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中法战争中的作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慈禧论文,中法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慈禧在有清一代的作为，向来被后人斥责为卖国、顽固，其形象似乎早已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慈禧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她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就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暗助“黑旗军”援越抗法
正当慈禧命清军入朝、平定“壬午兵变”、获执大院君李昰应之时，西南边疆因法国侵略越南而造成的边疆危机形势日益严重起来。大病初愈的慈禧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
越南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宗藩关系。自从18世纪后期起，一心想在东方扩张殖民地的法国，对越南就有侵略野心，妄图占领越南后把势力伸入中国的西南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乘清政府内外交困之际，派遣远征军入侵越南南部，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迫使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及昆仑岛。1867年又占领永隆、河仙、昭笃三省。在越南南部建立了法属殖民地，并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法国原想从湄公河上溯，侵入我国云南。但后来发现湄公河上游不能通航，便改变计划，准备出兵占领越南北部的北圻(法人称为东京)，由红河进入云南。当时，正是慈禧第一次垂帘听政，集中全力“征剿”太平军和捻军之时，既无力顾及藩属国的安危，又缺乏足够的外事交涉经验和实力，对法越冲突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同治十二年正月(1873年2月)，两宫太后撤帘还政，同治皇帝亲政。这年10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派海军上尉安邺统军北上进攻北圻，占领河内及附近四省。越南国王只得向驻屯于保胜(今老街)的刘永福黑旗军求助。
刘永福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名义，字渊亭，祖籍广西博白。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他自小贫穷，识字无多，爱好武术。20岁时，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下，参加广西天地会反清起义，后来投入起义军吴亚忠部。在和清军战斗中，刘永福认为敌我力量悬殊，不宜孤城困守，建议突围转移，保存有生力量。吴亚忠不听，他便借筹粮之机，率300余人脱离吴部，独立转战。同治六年(1867年)退至越南北部的中越边境，以保胜为中心实行武装割据。他采取屯垦练兵、保境安民之策，军队垦荒、自给自足；树七星黑旗，标榜忠义；重内部团结，关心官兵疾苦；平时精于训练，战时勇敢杀敌。黑旗军在艰苦环境下，被训练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不少小股武装纷纷来归，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已经扩展到1000余人。越南阮氏王朝在“剿抚不能”的处境下，只得听之任之，眼睁睁地看着黑旗军势力坐大。好在黑旗军既不扰民，又不与当地政府纠葛，有时甚至还可利用来清除边境土匪、消除隐患，所以双方长期以来处于暗中默契、和平共处的状态下。
刘永福在越南国王请求下，毅然应命，率军抗法。11月，军次河内，在距城二里的纸桥设伏，诱敌出击。法军中计追击，伏兵四起，死伤数十人，安邺被阵斩。法军群龙无首，大败而回，被迫退出河内和红河三角洲地区，龟缩海防一线。这次大捷，打乱了法军企图侵占北圻的计划，推迟了法国吞并越南、觊觎中国西南边疆长达10年之久。战后，刘永福被越南国王授三宣副提督，黑旗军也从此结束了落草为寇的尴尬地位。
清政府对刘永福黑旗军一直采取敌视、镇压的态度，但因中越边境地形复杂，山高林密，不利于出境作战，所以始终未能得手。迨至纸桥大捷，黑旗军成为法国侵越的巨大障碍，对避免出现西南边疆危机起到重要缓冲作用时，精明的慈禧太后在第二次垂帘听政之后，开始改变策略，逐渐变敌视、镇压为默认保全，以达到“保藩固边”的目的。
