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3-0019-06
时下，“创新”成为我们社会生活和理论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在全球化已是 一个不争的现实进程的今天，我们都希望哲学研究能够不断创新，提供应对全球化的灵 丹妙药。但是，如果不首先解决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定位问题，我们的哲学研究所 面临的将不是如何创新的问题，而是在“边缘化”的路径上还要走多远的问题。
一、回归文化批判：哲学的本分
每当人类社会或人类文明处于重大转折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总要重新确 立自己的社会历史方位，重新寻找自己的生长点，重新以自己内在的创造力向人们展示 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面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又一次面临着重新定位的任务。
重新定位、重新为自己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这似乎是哲学特有的命运。它从根本上与 哲学自身的超越本性密切相关。哲学在人类的精神王国中，的确处于很特殊的位置，它 代表着人类自觉的、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代表着每一文明时代主导性文化精神的自觉 显现。因此，它必然随着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而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形态、范式和方位。
就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哲学而言，它的重新定位除了上述根本原因之外，还有着特定历 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应当说，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哲学研究在推动中国全社会的思想解 放和理论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应对市场经济建构所带来的社会深 层文化变化和全球化的冲击方面，它显得“不在状态”。如果我们不自觉地引导我们的 哲学研究重新反思自身、重新定位，我们很难期待哲学研究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更大的作 为。具体说来，目前我们的哲学研究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弱点：一是缺少对哲学本性的 深刻认识，常常把许多非哲学的使命加到哲学的身上；二是对全球化的文化逻辑缺乏足 够的认识，还停留于对全球化的表面化、工具性的理解。因此，哲学需要一次深刻的自 我解放，回归自己的本分：即作为全球化时代人类自觉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作为人 类社会内在的自我批判意识和社会主体的文化启蒙。
首先，这里所说的哲学的自我解放，是指哲学要从自己无法或不应“承受之重”中解 脱出来，回归哲学自我。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或许我们一直没有摆脱哲学作为“科学 之科学”的古老的成见，对于哲学赋予了太多的期望和太沉的使命。我们要求哲学提供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我们要求哲学为政治、经济和其他 社会决策提供不可辩驳的合理性论据；我们要求哲学提供完整的、绝对的关于世界的理 解和解释；我们要求全体公民都能按着正确的、科学的哲学原理来从事活动。但是，正 因为如此，在多数情形下，我们的哲学由于肩负着自己“无法承受之重”，经常成为人 们指责和嘲笑的对象，而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它又逃脱不了“边缘化”的命运。
实际上，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在人类文明史中一直与人类共存的哲学，并不是 一种既定的、静止的、抽象的、僵死的理论体系或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和套用的公 式或原理，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地涌动着的理性反思和 文化批判。真正能够代表每一时代的哲学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的反思、理性的批判、文化 精神的生成和重建，表现为对原有哲学体系和教条的不断超越。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理 性和哲学反思应当是最活跃的生命之流，它不断地批判人类业已生成的文化构造，不断 捕捉、预见、引导新文化精神的生成，为人的存在提供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和精神 启蒙；不断地通过现实的文化批判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的自我批判和清醒的自我意识 。
当我们强调哲学回归文化批判，丝毫不会贬低哲学存在的价值，相反，如果我们真正 认识到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就会发现，回归文化批判的哲学能够真正发挥 哲学的本分，实现哲学应有的价值。文化不是与经济、政治、科技、自然活动领域或其 他具体对象相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对象或附属现象，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和社会存在 领域之中，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基本的生存模式，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一 般说来，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主要 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 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 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和社会存 在的各个领域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把文化界定为 “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在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意义上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 ”。
因此，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文化往往在生活世界中表现为自发 的文化模式，而在特定的哲学中表现为自觉的文化精神。当哲学理性在文化的层面上回 归生活世界时，它就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建立起哲学理性的形而上的反思同 实证的文化批判之间的本质关联。具体说来，文化哲学不是用一种自足的哲学理性外在 地审视文化现象的结果，而是作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机理或人的生存模式的文化的自我启 蒙和自觉显现。
