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资本主义新阶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新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1-0227-04
全球化是近年来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不管人们在它的定义、起点、本质等一系列问题上有何种分歧，但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历史地逻辑地作为其主要载体，将全球化的演进与自己的文明发展紧紧地融汇在一起，从而使全球化既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也刻画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极端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让资本主义演进到20世纪上半期感到窒息；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的全球化则逐步将资本主义的文明推向顶点。当今世界被一些学者们称为“新全球化”发展时代，在西方的主导下，一方面，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巨型化发展，将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发挥到极致，其突出表现在市场体制下生产资源与要素得到更大和更有效的配置；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制度容量和自我调节的限度正趋向极限，资源与财富的高度集中，新一轮“殖民”的全面推行，两极的极度分化，不平等、不公正的加剧，对资源的巨大的浪费与破坏等，这些由内及外的全面扩展已到了让全球无法容忍的地步。资本主义已来到了社会主义的入口处。
一、资本主义的成熟化与全球化的发展
资本主义从其确立、发展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它经历了由纯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目前在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巨型化发展中，正面临着是走向国际国家或国际调节，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已到了资本主义制度难以包容的地步。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运动有着两个典型的特征和发展趋向：其一，资本的集中化趋势使生产资料高度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日趋尖锐与紧张，纯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到了它的极限。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生产力的两次巨大的提升，既使资本的纵向集中与横向扩展加快，让垄断自然而然地产生和不断发展，又让它在无序和失控中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愈来愈重，各种矛盾全面激化。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明证，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便将这种发展的极限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无怪乎，列宁在资本主义刚刚进入垄断阶段时，对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特性与发展趋向在作了充分的分析和估量后，断然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当然，列宁的这一论断是相对的，虽然他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矛盾特性揭示得极其深刻，但它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阶段。他曾认定“寡头政治”已“没有而且不能自上而下地改造资本主义”，[1]而忽略了资产阶级的自我调节。其二，野蛮的殖民式的扩张在内外双重压力与激烈的冲突中走向瓦解。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中，除了它们之间的商品贸易外，重点是集中在对不发达的民族与国家的开发上。它们实行的是武力征服和疯狂的抢劫。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远比正常的贸易与投资所得到的利润要来得快和多。如马克思所言：“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到英国的办法弄到手”。[2]英国“每年从印度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3]然而，这种方式却逐渐地遭到了来自内外两股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激的反对。一方面，这种圈占的做法，让后起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用枪炮去强取，结果彼此在殊死的搏杀中，两败俱伤，几乎走向自我毁灭。血的教训迫使资本主义各国不得不修正这一方式，寻找一种更合理的游戏规则；一方面，与这种强盗式的掠夺相伴的是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民族独立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些都极大地冲击、动摇并瓦解着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与殖民体系。总之，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的自身发展与全球化中，它的不发达和不成熟使资本的运动具有更浓厚的原始性和个性化，各种非理性因素让它变得混乱、无序和无理，这一切也就界定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度量。
资本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和实现自觉发展的一个根本的特征与趋向。资产阶级终会在不断地适应中，将资本主义包含的生产力全部释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预见了这种发展趋势，指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4]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开启的国家资本主义便将这一趋向很好地发展，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强化起来，让资本主义在“理性”中得到更大的发展。从经济的层面来看，资本的市场规则附和一定程度的国家调节，让资本主义在高科技不断进步的推动下，依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一只看得见的手”最大限度地驯服着资本这匹野马，最大限度地包容着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近20年的快速增长，其中在1950～1973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5%的高增长率，并实现了真正的现代化。从政治层面来看，资本主义已历史性地将其民主政治推进到最高的阶段。一方面它已能理智地从长远利益的考虑上来处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使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与保障，使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力与影响力加强；一方面权力的制衡愈来愈高，相关的监督、约束机制愈来愈全。如独立检察官对案件的调查、国会对调查的听证等。虽说这依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民主范围，但其民主意识的提高与硬件建设不能不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变革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发展无可争辩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最大限度地向未来社会靠近，新社会的某些因素正被资本主义实践和培育着。