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1881年12月6日)，大病初愈的慈禧代皇帝发布上谕称：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由红江通商云南，“计殊叵测，该国(指越南)积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则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逼处，后患不可胜言”。诏命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坤一、刘长佑、杜瑞联等筹商妥办；同时命曾纪泽仍坚持前议，与法外部乘机辩论。 [1]这道上谕，改变了以往对法越争端置之不理的态度，确立了“保藩固边”的方针，采取备战和外交谈判相结合的两手策略。于是暗助黑旗军援越抗法，就成为“保藩固边”的题中之义。
慈禧心中明白，黑旗军毕竟不是皇朝手中的队伍，不能公然依靠和明目张胆地使用、调遣。她只是为了固边保藩而利用它来牵制法军，所以只能暗中资助，不能公开进行。当广西巡抚庆裕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882年2月1日)上奏，报告他已命提督黄桂兰以防匪为名，加派勇营驻扎越南边境，并且已经与刘永福有所接触，决定相互接应时，慈禧以上谕指出：刘永福未可深恃，且虑形迹太露转致枝节横生，尤当加意慎密。诏旨明显告诫庆裕，应着眼于一个“暗”字，不露形迹，避免节外生枝。
应该说，慈禧这样的考虑并非无因。一方面刘永福黑旗军没有接受朝廷招抚，名义上仍是清军对手；另一方面，朝廷内外对法越争端助越抗法意见分歧，不少人认为中国不必过问。如署理粤海关监督裕宽，在光绪八年四月还上奏称：越南积弱已久，政令不修，人情懦怯，决不能再与法抵抗，法越交涉之事，中国不必与闻。因此，慈禧尽管有心利用黑旗军抗法，也只能在暗助上着手。
方针既定，慈禧开始为“保藩固边”作一系列人事调动。光绪八年正月，她以漕运总督周恒祺病免为由，将广西巡抚庆裕调任漕督，任命倪文蔚为广西巡抚，徐延旭为广西布政使。四月，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丁忧，调两广总督张树声暂署直督，以陕甘总督曾国荃署理两广总督。同月，命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广东兵轮，克期出洋，与滇、粤防军遥为声援。
在人事调动期间，福建巡抚岑毓英于三月间上奏，吁请朝廷暗资刘永福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抗法。慈禧阅奏后觉得应听听身处一线的地方大吏意见，便于五月间命云贵总督刘长佑入京陛见，以岑毓英署理云贵总督。
刘长佑抵京后，向慈禧如实作了禀报。大意是：法国决不会放弃亡越图我之心，现在法人日日增兵，其主要障碍在黑旗军。法人已悬赏万金求购刘永福首级，又悬赏十万金要法军攻取保胜，灭黑旗军老巢。刘永福曾屡次请求越南国王与法军决战，刘曾亲赴谅山，与广西提督黄桂兰面商，表示同仇敌忾，并愿意分兵赴北宁助守；保胜有该部驻防，法军决不会得逞，只是因兵力不足(作者注：当时黑旗军号称3000)，亟望得到天朝援助。
至于法越现状，刘长佑说，目前法军以兵舰东下越南海阳，分驶广南、西贡。若山西有失，则法军西入三江口，不仅保胜无屏障可依，而且云南自红河以下都需步步设防。他认为，“非滇粤并力以图，不足以救越南之残局；非水陆并进，不足以阻法人之贪谋。”[2]
慈禧听了刘长佑禀报后，消除了对利用黑旗军援越抗法的疑虑，决定让刘长佑“密为布置”[3]。于是，七月间，道员沈寿榕统滇军出马白关，进抵越南宣光省安平府扎营；云南布政使唐炯由马白关赴保胜，察看地形，布置关外各军。八月，曾国荃命水师提督吴全美率兵船八艘巡防北海。八月十一日(9月22日)，慈禧颁发上谕，命刘长佑、岑毓英等饬令唐炯审度机宜、妥善办理，所有在防各将领一体听候唐炯调遣，与广西派出各军互为应援，并设法笼络刘永福军，预杜外人窥伺。[4]这件上谕，确立了暗助刘永福的策略。由于候补吏部主事唐景崧在光绪八年七月曾向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呈递说贴，请缨赴法以大义游说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慈禧觉得不妨一试，便于八月初，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委。
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候补主事。他出于民族义愤，积极主张援越抗法，向军机处呈递说贴后，受到李鸿藻赏识。当时清流主战，李鸿藻本是清流之首，便约唐景崧至寓所详谈。谈次间李鼓励唐上奏言战。唐景崧在李鼓励下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1日)奏请用刘永福抗法，并自请赴越南联络。慈禧命交岑毓英差委，唐接旨后决定假道越南赴滇。他先到广州，拜谒曾国荃。曾对唐所言法越之事极表赞同，并资助他入越。光绪九年(1883年)唐景崧抵达保胜，三月八日(4月14日)，在山西会见了刘永福，向刘详述了法越及清廷形势，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刘选择：上策，据北图南，事成则王，不成亦不失为捍卫华边之豪杰，功在中国，声施万世。中策，提全师击河内，战胜则声名崛起，粮饷军装当由中国相助；不胜，则忠义之举人犹荣之，四海九洲知有刘永福，谁肯不容？立名保身，无逾于此。下策，坐视国难，则无功无名，谁重黑旗刘永福者！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株守保胜，实为下策。[5]
