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年评论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论家论文,中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此文连同何西来、李炳银、秦晋、贺兴安等4作者的文稿，都是围绕“中年评论家”的话题展开论述的。我们期待其他年龄段的批评家也来贡献意见。
编者
今年二月十四日，笔者在光明日报发表《论中年评论家》。言犹未尽，再论中年评论家寄《文学自由谈》。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无所谓中年评论家，包揽评论的是正值盛年的延安及大后方来的评论家；十年浩劫，则无所谓评论家，有的只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样板戏和几部图解当时政治的样板作的吹鼓手。中年评论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新时期，他们是被文坛繁重的拨乱反正任务召唤到文坛上来的，最初并非主力，只是协助老一代评论家清理文革废墟，嗣后才成主力，为新时期文学的诞生及发展呐喊与格斗。中年评论家的地位、数量、价值取向、作用及影响，是文坛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年评论家与中年作家一起担负着中国文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他们承担此任，主要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观念、文学观念与中国改革的整体设计及其平流推进的实践方式恰相吻合。中年评论家首先是作为一股摧毁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力量而存在，其后是作为稳定文坛的力量而存在，再后是作为一股推动文坛适应改革的力量而存在。无论是作为摧毁力量，稳定力量，改革力量，中年评论家都有冒矢石以前驱，庆胜利而侧坐的经历。其旨不在为个人赢得名声，故有人喝采也罢，受点冷落也罢，均不甚在意。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年评论家才颇得人望，渐被推至重要位置，而被称作主流评论家的吧。
中年评论家对于无论出自什么手法、什么流派，只要是在总体倾向上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人民、尊重时代的创作，一概表示欢迎。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争论，例如秦晋与雷达关于《鲁班的子孙》的争论，但那是如何理解人物更为准确的商榷，无伤作品也无伤友情。但中年评论家与某些老年评论家之间的争论，那性质就严重多了，例如评价《古船》之争。中年评论家的经历和教养，使他们易于与现实主义作品相共鸣，但他们决不会对带有现代主义味道的作品抱门户之见。对这类富有探索价值的创作，若能看出门道，他们便给予评论，若看不懂，则让能看懂的人去阐释或解读，决不以自己是否能懂为褒贬尺度。这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自知之明。当然，除了作者本人谁都读不懂的作品，那肯定是满篇昏话。认为中年评论家只能欣赏现实主义，不能领略现代主义，没有根据。是谁最早高看王蒙、李国文的意识流手法的？是谁最早看重王蒙《布礼》中那个如夜如晦如烟如雾又非夜非晦非烟非雾的浑浓意象，李国文《玛丽小姐》中已成废物却仍被尊崇，未必真心尊崇却要作尊崇状的西洋狗玛丽小姐的象征意蕴的？是中年评论家。是谁从现代文体意识出发，毫不顾忌其字数不过18万字而将《芙蓉镇》由发表时定性为中篇、毅然改为长篇，从而使它有资格竞争荣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是中年评论家。中年评论家愿意提醒沉醉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当中的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当代西方文学确有其才，但纯然模仿绝无出路，可热闹于一时，难留存于久远，明智的态度是有所吸收，有所不取，并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将中西文化合而为一，以此形成中国当代文学新景观，即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借综合以出新，如当年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然。今之王蒙等人走的也是这条道路，《活动变人形》以此而超越在即，惜乎结尾了草，功亏一篑！中国现代史上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第一次中西文化大交流造就了一代中国文学巨匠，今逢当代史上以改革开放为发端的中西文化大交流，估计也该诞生一批文学大家。
中年评论家既不像某些青年评论家那样血气方刚，平地翻波鼓浪，孜孜于夺取语言霸权，也不像某些老年评论家那样善于韬晦，长于点拨。他们希望一切做在明处，堂而皇之的辩论是非，很不赞成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一篇以家政改革寓指改革难有万全之策，一时顾此失彼势所必然，不可不改，又不可操之过急，只能以不断地实验寻求利益协调的温馨、欢快、幽默诙谐的小说，怎能以“攻击邓小平及其政治制度”予以棒杀！其论未必发自内心，行事因而预留后路，令人想起当年清算“借小说以反党”的理论与实践，那也是只许一方发难，不容对方争辩，区别只在当年言出法随，今日是不了了之。对于“文学多元论”、“费厄泼赖”的批判，尽管并不占理，毕竟是署名挑战，比隐姓埋名施放冷箭要文明得多。中年评论家赞赏这种敢作敢为的风格。不过，那也并非严肃的理论之争，多半是因人设题，排斥异己而已。
评论界的主要任务是活跃文坛气氛，促进创作交流，及时总结经验，保护和推动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爱护和扶植青年作家使之顺利成长。最近几年，人们忙于整顿经济，苦恼于各种官司，对于文学没有更高要求，只要不出乱子就好。为了避免惹事生非，报刊上的文艺宣传，专拣无关痛痒的题目作文章。已经成名的作家或许不以为意，将名未名的作者却深感寂寞，于是以中年评论家为主体的一种新的评论方式应运而生，或是大为强化，这就是文学作品研讨会。这是一种民间性的文学交流形式，文学组织形式。北京最发达，上海也颇兴盛。研讨会多少有点财政投入，可以看作是初步接受市场经济洗礼。我曾说过，“这些研讨会不讲级别，不排座次，没有一言九鼎，不必违心而论，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平等交流，民主磋商。”这是讲它的民主性。经常出席北京研讨会的评论家中职位最高的是荒煤、冯牧同志，但无论是他们自己，抑或他人，都只是把他们当作评论家来看待。唐达成、谢永旺同志原在作协曾居高位，但早已“下野”，充其量是前朝老臣。没有谁是带着自己的官阶参加研讨会的。凭级别、职位参加的，是其他的会议，而不是文学研讨会。
