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从社会契约论到社会资本论——论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拓展的意义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资本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契约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20年来，在英语世界，主题涉及社会资本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为什么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产生了如此广泛的轰动效应？这一拓展是概念的误用，还是逻辑使然？本文试图从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的理论特点和局限性出发，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调整过程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社会契约论的意义及其局限
社会契约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主体内容，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成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展开、补充和批评。与社会资本概念一样，社会契约概念最初也来自微观的经济领域，然后成为一个宏观的政治范畴。根据资产阶级主流思想家们的论述，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要点：第一，个体主义的假设。社会契约论认为，个人是一切社会价值的依据，是行为的唯一主体、出发点和归宿，各种集体和共同体的存在都是为了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个人自愿的同意。第二，理性假设。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是评判一切行为合理性的依据，没有理性或理性不健全的人是不正常的，理性的人也意味着一个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第三，性恶论。即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会不顾他人的利益而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第四，消极政府的假设。根据社会契约论，成立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实现每个个人的利益，而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将产生整个社会的繁荣，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消极地维护社会秩序与法律的执行。
尽管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希望新的政治形态完全建立在摧毁各种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烧掉一切法律，（根据理性）重新立法”，但是，一个新的政治形态或社会形态的确立毕竟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包括各种有形的组织、制度，而且包括无形的习俗、心理以及价值取向等。对此，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有所论述。休谟、柏克、亚当·斯密都提出过传统道德对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注：参见[美]迈克尔·武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卢梭是社会契约论的集中阐述者，但是他也认为契约只是实现公意的必要条件，契约本身不能产生公意。他提出：“事物之所以美好并符合于秩序，乃是由于事物的本质所使然，而与人类的约定无关。一切正义都来自上帝，唯有上帝才是正义的根源。”（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8页。）批判启蒙思想家的黑格尔则仅仅在市民社会领域给予社会契约以合理性。在他看来，国家的基础是绝对精神，不是契约；如果没有国家的保证，市民社会就会因为契约而处于永恒的混乱之中。正是基于对社会契约论局限性的深刻认识，黑格尔才提出，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支配市民社会。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研究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某种校正和补充。这一研究所表明的是，理性的基础恰恰是非理性的，经济的基础也是非经济的。韦伯提出的现代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具有特殊“亲和性”的结论不一定就无可辩驳，但他所揭示的关于传统宗教、文化、习俗等非契约性的因素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韦伯的重要学术继承人之一熊彼特通过对“家族资本主义”的深刻研究，强有力地补充和证实了这一思想。熊彼特认为，“在打破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但冲破阻挡其进步的障碍物，而且也拆除了防止它崩溃的支架。”（注：[美]约瑟夫·熊比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0页。）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正是依靠传统的家族文化才得以顺利进行的，然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打破了传统家族的结构。在他看来，失去了传统文化支撑的资本主义，必然因其无限制的“创造性”而走向毁灭。19世纪著名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深刻研究表明，尽管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包袱，其发展过程最能体现人的理性作用，但宗教和自由结社一样对于美国的繁荣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几乎一半以上的社团是与宗教有关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它同时又是天主教最发达的国家。”（注：[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46页。）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多次强调团体生活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指出契约中的非契约因素是契约得以成立和履行的必要条件。美国学者亚当·B·赛里格曼提出：“自19世纪后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契约决定着公共秩序或公共物品、观念。事实上，契约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极度匮乏。”（注：[美]亚当·B·赛里格曼：《信任与文明》，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建构主义特征非常鲜明的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依赖于他们本身所不能再生产出来的文化条件：它们寄生在传统当中。”（注：[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以上这些思想，尤其是韦伯和托克维尔的思想，是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拓展的重要理论资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拓展是与社会契约论的局限性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社会资本论兴起的真正意义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我调整之中，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二、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领域拓展的意义
