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德育领域的范式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德育论文,领域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6)01-0100-04
范式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也即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立场、共同使用的认识工具和手段，在整体中，它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p157-168。而德育范式就是指德育工作者用以开展德育活动、思考和解决德育问题时共同接受的准则。高校德育范式以潜在的方式影响高校德育工作者的兴趣和价值判断。高校德育范式的变化，反映了高校德育工作重心或者关注点的转移，反映了对高校德育领域最基本问题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高校德育工作对外部环境、工作对象和工作要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正确把握。
高校德育范式的具体形态是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等诸多制度性因素紧密联系的。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校德育领域的范式演进，可以发现，高校德育范式大致经历了独白式内容范式、问诊式方法范式，然后向对话式效果范式的转型。
一
独白式内容范式德育，在德育形式上体现为德育话语的“独白”，在德育服务对象上体现为服务于政治，在德育的培养目标上体现为“又红又专”的“红”，是“理想远大、行为高尚”的红色的革命者，德育价值上首先考虑的是“教什么”、“拿什么内容来育”的问题，德育手段的第一选择就是“灌输”。
本文所谓德育的独白，是指高校德育是由一个权威独断独行地决定的。独白式的德育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儒家无论是孟子的天人相通说，还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无论是朱熹的与理为一说，还是王阳明的吾心即理说，都把封建道德看成完全是天或圣人之心独白的产物，而实际都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天子一个人独白的产物。儒家的道德律三纲五常是无需经过人与人之间的商谈才确定的[2]p406。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代替了儒家的道德律，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新道德代表的是最科学最先进最具人民性的道德，因此，新的道德独白也就顺理成章地替换了旧的道德独白。
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加强巩固，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备，更加强化了我国高校现存主流独白式德育范式的制度基础。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思想改造，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其他一切教育都应当承担起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任务，而高校德育则义不容辞地迈在时代的前列。因此，高校德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秀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新道德灌输到大学生的头脑当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感召下，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显得较为次要，最重要的是尽快把最好的最革命的最科学的最进步道德内容遴选出来，用以培养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同时要彻底地批判和清除封建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其他一切反动的、颓废的、落后的道德。
其次，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发展高度专门化的院校来为各个经济部门培养人才。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自上而下实行严格管理，高校德育工作也必须为培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各个部门专门人才服务。国家对大学生“统购统销”的车间式管理，使得高校德育成为国家计划经济链条上人力资源合理驯化的有效手段和重要环节，对计划经济的协调运转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作为高校德育对象的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喜悦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正确的无限信服中，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有着深切的体认，思想非常纯洁，是一批少而精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天之骄子”，可以命名为“听话的一代”。有着这样理想的德育对象，也决定了高校必然会选择独白式内容范式的德育。
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事物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它的反面。“至善尽美的、无法企及的”、紧跟时代政治的独白式内容范式德育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变得日益陈旧，作为政治附庸的独白式内容范式德育的局限性严重地显露出来。
独白式内容范式的德育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式微。“蛇口风波”可以作为独白式内容范式德育的一个重要案例。1988年1月13日晚，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会议室，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三位著名的思想教育专家与自发而来的蛇口近70名青年召开“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青年和教育专家在“淘金者”动机的纯洁性、“姓资姓社”、“宣传与实际的矛盾”、“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如何对待青年人的自主意识”等问题上，观点互相对立，经媒体广泛报道和讨论后，在全社会产生了重大的观念撞击，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此次思想教育的失败，宣告内容范式的一厢情愿的“独白”德育悲壮地、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正如朱伯儒所说：“‘蛇口风波’客观上向我们提出了改进教育方法的问题……对话的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双方都能从对话、交流、争论中受到教育，得到启迪，得到提高。”[3]在这个充满了是非的领域里，一大批有智有识之士在默默地思索，辛勤地研讨，“他们打破了一度笼罩在这个领域的权力崇拜意识和缺乏主体精神的弊端，从当代政治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高度，深入追究着思想工作领域中一系列病态逻辑由以形成的历史及其与当代现实错位的种种表现，并且进而发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转型，必须进行深层次变革，必须适应新体制需要的呼吁。”[4]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独白式内容范式德育已经走到尽头，德育范式必须转型，高校德育迈上探索德育新方法的艰苦征程。
二
高校德育范式从独白式内容范式到对话式效果范式转型并没有一步到位，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迁的艰难进程，高校德育范式的转型经历了问诊式方法范式的过渡。
高校德育从给大学生“教什么”到“怎么教”大学生，标志着高校德育对大学生感知方式选择的认可和对大学生经验过程的体察。“教什么”关系到德育工作的立场与方向，“怎么教”关系到高校德育工作主动性的发挥，体现着高校德育工作的教育表现力和感染力。为了更好地取得德育的效果，高校德育开始把对德育内容的无限关注转向德育对象——大学生，“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要教育学生就要了解学生，就要掌握学生，就要知道学生的所思所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取向“一切围绕市场转”一样，高校德育也开始“一切围绕学生转”。当代大学生的情况到底如何？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定期的、大规模的大学生思想状况调研开始了，通过对大学生问诊式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积极面、消极面，把握大学生思想状况的主流与暗流，然后提出诊治方案，出台防范措施，寻求对症下药的良方。
