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式发展的“有序终结”与“分形”都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特论文,分形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增长的极限与“有序终结” 2014年2月26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称“世卫组织警告北京空气污染威胁健康”。刚刚进入2014年，雾霾就尾随而至并且弥漫了半个中国。世卫组织关于空气污染的警告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令人惊讶之处了。尽管如此，世卫组织专家关于如何治理雾霾的观点仍然需要关注：“解决空气污染问题需要控制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以北京为例，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雾霾，使人们意识到北京和周边大片区域的空气污染，已经不是靠某些具体手段就能马上解决的问题了，这是长期过度密集的生产生活活动造成的后果，必须进行长期的综合治理。世卫组织所说的“控制发展”，说白了就是要把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自觉地降下来。这种减速不是转型期的暂时效应，而是顺应当代世界发展的根本要求，这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由罗马俱乐部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要求：通过对当前政策的重大调整纠正发展“过冲”(overshoot)趋势，使“增长有序终结”①。 “增长有序终结”对于已经习惯了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听上去像个噩梦。近年来，尽管对GDP导向的发展有种种批评，但人们也同样意识到没有一定速度的增长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社会问题，因此，增长的终结是不可思议的事。其实，在70年代罗马俱乐部刚刚提出增长终结的观念时，并没有多少人认为问题会当真有那么严重，包括一些未来学的学者也相信可以通过科技进步解决增长困境；还有人干脆认为这是发达国家阻止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阴谋。随着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从能源危机到温室效应，再到弥漫半个中国的雾霾，不但40年前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越来越棘手。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们对“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充满了期待，但面临着增长危机，“中国特色”亦无可逃避，雾霾其实就是最新版的发展“过冲”症状之一。无论如何，我们现在都到了必须面对控制增长乃至“有序终结”问题的时候了。 当然，如果增长终结的意思就是经济、社会停止发展，那差不多就是好莱坞式的末日景象来临了。不过这并非罗马俱乐部报告关于“终结”的本意。报告希望终结的是实物增长造成的地球过载、生态足迹的过度扩张，期待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均衡发展： 世界的均衡状态意味着正反馈和负反馈达到平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和经济处于静止状态或停滞状态。它们在总量上大致保持不变，就像一条河流在流量上保持大致稳定，然而水流却总在不断流过……一些人降生了而另外一些人正在死去；新的工厂、公路、建筑、机械被建造出来而旧的在退役并被回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几乎可以肯定人均物质产出流也在不断改变形式，内容更加丰富，质量更高。② 这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到些许安慰的前景。实现这个前景的前提是把物质数量意义上的增长转换为循环和提高内涵质量的发展。这种增长的转换当然比“有序终结”感觉上要乐观多了，但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却是个同样困难的问题。说到底，解决发展的转型需要对迄今为止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其问题有明确的认识。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无论具有怎样的“特色”，从根本上说还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路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就业、大规模制造形成的高速度GDP增长。这一发展模式的核心就是建设起人口、资本和产业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即美国城市学家索亚所说的福特式大都市。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建设，到21世纪形成了三个规模巨大的都市圈和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化城市，这些福特式城市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埋下了能源危机、温室效应和大面积雾霾的种子。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开始真正重视转型问题，即从传统制造业向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转型。按照人们的想象，如果转型成功，那么过去烟雾弥漫的工业城市就会变成清洁的绿色城市。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转型的效果似乎并不那么理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群体冲突等问题不是减弱了而是仍然在持续发展乃至愈演愈烈。有论者认为这源于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还不到位。但实际情况是升级转型的过程中问题还在扩大着。以北京为例，为了控制工业污染和提高产业层次，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大型制造业就都被搬迁了出去。同时北京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想象中这些“清洁”的产业既能减少污染又能提高城市竞争力，一举两得。但事实是由此带来了更加密集的人流、物流：汽车尾气、空调热耗散、高热能饮食消耗、光污染和各种垃圾爆发式增长、社会冲突加剧……这些并非制造业遗留的问题，而是在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继续产生和扩大的问题。 