学术界大多认为，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发展具有原创性贡献的思想家主要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普特南三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对一个社会维护特定阶级结构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文化机制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学术概念。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不同于物质资本与文化资本但又与二者相关的资本形式，它指的是相互熟悉和认知的、处于特定优势地位的阶级或社会集团成员之间共同拥有的、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能够为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提供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思想的主要特点是：（1）他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2）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成员是彼此熟悉或认知的；（3）这种社会关系能够为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特殊地位提供资源。法国社会学家科尔曼，致力于把社会学和经济学联结起来进行青少年教育的研究，他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与青少年教育成就差异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家庭背景的不平等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是一套内在于家庭和社区组织中的资源，它对培养青少年的认知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思想的主要特点是：（1）把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使用从布迪厄的精英特权范围拓展开来，作为一般社会关系的特征；（2）明确地把社会学与经济学联结起来，使社会资本概念突破了社会学范围的局限，开创了经济社会学；（3）从功能主义角度定义社会资本，即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或促进某一特定行动时是社会资本，而在其它方面可能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4）社会资本并非是为某一特定目的而投资的，它往往是其它共同活动的副产品。一般学者都认为，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奠定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框架。美国政治学家普特南的贡献主要是把这一概念拓展开来应用于政治领域，使这一概念成为众多学科的流行术语，并进入主流政治话语，获得官方认同。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社会基础，是现代民主制度得以顺利运转的社会条件。普特南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特征，即规范、网络与信任，成为应用这一概念的主导分析范式，同时他通过把社会资本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联系起来，把价值因素注入了社会资本概念之中，使这一概念不仅是一个分析范畴，而且成为一个评价标准。
资本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范畴，这种经济学概念在政治领域的移植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经济化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社会契约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突破了各种封建传统的束缚，反映了现代社会“从身份向契约的运动”，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得以全面确立的话，那么社会资本概念反映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单纯建立在商品关系之上，而要寻求非商品关系和价值的补充。这就要求资本主义对其自身的社会关系进行不断调整，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综合社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论是对社会契约论的补充，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自觉调整。这种自觉调整主要表现在：
第一，强调道德伦理等价值对于巩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意义。众所周知，社会契约论自霍布斯以来，就赋予了人的各种欲望以天然的最高合法性，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被看成是人性的自然表现，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这样，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学说就自然放弃了寻求政治道德、理想的努力，而致力于建立一个中立的、协调满足各种利益的制度、程序和组织机构。国家不过是各种利益借以相互斗争和妥协的场所，各种利益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民主制度只是表达和协调各种利益的中立程序，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然而，这种对人性欲望的放纵却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尔虞我诈和残酷竞争，以至道德沦丧、心灵空虚一直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而对民主制度的工具化理解不仅使得民主制度成为单纯的权力工具，无法摆脱金钱政治的泥淖，而且在历史上还上演了法西斯势力在民主的幌子下公然践踏民主的残酷丑剧。事实说明，民主制度的发展除了依靠制度和法律外，还需要人们的道德支撑，任何制度都离不开人；只有不仅把民主理解为一系列的竞争性选举的制度程序，而且把民主理解为民众地位的提高、民众利益的实现以及整个社会自由、平等精神的体现，现代民主制度才是健全的。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强调公民社会中的彼此道德义务，强调共同的社会伦理，强调人们内心的价值对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意义。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重新把价值问题置入社会科学讨论的核心。
第二，强调培育和维护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意义。资本以自身的不断增值为唯一目的，它的运动借助人对自身欲望和利益的满足得以实现；哪里出现了资本，哪里的欲望和利益就必然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而在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人的欲望和利益都不可能获得最高的合法性。一方面，正是在摧毁这些传统共同体和文化之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才得以全面确立起来；然而另一方面，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建立在文化沙漠之上，任何新的政治形态都不可能完全依靠人的理性设计和契约关系得以建立。这一点韦伯、熊彼特、托克维尔等人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引发如此大的影响表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该是综合的；仅仅是契约性的经济关系不可能构成支撑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形态的存在和发展。正如美籍日本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所说：“如果民主与自由主义制度要顺利运作，就必须和若干‘前现代’的文化习惯并存共荣，如此才能确保这些制度运行无误。法律、契约、经济理性只能为后工业社会提供稳定与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的基础；唯有加上互惠、道德义务、社会责任与信任，才能确保社会的繁荣稳定。”（注：[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第12页，第333页。）为此，就必须限制资本原则在所有领域的渗透，自觉培育和维护一个共同的文化。社会资本概念对非正式规范和网络的强调正是对这一客观要求的反映。