反映在全球化上，资本主义国家依从纯经济的原则和市场法则，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建立各种国际经济机构，规范并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其中，西方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发展迅速，一体化程度较高。二战以后世界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是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其间跨国公司起了主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投资的80%是投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国际直接投资的90%、世界生产的40%、出口总额的2/3和技术转让的1/3。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但总体说来，此时的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还仅局限在少数国家和地区。
二、资本的全球化、巨型化，资本主义的文明走向最高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凭借着跨国公司及其巨型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凯歌行进中实现了向全球渗透，主导并主宰了全球经济，迎来了高度“繁荣”的发展时期。为此，不少西方国家都陶醉在眼前的景象之中，甚至放言资本主义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美好无比。但透过现象，剥出其内核，我们就可以把准其跳动的脉络：即资本主义在获得最大化和高程度发展的同时，也把其制度局限推向顶点。不难发现，这种新发展已逐步溢出资产阶级调控的能力与轨道，使其劣根性在原始野性的复原中全面地吞噬着资本主义的肌体。进一步说，在对抗性发展中，资本的发展与文明的背离正走向两极，资本主义的文明已走向它的最高阶段。具体说来：
其一，资本的全球化与巨型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已历史性地将它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推向顶点。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成熟，资本主义推动并主宰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实现了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最大化和高程度的配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已开始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进军，除了资源开发性投资外，西方国家也把经济结构转型时某些传统产业或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在资本效益的驱使下(如原料、劳动力的廉价和市场的开发等)也实现着投资范围的多样化，如2002年中国吸收外资达500多亿美元，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再者，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这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主要承担了原料供应、提供廉价劳动力、商品市场等分工。其突出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巨型化发展。据联合国1999年有关资料统计，1998年全球跨国公司共有6万多家，在全球的分支机构有50万家，证券投资达35万亿美元，总资产达13万亿美元，全年销售额达11万亿美元，生产总额占世界的1/4，出口占世界的1/3。[5]某些巨型公司的实力更是惊人。1991年，通用汽车公司的预算(1320亿美元)就超过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福特汽车公司(1003亿美元)超过了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丰田公司超过了葡萄牙，联合利华超过了巴基斯坦，雀巢公司超过了埃及等。[6]
其二，资本在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高程度化的同时，丝毫没有改变其本质属性，反而把资本的不合理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最大化和尖锐化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日趋全面化、深刻化和尖锐化。
第一，资本的全球化、巨型化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尖锐化的趋势，将使资本主义陷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中不能自拔。目前的资本不仅在发达国家不断地渗透与集中，也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地生根和发展，全球在这张巨大的资本网络中，既实现了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的优化配置，也把资本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无政府性扩大和加深了。特别是跨国公司造成的传统国家干预手段的弱化，无疑会使经济的风险与危机加深和加重。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破坏力和资本自由化转强的特性已让资本主义和全球感受到了它的冲击与危害。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2002年阿根廷与乌拉圭的经济动荡等，都让各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它的影响和冲击，造成了世界经济不同程度的衰退。这只不过是更大危机到来前的预演而已。
第二，极端的不平等、不公正使资本主义建筑在火山口上。嗜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的文明就是在财富与贫困“两极”的积累中演进的。“新全球化”的发展，则使“两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和全球最大限度地展开。全球都成了资本的附属品，民主和正义被亵渎和吞噬。这种发展趋势既使发达国家内的危机全面化、深刻化，也使全球性危机扩大和加深。从两极来看，在美国，1979～1999年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平均收入与占20%的收入最低家庭平均收入的差距，从约10倍扩大到19倍。如今，美国1%的最富有的人拥有全国财产的40%，而80%的人只占全国财富的16%。[7]在西欧，其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尤其是一些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极廉价的发展中国家，使相关行业工人的收入急剧下降。在全球，南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富国愈富，穷国益穷。据有关统计资料，拥有世界1/5人口的高收入的国家掌握着全球86%的国民生产总值和82%的出口市场，而占世界人口1/5最贫困的国家仅占各项的1%。人类20%的富有者享受着全球86%的商品消费和各种服务，而20%的贫困者只消费着世界财富的1.3%。40年前，富国与穷国的人均收入的比例是30∶1，现今已上升到74∶1。最不发达的国家由20年前的24个增至现在的48个。世界近30亿人每日的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其中又有12亿人每日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从危机来看，在西方，除了经济危机外，还孕含着深刻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等。垄断资本使国家政治软化而企图走向独裁。