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伦理分析
罗贵榕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湛江524000)
摘 要： 民粹主义已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从伦理学角度观察与分析这一现象是较为新颖的视角。当前民粹主义泛滥的伦理根源主要表现为：群体性的价值观分裂与人格分裂成为普遍现象，宣传与教育领域尚存的敌对思维及冷战思维模式的不良影响，网络社群的失范，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失序等。要治理民粹主义，重建伦理，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重建国家与社会、公民的关系，尊重公众的主体性；改革传统的教育与宣传工作，培育现代国家意识及健全国民人格；克制塑造民意的政治冲动，建构良性的政治伦理及网络伦理；强化制度伦理与法治伦理，完善民众参与的路径。
关键词： 民粹主义；伦理分析；主体性；国民人格；重建
俞可平提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反对精英主义，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从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1]俞可平的观念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如今，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已经远去。但是，作为一种话语和思想的民粹主义却从未远离，甚至愈演愈烈。当贫富分化、腐败等社会现象趋于严重，民粹主义思潮就会泛起，并通过互联网得以蔓延、泛滥。
民粹主义由于其过度强调平民利益导致其对峙精英主义、挑战既有权力结构、极化民意权威、激起群体对立等特点。近期民粹主义主要有四种表现:一是诉诸于“爱国主义”、“民族正义”等口号之下的民粹主义言论，掩盖群体暴力行为的非法性；二是通过网络达成“民意认同”，“民声”动员之下网络民粹主义侵犯公民权利；三是否定精英话语，制造与扩大网络民众的理性认同危机；四是以民粹主义舆论力量(即对官员、富人等群体的强烈批评性舆论导向，引者注)推动社会风尚问题的道德治理。[2]由于民粹主义强烈反对既定的秩序与权威，并求诸于民意聚集的力量来改变现存秩序，这不但导致社会秩序的失序与矛盾激化，而且导致社会的分裂，危害巨大。民粹主义也因此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本文将从伦理学角度观察与分析这一现象。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虽然在这边工作很顺心，但我时常会想念冯阿姨，想起她和蔼的面容，想起她关切的话语，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终于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原想有好多话跟她说，但当电话那头传来：“小刘，你在那边干得还好吗？”我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眼泪顿时模糊了我的眼睛，有些东西当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候也许并不能感觉到它存在的重要性，不懂得珍惜，直到离开了才会去怀念曾经的生活。
色彩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在色彩心理学中，色彩有冷暖、有轻重、有大小、有性格、有象征，色彩不仅对人们的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还可以通过色彩反观我们的内心世界”。［1］现代诗人戴望舒喜以色彩入诗，他诗歌中经常出现红色、金色、紫色、黑色、青色等颜色，在这些色彩中，他尤其青睐青色，带有“青色”色彩的诗歌接近他诗歌创作总数的四分之一，并且贯穿始终。“青色”可以视为理解戴望舒诗歌的一种路径，是戴望舒生命中特殊体验的独特表达方式。
一、民粹主义的伦理根源
(一)普遍的群体性价值观分裂与人格分裂是民粹主义泛滥的原生土壤
民粹主义既反映着当前某些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分裂及人格分裂的群体性特性，又极大地强化了这一特征。以“爱国主义”为旗号的各种社会性暴力行为即是价值观分裂的典型。以2012年的大规模民粹暴力事件为例，事件的起因是钓鱼岛问题，本是一场爱国主义活动，但在全国各地却出现了普遍性的暴力事件，打、砸、抢行为层出不穷，尤以打砸日系车事件为甚。其中，西安车主被U形锁打至脑浆崩裂，至今瘫痪在床的恶性事件令世人震惊。这种普遍性的暴力事件，反映了行为背后普遍的价值分裂，即一方面以爱国为宗旨，另一方面却以伤害国之根本——人的生命与财产为手段。对美国的恨与爱共构状态更是典型地反映了民粹主义者的分裂性人格。反美斗士司马南以传播对美国的批判与仇恨著称，但其妻儿却在美国定居，面对质疑，他的解释“反美是工作，居美是生活。”① 2012年1月20日，新浪认证的北京VIVA无线新媒体主编“假装在纽约”在新浪微博上评论说:“1月20日，反美斗士司马南发微博说:‘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剥削世界各国……类似一个巨大的肿瘤，世界各地人民都质疑美国......’发完后，他登上了飞往美国华盛顿的飞机准备和生活在那里的亲人欢度春节。本来此事到此为止，但不幸的是他在机场把头扭了，更不幸的是同机中国乘客认出了。”司马南在随后发布的微博中表示:“在国内反美是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并不影响自己的工作，此次到美国是自己工作外的生活，希望网民区分开工作和生活…” 成为最真实又最反讽的分裂型民粹主义者的写照。这种荒谬的情形在日常生活中却成为常态，很多人一边痛斥美国的恶，诸如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妄图颠覆中国、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或美国借中国的钱不还变相逃债、美国对中国进行货币战争、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文化侵略等等；另一方面却寻找一切途径把自己或亲人送到美国并试图移民美国。