刘永福认为自己“微力不足当上策”，选择了依靠朝廷、保卫北圻、抗击法军的“中策”。此后，两人在山西又再次会晤，相谈甚欢。三月十日(4月16日)，刘永福、唐景崧与越南驸马、东阁大学士、督统军务大臣黄佐炎在山西上协社举行三方会谈，商讨进兵计划。
当时，法国正是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茹费理当政。他竭力推行侵越图华的侵略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谈判向中国施压，要中国撤兵；一方面积极拼凑侵越队伍，任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带远征军进攻越南。李威利于1882年5月再次攻占河内，次年3月又侵入南定，气焰嚣张。越南国王面对法军深入越北，越军无力阻其凶锋，便再次邀请黑旗军参战。黄佐炎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到山西参加三方会谈，讨论军事部署的。
刘永福在得到清廷支持下，决心抗法到底。八年三月，他率3000黑旗军，会合黄佐炎所部越军，开始向法军发动反攻的军事行动。四月初三日(1883年5月9日)，刘永福进驻怀德府，致书河内法将李威利，约期决战。次日，黑旗军将士在河内城外慷慨誓师，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捍卫中国边疆而战。四月十三日(5月19日)，在越军配合下，与法军在纸桥鏖战。黑旗军将士“直前猛攻，势如波涌涛翻”，侵略军司令李威利当场被击毙，法军200余人丧命，取得了震动中外的第二次纸桥大捷。战后，刘永福被越南国王授予三宣正提督，授一等义良男爵。
第二次纸桥大捷后，黑旗军又在八、九月间与新任法军司令波滑统帅的法军战于怀德、丹凤，取得胜利。波滑因军事失利，被法海军部解职回国。
黑旗军重创法军后，清廷内外臣工对黑旗军在“保藩固边”中所起作用开始有所重视，不少人上奏请朝廷在钱粮、军械、兵力等方面予以资助，慈禧也由暗助转为公开。八月初四(9月4日)，清廷以唐景崧往来边营，联络刘永福有功，赏四品衔。一个月后，又谕令广西巡抚倪文蔚等督饬关外防军，接济黑旗军，并命唐景崧设法激励刘永福坚定抗法初衷。旋调徐延旭为广西巡抚，命其迅速出关联络刘永福黑旗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朝廷已改称黑旗军为“刘团”，把它作为地方团练武装了。九月二十二日，慈禧颁发谕旨，拨给刘永福十万两，以应急需；并调集军队自广西、云南进入越南北圻。从此，黑旗军成为清政府“保藩固边”军事整体的一部分。
慈禧对刘永福黑旗军从敌视镇压变成默认保全到公开资助，这一策略的演变，固然与法国侵越图华的形势有关，但也反映了她为了维护边疆安全，敢于化敌为友，毅然弃旧图新，改弦更张的识见和魄力。应该说，后来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成为越南战场上一支重要力量，与此大有关系。
“甲申易枢”
由于法国茹费理内阁坚持侵越图华的殖民政策，法越战事终于在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演变为中法之间的战争，史称中法战争。
这场战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从光绪九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1883年12月至1884年4月)为陆上战争阶段。战争局限于越南北部和红河三角洲地区。从光绪十年六月到十一年二月(1884年7月至1885年3月)为海、陆战争阶段。战争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进行。战争以十一年三月双方签订中法《天津条约》正式结束，前后二年一个月。
第一阶段陆上战争，主要有两个大战役：光绪九年十一月的山西之战和十年二月(1884年3月)的北宁之战。其中，北宁战役是第一阶段中法之间的主力决战，前后五天，清军全面失利，弃城而走。随之便全线崩溃，太原、谅山、郎甲等地相继失陷。法军接着进攻西线的滇军，云贵总督岑毓英不战而退，将滇军撤至中越边界的河口、保胜一带，兴化、临洮、宣光因之沦于敌手。第一阶段的陆战，以清军彻底失败告终。
败讯传来，朝野震惊。慈禧勃然大怒，以广西巡抚徐延旭株守谅山、调度乖方，致使北宁失陷，于二月十九日(3月16日)下旨革职留任，并责令收集败军，尽力抵御；命湖南巡抚潘鼎新驰赴广西督办军务，以庞际云暂护湖南巡抚。二十九日(3月26日)，又下谕旨，以云南巡抚唐炯率行退缩，致使军心怠散，北宁、太原相继失守，著革职拿问；徐延旭丧师辱国，交刑部治罪。命张凯嵩署云南巡抚，李用清暂理贵州巡抚，潘鼎新署广西巡抚。十天之内，接连撤换前线将帅，足以表明她的愤怒之情。遥想当初她为“固边保藩”起用唐炯、徐延旭时，对他们寄予期望、谆谆嘱咐的情景，她确实是除了愤恨还是愤恨！
慈禧只是怨恨徐延旭、唐炯畏敌无能、有负托付吗？非也。其实，她最恨的是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