北京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扩张分散。每次地理的扩张降低了原先的人口和资源消耗密度，但随后就如发酵般迅速膨胀超过了原先的密度。在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分散开来之后，更多微型和隐形的排放方式密密匝匝地出现，排放的有害物质更多、更隐蔽，危害也因此更大。从“遍地工厂冒青烟”的工业化污染到“白茫茫一片都不见”的后工业化雾霾，这种转型升级是否能算作一种进步？福特式的黑黢黢车间被辉煌炫目的摩天写字楼取代，看上去漂亮多了，但都市规模和集中程度却更高，因此而造成的特大都市顽疾更严重，城市就实质而言其实还是福特式大都市。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观念都还远没有到谈论“有序终结”的时候；在这种背景下谈论城市发展，似乎无法摆脱福特式大都市模式。 二、从福特式都市到后大都市 中国把大都市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标志的发展观念起自20世纪90年代，但大都市作为社会繁荣幸福的梦想却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斯宾格勒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而作为文明发展史核心的城市最重要的形态就是大都市。按照城市学家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所描述，最早的典型的大都市应该是被他称为“死亡之城”的古罗马。这不仅是因为古罗马是上古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因为这个城市具有后来城市发展中关于一个伟大都市的基本想象要素：宏大的视觉符号、奢华的物质生活条件、刺激神经的公众娱乐以及因此而集聚起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样的城市为市民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身份和生活空间想象——身为世界中心的大都市市民成为一种荣耀，与这种荣耀相联系的是大都市制造出的感官体验：幻觉与表演。虽然古罗马因患上了“特大城市象皮病”而最终变成了“死亡之城”，但大都市梦却流传了下来。欧洲中世纪中期以后兴起的市民城市虽然不能和古罗马比规模，但从那些城市雄心勃勃地攀比建造一个个耸入云霄的教堂塔楼，举办五光十色的狂欢节，就可以看到市民城市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承袭了古罗马宏大、热闹、繁华的大都市特征。工业革命带来的是大工业与集中式发展的工业化都市，即高楼林立、车流滚滚、华灯如昼的福特式大都市。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西方这种大都市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又通过好莱坞之类的大众图像再现而把这种大都市梦传播到了全世界。 然而，现代大都市辉煌的顶峰其实也是没落的开始。从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的大都市梦就逐渐让位于新的田园梦：人口高度密集的大都市日益成为拥堵、污染和犯罪的渊薮，原先生活在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开始转向郊外的卫星镇寻求脱离喧嚣的安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对于美国大都市的分散化效果虽然见仁见智，但那种轰轰烈烈遍地开花的大都会建设景象已经成为了过去。索亚认为60年代城市危机全球性的爆发，标志着发达国家战后经济繁荣时代的终结③。他以洛杉矶的建设为样本，提出了“后大都市”的概念，表明那个夸张的大都市时代过去了： 我们已经习惯的大都市形态——居高临下的城市中心区和活跃的中心商业区，专门的居住区和其他集中用地与闲散用地，密集拥挤的内城向外辐射到安静的郊外居住区，人口密度从中心向边缘的递减趋势——看上去，这种都市形态现在正处在深刻的社会空间的解构与重构之中。新的大都市在众多的EPCOT(未来社区试验模型)中进行爆裂与组合。这些是不可能的城市，中心点实际是无处不在。并且，我们曾经熟悉的稳固城市已化为虚无。④ 索亚在谈到作为后大都市样本的洛杉矶时提到了六个特征：灵活化的后福特工业，城市空间的全球化，扩张型都市带，两极分化的“分形”(fractal)城市，监禁群岛，模拟城市⑤。这些描述话语凸显了洛杉矶与福特式现代大都市形态之间的对立。 把洛杉矶作为所有未来城市发展的普遍形态的样板恐怕是靠不住的，毕竟不同的都市有着不同的文化生态背景，因而无论是形态还是发展的趋势都会有很大差异。例如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传统大都市，自20世纪中期以后同样经历了从集中的福特式大都市向扩张和分散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与洛杉矶的城市形态还是有很大区别。索亚提到的六个特征更多的像是基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立场对后现代都市的一种批判性阐释，而不是关于后大都市发展状况的普遍形态研究。 重要的是，索亚的后大都市理论中关于大都市的解构和重构趋势的看法，对于我们从宏观的趋势审视城市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前景具有启示性意义。洛杉矶是“后大都市”的一个符号，它表征的基本涵义是福特式都市宏大叙事的瓦解和未来都市形态的“分形”破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索亚在描述后大都市的碎片化时使用的词语不是人们常用的fragment(碎片)，而是一个带有浓厚数学意味的fractal(分形)。他这样描述分形城市的特征： 全球化的后福特式扩张型都市交织成的混乱空间，是由相似的流动化、碎片化、离心化和以复杂模式重构成的社会，对这种社会的认识、理解和有成效的研究才刚刚起步。⑥ 一般人们在谈论后现代文化特征使用“碎片化”这样的概念时，基本上是否定性的描述，即认为是对传统有序性的破坏形成的无序性。但索亚在描述后大都市特征时使用的“分形”概念却不是简单的碎片或碎片化。这个词从原始的几何学意义上讲，是指由具有自相似(self－similar)和递归(recursion)特征的碎片构成的复杂几何形状。索亚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当然首先涉及的就是“碎片”性质。但“分形”不是指无序的混乱，而是在复杂、碎裂中具有或隐或显的自相似性和可递归性的几何图形。“分形”概念可以说是对后大都市文化复杂性、破碎性的一种解读：后大都市虽然是碎片化的混乱空间形态，但却又是具有内在重构性的复杂模式。“分形”是在无数空间碎片拼贴组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马赛克，其中包含着各种矛盾冲突，瓦解了都市的集中和完整性。这种分形结构正是大都市无限扩张的结果——都市规模扩大的过程也是空间结构的复杂化和内在矛盾冲突加剧的过程。