再比如，民粹主义者对待“精英”的态度:一方面，许多民粹主义者一方面追捧所谓名校、学区房，竭尽全力试图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名校从而实现进入上层社会的梦想；另一方面却蔑视、诋毁各类精英，呈现典型的反智、反精英心态。对于“公知”的态度，尤其反映了这一荒谬状态。“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语境中本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概念及存在。这一概念于20世纪末进入中国并被大众熟知，它最初的涵义与世界语境中的涵义相似，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它却在民粹主义与某些主流媒体的合谋之下被“污名”化，从而沦为民粹与官方共同唾弃的概念。但是，民粹主义者在摧毁所谓“公知”意见领袖形象的同时，却大肆利用媒体进行煽动性的宣传活动，鼓吹各种反智、反权威或反政府的言论，甚至不惜采用谣言、诋毁的方式来吸引眼球，抢占舆论高地，从而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舆论“领袖”。用流氓手段来推进爱国运动，用痛恨或痛骂美国的方式来表达对美帝国主义的向往；用贬低精英的方式表达对各类精英的醋意，用诋毁“公知”的方式来达成变身舆论领袖的企图，等等。如此这般独特的“爱国”方式、“奋斗”方式成为民粹主义的普遍表象。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价值观与人格分裂的民粹状态成为当下中国民粹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悖反现象。
(二)宣传与教育领域中尚存的某种传统敌对思维及冷战思维模式是民粹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
式中:ΔT表示当前综合信任与上一周期综合信任CTi,j(t-1)的差,α表示权值λ的值域范围,β表示权值λ的对信任差ΔT的敏感程度,γ表示权值λ的最小值。α,β和γ是3个可调节的参数。α决定了时间衰减因子的值域范围,β决定了时间衰减因子。本文选取{α=0.95,β=3,γ=0.05}[15]。
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泛滥，典型地证明了这种对现存秩序反动与重建的意图。网络民粹主义在概念上由“民粹主义”演变而来。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互联网建设速度居于世界前列。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现实中受到诸多压制与控制的利益及思想观念冲突得以展现，失意、不满及愤怒得以表达，对既定秩序的批判与否定得以张扬，从而使网络民粹主义开始兴起，并表现出强烈的重建秩序的主张。网络民粹主义强烈反对既定的秩序与权威，并求诸于民意聚集的力量来改变现存秩序，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有其积极意义。但是，网络民粹主义在依托传播工具的优势时也利用了传播工具的漏洞，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险性，并在实际中导致网络社会秩序走向偏激、反智，从而加速了中国社会现实秩序的矛盾激化与社会分裂，这需要引起重视。
(三)网络社群的失范是民粹主义暴力化的催化剂
式中:CX为待测元素的浓度(单位%)，CMarix为基体元素的浓度(单位%，对于高纯金属CMarix=100%=1)， IX为待测元素同位素质谱线强度(单位cps)，IMarix为基体元素同位素质谱线强度(单位cps)。
(四)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失范是民粹主义生长的沃土
民粹主义强调了民本思想，使底层民众的利益及诉求得以提出并受到重视，这值得肯定。但是，民粹主义强烈的反智、反精英特点以及过度利用民意，甚至绑架民意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却妨碍、冲击了合理的社会秩序，也有悖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如何化解民粹主义，这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再度转型，开始向全世界打开大门。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等层面，渐次开放，并在这一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极大。但是，在政治层面及宣传教育层面，我们的主导方针政策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冷战思维模式，即仍然强调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警惕。由于前苏联的解体，其他国家与地区不时爆发的“颜色革命”等现实原因，使中国的主流媒体及教育界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这一状态在当前兴盛的民粹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似乎开始走向极端化。比如，对小学语文课本中关于外国小朋友的插图的数量及是否对外国小朋友进行美化了都成为网络中、微信中热烈传播、热烈批判的话题。这种冷战思维模式的延续，已经导致中国社会的严重分裂:价值观的严重分裂及行为方式的严重分裂。对西方文明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应当分割成碎块状来观察与对待，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是否应当区别对待，对西方以自由、民主、人权、文明等为旗帜的政治制度是否应当完全否定，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这些根本性问题或重大问题上，中国社会的认知已经严重分裂而且难以调和。以“萨得”危机为例，中国民众已经分裂为仇恨韩国与美国、必须坚决抵制与排斥韩国，与应当理性看待问题两大对立的阵营，而且两大阵营之间无法沟通与调和。