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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6日——10日，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8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代表（包括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学家、社会学家）济济一堂，围绕“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一主题，就“贪污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危害”、“贪污的特点与规律”、“政府官员的贪污与控制”、“金融与证券市场的贪污”、“有组织犯罪与贪污”、“贪污的秘密调查与侦破”、“反贪污机构及运行机制的完善”、“财产申报与贪污的发现和预防”、“反贪污与公众参与”、“反贪污与立法完善”、“反贪污的国际合作”等12个专题进行了研讨。大会收到学术论文252篇。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专场报告。
一、探根溯源：贪污危害不容忽视
贪污本来是一种古老的国内犯罪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频繁，不仅国内贪污贿赂犯罪日益严重，而且跨国跨地区的贪污贿赂犯罪与日俱增。为了有效遏止贪污犯罪，国际社会于1983年始创了“国际反贪污大会”，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在本届反贪污大会上，与会代表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根源、特点、规律以及它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进行了充分研究与交流。
（一）根源、特点与规律
弄清贪污犯罪的根源、特点与规律，对于防治贪污这一社会痼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关于贪污的根源。塞拉利昂大学傅拉湾学院博士哈卜比·M·塞萨认为：贪污在塞拉利昂的滋生，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官员的工资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内阁部长及政府高级官员都追求过一种超过其实际收入水平的奢侈生活。武汉大学马克昌教授和李希慧博士后认为：中国贪污根源在于（1）私营经济的存在为贪污犯罪提供了土壤；（2）商品拜物教、不正当竞争；（3）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某 些弊端，如价格双轨制；（4）公务人员收入偏低。 阿根廷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刑事上诉法院法官卡洛斯·艾伯特·罗赞斯基则认为：实际上，产生腐败的渊薮恰恰是制度，这里，对“制度”应从广义上理解。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力康泰教授认为：（1 ）贪污的根源在于行为人严重的利己主义倾向，漠视公共利益与他人财产权利的态度，过分强烈而不正当的经济动机；（2 ）中国现阶段的贪污主要受商品经济消极因素的影响，以及新旧体制之间的磨擦、冲突和矛盾，恶性膨胀的物质需要和薄弱的法律道德意识，权力缺乏约束，执法打击力度不够。
2.关于贪污的特点与规律。广东省监察厅厅长朱树屏从研究有组织贪污犯罪的特点出发，对我国当前贪污犯罪的特点作了如下概括：（1 ）有组织贪污犯罪呈增长趋势；（2）基层单位有组织贪污犯罪占有相 当大比例；（3）贪污犯罪类型大致可分为：集体腐烂型、 “金字塔”型（即单位一把手直接组织策划，向下串通领导班子一帮人共同贪污）、“蛛网型”（即多个单位横向串通共同贪污）、内外勾结型；（4 ）案前严密谋划，反侦查能力增强；（5）大案要案增多。 关于贪污犯罪的规律，西南政法大学赵长青教授认为：从我国情况来看，贪污犯罪有三大规律：（1）起伏规律，即它总是随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 化呈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状。具体言之，就是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上升趋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与控制贪污的因素势均力敌时，贪污犯罪就呈平缓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弱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下降态势；（2）辐射规律，是 指贪污犯罪的运行轨迹。其特点是：从行业部门来看，贪污的走向是“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行政管理部门→经济监督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与党委机关”；就地域而言，其走向则表现为“开始是较多、较早地出现于沿海地区，继而向内地移动，最后连一些边远地区也呈现出犯罪人数多、犯罪数额大、手段狡诈诡秘的趋势”；（3）黑数规律。国外学者认为，犯罪黑数（ 即有犯罪存在，但犯罪统计上却没有的犯罪数）的高低与人们感觉到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成正比。但在我国，具有重大社会危害的贪污犯罪，却有相当数量没有被侦破、检控。
（二）社会危害极端严重
贪污犯罪具有极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据不精确统计，按世界商业总投资的5%计算， 世界每年因贪污行为而损失约500亿美元。在本届大会上， 中外代表更进一步指控了贪污犯罪的种种社会危害。法国终审法院总检察长皮埃尔·特吕克内、巴黎第一大学教授米兰依·戴尔马—马尔蒂认为：今天若要搞垮法治国家，最切实有效的手段莫过于贪污腐化。坦桑尼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反贪局局长亚历山大·A·穆甘达认为：贪污腐败破坏经济， 使决策权从政府官员转到行贿人手中，带来政权不稳定。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左祥更是认为：贪污危害国家政权的政治基础与经济基础，导致社会精神颓废、道德沦丧。