。军机处作为中法战争期间负责军事机务的最高指挥机构，在处理中法谈判和法越争端中，一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避免战争，不敢和法军正面交战，以退让换取边疆和平，致使朝廷充斥避战求和的气氛。而奕正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倡导者。他和李鸿章对法让步、力保和局的论调相互呼应，导致了徐延旭、唐炯等前线大员观望犹豫、军心怠散、战不出力、溃逃败退的不堪局面。
读者对此当会产生疑问。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以来，慈禧哪一次不是以妥协退让求保全？奕所为不正是执行了她的意图吗？不错。过去是，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她不像以往明显委曲求全，而是在清流主战言论的鼓动下，逐渐趋向于主战。早在法国侵略越南、中国与法国进行外交谈判期间，以言官与台谏为主体的清流官员如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户部给事中邓承修、山西巡抚张之洞、内阁学士陈宝琛等便纷纷上奏，申述中越唇亡齿寒、辅车相依的关系，批评军机处在中法争端中只是虚应故事，毫无抗争之实，指责李鸿章拥兵自重、避战自保；主张增兵援越，积极备战。除清流们主战高论外，湘系实力派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兵部尚书彭玉麟、驻法公使曾纪泽等也力言援越抗法，认为针对法国军事、外交咄咄逼人的态势，仅依靠外交谈判而作口舌之争，于大局无补，必须加强边境战备，以武力为后盾才能遏其图我之心。两者遥相呼应，成了朝廷内外主战的强音；加上刘永福在第一次纸桥大战中的胜利，使慈禧原来抱有依靠外交谈判、妥协求全的心态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逐步转向援越抗法的方面。所以她一面指令曾纪泽在中法谈判中，坚持越南是中国的藩属，中国对法国侵越，不能不问；一面调动军队加强战备，作固边保藩之计。尽管她那时还未确立对法一战的决心，但总的趋势是赞同主战的。否则，她就不会放手让清流的主战言论无所顾忌地出笼了。
可悲的是，作为首席军机大臣、首席总理衙门大臣的奕，不察慈禧太后的这种微妙变化，还在按自己的理解热衷于外交谈判，而对备战固边的指令，只作例行公事对待。这就使大病初愈的慈禧感到他故意不积极执行自己的意图，越发怀疑他藐视权威、不愿支持自己独立主政，怨恨之情油然而生。北宁败讯传来，慈禧大怒之下，杀了失守扶朗炮台的总兵陈德贵、副将党敏宣，又革职拿问了徐延旭、唐炯，明眼人心里明白，这个铁腕太后的怒火将会烧向哪里。
事有凑巧，三月八日(4月3日)，一份奏折递到了慈禧太后手中，上奏者是日讲起居官右庶子盛昱。奏折以弹劾张佩纶及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李鸿藻保荐唐炯、徐延旭之不当为由，指责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宝鋆无知人之明，用所非人，致使前线失利；要求将张佩纶和军机大臣下部严处。奏折正中慈禧下怀，她有了可以发作的借口。于是，就在当天她召见奕等全班军机，声色俱厉地面责他们迁移因循，致使边防不靖，海防粉饰，疆臣苟且，国用空虚，一句话，坏了皇朝大业。措辞之严苛，态度之专横，神色之冷竣，为历来所未见，吓得大臣们噤若寒蝉，不敢吱声。退下后，个个心中闷郁，知道将有非常之事降临了。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入对时，谕及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臣等惭惧，何以自容乎！退而思之，沾汗不已。”[6]真切地写出了军机大臣们的惶恐之态。
果然，五天之后即三月十四日(4月8日)，慈禧颁下懿旨，免去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切职务。其中奕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著令其“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李鸿藻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不用说，奕处分最重，被一撸到底，撵回恭王府。不得与闻朝政，“家居养疾”，做个闲散的王公。
同天，又以上谕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为军机大臣。次日，又颁布懿旨，命军机处若遇紧急要事，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很明显，太后把军机处的实权，交给了光绪皇帝的本生父、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譞。
这次彻底改组军机处，发生在光绪十年(1884年)，因这年的干支纪年是甲申年，所以史称“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本质上是慈禧和奕长期矛盾的结果。北宁败绩只是慈禧借题发挥而已。所以当翁同龢看到由军机章京送来谕旨时，不由得发出“真洞目怵心矣”的感慨。[7当代历史学家郭廷以教授，则把它称之为“慈禧的第二次政变”。[8]