虽然打砸韩国车的流氓方式被官方制止，但是，在网络舆论中，两大阵营几乎是完全对立，而且坚持抵制韩国的民粹派仍然热衷于采取剑拔弩张、威逼恐吓等语言暴力方式。与2012年大规模民粹暴力事件相比，中韩交恶的民粹主义现象更引人深思。中日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宿怨尚存，而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存在着深厚渊源，文化相融。中韩建交之后，两国之间交往甚密，民间的友好往来更是密切，但顷刻之间就恶语相向、剑拔弩张。这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某种骄傲心理开始滋生，也反映了长期对西方阵营及西方文化保持警惕甚至敌视的必然结果。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中国在参与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再建构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而且在外交与军事方面进一步把韩国推向西方阵营，强化了韩国对美国的依存关系，使中国边疆关系增加了变数。中美贸易战进一步表明，这种伦理分裂现象已经影响到国家行为。自中美在贸易问题上产生分歧与摩擦以来，舆论关于美国意图的分析完全对立，一方认定美国试图借贸易手段全面遏制中国，并试图颠覆中国现有的政治及经济体制；而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只是谋求实现公平贸易及门户开放。反映在具体决策方面，就出现了相背而行的现象:一方面主流媒体进行“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调整却是与美国政府的诉求相一致。这种矛盾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群体性的价值观分裂与人格分裂的状态仍然在延续与固化，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外交等各领域的发展与演化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民党政权长期存在于台湾的事实以及二战之后国际社会长期分裂与冷战的事实等等复杂而现实的历史原因，导致中国的宣传与教育工作长期以来遵循的是敌我斗争的思维模式与根本原则。即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是彻底对立的敌我关系，战争也许无法避免；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力军及领导者，必须对西方保持警惕与敌视。但是，敌人太强大，只能“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就是分裂的，即一方面拼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却极力宣传西方强国是霸权的、好斗的、邪恶的。把科学技术从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单独切割出来，把科学技术抬到极高的地位，对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完整根基却彻底否定。这一分裂最终导致宣传与教育工作中对西方世界的态度及交往原则的分裂，并进而导致国民对待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分裂。这一价值观的分裂状态，经过几十年对国民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逐渐导致分裂人格成为普遍性的国民状态。即导致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对国家层面的关系都出现“爱恨交织”这样矛盾与紧张的分裂状态。
二、治理民粹主义的伦理思考
良好的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是优良的核心价值观引导与浸润的结果，也是孕育及培育各种有益社会进步思潮的土壤。但是，扭曲的或畸形的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则是催生各种极端化思潮的土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由于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目前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及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甚至在局部出现严重扭曲，从而导致民粹主义在短时间内爆发性成长。俞可平就此认为，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失望，即反市场倾向与反现代化倾向抬头，是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1]丛日云也认为，从世界范围来说，民粹主义主要兴起于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的场合。当一方是权力和经济的寡头，另一方是贫困的、无权的大众的时候，这种哑铃型的社会最容易产生以盲目的仇官仇富为特征的民粹主义。[4]然而，社会不公与两极分化现象由来已久，并非当前的特殊现象，为什么民粹主义却在当前表现得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涉及到信息传播技术对传统社会的颠覆性变革这一话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界入，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全面调整，贫富不均、环境恶化、城乡对立等不均衡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高房价、社会阶层固化等人的根本性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日益严重，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充斥与积压着结构性的不满或怨恨。