第三，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强调了一个实现良好治理的公民社会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意义。社会资本概念强调的社会网络，既区别于契约性的市场关系，又区别于由政治国家建立和控制的各种正式组织关系，被看成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替代物。很多极力推崇这一概念的学者——如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就认为，社会资本对于当今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针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具有解决集体行动悖论的巨大潜力。通过非正式网络建立起来的信任、互惠、习惯和规范可以补充市场信息不完全的局限，社会资本被看成是理解经济发展的“被忽视的一环”和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非正式网络，社会资本被看成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减少官僚制危害，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基本途径。在复杂性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自由民主的实现既不能像资本主义初期那样听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也不能像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政府无微不至的计划达到；公民社会的自主治理既是在国家层面实现自由民主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实现自由民主价值的基本途径。总之，公民社会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是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是实施公共政策的重要因素。
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拓展之所以说是必然的，还在于这一理论取向在政治理论的发展中不是孤立的，它被认为是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旧制度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等主导范式式微的替代物之一。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影响深远的专著《正义论》，使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理论的基础——社会契约论重新得到了极其有力的阐释和复兴，传统的社会契约论通过转换成理性选择理论重新确立了它在政治学领域的中心地位。然而，当今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毕竟已经大大不同于早期，实践中的改变必然在理论领域中有所反映。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社会契约论，但是理性选择理论再也不可能具有社会契约论在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的地位。桑德尔、麦金泰尔等人的社群主义作为罗尔斯自由民主理论的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一直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全面兴起的公民社会理论、新共和主义等思想潮流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这些理论强调的基本要素也是共同体生活、公民美德、参与、信任、互惠、道德义务、传统文化等等社会资本理论所强调的价值，这些价值的基本特点是相对独立于市场和政治国家，是对市场和国家局限性的重要补充。由于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推崇，一些西方学者还把社会资本理论看成是为“第三条道路”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
三、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拓展的双重性
既然社会资本概念所揭示的现象在政治领域并不是独特的，那么这一概念为什么还是在政治领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这一概念的独特的模糊性、歧义性与综合性所具有的调和、折衷特征获得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广泛的认同。“资本”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它在政治领域往往与利益、竞争、社会关系的物化、人的精明的计算、工具理性，甚至与剥削与阶级斗争等含义相联系，而社会资本中的“社会”概念却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合作、义务、互惠以及共同体生活等与“资本”内涵相对立的方面。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名词的结合所体现的正是遭到马克思批判的普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折衷方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每个事物都只要它的好的一面。因而这一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的意义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恢复了道德规范与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反思和调整；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拓展与其说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如说它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根本困境。
一方面，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社会资本的理论演进过程，反映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认识上越来越重视人本身的价值，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进步的一面。资本的力量打破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为人的自由、平等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但是，在物质资本阶段，人本身是等同于物的，人的内心与精神状态以及各种社会交往被看成是与经济过程毫无关系的，人被看成是简单的实现资本增值的工具。泰罗制管理与福特式生产模式典型地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特征。这种生产模式对人的工具化理解，虽然在资本主义初期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也引起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并逐步重视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身心健康。实际上，这种重视不仅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而且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有利的。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虽然其初衷是为了解释二战后德、日等国迅速复兴的文化根源，但是这一概念对人的教育水平、文化背景以及伦理规范等因素的重视也具有一般意义。人力资本对人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矛盾的缓和。不过，人力资本所关注的主要是个体的知识教育以及文化等主观的心理因素，它忽略了人的社会关系，它仍然没有重视人的独立价值和主体地位；在人力资本阶段，人仍然是工具。在20世纪后半期，虽然不再有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社会价值失范、秩序失控、经济乏力、社会矛盾增多仍然不时动摇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重建社会信任，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任务依然迫切。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及其在政治领域的拓展正是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才引起了上至美国总统，下至一般普通民众的广泛注意。