从福特式集中到后大都市的分形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自我否定趋势。对这种“分形”的复杂模式特征的研究才是后大都市理论的目标。洛杉矶也许并不是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但却是福特式大都市发展转型的一个范式。索亚对洛杉矶的分形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分析当今的大都市发展形态和趋势时注意到大都市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演变。 中国当代的都市化进程从时序上看比许多国家要晚，但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规模更是远远超过了多数老牌大都市。迄今为止，北、上、广、深等大都市的发展仍然在向更高的密度集中扩张。与此同时，这些城市内在的分形也在加剧。都市化的进程中已经隐含冲突、分裂、碎片化的空间重构，意味着即使在中国，福特式发展也将走向终结。 三、走向“分形”城市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仍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支持这种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城市化水平。所谓城市化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化水平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据联合国人居署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城市化水平是47％。对中国来说，这个比重意味着这些年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非常大。但这个比重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呢？按照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2010年有14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这个比重。虽然最近的统计数据超过了50％，但有专家认为城市人口包含大量享受不到城市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的外来人口，剔除这些人口之后的城市化水平在40％以下。这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非常低。基于这种判断，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是要“有序终结”，而是还需要更快地发展。 把城市化水平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这在全球似乎是个共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如何解读当代世界的城市化状况。当以城市化程度作为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时，人们很容易提出的证据就是发达国家的高度城市化，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90％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人生活在城市以外的乡村了。除了日本、新加坡之外，发达国家中一部分是地广人稀的大国，如北美、澳洲各国；更多的是国土面积狭小、农业占社会生产比重很低的国家，如西欧各国。这些国家城市化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似乎理所当然地证明了城市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但实际上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南非、尼日利亚、阿根廷、巴西、秘鲁这类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显然不比中国高，其中不少国家按人均收入也低于中国很多；而它们的城市化程度居然也远远超过了中国——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城市化究竟能否体现社会发展水平？ 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普遍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据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201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的增长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这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是具有相关性的。但问题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可以促进社会繁荣，具体要看其能否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实现和谐的发展。就这方面而言，城市化的水平和社会繁荣之间并不一定具有正相关性。当发达国家从大都市化转向后大都市形态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和财富的快速增长都助推着城市发展走向福特式大都市模式的轨道。随之而来的是重蹈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病——如芒福德所说的“特大城市象皮病”(megalopolitan elephantiasis)。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最大的大都市和最大规模的大都市群，同时也患上了更为严重的大都市病。这使得我们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重新反思：什么样的都市化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像北、上、广这样的巨型都市已经在地理上不断扩张；这几个城市同时又是巨型都市带的轴心，形成了比世界五大都市带的物理容量更大的巨城区域。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超级大都市已经具备了索亚所描述的后大都市六大特征的大部分内容。但是，这些城市在地理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使得人口和资源集中密度降低，相反，不但仍然保持着各种资源的集中优势，而且因为规模的扩大造成更高程度的集中；非但没有形成自觉“分形”的后大都市形态，反而变成了福特式大都市中空前绝后的巨无霸。这种极度膨胀的后果是，这些城市把大都市病传染到整片城市带，福特时代造就的大都市梦正在变成雾霾弥漫的超级噩梦。