但是，这种普遍的社会情感与情绪在传统媒体上难以直接表达或任意宣泄，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兴盛，使所有人获得相对平等表达的机会，之前积压多年的不满与怨恨情绪得以宣泄，民粹主义思潮由此得以泛滥。学者们在研究民粹主义时，几乎都观察到了民粹主义是草根阶层或生存竞争序列中的不利阶层对知识权威、权力权威及财富权威的反动，即对现代性社会秩序的反动。与此同时，当精英阶层在与外部、内部比较中对现状不满，也会转向“人民”话语，从而助推民粹主义甚至成为民粹主义的领导者。[5]因而，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或思潮，它在网络中更多地表现为某种立场、观点、情感，也表现为一种被利用的动员方式及集体行动方式，它实际上是各阶层对现有秩序的反动及再建构冲动。[6]
民粹主义的暴力化(包括语言暴力)表现，与网络社会的失范密切相关。网络社会是与线下现实社会并行的另一种现实性生存，它虽然具有某种虚拟性，但与传统的现实社会并没有根本性差异，并且能够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秩序的变化与发展。而且，由于网络空间消融了地域的局限，使信息的交流突破了时空限制，也使人的交往活动突破了时空限制，产生了质的飞跃。即导致群体性的社会情绪或情感具有超强感染力，社会动员具有超强能效。但是，由于网络空间的隐匿性特征、法律监管滞后、也导致网络“乌合之众”效应非常明显，即网络民众在参与公共事件时，缺乏理性与人性，暴民心态普遍化，经常性地凭借道德借口进行暴力式围观或暴力攻击。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则一哄而散，难以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因此，在公共事件中，某些出于特定目的而诉诸民粹主义的舆论导向，常常与网络“乌合之众”的暴民心态与暴民行为方式达成共谋，有意无意地引导与释放各种阴暗心理与不良情绪，从而使网络成为煽动民粹主义思潮的重要源头，以及诱发、煽动普遍性的暴力行为方式的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此外，网络社会具有群体极化特点，这不但强化了价值观的分隔与保守状态，固化了网络社会的分裂，也增加了民粹主义治理的难度。所谓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凯斯·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也发生在互联网中。他指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互联网只是一个提供信息的工具或场域，人在其中拥有自主权，可以自主选择所要接收的信息，任意拒绝不希望接收的信息。因而，不同政治倾向或不同文化倾向的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选择只接收合乎自己观点、或不断强化这些观点的信息。桑斯坦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3]互联网向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必然导致群体极化现象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并为民粹主义的滋生与泛滥提供充分的养料。
(一)重建国家与社会、公民的关系，尊重公众的主体性
1949年之后，中国建立了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新秩序，即社会与公民个人被完全纳入国家体系。社会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而是完全服从国家意志的领域，甚至可以认为，社会只是国家意志的延伸空间。国家与社会的重合，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重建新秩序的作用，国家意志得以高度贯彻，这是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国家主义的展开，社会消亡的后果也逐渐显现，即消灭了与国家意志相抗衡的力量，也就消灭了这个国家自我更新与自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公民也不再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个体，而是权力体系与国家意志之下的被动者，主体性的消失导致公众理性与积极性的稀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及公民的相对独立性重新得到重视，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惯性运动及长期的惯性思维模式，当前人们对于社会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及公民的主体性建设方面仍然有很大疑虑，对于社会与国家应当分离到什么程度，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合理的、健康的，仍然存在很大争议。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随着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领域的相对独立与公民主体性问题也应得到相应解决。当社会领域实现相对独立甚至相对自治的状态，当公民主体性得以建立，也就意味着公民的理性、自律、宽容、妥协等现代社会的意识与精神的确立，以及自我管理、自我纠正等现代社会的原则更容易建立。这就意味着各类精英在社会层面享有相应的权威及影响力，从而为民粹主义的泛滥树立一道防火墙。
胶东地区引黄调水工程明渠段输水线路两侧大部分为地势左低右高，输水工程实施后，水渠的右侧积水通过工程排水沟汇流后，通过穿渠倒虹、涵洞或渡槽型式导入左岸排水系统。设计标准采用10年一遇排涝标准，排水沟设计流量采用10年一遇3小时平均流量。由于7月强降雨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水标准远超工程设计标准，多数渠段地下水水位超历史最高地下水水位。受渠道右侧排水沟排涝规模的制约，渠道右堤外侧大面积积水，最高积水深度在地面以上2 m左右，没有设置内排水设施的渠段，由于衬砌结构的不透水性，造成衬砌结构下的扬压力过大，产生了扬压力破坏。