如果说社会资本概念在经济领域仍然是强调一定的社会关系、文化价值规范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的话，那么它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就已经脱去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衡量人的工具化色彩。它关心的与其说是人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不如说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的良好治理和人的价值的实现。这一资本类型的概念演进过程与管理科学中对人的假设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演进过程以及在政治领域中资本主义人权从公民权利、经济权利到社会权利的基本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虽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并没有在认识上提供新的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途径，相反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性质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困境。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具有分析的、描述的和隐喻的三层含义（注：Tom Schuller，Stephen Baron，and John Field，Social Capital：A Review and Critique，from Social Capital：Critical Perspectives，edited by Tom Schuller，Stephen Baron，and John Fie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35—36.）。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它指出了某些社会停滞不前以及发展受阻的原因，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方向和指导；作为一个描述概念，它指出了一个社会因为缺乏某些因素阻碍了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一客观现象，但是它本身不是解决之道，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的更深层次的因素；作为一个隐喻，它表明某些值得珍视的价值必须借助于一个“资本”的外壳才能获得其合法性。显然，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的价值是很有限的，它的含义的歧义性、度量的困难以及整个理论话语在主流的自由民主理论中的边缘性质都表明了这一点。社会资本更多的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以一个新的范畴重新提起了人们对某些现象的关注。而社会资本概念的流行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隐喻性质，这个隐喻本身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东西都只能通过其有用性才能获得合法性，非经济的价值也只有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才有意义。社会资本的功能性研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道出了其问题的背景。这一理论的深层逻辑仍然是把人作为片面的经济人看待，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对于它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制约性。
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拓展的双重性，还集中体现在它解释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原因时所产生的理论混乱。这里，我们将通过剖析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来澄清这种理论上的混乱。
首先，我们应区分两类根本不同的信任机制：一类是基于伦理道德义务的非契约性信任，一类是基于契约性的信任：前者如宗教、传统文化、家庭亲情关系、共同体生活、共享的历史经验等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后者如国家制度建设、法律以及现代社会组织所产生的社会信任。这两种信任机制之间的差别可以用康德的一个思想来表述，就是非契约性的信任是“出于”道德的信任，契约性的信任是“符合”道德的信任。非契约性的信任是传统社会的联结纽带，契约性信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二者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契约性关系与非契约性关系在两种社会都存在。对于传统社会来说，各种共同体生活所产生的网络、非正式规范是信任的基础，信任大多是出于一种道德义务，并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即肯尼思·纽顿所谓“深度信任”（注：参见[英]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411页。）。这种信任的基础是可靠的、长期有效的。但是，这种信任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它往往局限于家庭、小共同体或宗教教派之内，在此范围之外往往存在着深度的不信任，甚至是仇恨。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各种契约关系之上，因而信任的基础就是各种各样的契约，包括国家制度、法律以及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组成的组织的正式规范。契约性信任总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具有契约关系的成员之间的信任是一种“浅度信任”或“抽象信任”。这种信任的基础建立在人的理性力量之上，因而是可变的，甚至是短暂的；但是，这种信任的范围由于其抽象性，又是广泛的，它往往扩及整个民族国家的范围，甚至国家之间。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两种信任机制是不可能完全分割、独立存在的。即使在传统社会，政治国家的稳定也是保障社会信任的重要条件，在国家发生重大动乱或内部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信任机制也往往要产生危机，甚至崩溃。不过，传统社会中的政治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社会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存在于社会层面。在现代社会，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变化成为一切事物的根本特征，没有什么东西是常驻不变的，最具有稳定性的是政治国家，因而国家及其制度、法律所具有的公信力成为社会信任的关键机制（注：[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58页。）。因此，毫无疑问，最具有合法性的、从长期来看最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保障社会信任的最好制度。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是保障信任的最好制度，是因为它扎根于广泛的社会土壤中，有良好的公民社会基础。不过，这种建立在人为基础上的信任，尽管也“符合”道德，但是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随时有可能随着政治上的变动而被颠覆。显然，没有非契约性的社会信任，即社会资本，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等正式规范就完全可能失灵，即普特南所谓民主制度“运转不起来”。