无论愿意与否，这种福特式都市的发展的确快到“有序终结”的时候了。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城市发展遇到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城市化仍然是保持社会繁荣景气、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那么，如何使福特式发展的“有序终结”不会变成社会发展的终结乃至崩溃呢？显然只能走后大都市时代城市化建设路径。实际上，“后大都市”并非只有洛杉矶式的一种城市模式，而是具有“分形”发展的多样化趋势。 美国城市学家针对后大都市时代城市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创新理念，如“新地理学派”科特金的“灵智城市”(smart cities)理念，即通过智能化的技术优化城市结构，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种发展理念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麦克卢汉的“内爆”式发展观念：把社会发展的方式从对外部世界物质资源的开发、占有和消耗(即“外爆”，explosion)转向对人的内在资源——智力的开发和智能技术的利用(即“内爆”，implosion)。事实上，虽然麦克卢汉的“内爆”理论提出后的几十年来智力开发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却并没有改变物质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趋势。科特金的“灵智城市”理念希望通过对城市发展的整体智能化设计改变福特式发展的趋势，建设物质消耗较低而智慧含量更高的小而灵的城市。城市学家瑞吉斯特的“生态城市”(ecological cities)理论比科特金的“灵智城市”理念更激进、更乌托邦化，应该算是一种逆城市化理论，即反对建设高密度、高能耗、高污染的大都市，而主张建设尽量不使用生物资源的完全生态化城市——以自行车和轮鞋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运动型健康生活城市。 科特金和瑞吉斯特的新型城市模式在今天看来都过于理想化。但这种城市发展理念却具有其现实基础，就是福特式发展的终结已成为必然趋势。就全球城市化发展状况来看，把东京、上海、里约热内卢、孟买等特大都市都改造成“灵智城市”或“生态城市”当然不现实，但科特金和瑞吉斯特的新型城市模式对于未来的城市发展而言具有引导性价值。小规模、分散化，高智能、低消耗，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经济发展平衡、社会公平和谐，这样的城市发展模式应当是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方向。我国近年来从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到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正是面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战略。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大都市情结到新型城镇化，发展观念的转变意味着集中式大都市发展面临着“有序终结”的命运。 与上述的理想城市发展观念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相比，现实的大都市发展状况和转型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后大都市”不是“灵智城市”、“生态城市”或新型城镇化目标那样理想化的东西，而是在福特式大都市建设走到今天、走到尽头时的蜕变和应对观念。从大都市到后大都市，这是个分化碎裂的过程——如果对索亚所使用的“分形”进行深度分析和阐释，就会发现“分形”是理解从大都市到后大都市一般演变过程和趋势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分形”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城市不再是福特式城市观念中想象的或规划的整体，而是在都市发展中现实地形成的复杂的碎片集合；城市空间不是如规划图标示的那样简洁明了的封闭性三维积木组合体，而是不同维的弯弯曲曲交叉反转的开放式迷宫。商业圈、CBD、住宅小区和城中村看似相互分离，通过规划建设构造具有不同功能设施、容纳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不同活动内容的分区，但实际上却是相互之间交错延展的马赛克般的城市社会构型。其次，城市空间结构的各种碎片中隐含着内在的相似性：不同空间有不同的设施和活动内容，同时又具有特定城市空间共有的基本环境要素和物质—技术基础：空气质量、食品安全、交通状况、社会治安等生活要素以不同的具体形态存在于各种空间碎片中，使不同空间具有了相互链接的母题。不同身份的市民，如“土豪”、自领和打工仔等在都市中形成相互冲突或隔膜的身份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冲突也是都市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但同时这些不同的人群也共享着相似的城市文化想象：无论自愿与否，城市的景观建设、公共服务和集体消费等生活内容都在构造着城市中人们普遍的想象和期待。 分形化的复杂性和自相似的可递归性是后大都市社会空间的基本特征，它意味着城市不再是按照统一目标集中规划建设的整体，而是在分散、碎裂的形态下相对自主而又相互链接生长的特殊生态结构。就中国近年来的大都市发展状况来看，密度越来越集中、规模越来越大的巨城建设仍然没有结束。但即使城市发展规划仍然趋向集中，这种超级都市和巨城区域在过度集中的压力下也会走向“分形”——大都市的整体化安排例如商务与住宅分离的巨型功能分区，在日益加大的交通、服务、地价等压力下，将逐渐走向更合乎生活生态的分形空间结构。如果中国的大都市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自觉地引导这种“分形”的发展，也许会更适应公平、和谐、可持续的后大都市时代城市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德内拉·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②德内拉·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第227页。 ③E.W.Soja,Postmetropolis,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95. ④E.W.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⑤E.W.Soja,Postmetropolis,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p.145-345. ⑥E.W.Soja,Postmetropolis,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