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当前我国论文,农民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它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根据政治参与是否符合法律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可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作为集体财产所有者的村民群众，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能够从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取利益，防止执掌集体经济组织控制权的干部以权谋私，造成集体财产流失。”（注：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近年来，村民们不仅有制度化的合法参与，如村民自治中的投票选举、投诉和诉讼等，同时也大量的涌现出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如抗议和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等。“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参与并不总是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大量不适当的政治参与则会破坏政治稳定。”（注：张兴杰、吴钢：《迈向理性——中国政治年报（1999年版）》，第291页。）当前我国农民大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影响着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7页。）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的：“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因此笔者就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进行探析，望能引起决策者注意。
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心理显失平衡
在我国五十年代以后，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粮油供应制度、二元劳动就业制度和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制度的核心。在这一体制运行中存在着两套政策，即对城市、对居民是一套政策，对农村、对农民是另一套政策。特别是户籍制、身份的划分标准，就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这种格局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解决当时的经济短缺问题而形成的，但却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把农民限制在农村，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新旧体制的嬗变过程中，这种格局除了二元粮油供应制度有了变革外，其他主要制度并无实质性变革。尽管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深深地打上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从而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和消极影响。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农民死死地固定在土地上，它严重地阻碍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农村问题日益严重。由于中国农民数量巨大，农村实在容纳不了大量劳动力，许多农民进城打工，他们干最脏最苦的活，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其身份仍然没有改变。众多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冬去春来。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及其户籍制度至今没有改变。“世界各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都是传统农民不断减少的历史。只有使一个国家农业劳动者的相对人口不断减少，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才能不断提高。”（注：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个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而在我国却相反，农业人口由1978年的7.9亿多增加到1998年的8.6亿多。因此，我国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它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的城乡失衡局面，这是目前产生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注：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载《读书》2000年第5期第6页。）
在我国，户籍承载着重要的权益分配职能，如拥有某城市户口，就有在该城市上学、正式就业、享受公费医疗、领取各种补贴和退休养老等权利。如没有这城市户口则一概不享受。由于户口和权益紧紧地粘在一起，致使原来不具有任何价值的户口也衍化为一种价值载体，成为享受某些权益的通行证，甚至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户口价格依城市等级而定，从几千到十几万元不等。户口价格化意味着户口持有人的地位权益是不一致的，是不平等的。这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结构及其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流动，压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是造成城乡差别扩大，挫伤农民积极性，导致农民心理失衡，诱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根本的原因。
二、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农民利益屡遭侵犯
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工作难度加大，干工作确实很辛苦。但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为严重失范，“农民利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农业的比较利益逐步下降，农民收入增长减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受挫心理加重。”（注：高尚全：《再上新台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不能对农民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为农民增收节支提供宽松的环境。相反，还发生诸如加重农民负担、农产品收购打白条、假劣农资坑农骗农等等问题，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农村有少数干部对农民态度蛮横，作风霸道，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动手打人，甚至闯入农民家中，强行拉走农民粮食、电视机、家具等家产。为此发生了不少农民与干部之间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地方政府的这种严重失范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这是激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直接原因。
基层组织机构臃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也是造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
八十年代中后期，为了加强对农村的领导，做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特别是1985年取消了粮食统购，实行合同订购，市场上粮食价格猛涨，订购价低于市场价许多，政府通过乡村动员的方式要求农民完成粮食的订购任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加强和增多，基层组织队伍急剧膨胀起来，机构越来越大，人员严重超编，达到了空前规模。现在一个乡（镇）政府少则数十人，多至二三百人，超过正式编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比建国初期的一个县政府的机构还大。村级机构中，拿“工资”、“补贴”的人也存在超编现象，有的村可达数十人。乡村干部严重超编，不仅造成人浮于事、决策缓慢、行政效率低下的帕金森综合症，而且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
这么多人拿工资补贴，国家没有财政开支，在现行分税制情况下，乡镇税源严重不足，财政困难，迫使地方政府在体制外寻找新的财源，于是便用各种各目从农民那里收取。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但农民负担因此却日益加重，屡减不轻。这是近些年来农民超级上访、围攻基层政府、暴力抗议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又一直接诱因。
三、农民利益表达不畅，参政机制尚未健全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一个具体的政府过程，包括中国的政府过程，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的环节：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注：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而一个阶层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利益表达的力度和有效性方面。我国农民之所以利益表达不畅有其先天性不足，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农民利益的群体性和表达个体化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土地的分配使用、农产品价格、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管理、税收和农民负担等关系农民的基本利益的主要问题上，各地农民乃至全国农民都存在一致的共同利益。但农民利益表达却呈现出高度的分散化和个性化特点，绝大多数都是以农民个人和小团体形式自发进行的。这种状况不利于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农民利益表达的客观必要性与表达意识主观缺乏性之间的矛盾。“公民进行利益表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国家和政府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公民在自己的利益遭受到侵犯和损失的情况下，缺乏足够的表达意识，不去积极进行利益表达，那么他们的利益就难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保护和增进。”（注：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个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目前我国农民的利益表达就处于这样两重矛盾的状况，这是造成农民利益表达不畅的主观原因。