问诊式方法范式德育，在德育形式上体现为通过问诊而达到对症下药，在德育服务对象上体现为为经济服务，为经济建设和改革稳定的大局提供思想道德保障，在德育目标上体现为培养“思想进步、行为规范”的经济建设者，德育价值上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教”的问题，德育手段的选择是“多样化”、“大全化（全员、全过程、全时空、全内容、全载体等）”。
问诊式方法范式的德育是对独白式内容范式德育的扬弃，新范式的德育并没有放弃对内容的充分把握，不仅如此，德育的内容还进一步扩展，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品质教育、法制教育、公民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等事关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非智育、体育因素都被理论界与实践界纳入高校德育的范围。
问诊式方法范式德育比独白式内容范式德育的进步之处在于，它更加关注德育对象，把大学生放到了高校德育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学生，他们和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一样，还没有像第三代大学生那样面临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艰难选择，对自己这个“小我”还没有更多关注，心中充满了爱国热情，心系国家发展和民族安危，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但他们又和第一代大学生不同，他们身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放眼看世界，接触了更多新鲜事物，也遇到了国家改革发展和市场经济不断推进过程中出现阴暗面、消极面，还遇到了苏东巨变这样难以接受的重大思想冲击，他们对国家、对理想、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他们或迷惘，或激情，在改革的阵痛中左冲右突，在如潮涌进的各种思潮前迷乱。这第二代大学生可以命名为“冲动的一代”。面对这样的德育对象，问诊式方法范式德育也就成为高校的理性选择。
问诊式方法范式德育的实施在短期内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发挥了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在全国高校广泛开展的大学生“文明修身活动”是问诊式方法范式德育的成功案例。1994年，北京大学针对当时大学生基础文明欠缺，提出“文明修身”[5]，号召大学生“不随地吐痰”、“不说脏话”、“不穿拖鞋进教室”、“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此后，“文明修身”在全国高校蓬勃兴起。针对在这一时期大学生专业素质提高了而创新和实践能力较弱，社会责任意识淡化，注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竞争意识较强而协作意识与合作能力不够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高校通过文明修身活动，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问题进行诊治，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引导大学生从小事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提高文明素质和自律意识，养成遵章守纪，讲究卫生，爱护公物，仪表得体、兴趣高雅的行为习惯。文明修身活动切实而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学生身边出现的不文明现象，创造了优美的校园环境，维护了优良的校园秩序，大学生也普遍达到了“思想进步、行为规范”，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知识海量化、竞争激烈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迅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不断加快，高校完全学分制广泛实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一步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完全放开，高校学生管理向法制化转轨，高校德育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责任感缺失问题、贫困生增多问题、道德失范、行为异常现象加剧等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包揽一切的“医疗队”型问诊式方法范式德育逐渐感到力不从心。
问诊式方法范式德育比独白式内容范式德育有所前进，独白是在强制对象执行，问诊体现了对大学生的尊重，但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都仅仅把大学生作为德育的对象，而没有充分认可大学生也是德育的重要主体。这两种范式都有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基础。独白不可能产生合乎理性的、真正普遍的共识，而问诊也只不过是我问你答的单向调节。高校德育呼唤着真正科学合理和谐的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新范式。
三
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德育范式进行分期，可以这样认为，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独白式内容范式为主时期，其后至今，为问诊式方法范式为主时期，高校德育今后的重要任务，就是由问诊式方法范式向对话式效果范式的转型。
对话式效果范式德育，在德育形式上体现为通过对话而找到合乎理性的道德标准和共识，在德育服务对象上体现为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培养目标上体现为“德性崇高、行为合理和谐”的全面发展的健康生活者，德育价值上重点考虑的是“教得如何”的问题，德育手段的选择是“回归生活”。
新的范式不会完全取代旧的范式，新的范式也不是完全抛弃旧的范式，新的范式是对旧的范式的扬弃和在旧的范式基础上的创新。新的范式会更加重视德育内容的把握，会更加注重德育方法的选取。新的范式相对于旧的范式，它的进步在于，一是把大学生与高校德育工作者作为高校德育的共同主体，强调的是“我们”、“共同体”[6]，实现“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型。二是德育的内容目标手段的选择更多的是通过德育工作者与大学生、大学生与大学生等德育内部不同或相同主体间的“对话”而实现。哈贝马斯认为，道德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交往、交谈、对话，才能达成共识，达成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律。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道德律应该是通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方式建立起来的[7]。因此，高校德育效果也应该在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和实现。三是高校德育关注的重点，既不是内容范式的德育指导思想和德育材料，也不是方法范式的侧重于德育工作方式方法本身，而是对人与社会和自然共同和谐发展的充分尊重，关注的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校园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高校德育研究领域在对话式效果范式德育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道德学习[8]、道德关怀[9]、德育叙事[10]、生活德育[11]、主体间性德育[12]的兴起，品牌管理[13]、德育营销的提出，为对话式效果范式德育提供了探索的崭新思路。高校德育实践中的心理咨询与德育的结合、网络德育的兴起、社团德育的蓬勃发展、社区德育的启动，与传统的课堂德育、活动德育、榜样德育、实践德育一起，为对话式效果范式德育的生成注入了源头活水。
高校德育范式的转型需要高校德育机制的创新，需要高校德育文化的运作，需要德育理论研究的深入，需要德育实践的探索，然而，处理好“教什么”、“怎么教”和“教得怎样”这三者的关系，却是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的基本问题。高校德育范式从内容向效果的转型，其实质也是从“教什么”向“教得怎样”转型。“教什么”、“怎么教”和“教得怎样”不是一回事，然而它们常常被混淆。德育内容的正确与饱满，德育方法的科学与完善，德育体系的周密与完备，并不表明德育效果的优秀。不管“教什么”，也不管“怎么教”，“教出好效果”才是高校德育的成功。我们主张高校德育向对话式效果范式转型，其目的在于更多更好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但我们并不主张“唯德育主义”、“唯效果主义”，对高校德育的评估和考量，还是要坚持从客观实际需要出发，从时代发展需要出发，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应该从它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和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综合衡量。
收稿日期：200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