其次，从哲学的视野我们应当认识到，全球化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它是一个包含社 会各个领域的总体性进程，故全球化的文化整合不仅是全球化的必然的文化逻辑，而且 是它的最深刻的内涵。而这正是哲学视野所应当聚焦的根本点。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表现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但是 ，全球化的内涵决不限于经济层面，它必然以某种方式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必然包 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比如，知识经济本质上是理性经济和主体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 ，体现在科学和人文之中的文化精神通过新的经济体系和科研体系，通过人的内在文化 素质和科学素质，通过科学和民主的决策程序直接作为经济运动的基本内涵与内在机理 而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常谈论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 量。再比如，全球化的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体系的建立必须有所有参加者所共同认 可并遵守的共同的规则，由此导致经济运行体制及相关法律体制、公共规则等体制的全 球化。这其中包含大量的法律规范、经济理念、运行规则、价值因素等等，实际上就是 以体制或制度形式存在的文化。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范围内的交往和现代信息技术所支 撑的数字化与网络化生存方式为全球性文化整合及世界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不仅为哲学向文化批判的回归提供了重要的主题，而且，全球 化的文化逻辑本身正在推动着哲学重新定位的基本方向。信息化与全球化不是人类社会 的某种策略性变化，而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它以多元、平等、对话、交往的文 化逻辑，引起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变革。而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其最深刻的变化是生 存方式，即文化的变化。如，经济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知识含量和理性内涵的急剧增大； 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导致交往范围的急剧扩大和交往主体的平等与自主选择； 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使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成果从创作到使用或消费空前普及，呈现出 多元化、民主化和平民化趋势，并导致政治等公共管理活动的进一步非神秘化和公开化 ，导致哲学等精神活动领域的非神圣化和个性化。全球化的这种文化逻辑直接导致远离 生活世界的传统哲学理念的衰落，它使哲学开始回归于一种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活动， 具有扬弃体系、反对话语霸权、崇尚平民化和平等化等特征，使哲学不再热衷于颁布最 终的体系和普遍适用的教条，而是回归到本真的哲学形态，即反思的、批判性的理性活 动和文化精神。
二、全球化的文化整合
在全球化时代，作为现实的文化批判而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首先应当思考、探索和 预见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与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化对于人类社会和中 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尽管经济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全球化目前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 正在生成的、开放的进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现实的生成过程中揭示出一些重要的 特征。就全球化的文化逻辑而言，一种弥漫于各种社会运动之中的全球性文化整合正在 展开，它正在强有力地推动文化存在方式和社会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我们 可以从两个层面揭示全球化的文化整合的本质内涵和特征：其一，随着人类由民族化生 存向全球化生存的转变，一种全球文化正在生成，并取得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二，文化 的力量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越来越突出，开始自觉地推动着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 活动领域的一体化进程。这些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正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整合和全球文化或世界文化的生成，需要做深入的分 析。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经济资源在全球或世界范围内自由地、大量地、全方位地、 以结合或组合的方式流动和配置，随着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相互结合、相互融合和普 遍交往，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或某种 层面上，一种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化开始生成。中外许多学者用各种术语表达这种新文 化精神或文化模式，如全球价值、全球意识、全球伦理、全球社会契约、全球世界、世 界伦理、全球责任、新世界主义、地球共同体、地球文化等。里斯本小组的专家们还试 图制定基本的世界性契约，例如，以消除不平等为内涵的基本需求契约、以宽容和国际 文化对话为特征的文化契约、以全球调控为宗旨的民主契约、以共同生活和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的地球契约等[1](P180-196)。
关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整合与全球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前景，在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论 、担心及误解，德国学者乌·贝克把人们对待全球文化的态度概括为四种：反抗、共处 、接受(消极的认同)、真正掌握[2](P61)。笔者发现，对于全球文化的误解和担心主要 有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是把文化全球化或全球文化误解为所有民族文化无差别的趋同， 其二是担心在全球性文化整合中，出现赛伊德的“东方主义”所描述的文化的中心/边 缘、西方/东方、强势文化/强势文化、文化生产国/文化消费国等非均衡的二元文化结 构现象，即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