(二)改革传统的教育与宣传工作，培育现代国家意识及健全国民人格
清末以降，中国在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又遭遇了艰难的曲折与反复，这导致当代中国的现代国家意识尚未全面建立，国家的现代型人格或现代意识也未完全养成。在教育与宣传工作中，就表现出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警惕民族中心主义陷阱，努力培养国民宽容与理性的现代意识。全面复兴中华民族，是近现代以来的国民理想。但是，这个目标很容易催生民族中心主义。即认为本民族或本国的文化优于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的文化，对内强调和注重自身的价值和利益；对外比较偏执，甚至表现出对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某些攻击性。这种对外的歧视、偏执或攻击，往往没有任何理性原因，而“只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民粹主义的天然养分，是民粹主义的内驱力所在。”[7]培育健全的国家意识及国民意识，正确认识世界各民族及文化上的多元共生关系，应当成为教育与宣传领域的重要工作。二是重新审视教育与宣传工作中的民族悲情策略，重建民族自信。过度悲情地解读外力对于传统中国的打击或摧毁作用，把清末至1949年之间的历史完全演变成悲惨的血泪史，即认为旧中国备受外来力量的剥削与压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全球化的推动作用则轻描淡写地处理，这不但导致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现代文明，也导致普遍的国民“怨妇心态”，这正是民粹主义的又一心理或情感渊源。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租界等历史现象进行否定性解读，完全否定其中的进步因素，还导致另一个现实问题:在中国社会参与全球化进程，对外进行资本输出等活动时，也面临着对中国意图“再殖民化”的指责。正确解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带来的世界历史变迁及中国历史变迁，从而培育民族自信及民族理性，这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秩序的再建构。三是正确对待西方文明，建立稳定而统一的群体性价值观。应全面检讨意识形态领域中大力宣扬西方文明有可能对世界和平或对中国的未来构成威胁的论调，管束“义和团”式荒唐排外的民粹意识及行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正确认识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兼容并蓄，才能共享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四是重视公民教育，正确处理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意识，需要完备的公民教育。但是，应当把国民培养成完全服从于政治命令的接班人，还是具有独立性的、理性的现代公民这一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争议。实际上，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并无冲突。公民教育着眼于成人教育及现代意识观念教育，而政治教育着重于培育对国家及民族的忠诚。前者是后者的根基。如果没有公民教育作为前提与基础，政治教育就易走向盲目与狂热。只有真正展开公民教育，健全国民理性与法治意识，养成自信、包容的国民性格，才能较好地抵御各种极端思想观念的侵蚀。
尊重公众的主体性，就必须实现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及去工具化。改革开放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已被否定，但是，它并没有完全从人们的头脑中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把民众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当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退却，民众不再陷入国内斗争的疯狂与无奈，但却无法回避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用痛恨或痛骂美国的方式来表达对美帝国主义的向往，即是意识形态斗争模式的必然结果。切实地放弃把民众作为工具或斗争棋子的思维惯性，承认民众作为人所具有的理性能力、自律能力与基本智慧，即尊重公众才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体存在，才能够真正建立正常的国家与社会、公民的正常关系，才能回到人自身的根源上去消除民粹主义的内在破坏性力量。
(三)克制塑造民意的政治冲动，建构良性政治伦理及网络伦理
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民意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社会动员式的行动或现象由于其行动性强、情绪表达强烈及引人注目而容易成为观察民意的重要指标。这就使出于某种目的而对民意进行引导、塑造变成现代政治常见现象。“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民意可以使外交决策者在与他国谈判时更具讨价还价的筹码。民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外交决策者执行外交政策的一种资源。民意越一致，越支持政府的政策，决策者在与他国谈判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8]因此，在对外交往中，塑造民意往往成为官方的内在冲动。以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而爆发的反日游行为例。在中国素来严格限制游行示威活动的政治背景下，多地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难以完全否定其背后具有某种官方背景或意图。民众情绪大爆发，社会意志高度统一，这些表现虽然使中国在外交上获得某些赢面，但也导致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并进而导致中日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正常关系趋向冷淡。