从这种契约性与非契约性信任的区分出发，就可以认识到社会资本概念在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时所具有的理论局限。社会资本概念在布迪厄、科尔曼等社会学家那里指的都是客观的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向政治领域的拓展却强调了其文化含义。普特南提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这就为社会资本概念的主观化理解埋下了伏笔。美国学者戈兰·海登等人就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理论就是“政治发展观中的政治文化论”（注：[美]戈兰·海登：《公民社会、社会资本和发展》，[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1期，第39页。）。显然把社会资本看成一种主观的文化范畴，社会资本就带上了一种神秘的文化决定论色彩。这种概念内涵的实质性变换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比如，福山把社会资本等同于传统文化，他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提出：“一国的福利和竞争能力其实受到单一而广被的文化特征所制约，那就是这个社会中与生俱来的信任程度。”（注：[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第12页，第333页。）福山认为，美国、日本、德国等民族文化的社会资本比较高，而法国、意大利、中国、韩国、印度等民族文化的社会资本比较低，这是造成它们发达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对于福山的这种文化决定论国内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有力的批评，此处不赘述（注：参见安然、王洛忠：《新名词下的旧观点——评福山的社会资本理论》，[合肥]《学术界》2000年第5期，第113—129页。）。就社会资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看，福山关于儒家文化（他认为日本不是儒家文化）缺乏社会资本的观点是与学术界关于东亚模式是启发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基本共识相反的。另外，福山有时又认为客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文化的作用。他在《信任》中提出西方文明普遍出现了家庭解体、心灵空虚以及社会犯罪居高不下的道德滑坡现象，指出“资本主义对社群生活的负面冲击，……是美国建国以来人民失根的罪魁祸首。”（注：[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第12页，第333页。）实际上，《信任》与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分裂》的主题是相冲突的，后者描述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资本的严重下降。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很耐人寻味。
实际上，文化的影响远远被福山夸大了（福山所谓“文化只在经济成长的因素中占据百分之二十的比重”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表态而已），决定这些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原因之一的，与其说是“社会资本”的差别，不如说是“政治资本”（即政治制度）的优良与否造成的。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建设，这是建立现代社会信任的根本机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斯科克波尔在认真考察了美国结社传统的发展历程后，批评了那种认为美国的社会网络主要源于公民自下而上的自发结社的“托克维尔式的”浪漫构想，提出美国公民的自由结社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与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以及政治精英的自上而下的努力分不开。她说：“在美国，离开积极的政府和包罗万象的民主政治，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就不会繁荣”（注：[美]锡德·斯科克波尔：《自上而下的拆散》，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西方很多学者都指出，社会资本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主要是补充性的，而不可能起主导性的作用；社会资本既不能替代市场经济，也不能替代政府的公共政策。因为，文化的社会资本功能取决于特定社会关系的性质，而这一性质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离开对客观的社会关系的研究，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就必然导向某种文化决定论。
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拓展的文化决定论倾向所引起的最大混乱是它对现代化理论以及世界体系论的简单否定。1999年世界银行组织的、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参加的一个小组，调查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状况，这一调查的基本结论就是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自身社会资本的缺乏是导致这些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这一调查活动把源于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本概念用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这一分析对象的范式转换更加模糊了社会资本概念的真面目。由此，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理论与世界体系论已经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取而代之的将是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在此的微妙功能就是把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外部原因置换成了内部原因（其潜在的极端表述就是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因为人种和文化不行！），为当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它试图回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社会资本的缺乏？众所周知，第三世界国家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不开的。正是不得不走上现代化道路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挫折才破坏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资本，而它们在回应现代化挑战中的挫折和失败又是与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分不开的。只要简单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初期也是非常残酷和不人道的，信任危机是那一时期的普遍现象和基本特点，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信任机制的建立固然与其制度建设分不开，但是更与少部分先发国家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主义政策分不开。白人之间的信任正是他们有意无意歧视有色人种，从而降低他们保持集体绝对优势的“交易成本”的产物（记住：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消极后果之一就是排斥圈外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富人在剥夺和压迫穷人的时候，他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1页。）。现在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集体扮演着“富人”的角色，而第三世界国家则集体扮演了“穷人”的角色。脱离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是很不全面的。西方国家在国际政策上的野蛮和尔虞我诈是毫无信任可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在全世界推行的结果，产生的是包括西方国家的整个世界的信任危机，现代社会的极大的风险与不安全感——即社会资本的缺乏的最深刻的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可见，只有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认识到社会资本理论的意义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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