应当承认，文化的全球性整合的确是一个包含矛盾冲突的进程，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 化进程中的“先发展”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出现西方文化的某种霸权。但是，从总 的发展趋势来看，笔者可以断言，一方面，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所有民族文化的趋同 化，而是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制，是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而共同维护关系到人 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价值。实际上，在任何条件下，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 的民族化、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共性的文化和个性的文化都是共生的，互为存在条件 的。另一方面，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文化的“西方化”，不会是“西化”的文化霸权 的一统天下，而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格局。在这方面，我们特 别要注意到20世纪的一些新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变化：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与思潮对于发达 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探索以及它 们的民族觉醒和对发达国家的文化反抗、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经济和政 治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信息化和网络化生存所导致的文化交流的非中心化或平等化趋 势，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不可能继续固守西方的文化中心或霸权地位。
由此可见，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单一的、一元文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多元 文化的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关切到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 ，以及为了实现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建立起来的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平等对话、沟通、 讨论的跨文化交往和交流机制。乌·贝克明确指出：“我们不会变得相同，但是会用一 种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展现、表达和沟通我们的区别。”[2](P64)在全球化背景中， 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将扬弃自身的封闭的、保守的、僵化的、固执的状态，在 向世界文化的开放与交流中，一方面促使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共 同的氛围和文化机理；另一方面使自身得到修正、丰富与完善。著名后现代主义代表人 物杜威·佛克马指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 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也许这一可为所有文化都接受的成规便是，自己文化的基本 宗旨是可以得到讨论、解释、辩护、重新思考甚至批评和补充的。如果这样的辩论和批 评全然不可行的话，那么，同样在一个范围狭窄的层面上，相关的文化仅仅包含受到机 械地考察的一套规则。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僵死的。”[3](P252-253)基于这样的分析， 他断言，人类正在走向一种“新世界主义”。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仅要看到文化自身所呈现出的跨越民族和地域局限的 整合趋势，还要看到文化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整合力量自觉地推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 领域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因为，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带来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也 对传统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带来了重大挑战。在传统社会历史理论，也包括传统哲学研 究中，人们习惯于把社会活动领域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面，然后确定这些社会领域之间 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这种理解中，除了一般地确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 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外，文化一般处于从属和附加的地位，人们习惯于把文化 简单地等同于思想观念及其文学、艺术等具体的文化形式，从而把文化理解为外在于经 济和政治活动的、附属性的、被决定的、服从性的、服务性的层面。正是出于这样的理 解，文化在传统哲学研究中常常是无关轻重的、不被重视的内容。
这种关于文化及其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前所述，本体意义 上的文化不是单纯的观念性的存在，它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在人类社 会中，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外在的、被决定的领域而存在，而是作为活动机理、图式 、机制、内驱力的维度内化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一切社会领域之中。正因为如此 ，许多思想家非常重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汤因比和斯宾格勒把历史研究的基本 单位确定为文化与文明。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提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 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即“社会精神气质”(ethos )。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主张，对于人的存在的任何领域的研究，如经济学研究 、法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等等，都必须同关于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他指出：“未来 的语言学，尤其是语义科学，将变成文化场景中的语言研究。同样，探讨财富和福利、 交换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将来也会认识到，不再将‘经济人’(economic man)与人的 其他追求和思虑完全分开考虑，而是将其原理和论据建立在按人的真实存在来研究人的 基础之上，进入到复杂、多维的文化利益场境(medium of cultural interests)中去一 展身手，会十分有用。”“法学也正逐渐地倾向于不再将法律看做自立自足的话语世界 ，而是看做几个社会控制系统之一，其中除了由法典、法庭、警察组成的纯正式设置之 外，还必须考虑动机、价值、道德和习俗力量的概念。”[4](P30)