如果说，发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辛酉政变”，使慈禧依靠恭亲王的帮助登上了权力殿堂，那么同时也使奕依靠两宫太后的信任坐大了自己一派的势力。20多年来，慈禧与恭王的关系由密切变得交恶。尽管她多次想摒弃这位才干过人又居功自傲的王爷，但都因当时政务棘手、条件未备而无法如愿。这次她借北宁战败、众口悠悠之机，下决心开除奕一切差使，确实有点像再次发动政变，顺利地把军机大政转移到自己手里。为了避免过于露骨，她把其他军机大臣也搭了进去，让他们成了牺牲品。怪不得作为帝师的翁同龢，要“洞目怵心”了。
如果从更深一层去思考，甲申易枢不只是慈禧与恭王之间的个人恩怨，而且包含着她担忧光绪亲政后有被恭王挟制的可能。光绪帝当年已经14岁，按照18岁成人的惯例，再有四年她将还政撇帘，由皇帝亲政了。她深知光绪自小居于深宫，对外面的世界、官场的黑暗一无所知，既无理政经验，又不谙人情世故，加上优柔寡断、谨小慎微的性格，自己还政后，皇帝必不能对皇叔奕操控驾驭。由这层忧虑出发，她决心及时除去奕一派潜在的威胁。迟不如早，既可培植自己的亲信大臣，又可使新的中枢机构在皇帝亲政前得到足够时间的磨合和在自己指导下进行运作锻炼的机会。所以她才会借题发挥，彻底改组军机班子，让皇帝的本生父奕譞处在实际掌控的地位，并且在上谕中加上一句，“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9]，最后由自己确认奕譞的政治权力地位。假如这一层分析合理，那么“甲申易枢”除了反映慈禧排斥异己，希望拥有绝对权威地位外，还包含着为光绪亲政铺平道路的另一层深意。
表面上看，把李鸿藻搭进，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似乎不可理解。李鸿藻是前清流的首领，怎么也把他逐出军机呢？其实，这正表现出慈禧利用清流、操控舆论的手段。几年来，慈禧纵容清流议政参政，对平衡朝廷内外的政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清流往往以直声相标榜，时时出现肆无忌惮甚至敢于批太后的“逆鳞”言论。不仅弄得她很不高兴，而且使她深怕失控而造成类似宋代党争的祸害，所以她或者采取把清流的某些奏章留中不发，如对陈宝琛关于午门兵丁案的奏疏留中①；或者把好发议论的清流人物外放。如光绪八年(1882年)把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拆散了他与陈宝琛、张佩纶三个清流健将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都可看出慈禧对清流既利用又防范的用心。这次把清流领袖李鸿藻也逐出军机，目的就是不让清流主导舆论，对新成立的军机处说三道四。明白了这层隐衷，就可以理解慈禧为什么会在“甲申易枢”后的一个月，即四月十四日(5月8日)，下令将不懂军事的清流健将内阁学士陈宝琛、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佩纶和通政使吴大澂，分别放到会办南洋、会办福建海疆和会办北洋事宜的位置上了。后来又借故把张佩纶、陈宝琛罢斥：张被谪戍，陈被降五级而蛰居乡里。自李鸿藻逐出军机开始，慈禧一手瓦解了被她利用来拑制奕一派的“清流党”势力。喧嚣一时的清流舆论，自“甲申易枢”后便无声无息了。
“甲申易枢”是晚清政坛的一件大事，新成立的军机班子除阎敬铭外，大多是庸碌无为、才识不足，事事专仰太后鼻息之徒，尤其是醇王奕譞，既乏才情，又无理政经验，在他统驭下的军机处，除了对太后唯唯诺诺之外，毫无作为。可以说，清末政局的败坏，与这次彻底改组军机处有不可分割的重大关系。与此相应，“甲申易枢”也是慈禧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甲申以前，慈禧尽管有不少失误，但仍不失为中国政治史上有作为、有魄力、有进取心的政治女强人。甲申之后，她逐步变成了独断专横、喜怒无常、追求享乐、无所进取、人见人怕的“老佛爷”。世人对其指责诟病，大多集中在甲申之后的阶段，道理正在于此。
以战促和，“乘胜即收”
中法战争中，慈禧最为后世诟病的举措，莫过于在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当清军扭转战场颓势，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好形势时，突然下令停止追击，“乘胜即收”。结果，战争以双方签订《中法天津条约》而告终。后世史家纷纷指责这一举措导致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认为《中法天津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使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允许法国在云南、广西边境各开一处口岸通商，法国可设置领事馆，是给法国企图深入中国西南边疆以可乘之机，是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慈禧为什么要“乘胜即收”？中国是不是不败而败？《中法天津条约》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些问题都是关乎慈禧前半生作为的大事，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出说明。