有人说，这种研讨会点头多，摇头少。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现象。这首先是因为研讨对象多数确有值得肯定的成绩，远的姑且不论，以近一两年来笔者曾参与过的为例，像陈忠实的《白鹿原》、从维熙的《裸雪》、梁晓声的《浮城》、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叶文玲的《无梦谷》、郭小东的《青年流放者》、杨黎光的《大浑沌》、陆棣的《与百万富翁同行》、巴根的《僧格林沁亲王》、贾万超的《生命呼啸》、梅斌的《法兰西漫游》、夏真的《生命之歌》、寒冰的《女记者》、陈澍的《走向天堂》及《凤鸣梧桐》等等，尽管水平不一，均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不点头该怎的？即使如此，也不都是只有点头而无摇头，有些批评，包括对从维熙、梁晓声、叶文玲、梅斌，还颇为严厉。其次，也与北京文坛相对沉寂、作家颇多惶惑之创作态势有关。已经寂寞了，惶惑了，不以点头的方式送一点温暖，给一点鼓励，合适吗？老实说，有些报刊终于起来报道文学动态，部分原因就是感受到了频频召开的文学研讨会的压力。文坛并不以作家协会为唯一代表，并不单纯地表现在报刊、出版上，文学研讨会也是文坛的存在方式之一。一面是报刊文艺宣传的某种寥落，一面是文学研讨会的空前活跃，这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现象，不是简单的摇头论点头论所能解释的。
中年评论家对于依照艺术的典型化原则真实、深刻反映人民的历史、人民的现实并严肃负责地探索人民的未来的文学作品有特殊的好感。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美学对他们的批评观有深刻的影响。他们认为文学是内容与形式的双向建构的见解是个普遍性的规律，不赞成不讲内容的形式主义和不讲形式的内容主义。他们充分肯定当代中国文学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们反对把文学全然商品化，与尚在贫寒中的广大读者进行不等价交换的恶劣的市侩作风。他们反对调侃、轻薄为文的浮浪子弟习气。他们反对文采不足以权势相补救的政客作派。他们倡导报告文学沿着英雄报告、问题报告、历史报告这三个主题指向作出均衡的努力，他们不薄散文的吟风弄月，儿女情长，但希望散文家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深邃的思考。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估价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甚至认为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们断然否定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针的文学并热情肯定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反思文化大革命、反右斗争以及其他历史事件的作品。中年评论家认为这是一个显示着他们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文学负责的正确的立场，完全不必因为风吹草动而有丝毫动摇。
中年评论家因此不能苟同“少写‘文革’”的主张。揣度坚持和附和这一主张的同志的用心，会模糊地感到或许是出于热爱毛泽东同志的好意。但这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是在实践上都很难令人信服，与热爱云云也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不是在愚忠、愚民的意义上讲这种热爱的话。他们低估了作家的觉悟和把握生活的能力，也低估了人民的觉悟和理解文学的能力。他们似乎不懂得雨果曾经讲过的一个真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变，时间隔得愈久远，它的轮廓便愈清晰地浮现在人们面前。似乎不懂得人民反思自己的历史，是人民开辟自己的未来的可靠的起点。似乎不懂得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明显的事实。他们似乎也没有认真地研究一下我们的作家是如何描写文化大革命，以及人民是如何接受这些作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诗云：“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这四句诗，可用以概括几乎所有在新时期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的主题。这些作品没有如同我们有的同志所担心的那样把文化大革命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混为一谈，而是把十年浩劫归咎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及其党的体制因不完善而使党的权威被“四人帮”所窃用。这些作品把“四人帮”的覆灭归功于党中央所代表的党的力量与“四五”天安门运动所代表的群众力量。这些作品哭诉灾难，结论是：“共产党不见了！”灾难终结，则是说：“共产党又回来了！”请对描写文化大革命心存疑虑的同志好生琢磨一下这两句话，其间所蕴含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爱戴之情足能令人感动。有的作家对于知识分子罹难曾有娘打儿子的比喻，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说法，因为这样说有点文不对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个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对于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多写、少写的问题，应该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是如何把它写得更真实，更深刻，从中诞生伟大作品的问题。有识之士曾经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迟早是要建的，我们应该相信辩证法，应该相信群众，应该有这种气魄。