二、围追堵截：共同寻求防治良策
如何防治贪污腐败，是本届大会的一大热点。中外代表就此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建议。
（一）发挥道德价值作用
道德，作为一种非法律因素，对人类行为的重大规范价值很早就为中外人士所认可。会上，不少学者和政府官员再次强调了道德在遏止贪污犯罪方面的作用。香港道德发展咨询委员会主席梁钦荣认为：法律只是定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如禁止在商业交易中收受秘密佣金和回扣、不准贿赂公职人员，在此之外，便需依赖商业道德和行内自律才能遏止贪污行为。澳大利亚国防部总督察长F·R·哈维在发言中强调了提高公共道德水平在反腐败中的极端重要作用。他指出，道德能发挥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湖南省监察厅厅长邝良宇认为：道德建设是反贪防腐的治本之策，要有效地遏止贪污行为，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必须并举，要强化道德评价的力度，造成一种弘扬正气、谴责邪恶的良好社会道德氛围。
（二）提高反贪侦查能力
在同贪污贿赂犯罪作斗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取贪污贿赂犯罪的证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加里·T ·马科斯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姆克里斯特指出：因为贪污贿赂犯罪常常是极端隐蔽地进行，为了侦查犯罪，应采用暗中调查方法，即采取渗透（到犯罪组织中）、诱惑（被调查人）的方法去获取证据。事实上，美国早已使用了这一方法来查处贪污犯罪。美国曾有这样的案例：几名美国国会议员被警方逮捕，原因是他们收受了一位阿拉伯酋长的贿赂，从而答应其加入美国籍，而这位“酋长”却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文与前述观点略同，他积极主张在反贪污中推行秘密侦查方法（秘密监视、秘密搜查、秘密辨认、监听监录、邮件扣押、设置耳目等）。同时，代表们也指出，运用秘密侦查手段时应注意合法性。
（三）尽快完善反贪立法
中国代表对此呼吁最为强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指出：社会上较普遍存在“以权谋私”问题，使加快立法、消除贪污贿赂行为更具有紧迫性。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与中国的法律建设滞后有密切联系。应从速制定以下几项法律：（1）反贪污贿赂法，（2）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3）公民举报法，（4）监督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作富则认为：我国刑法第155 条关于贪污罪的规定存在缺陷，有必要加以修改完善。他认为：贪污罪的主体应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从而体现“从严治吏”精神，其犯罪客体应为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其侵害对象应限于国家所有财物；对于公私财产混合在一起的企业职工非法占有其财物的案件，应以业务侵占罪论处。
（四）开展反贪国际合作
如何在反贪污犯罪中开展国际合作，是代表们关注的又一热点。欧洲联盟官员菲利普·科斯特指出：在国际反贪污有效合作中有很多障碍，希望能够很快找到适当方法来消除这些障碍。他借用一位瑞士法官的话呼吁：（在反贪中）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审理司法案件的一个关键问题，要修改本国一些法律，使之进一步适应国际反贪斗争的需要。“在一个私与公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的世界上，我们孤国奋斗会一事无成，而齐心协力就将无所不能！”关于反贪污犯罪的国际合作方面，山东大学副教授谢望原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设想。他认为：首先，应统一贪污犯罪定义，从而奠定反贪污犯罪国际合作的理性思维前提；其次，制定反贪污国际法规，使国际社会反贪污有法可依；最后，根据国际刑法原则开展司法合作与协助，确保贪污犯罪分子受到及时、公正的刑事制裁。
三、交流经验：有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做法
本次反贪大会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还就各国各地区反贪斗争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交流。韩国政策规划总统委员会汴国民委员在谈到韩国的反贪经验时指出，可能实现无腐败行为政府的五个防治措施是：第一，必须提高文职官员的报酬；第二，必须实施公平的提升制度；第三，必须加强对涉及贪污腐败的官员的惩治，决不能有双重标准；第四，政府必须进一步减少官僚主义的繁琐规章；第五，必须严肃处理选举舞弊行为。墨西哥监察与行政发展部副部长古斯塔沃·P ·梅伦德斯指出，墨西哥政府的反腐败防贪污的战略为以下几点：（1 ）通过对监督机制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提高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的力度；（2 ）坚持按诚实原则选聘公务员，注重办事效率和忠于职守；（3 ）增强政务透明度，以减少政府机构的腐败机会；（4 ）加强社会公德和道德观念，创建拒腐文化。会上，香港廉政公署在反贪污腐败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各国代表的广泛兴趣。施百伟专员指出香港成功进行“静默革命”（控制贪污）的经验是：（1）政府最高层认识了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提供充足的资源进行反贪污工作；（2 ）政府必须使民众确信实际进行反贪污工作机构诚信可靠，而肩负反贪重任的机构和个人必须无可訾议；（3）切实采取主动调查、积极预防和社区教育三管齐下策略， 唤醒民众对贪污的警惕；（4 ）对检举贪污行为的人员绝对保密并有效加以保护；（5）强化德育在反贪污中的重要作用，从学生抓起， 并向其灌输诚实、负责、公平等价值观；（6 ）在商界极力推行商业道德教育，强调行业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