力力争达到全国省市中等偏上水平，建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的组团式、网络化的长江上游城镇群体系，并把重庆主城区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卫信息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由于从本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已开始了向“后工业化”和信息社会过渡的进程，因此要实现赶超式发展，就意味着重庆市的现代化，已不单纯是完成“早发”国家的大都市从18世纪中叶起至今的200 余年所完成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标准的工业化任务，而且还要完成自本世纪70年代起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工程等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化”任务，即实现“现代工业化”。如果借用托夫勒的话，可以说重庆市的现代化应包括从“第一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过渡的多项内容和任务。
从现代化发展的横轴线上看，重庆的现代化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人文和社会发展的第二个“二重超越”。
由于建立直辖市后，新划入重庆的22个县中就有20个贫困县，新重庆的贫困人口多达366万；三峡库区的百万移民中，有80 %的人由重庆负责迁移安置；全市公有制经济比例高达80%，又面临着产业结构需作大规模调整、下岗职工剧增的重大压力，这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已决定了重庆市的发展不能沿着别人的老路亦步亦趋地爬行，必须清除积弊，从一开始就应注意化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工具理性和物质主义世界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力求把“工艺秩序”与“人文秩序”结合起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意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改革和发展的成本角度看，重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尽量减少“双重社会痛苦代价”，即要尽快消除由于经济不发达，人民贫困而付出的社会痛苦代价，同时又要减轻由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忽视人文和社会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生活异化、生态失衡等方面需要付出的新的社会痛苦代价，科学地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第二个“二重超越”。
从直辖一年走过的历程来看，一方面是工业结构调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国有小企业改制面达80%，以嘉陵、建设为骨干的8 家大中型跨所有制、跨条块的企业实现了部市合作，强强联合；乡镇企业成为全市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经济增长力量，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资产重组，全市工业经济出现了近五年未见的产销和效益同步增长的势头，工业品产销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5个百分点，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上一年增长近五成，其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提高6.23个百分点；199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375亿元，增长11.5%，其中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以25%左右的速度增长，企业户数达到7.08万个，从业人员124万人，总产值达517亿元，实现增加值123亿元，营业收入473亿元，已有28家企业集团、24家企业进入全国大中型企业行列；以市长亲任组长的重庆市信息产业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重庆信息港建设和重庆信息制造业系统工程开始启动，知识经济旋风，正在山城孕育。第一个“二重超越”成绩斐然，可圈可点。另一方面是5个区县市的110万人口整体脱贫，三峡库区一期移民任务顺利完成，7 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大批市政建设“民心工程”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发挥效益；在这一年内，重庆全市有5座横跨长江的大桥建成通车，长达270多公里的4条高速公路，同时在巴山渝水间拉开战幕；将在2020 年前修建起的西进东出、南下北上的“大”字形主骨架公路和四通八达的三峡库区公路网的巨额建设资金，也已陆续筹集到位；更令市民欣喜的是城市住房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如今，重庆市居民投入购房的个人消费资金已达48亿元，居民个人购房率已为24.78%，位居京、津、沪、渝、 穗等全国五大城市之榜首；市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和提高。第二个“二重超越”功业卓著，有口皆碑。这一切均表明，力求实现上述“四重超越”的面向21世纪的大都市发展模式已在重庆初露端倪。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富民强国方略的重大创新，激发了重庆直辖市人民的创新热情和欲望。重庆市委、市政府坚定地遵循江泽民对重庆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在关注经济因素变化的同时，极力重视发掘社会、人文资源，巧妙地借助凝聚民心，提升民气等非经济因素，反弹琵琶，探索出适合重庆实际、能有效促进经济腾飞的发展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以下六大创新：
（一）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重庆直辖市在拥有省的地域和人口的现实环境下，按新的行政规划，精减掉部分地区级管理层次，塑造起“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行政管理模式。从1997年3月开始， 对外商投资项目实行“一站式”服务，每周二上午由市党政领导轮流担任值班长，市级16个综合部门集中办公，直接受理投资项目，并办理有关批文、办证办照手续，此外，还要接受各种咨询、处理各种投诉，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为降低管理成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行政管理体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二）观念意识创新。针对市民整体素质较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的状况，全市在继续广泛开展弘扬“红岩精神”、发扬“黔江精神”活动的基础上，展开了有关营造“都市文明”和重塑“市民形象”问题的大讨论。如今，让“重庆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重庆”的观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世界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创造意识和直辖市的先锋意识已逐渐融入市民脑海。
（三）发展目标创新。根据重庆直辖市城市人口比例低、农村贫困人口多的特征，市委、市政府在制定重庆发展规划时，一改重城市、轻农村，单纯强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传统思维定势，提出“富民为本、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方针，明确地突出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充满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睿智，深得民心。
（四）决策机制创新。重庆市党政领导无论工作如何繁忙、紧张，仍坚持经常组织和联络有关专家、学者座谈，听取和吸收学术研究成果、新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技术信息，借助“外脑”，减少思维判断中的不确定性。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坚持民主与科学原则，不搞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使行政决策由集权式向参与式转化，由保守型向进取型转化，由一般性向专业性转化，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化。
（五）环境建设创新。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地带，精心组织和修建起赏心悦目、宽敞洁净的人民广场、解放碑购物广场、沙坪坝绿色艺术广场、江北嘉陵广场。这些城市环境创新的力作，不仅仅是结束了重庆无都市广场的历史，改善了投资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世界表明：告别贫困与落后，拒绝粗野与无序，抑制道德失范与价值颠倒，坚持经济与道德比翼齐飞，正在成为重庆人民的心声与共识。
（六）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重庆市注重以自己的全球战略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市发展的全球战略，大胆利用“后发优势”，招商引资，全年新办外商投资企业230家，实际利用外资9.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1倍；主动积极采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 吸纳国内外具有先进文明的高素质的社会精英人才和各种熟练的从业人员；全方位开发开放，及时对本市的产业结构进行科学调整，果断地把支柱产业由原来的6 个减为汽车摩托车、化工和冶金3个，并重点培育机电设备、 电子信息和旅游等6个优势产业，不断提升支柱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 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直辖一年的加速发展，重庆已开始变得美丽、繁荣、整洁和文明。当然，年轻的直辖市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远很长，但是，我们只要坚持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遵循江泽民的教导“抓住机遇，埋头苦干，”一个现代化的新重庆必将在中国大地巍然崛起，为长江流域和中国西部经济的振兴与发展，为富民强国方略的全面实施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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