一面是多年来有人始终坚持少写文化大革命，对于新时期创作的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不予置评，一面是产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且严格遵循所谓继续革命理论及样板戏“三突出”原则所创作的、当年被江青等人钦封为文学样板的小说忽然再版，把二者联系起来作点思考，不禁忧从心来。这种作品如果像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言论那样，当作参考资料再版，那是有益的，如果也当作“重放的鲜花”，那就不仅是在肯定一种已被历史所否定的文化路线，而且是在肯定一条与改革开放路线截然对立的政治路线与人民以百倍的警惕防止其卷土重来的荒谬时代了！中年评论家坚决抵制这种历史倒退行为。如有必要，中年评论家愿意承担重评这类作品的任务，以正视听。在极少数人的心里，至今仍被两个问题所困扰，一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结，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仇结。这使他们对历史新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总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他们在一些刊物上不时发表文章，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含沙射影攻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拐弯抹角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毫无根据的说法“正名”。这里牵涉到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事不算小，但暂时无暇细论，点到为止吧。
可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倒不见得是有意呼应，有一部非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出版并被一些同志所喝彩。在这位作家笔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不是什么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邓小平语），而且是迫使中国农民步入灾难的邪恶力量，是放火烧了社会主义大厦，放水淹了社会主义江山！在这部作品中，凡涉“个体”之人、物，非恶即苦，凡涉“集体”之人、物，载美载富。即使涉笔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也是优礼有加，只写兴修水利，治理荒滩之伟业而不及其他。小说中曾袭用鲁迅先生假改革以营私的名句，尚不知究竟何所指。农村经济改革，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模式，但普遍适用的是家庭承包制。高抬变相的或略作变通的计划经济模式以贬黜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奠定基础的家庭承包制，把计划经济这个无边的苦海描绘得金光灿烂，把农村新的体制涂抹得一片凄风苦雨。题目也起得极富悲悯意味，主题因而更为鲜明。与当年把悲剧写成喜剧相反，此次是把喜剧写成悲剧。这部小说，使我想到一个新名词：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在针对逆动的历史、逆动的人物时，它有可能帮助人获得新知，若针对顺向的历史、顺向的人物时，则有可能只剩下迕逆。小说印数过万，书不难寻，读者不妨找来一看，看看说他们心有文化大革命情结和市场经济仇结，是否冤枉。人在大争大斗、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悲大喜的年代，不可能一贯正确。只有参照人民的祸福决定弃取，只有追随历史潮流并不怕为此否定自己，才算通达。为了维持一个一贯正确的假象，而不惜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实在是太危险了，真的不怕被历史潮流席卷而去吗？！
中年评论家希望文坛能有一个安定团结、宽松祥和的局面。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树立团结的思想前提，即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面唯一的旗帜下实现团结。要在党的工作着重点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和进步性上取得共识。要在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向问题上取得共识。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而不是在二者的分裂上）认真贯彻党的二百方针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在“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第二，正确估价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是带有革命性、整体性、辉煌性的成就，非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所可比拟，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切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文学创作应该彻底否定。第三、禁止一切宗派主义活动。中年评论家愿意诚心诚意地与一切有志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人们真诚团结，和老年的、青年的作家、评论家真诚团结，为此可以抛弃一切个人恩怨，可以不争论而埋头建设，但该认帐的要认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