中法战争是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时期面临的最严重的边疆危机。就她处理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各处边疆危机的全过程看，凡是不涉及中国本土安危的，如日本侵略琉球，她可以弃之不顾，妥协退让；凡关乎本土安危的，如日本侵略台湾、窥伺朝鲜，沙俄、英国企图分裂新疆和侵占伊犁，她都在不可轻启边衅的理念下，采取能争即争、能收回即收回，甚至能战即战，尽可能保持皇清版图的完整。总的意图是希望战火不烧到中国境内，能和平解决为好。所以备战是为了遏制法军凶锋，以战促和才是真正目的。
以战促和，不同于主和派的妥协论调，也与奕主持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以和为主、备战只是虚应故事的态度不同。战是促和的必要手段，和是战的最终目的。它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战略，是综合国力不如强敌的弱国抵御外敌入侵的可行方案。慈禧敢于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刘永福黑旗军抗法胜利的鼓舞。第一次纸桥大捷后，黑旗军确实已成为法国侵越的巨大障碍，延缓了法军侵越的进程。本着以战促和的意图，她才会由暗助黑旗军援越抗法到公开资助饷械，甚至命清军越过边境，与黑旗军及越南军队联合作战，希望在越南战场取得胜利的军事优势，作为中法外交谈判的砝码，获得体面的和平，消除边疆危机。所以当中法在越南战场激烈交战时，外交谈判从未间断，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着。
光绪十年四月(1884年5月)，北宁、太原失守，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中法之间在天津的谈判仍在进行。慈禧给中方谈判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发出训令，划定了谈判底线；保持越南的藩属地位；通商仅限于越境，不得及于云南；不可将黑旗军逐出越南；不同意法国索赔军费。可以看出慈禧并未因军事失利而屈服，底线仍然强硬。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规定：法国同意保全中越北圻边界，不索军费赔款；中国将北圻清军撤回边界，法越之间已订条约中国均不予置问，允许越南北圻边界法越货物可与中国内地通商。慈禧接阅谈判节略后，认为“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便批准了条约。
按照这个条约，中国默认了法国对越南事实上的占领，法国实现了“占领越南，通商滇粤”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对于慈禧这种以牺牲属国换取本国“保境安民”的自利主义，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外，在当时军事失利、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清军既无力夺回法国侵占的越南领土，又无法遏制敌军的侵越势头，那么不得已而求其次，以牺牲藩属换取保境安民，只能是现实可取的一法。
《中法简明条约》订立后，慈禧满以为战争可就此结束，所以清政府除多次表示愿“谨守条约”外，并于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下诏撤回保胜、谅山各处清军，回滇、粤关内驻扎；规定于年底前全部撤完，以示遵约诚意。
然而贪得无厌的法国侵略者却不愿就此罢手。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当条约墨迹未干时茹费理就在拼凑侵略军，任命海军中将孤拔为舰队司令，准备从海上入侵中国。六月十五日(8月5日)，法舰猛轰台湾基隆炮台，台湾守将刘铭传在炮台被毁的情况下，沉着指挥，于次日下午率军击退了向基隆市街推进的法军，侵略者仓皇逃回军舰。法军第一次进攻基隆失败后，茹费理并不甘心。他训令孤拔在福州采取行动，消灭中国水师，炮轰福州船厂，把战火烧到中国内陆。七月初三(8月23日)法军舰队突袭泊于闽江口马尾的福建水师舰船，不足40分钟，即将水师九艘舰艇全部击毁，近800名清军将士阵亡。当天下午又炮轰马尾船厂，致使这座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经营的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遭到严重破坏。
马尾惨败，使慈禧深知只有用战场胜利才能换取保境安民；只有以战止战，才可以战促和。三天之后，她毅然降旨，对法宣战。诏书历数法军侵越行径后指出：“该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申公论而顺人心！”诏命沿海各口，若遇法军兵轮驶入，著即合力攻击，悉数驱除；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予刘永福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克复。”[10]接着，她一面调兵遣将：令唐景崧募勇出关，与刘永福“合力犄角，赶筹饷项军火济之”[11]；命岑毓英、潘鼎新督率所部，“星驰前进，相机筹办。”[12]一面惩办战争不力、战败有关人员：将总理衙门大臣周家楣、吴廷芬、昆冈、周德润、张荫桓、陈兰彬六人予以撤职，革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职，撤会办福建海防张佩纶之职。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以漕运总督杨昌濬为帮办。