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爱得华·勒特韦克在其名著《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中说，资本的全球化是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使资本主义成为一部绞杀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义”。此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让西方失去“精神家园”并滋生了许多社会的丑恶和罪恶。如信仰缺失、心灵空虚、道德颓唐、纵欲无度，以及卖淫、吸毒、抢劫、凶杀等。在全球，资本主义在推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时，又在最大限度上实施阻碍和破坏，激化了各种矛盾，极大地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当今的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增强，一切问题事关全球生死荣辱，和谐发展日益突出和重要，理性的原则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进。而西方少数国家为资本私利的驱使，利用他们近现代文明的先发和优势，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肆意的经济奴役与掠夺、政治的压制和意识形态的侵扰，企图将他们的发展建筑在全球贫困化和对人类生态巨大破坏的基础上，其结果虽在表面上或一时来看是损人利己，而最终还是损人不利己。这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发展，既加剧了南北间的对立，也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贫困、极端的不平等既是滋生战争、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也是破坏经济发展的大敌。从根本上讲，南方不发展，北方的发展也要受到较大的限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8]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加剧了，虽然他们在共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上结成了同盟，虽然他们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中维系了彼此间的关系，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设防。这不仅妨碍了彼此之间的协调发展，也给世界经济与政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再者，造成了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恶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根本。西方国家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中，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消耗与浪费，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严重破坏。据有关资料统计，西方发达国家消耗着全球资源的80%，其中美国每年就消耗掉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他们的“三废”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几百倍甚至是上千倍，而美国就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此外，他们还把一些高污染的产业大量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也急剧恶化，从而使得全球都有面临严重的“生态文明危机”。这些极端的不平衡、不平等和不合理将使资本主义陷入各种矛盾的尖锐的冲突之中。
第三，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弱化。资本的全球化和巨型化正不断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权威，导致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弱化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下降。资本的超国界发展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它的自主发展、它的逐利性，让它会无视国家的干预与调节，相反地，许多西方国家受这种发展的逼迫，把一些权力主动出让给跨国的经济集团。这无疑让资本的野性恢复，让它的破坏性扩大和加剧。正如德国两记者在《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所言：“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的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9]
三、是走向国际调节或国际国家，还是走向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这种非理性和反文明的特性与趋势，已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的文明正走向末路。这种建筑在资本的高度自由化、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危及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的发展到底能支撑多久?资产阶级还能自救吗?它能解决全球化的危机与矛盾吗?如果说国家资本主义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民族国家内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矛盾又企望什么去缓解呢?资本主义正面临着最后的突破，是走向国际调节或国际国家，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即或者是继续资本社会化的渐进道路，通过改良实行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以最大限度地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并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甚至和平地实现过渡；或者是在矛盾尖锐和剧烈冲突下的剧变中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排除这两种发展方式的可能性。因为，目前的世界文明发展已到了只有高度重视多数人的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才能生存、进步和繁荣的地步，一切背离或凌驾于其上的做法都将会产生无法预计的灾难，甚至是文明的毁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世界，实现全球真正的进步与繁荣。不管资产阶级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他们都将朝着这一趋势发展。尽管资本主义的“凯歌行进”和全球化“红利”的独享，让西方感受着快乐，但全球化深刻的危机在现实的感应和可预计中的步步逼近，让资本主义恐惧不已。这颗顶在头上的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前法国总理若斯潘忧心忡忡地指出：“一种为赚钱而赚钱的本性”愈来愈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它正在将资本主义引向黑暗。他援引美国莱斯特·瑟罗的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裂缝，这些裂缝孕育着地震。人们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以怎样的方式爆发，而却知道它总有一天爆发。”[10]资产阶级除了自我扬弃，最大限度地顺应这一趋势，别无出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1]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总之，不论是渐进性或是突变性，其发展的趋向只能是社会主义。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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