此外也有客观的原因，我国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低，素质差，信息传递媒介非常有限。作为信息传递功能的地方政府，由于利益偏好的扭曲，很难做到下情上达、客观公正。造成信息传递失真，高层领导在决策时缺乏足够的依据。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缺乏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组织，加上农民生产劳动的分散性，使农民难以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另外我国虽然建立了公民参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但这些制度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偏差和问题，一些具体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如人大选举中的提名、确定候选人的制度还不完备，常出现选举走过场，不尊重选民意见的情况。在村民自治方面，部分地区出现村委会职能异化，功能不全，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形同虚设，无法真正起到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和政府对话，反映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呼声。具体制度的缺陷和实践中的偏颇，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
总之，由于农民利益表达不畅，参政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使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积累起强烈的不满情绪，一旦有外部政治动员，或其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就有可能以非理性、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注：董郁立、施滨海：《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四、政治文化多元交织，影响农民价值选择
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系统中的成员对于政治制度、政治进程及政治行为等方面的观念、认知、信仰、态度等社会政治心理定向，以及他们的理论形态——政治思想的总和。在现代社会转型中，传统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外来政策文化相互交织，表现得错综复杂，呈多元化色彩。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系统中的“软件”，在政治生活中，它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
就传统政治文化而言，有其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许多落后的封建意识在我国广大农村仍然根深蒂固。几千年来形成的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仍然影响着当代农民的心理行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被动接受命运，不思进取的心理习惯和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的宗法观念，仍然束缚着当代农民的行为选择。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是一部分农民的政治冷漠、权利意识缺乏。但在当代社会，各国文化都走向开放，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不断涌进国门，这不仅冲击着我们的主流政治文化，也震撼着传统政治文化，使我国政治文化趋向多元化；从而改变我国传统社会中政治文化铁板一块的现象，导致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增强，同质性消解。
这种多元政治文化交织的现象，在客观上对中国农民起着民主启蒙作用，使他们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唤醒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如我国农民有了越来越强的权利和利益意识，这是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他们有了较强的官民平等意识，这扫清了我国农民长期以来政治参与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它冲击着我国的主流政治文化，使它的引导作用受到挑战。我国农民面临着多元政治文化难以进行正确的行为选择，各种价值观念，感情偏好，评价取向相互交织、冲突，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的动机和意识很难完全接受主流政治文化的引导。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农民无法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从而越出政治系统的轨道，发展成为破坏性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五、农民整体素质低下，民主法制观念淡薄
受教育的程度影响着政治参与水平和质量，决定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因为有健全的认知技巧，学历高的公民政治关心程度也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教育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第221页。）相反受教育程度低者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对现有较复杂的参与形式较难把握和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时至1995年我国文盲半文盲仍有1.45亿，其中大部分在农村。“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注：《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文化素质偏低决定着他们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排斥，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冷漠；也决定着他们在生产经营上的封建保守，在精神生活上的愚昧落后，还决定了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上的偏差。
对当前中国农民来说，他们对政治参与的目的、责任及基本权利缺乏正确看法；对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程序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不能进行正确的政治选择和价值判断；不具备处理特殊问题的策略、方法和灵活性等。他们视野狭窄，民主知识贫乏，法制观念淡薄，对国内外政治发展知道甚少，这种情况下，即便参与政治，大多是在自我意识支配下进行的。由于理性的缺乏和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一些农民仍然抱着封建的家法家族观念不放，不是以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而是拜倒在宗族势力和封建迷信救世主的脚下。由此而带来政治冷漠或行为的随意性，从而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六、利益分化，地区贫困，农民寻求利益保护
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各种社会利益冲突、分化和重组，在社会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使公民不得不诉诸政治行为来维护并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形式多样化以及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社会利益迅速分化，利益冲突也日益加剧，利益协调成为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急迫的课题。“在利益协调过程中，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公民越来越多地从本群体的利益要求出发，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注：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就我国农村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加剧。农民由此也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的社会阶层，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干部、乡村企业管理者等等。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导致部分农民希望通过参与活动来影响政治决策，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使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以提高，政治意识也有所增强，于是政治参与特别是利益性政治参与活动大量涌现。然而，由于我国政治制度化发展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政治体系不能向农民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他们就会向制度外寻求利益保护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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