纵观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当中国在外交上需要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时候，经常采用引导民意、塑造民意的方法，并每每收获预期结果。然而，不得不面对的后果就是，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民粹主义现象愈演愈烈，阴谋论愈加盛行。对内，愈加怀疑与蔑视各领域的精英；对外，愈加警惕西方国家及西方文化。爱国主义、民族自信等宏大话语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理性逐渐失去对国家与社会、民众的引导能力。这种分裂与矛盾进一步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一系列矛盾悖反现象。比如，中国的经济及科技发展与西方国家关联密切且获益良多，但中国与美日欧等国在外交与政治领域却经常呈现对立状态，民众敌视西方的心理暗流涌动；而众多亚非拉国家虽然与中国的经济交往有限，但因欠缺与中国的议价能力从而在外交与政治领域呈现较为友好的状态。十九大提出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实践中却呈现出中国与西方经常剑拔弩张的两极化发展方向。并且由于中国主流话语强烈的反西方特征，也已经导致西方国家对此警惕并开始采取某些反制措施。这就使本作为议价手段的塑造民意、强化民族主义等政治方法最终变成严重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度引导民意、塑造民意甚至操纵民意的政治手法，重新确立尊重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的政治策略，从而建构良性的政治伦理，回归良好的政治生态。
建构良性网络伦理也因此成为维护政治生态的重要议题。网络舆论由于其超强的动员能力与低成本特征，成为各方力量都试图影响或控制的领域。如前所述，试图在外交上展示民意，除了传统媒体，网络舆论的爆发及某种程度的社会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表征。同样地，高效又低成本的网络动员带来强大社会效应时也造成了严重后果，即网络民粹主义已成为当前民粹主义爆发及日常泛滥的重要源头。加强网络治理，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但是，如何建构良性网络伦理，则是当前存在争议的问题。实践中，制度惯性是“重管理，轻治理”，即注重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外在管制作用，忽视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生命力，排斥社会领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以网络审查为例，它实际上可区分为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两类。对网络领域中存在的诈骗、色情活动等非法活动的审查，就属于合法性审查。但是，网络领域中有些问题则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那么，这一合理性审查的原则、标准、实施细则是什么?以微信为例，许多知名人士、有影响的专家教授及新闻媒体人士，经常遭遇频繁的删贴、封号，甚至连一些党报党刊和国家通讯社的文章也常常被封号删贴。其原因并非违法，而是因为某些批评性意见，或发表了某些与主流观点不完全一致的消息与观点。并且，他们的文章经常遭遇痛苦的审核经历，反复被拦下却无从知晓哪里不符合审查标准，文章经审核发表之后又经常遭受恶意投诉并被再度屏蔽。理性的力量被打压，文明的声音被屏蔽，必然导致非理性主义、民粹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盛行，导致大量谣言、阴谋论、极左言论盛行于网络。为什么微信审核的结果是放纵了非理性而压抑了理性与文明呢?这里面就存在许多争议性较大的问题，比如，微信系统的审核依据与标准合理吗?这些审核标准是否涉嫌违宪，是否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自媒体的言论自由界限在哪里?法律该如何保护公众媒体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负责审核的人员是否具备足够的资质?对微信审查机制导致的社会后果如何评估?等等。这些问题，是所有社交媒体及至整个网络社会都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属于合理性审查问题，属于社会的自主管理问题。改进不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也许是相关部门愿意推进的举措，然而，重构国家与社会、人民的关系，培育社会自治精神，建构正常的网络伦理，才是根本性的解决问题之道。
(四)强化制度伦理与法治伦理，完善民众参与的路径
