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活满湖水——深圳市罗湖区改革办学体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湖区论文,深圳市论文,湖水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动的孩子到哪里去上学？城市居民子女想“择校”怎么办？深圳市罗湖区积极推进改革办学体制试验——
城市开学的日子临近，一对来自川北农村的打工夫妻却在学校门口徘徊，想到在家乡多次逃学的独生儿子，双方泪眼相望：咱们种了城市人的“田”；可不能“荒”了自己的儿呵！
深圳蛇口某外贸企业的一位女工已在深圳购房，可是丈夫却在香港，全家户口都在湖南，她忧心忡忡地问道：我的孩子该到哪里去上学？
广州市某“私立”学校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终因办学条件较差，没有履行审批手续而遭取缔。该校“校长”四处奔走，表示要“为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讨个说法……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已突破8000万大关！国家教委有关人士日前披露：全国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少年已超过300万人！按照法律规定，这些孩子本应在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然而，却随着父母的打工、经商纷纷流进了城市。城市学校能够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吗？乡镇的孩子渴望走进城市的学校，城市的孩子又争相选择所谓的重点学校或好学校，以致城镇学校特别是办学条件好办学质量高的学校，学额屡屡爆满，城市的边缘出现前所未有的“棚屋学校”……科学的学校布局无从开展，城市教育资源日趋紧张，义务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流动人口在城市经济发展作出大量贡献的同时，也给城市的交通、经济、管理、教育造成了巨大压力。尤其是改革发展中的城市教育，遇到前所未有的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冲击，被专家称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第一难”。问题再难，也有解决的办法。
最先见之于媒体报道的是天津市红权小学。她既不同于以高收费为显著特征的私立学校，也不同于政府主办的完全义务教育性质学校，而是公办民助性质的“江南寄宿学校”，主要招收学校附近“温州城”的外来人口子女就读，经天津市物价局批准，学生每人每年除缴纳寄宿费、学杂费之外，还要缴纳1000元左右的“赞助费”。短期内见成效，流动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学校办学条件也很快改善，办学质量明显提高，真是体制一改，众人开怀。而大规模推进城市办学体制改革的典型还要算上海等地。其改革的形式包括“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公办企助”、“公办民助”、“联合办学”等多种。一般都选择基础比较薄弱的学校作为改革体制的试点，同时推行“学校兼并”，尽量满足不同家庭的子女的教育要求，大幅度提高了办学规模效益，涌现了一批名学校和名教师。
全国流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其实，深圳早就敲响了改革办学体制的锣鼓。石岩公学、赤湾小学等“三办合一”的典型经验，引起了全国教育专家与各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华侨城、蛇口工业区、南油集团的企业办学模式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改革政府包揽办学格局”的思路，在深圳的教育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关于流动人口子女读书难的问题，深圳人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已有了明确的“说法”。代表们充分肯定外来人口为特区经济高速发展所作的贡献，主张“敞开胸怀给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的权利和条件”，同时表示要严格控制适龄儿童、少年“流失”，积极做好“流出地”和家长的工作。李子彬市长在大会上要求坚决消灭“棚屋学校”，积极改造“三差学校”，鼓励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对于取得“蓝印户口”和“暂住证”人口的子女上学，有关部门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这一系列举措，令来自北京的教育专家赞不绝口：“充分体现了特区人应有的胸襟和气度，也说明了开放城市的远见卓识……”
时间进入今年10月，深圳特区人口最为稠密、流动人口比例最高的罗湖区，敲响了办学体制改革的重槌：今年初，该区教育局就在深圳调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结构、趋向、要求、经费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今年夏季，该区又派出专门的小组赴上海、南京、青岛等地作办学体制的调查，并向专家和各界咨询；今年7月31日，该区召开区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田东中学、南湖小学改革办学体制问题；8月，国家教委在天津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有关问题，指定深圳罗湖区为全国城镇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少年就学改革的6个试点区之一，《罗湖区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试行办法》随后在深圳市率先出台……
虽然罗湖区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已经过大量的调查论证与必要的理论准备，但是，这项跨越城乡、影响千家万户的教育改革举措，还是激起了层层波浪。
占罗湖区总人口近一半的流动人口自然是喜上心头。在老街一带做生意的黄先生对记者说：“我们这些外来户的子女能够在深圳接受正常的教育，这比发了大财更让人高兴。尽管我们还没有大发，但孩子上学比有深圳户口的人家多出些钱是应该的。”
在国贸大厦附近一家大酒店工作的高女士则更显激动：“法律规定了公民在户口所在地受教育的权利，但骨肉分离的现实和传统的亲情观念又不允许我把孩子长期撇在老家，好多年我都一直进退两难。现在，有了罗湖区这样的好政策，我们一家人都感到了城市的温暖！”
而与高女士相距不远的另一群“特殊居民”却表示对此举不理解。他们早在深圳购房，但其蓝印户口一直未办，虽算“老深圳”，却身份特殊。他们认为自己在事实上已成为深圳人，而且有关部门正在准备履行为他们办理户口的承诺，那么孩子读书的问题理应享受深圳人的同等待遇……
罗湖区办学体制改革的不同凡响之处正体现于此。该区今年教育投入将达到3亿元之巨，其中2.5亿属“人头经费”，近年来不断斥巨资改建扩建老城区学校，千方百计增加学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教育需求，财政包袱十分沉重。然而，他们力主办学体制改革的目光，不仅放在日益增长的社会教育需求的“量”上，更注重的是“质”的需求。包括已在深圳定居多年的城市居民，对子女的教育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择校心理越来越偏重于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一些重点学校和名校门庭若市，压力很重。该区的决策者们正是抓住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关于教育“质”与“量”两大需求心理，从整体水平和深层上着眼于教育强区和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建设，而不是单纯地考虑减轻财政压力和解决流动人口子女读书难的问题。这就有了罗湖区“公办民助”、“公有民办”、“民办公助”等不同于传统体制的新兴学校。而且，该区改革的起点明显区别于上海等城市，不是选择薄弱学校来改造提高，而是选择办学基础本来很好的中小学作改制试验，以期大幅度提高全区的整体办学水平，从根本上满足“外来户”与“本地人”多方面多层次的教育要求。
那么，对于改革办学体制之后的学校，政府的责任应如何体现？罗湖区教育局中小学教育科黄科长解释说，一是依法治教，保证国家教育方针、《教育法》、《教师法》等政策法规在教育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二是增加投入，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包括给予改制学校以适当的扶持，推动教育整体水平提高，确保教师待遇落实；三是强化管理和监督，保证国家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严格禁止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行为，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他反复强调说，改制成效的关键在于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专家谈松华曾著文指出，跨世纪中国教育在体制方面的历史性变化是由深圳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深圳目前出现的办学“三办合一”、“办公民助”、多方合作的局面，对城市教育改革的创新意义是多方面的。它首先激活了校长的思想，一位资深中学校长日前对记者坦言：“为什么校长负责制即使在特区也难以落实？因为责任不清嘛！往往办学的必备条件不足，学校办不出水平和特色，我负什么责？现在好了，政府、企业、公民个人、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办学，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能改善办学条件，要是学校再办不好，那我们就真是无法交待了。”
改革办学体制试验，虽是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改革的艰巨课题，但也如其他社会事业的改革一样：一石激活满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