慈禧对法宣战，不仅使朝内主战派深受鼓舞，而且使统兵大员和前线各军斗志高昂。八月中旬，台湾守将、淮军名将刘铭传，面对再度来犯的法军舰队，在激战后主动撤离基隆，并于二十日(10月8日)取得沪尾(今淡水)大捷，挫败了敌军攻台气焰。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浙江提督、湘系骁将欧阳利见和宁绍台兵备道薛福成，击退侵犯镇海的法军舰队，轰毁敌军旗舰，海军司令孤拔负伤，取得镇海保卫战胜利。
越南战场，由广西巡抚、淮系将领潘鼎新率领的东线桂军和云贵总督岑毓英统率的西线滇军合刘永福黑旗军，以及唐景崧募勇成军后合马盛治部组成的中路军，三路并进，在先期作战失利后，于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取得扭转颓势的镇南关大捷。粤军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全军奋勇攻击，伤毙法军千余人，击退法军后又乘胜追击，攻克军事重镇谅山，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与此同时，西线黑旗军联合越南义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
战场形势一片大好，清军摩拳擦掌准备一举攻占河内；法国得知中国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举国哗然，纷纷要求茹费理内阁下台。正当事态发展对中国有利之际，清廷突然于二月二十三日(4月7日)，下达停战撤兵命令。前线将士痛心疾首，不愿撤兵。冯子材等上书请战，请朝廷杀议和者以谢国人；主战派也纷纷上奏，申言：“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13]；“和可许，兵不可先撤”[14]。但慈禧主意已定，不管战将请求、朝臣议论，坚持己见，上谕称：“此事关系重大，倘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15]，把再战言论压了下去。显然，上谕所指停战撤兵“关系重大”，实在是指可以借镇南关、谅山大捷的筹码，在外交谈判中压止对方讨价还价的无厌索求，实现以战止战、以战促和的战略意图。
身处第一线的清军官兵因不明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图而有所不满，主战派则被前线胜利搞得有点头脑发热，这些情况都可理解，后世史家既然洞明全局，又何必对此痛加鞭笞呢？若从弱国无外交的大历史观着眼，就会明白乘胜即收、以战促和，实在是应该肯定的灵活策略。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清军在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再打下去有没有取得全胜而归的可能？具体地说，在越南战场彻底击溃法军，夺回越南失地；在沿海战区尽驱法国军舰，力保海防安全，从而获得中法战争的胜利。
镇南关、谅山大捷，实际上只是扭转了清军的战场颓势，并不等于彻底打垮了侵越法军，更不能由此推论再打下去会每战必胜。试看在此之前的船头、郎甲之战(光绪十年八月)，广西巡抚潘鼎新所率的东线桂军虽在船头一战中重创法军，但郎甲之战以伤亡700比100的代价，仍无法取胜而被法军击败，导致船头清军弃城而走，东线桂军失去船头、郎甲战略要点后，清军原定规复北宁、河内的反击计划受挫。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的西线滇军，为了夺回战略要地宣光，进行了长达73天的战斗，伤亡近4000人而未能得手。以后东线桂军又丢失谅山，潘鼎新保命逃生，被清廷革职拿问。如果不是老将冯子材所部粤军力挽狂澜，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清军的战场颓势将难以扭转。那么仅依靠冯子材一军又怎能实现规复北宁、夺取河内、克服失地的计划呢？须知清军在越南战场作战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不能东西两线协同配合，郎甲之战即是典型。这种各自为战的状况，除了越南地形复杂的客观因素外，与清军将师各有派系乃至贪生怕死的素质不是没有关系。潘鼎新就是一例。那么，依靠这样一支清军要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击溃法军，收复失地，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能行。所以，批评清军在中法战争中乘胜即收，导致中国不败而败的说法，是否有点不顾中法双方力量对比和清军素质的客观实际？对慈禧和她掌权的清政府评议过苛？