随着历史的衍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通过内在的文化维度的发展而一 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自觉。现代化进程中理性的不断强化、个体主体性和自觉性的 增强、科学与技术的加速度发展、经济运动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的增大、知识经济时 代的来临、信息化条件下跨时空的文化交往和对话、全球化的文化理念在政治、经济社 会生活等领域的弥散，等等，使社会各个领域一体化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一点在 人们传统理解的经济领域和文化的关系上尤为明显。应当说，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社 会的重大进展之一便是以高新技术为背景的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并 且促使消费社会的出现。一方面，环绕着大众传媒而膨胀起来的文化从传统的贵族特权 转变成渗透到大众生活之中的平民化文化产业；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 也日益超越了纯粹工具加工活动和直接的交换活动的特征。摆脱直接性使用价值束缚的 理念、价值、形象、想像、追求、希望、策划、设计、广告等体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 要素开始从传统经济活动的外在附属物转变为内在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出发点和主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传统的界限或外在性开始消失或模糊 ，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
对于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趋势，20世纪后半叶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文化研 究等方面的许多理论家有深刻的体验。例如，后现代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博德里亚在分析 大众传媒时代的消费社会时，曾提出著名的仿真(simulations，一译“类象”)概念。 他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仿真时代，在这里，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 制系统以及按照仿真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 的组织原则。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与此相 对立，后现代的仿真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符 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剧增，它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与此相关，博德里亚使用了另外 一个重要概念：内爆(implosion)。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形象或仿真与真实之间、 符号与经验之间、信息与娱乐之间、影像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均已内爆，均已模糊或消失 [5](P152-154)。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博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但他的上述见解 在某些方面的确揭示了信息时代文化景观的重要特征。而且，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 的深化，人类社会通过文化的运行机制而一体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明显。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批判
从上述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景观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以文化反思和 文化批判为基本定位的文化哲学不是关于某种枝节性的、附属性的现象的无关紧要的分 析，而将是新世纪的主要的、自觉的哲学形态。它从两个方面切入哲学研究的主流渠道 或领域：一方面，文化哲学体现出对本来意义上哲学的自觉回归；另一方面，它通过自 觉的文化批判而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的、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和社会的良知。在这 种意义上，哲学非但不会被社会放逐到无关紧要的“边缘”，而且会成为社会自觉地、 合理地运行的内在的文化驱动力和理性精神。应当说，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将包含十 分丰富的内涵。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不可能深入探讨文化哲学的具体内容和主题，只 是简要地展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批判的几个基本维度。
第一，从文化的层面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机制。过去一个多世纪，文化哲学 或者关于文化的哲学反思，逐步在传统哲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取得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等人为代表的文化 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相继兴起，把文化层面作为人类历史 和人类社会最深层的、最重要的内蕴或制约因素加以研究，同时，在近现代哲学演进中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理论、以韦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存 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以德里达和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自觉 或不自觉地逼近和揭示了文化哲学的主题。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源为我们全面梳理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文化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就人类正在开始的全球化生存而言，自觉的文化哲学在上述理论和思想资源中，主要 应当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刻认识迄今为止古今中外一些主导性文化模式，如经 验主义、理性主义等文化模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模式往往以内在的 、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 意义。虽然文化的影响力不像政治、经济那样直接和强烈，但更为持久和稳定，它往往 能够跨越时代、超越政治经济体制而左右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活动和历史的 进程。二是深刻认识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在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的革命性作用。通过以 理性化和个体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进程和20世纪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可以看出 ，无论是作为主导性文化模式失效或失范的文化危机，还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 种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的文化转型，都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深刻的变化和进步。这种文 化哲学的视界的确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运行机制的深刻的新思路和理解范 式，同时，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前提性理解。