如前所述，由于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当前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及社会秩序严重失衡，从而导致民粹主义在短时间内爆发性成长，即广大民众由于对既定秩序的不满无从表达，参与重建秩序的愿望无从实现，从而走向民粹主义的路径。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是社会转型的特殊现象，是国家基础制度与机制运行不顺畅，回应社会需求不及时、不得力的标志。这是因为，转型社会无法提供有效的代议民主形式来容纳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从民众角度看，长期集权亦难以形成参与型公民文化，当这两者耦合时，民粹主义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民众的参与热情，是现代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力，需要加以鼓励和支持，也需要法治与制度的规范与制约。民粹式的斗争热情，如果有制度化的渠道释放，就可避免发生严重后果，通常也不会持久进行。因此，成熟有效的民主制度是治疗民粹的良方。[9]
法治也是预防民粹的重要屏障。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现象并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长期性的斗争策略与斗争韧性，而是与突发性事件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短暂性或情绪化特征。因此，完善的法治可以为之套上笼头。法治可以约束爆发性的群众力量，尤其是将突发性的及暴力性的情绪或思想观念约束于社会意见领域。法治与民主力量的双重作用，可引导民众逐渐在法治的范围内达成相对稳定的价值共识，并主动避免危及个人自由与公共安全的集体行为。总而言之，通过制度伦理与法治伦理的建设与完善，有助于重建国家与社会、公众及公民的良好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良好的现代国家意识，培育参与型公民文化，接纳及保障公民权利，纾解公众的焦虑与不满，从而彻底消解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88-96.
[2] 孟威.民粹主义的网络喧嚣[J].人民论坛，2016(3):39-40.
[3]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49.
[4] 丛日云.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J].人民论坛，2012(4):55.
[5] 林红.论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J].学术界，2006(6):193.
[6] 罗贵榕.中国网络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挑战与应对[J].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1.
[7] 周庆智.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与有效应对[J].理论导报，2017(1):25.
[8] 陈文鑫.塑造还是反映民意?——民意测验与美国的对外政策[J].美国研究，2003(4):77.
[9] 郑维伟.民粹主义不宜标签化和扩大化——对当前学界一种错误倾向的批评[J].探索与争鸣，2016(10):82-83.
The Ethical Analysis of Populism
LUO Gui-rong
(Marxism School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0，China)
Abstract: Populism has become a hot issue at present.It is a relatively new persp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The current ethical roots of populism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group value splitting and personality splitting become common phenomena，hostile thinking in the field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nd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old War mentality model， the anomie of the online community，state and social disorder and so on.To govern populism and rebuild ethics， we need to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citizens， respe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ublic； reform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work，cultivate modern state consciousness and improve national personality；restrain the shaping of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impulses， construct benign political ethics and network ethics；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ethics and rule of law ethics，and improve the path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populism； ethical analysis； subjectivity； national personality； re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03(2019)05-0084-08
收稿日期： 2019-02-20
作者简介： 罗贵榕，女，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王 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