越南战场如此，海防情况怎样呢？先说台湾，刘铭传虽然取得沪尾大捷，但基隆仍在敌手，清军无力夺回。法军远东舰队在孤拔指挥下，从光绪十年九月初(1884年10月20日)起，对台湾实行封锁，并于十一年二月攻占澎湖；再说东南沿海，法军在镇海失利后，并未停止对长江口、甬江口的巡逻游弋，不准船只运粮通航，企图切断中国南粮北运航道。当时，福建水师已全军覆灭，北洋水师尚未成军，对法国侵略军的舰队横行东海、胡作非为，只有干瞪眼，徒叹奈何。
综合陆、海两线实际，不能不说慈禧的乘胜即收，确实是一项有利有理有节的决定。她在由军机处发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电旨中说：“现在桂(军)甫复谅(山)，法即据澎(湖)，冯(子材)、王(德榜)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亦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这些出自实情的话语，说明她及时把握战机、以战促和，顾及全局的隐衷。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条约共十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法国约明越南诸省及中国边界毗连处之治安，均由法国妥为设法，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侵犯北圻与中国边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中国在越侨民受法国保护。
二、中国约明，凡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章程，现时与日后均听办理。中越往来，法国言明必不致有碍威望体面，亦不致违此次之约。
三、从条约签字起，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勘定中国与北圻边界，设立标记。
四、中国在云南和广西边界各指定一处通商，中国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人可在此居住，设立领事馆。
五、中国日后若修建铁路，自与法国商办，其招募员工，法国当尽力襄助。但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六、条约一经签字，法军立即退出基隆，解除海面封锁，一个月内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
综上可见，《中法天津条约》除了承认越南受法国保护，中国丧失了对越的宗主权，导致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在西南边疆开放两个通商口岸，给法国侵略势力进入云南、广西以可乘之机外，并没有给中国造成过多的伤害。若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订立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比，它没有割地、赔款等严重损害领土完整、民族利益的内容，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平等的可接受的条约。出现这种战争结局，除了法国国内反战力量促使茹费理内阁倒台，以及西方列强间相互掣肘等因素外，清军战场胜利无疑起着决定作用。那么，慈禧把握住机会，乘胜即收，使有利于中国外交谈判的因素实现最大效应，也就不应该受到苛责了。所谓“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所谓“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云云，除了民族义愤之外，还有多少令人信服的根据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法天津条约》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损害最少的条约。慈禧在这次对外战争中的态度和举措，比之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和她的公爹道光皇帝高明得多！如果说，在以往的边疆危机如日本制造琉球问题、英国挑起马嘉理事件、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对华讹诈等，慈禧都处置失当而以妥协退让为主，那么这一次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总体上是以抗争为主的。不看到这一点，把她在对外战争中的举措一概以妥协投降骂倒了事，那就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了。
注释：
①“午门兵丁案”是指光绪六年慈禧命太监李三顺出宫送食物给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帝圣母)，因事先没有通知午门兵丁放行，双方发生争执导致互殴。李三顺回宫哭诉，慈禧大怒，著严惩午门护军。张之洞和陈宝琛得知内情后上疏谏争。结果奏折被“留中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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