第二，梳理人类现有的文化精神资源。如前所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不是形成一 种统一的、完全同质的、无差别的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而是形成多种本土文化、民族 文化的对话、交流和交往的机制。同相对封闭的民族化生存相比，全球化生存使越来越 多的民族文化进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这种文化整合在为各种文化提供交流的机遇的 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这其中既有基于生存和利益制约而形成的 本土化和世界化、边缘和中心、霸权和反抗的文化冲突，也有基于不同历史尺度的前现 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的冲突。正是由于现代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我们可以 看到多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批判。例如，面对以信息化为背景的文化整合，既有歌颂 世界文化、全球伦理、全球契约、全球责任的“新世界主义”，也有“文化殖民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对全球化的激进反抗。再如，对于西方现代理性文化在20世纪所面 临的文化危机，既有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理论等为代表的 前现代的文化批判理论，也有以存在主义、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现代主 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还有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从根基上挑战现代理性主义的激进的后 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等等。
尽管在全球化的文化整合中某些弱势的文化由于各方面原因在对话和交流中可能处于 边缘的或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遭遇某种障碍，但是，从总体上看，多元化的全球文化 的生成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在对话、争论、冲突、相互批判和整合中发展，是文化自身 进步的主要途径和机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类需要的丰富和人类文化精神的丰富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内在驱动力。作为自觉的理性反思的哲学，应当自觉地梳理 全球化文化整合中处于对话、交流和冲突之中的各种文化精神。在这种梳理中，应当掌 握两个基本的原则或尺度：一是要千方百计地珍视多元文化平等参与对话、交流、争论 和冲突的权利，不允许任何非文化的力量导致某种文化的霸权，不允许对文化精神的批 判本性的任何伤害和抑制；二是在尊重各种文化平等的发言权的前提下，要特别重视各 种文化精神中共同包含的关乎到人的创造本性、人的生存价值、人的尊严的文化精神要 素或特质，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前行提供重要的内在精神支撑和文化底蕴。
第三，培育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文化精神。谈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文化精神，首先 必须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的文化景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正在同时经历着 两种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现 代市场经济转换；二是从经验化、民族化生存向信息化、全球化生存或世界化生存转换 。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定位使中国社会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处于一种断裂期。在这里 ，断裂并不意味着“空白”，而是意味着传统经验式的文化模式的失范，新的主导性文 化模式尚未确立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同时拥有着太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精神要 素，它们彼此交流、对话、冲突、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我们发现，在大 众文化的层面，多元的需求、多元的生存样法、多元的价值观念并存并相互冲突；在精 英文化层面，以新儒学为代表的前现代的传统文化精神、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文化 启蒙为宗旨的现代理性文化精神和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对现代性的激进批判同时并存 ，形成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格局。
对于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而言，上述文化断裂或裂变并非消极的事情，相反， 它为我们更好地进入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这里，我们 首先应当确立对于全球化的积极的和开放的态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斥全球化的文化 整合。应当看到，在全球化时代，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力量不会体现在对自己特有的 东西的固执和封闭上，而是体现在跨文化对话和冲突中本土文化的发言权和对全球文化 的深刻影响。在确立了开放性的文化视界的基础上，文化哲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全球 化背景中多元化的人类文化精神的理性梳理和文化批判，确立中国新文化精神的主要内 涵。在这种文化批判中，我们既要考虑到中国社会以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重历 史任务构成的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文化精神要素，又要考虑全球文化中基于人类共同的本 性、价值和需求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
毫无疑问，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文化精神的内涵将是十分丰富的，但其中最基本的要 素应当表现为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法治型的、契 约型的文化模式。无论当代人类经历着什么样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嬗变，上述文化要素依 旧是当代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不仅对于正在走出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家是如此 ，对于已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同传统自然经济相比，作为现代社会基 础的市场经济本质上表现为理性经济、主体经济和契约经济，即使在以多元和差异为本 质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模式中，理性、主体性、契约性等文化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 新文化精神应当是回归文化批判的哲学的关注中心。同时，从这种定位，我们应当对全 球化时代哲学的创新充满信心。
收稿日期：2002-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