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妇女论文,阶段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08)02-0255-06
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界限，将马克思主义及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共识。这一划分的经典阐述是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笔者认为，根据此前此后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可称为“早期译介阶段”和“广泛传播阶段”。两个阶段虽然构成历史演进中的同一过程，但在传播史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对此，本文拟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五四运动前后两个传播阶段的特点作一分析，从中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思潮演进的内在关系，以期对拓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传播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早期译介阶段
辛亥革命前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零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并按自己的世界观加以理解和阐示。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妇女观的直接涉及，是1907年开始的。客观上，主要是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与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也有密切联系。主观上，则是中国的革命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全面认识的结果。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方面看到了西方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黑暗。于是，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进行了重新设计，产生了“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弊端”的思想，开始了“举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民生主义的探索。在学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了。
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第16至19期上译载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以及该刊的《女子问题研究》，均长篇引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论述，编者说：“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上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后，彰彰明矣。”在该刊的第13、14期《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中，作者也引录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段落，且加了编者按语，说：“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度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地位决定婚姻关系和经济革命决定女子解放等论说的称许。
以后《天义报》、《复报》以及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新世纪》也零碎地发表了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讨论妇女问题时，留下了马恩著作影响的痕迹。比如，在讨论女子受压迫的原因及其解放问题时，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纯然自私之世界也，经济问题其一大阻力。若经济平等，则人人得以自立”，“求自立以去强权，所以经济革命与有切要之关系也”[1](277)；在讨论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时，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由阶级制度造成的，所以，“居今日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1](290)。上述材料说明，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已经超出了女权主义范围。阶级的观念、私有与公有的观念、经济的观念已成为他们在研究妇女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概念。这足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20世纪初就开始在中国出现。
从上面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早期译介阶段，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的三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者，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
以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和以张静江、李石曾为代表的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接触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无政府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报》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却和欧美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所不同。因为他们主要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致。而以幸得秋水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原是日本早期社会党的成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由于这些没有像西欧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与马克思主义存在长期的敌对关系，所以在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之后，仍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同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这就不难理解。
第二，介绍的不成熟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早期介绍的一个主要特点。这种不成熟性，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1)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知识来介绍的，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妇女解放的行动指南。囿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不可避免地带上浮光掠影的特征。他们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认真地吸收、消化、理解，然后再结合中国的特色加以发展。他们始终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妇女理论来分析、解释、观察中国妇女问题，进而探寻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和道路。
(2)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存在着许多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提出过不少新的主张和见解，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妇女观，则是从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加以介绍和曲解。甚至提出“倾覆政府”、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所谓“共产无政府主义”。这根本不可能找到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更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广泛而深刻地在中国传播。
第三，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的译介，还只限于十分有限的范围，参与介绍的也只是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领导人物，宣传阵地也仅是在东京和巴黎创办的两三个刊物，国内人民群众甚至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了解“知其名者已甚少，解其意者尤稀”。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介绍，影响不大，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及妇女学说的大传播运动。当然，这也是初期传播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介绍之所以不成熟、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固然与介绍者的立场和世界观有很大关系，但主要还是“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20世纪初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微弱，工人阶级力量还很幼小，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加之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还很严重，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当时中国还缺乏其广泛传播所需要的成熟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以及思想准备。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本质区别，决定了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更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理论武器来使用。
综上所述，由于缺乏成熟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认识是片面的、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其本质仍是小资产阶级妇女观。尽管如此，它们是中国大众认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他们的宣传和译介为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多少提供了方便。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广泛传播阶段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它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妇女运动失败的教训，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猛烈冲击，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广大妇女挣脱封建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架起桥梁。因此，伴随五四运动的激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研究中国妇女问题，也因此成为颇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思潮。
与早期译介阶段相比，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有着明显的差别，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宣传阵地十分广泛。
早期译介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主要集中在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和巴黎创办的《天义报》和《新世纪》等极个别刊物，在国内影响非常有限。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这样的状况有了改变。《新青年》、北京的《每日评论》、上海的《晨报》副刊“觉悟”、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少年世界》以及《妇女评论》、《妇女声》等几乎所有进步刊物，都是以大量篇幅刊登介绍苏俄妇女状况的文章，如《劳农政府统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俄国的婚姻制度》、《劳农俄罗斯之保护妇女儿童观》、《劳农俄罗斯之妇女》、《俄国婚姻律全文》、《俄国与女子》、《俄罗斯之女劳动家》等，这些介绍对当时中国妇女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倍倍尔有关妇女解放理论也被翻译过来。1919年7月，《少年世界》登载了赵叔愚翻译的《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新青年》9卷2号登载了李达译的《列宁的妇女解放论》，倍倍尔的所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部分章节由李汉俊、李达翻译，刊登在《新青年》和《妇女评论》上。宣传阵地的日渐增多，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广泛传播。
第二，理论更加成熟。
早期译介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宣传不仅篇幅少、论述零散，而且还常夹杂着一些错误的观点，他们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理论武器来使用。十月革命之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向警予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杂志在大量介绍俄国妇女状况及妇女解放理论的同时，还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开展妇女运动、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体系。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的理论成熟度有了很大提高。
十月革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作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初显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体系的轮廓。其要义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3]：
(1)妇女受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他们认为，妇女不是从来就受压迫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动而为变动”[4][442]；旧中国妇女卑贱的社会地位，必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发生改变。特别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动摇，大家族制度和孔子主义既必将陷入“崩颓粉碎的运命”，其结果，“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4][182]。妇女解放已成为时代的潮流，任何人和任何旧思想都阻挡不了这一潮流。
(2)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明确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的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5][640]。到那时，“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而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而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4](144)。很明显，李大钊已明确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为中国妇女解放指出明晰的发展方向。
(3)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通过社会革命途径打破专断的社会制度以实现妇女解放的主张。其后，他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妇女参政问题与劳工问题一样，“都是由经济不平等而来”，都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消灭阶级，才能得到“根本解决”[5](586)。向警予更为明确指出，中国妇女不能“如若死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6](157)，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参加社会革命，以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这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4)妇女解放的根本力量就是广大劳动妇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利用阶级分析法，对我国妇女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正确提出了妇女运动必须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主张，从而正确解决了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问题。李大钊认为，若“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因此，“中流阶级底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4](513)。在这里，李大钊充分肯定了劳动是整个妇女运动的主流和基础。这一结论指导妇女运动实践，必然会焕发出巨大的力量。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个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标，以政治革命为根本途径，以劳动妇女为根本依靠力量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初显出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关于妇女解放的真知灼见。
第三，社会影响更加深远。
早期译介阶段，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译介，还只限于十分有限的范围，在国内思想界影响甚微。但是，十月革命尤其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渐次为越来越多的先进的中国人所认识和接受，成为当时妇女解放思潮的主流，并最终确立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的集中体现。
(1)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妇女解放思潮流派中分化出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来说，它曾是“五四”前妇女解放思潮的主流，但到“五四”之后，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的影响，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开始分化了，一部分人在继续前进，从而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由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主张女子经济独立中，有人进一步认识到：“女子经济独立须要经济制度有过根本大改革”：在主张女子教育中，有人认为：“救济妇女失学的方法，只有(一)打破私有制度；(二)改造社会”；在主张恋爱自由中，有人得出：“所有现代性的罪恶，都可说是社会的罪恶”；在主张改革现有家庭制中，有人认为：“所以女子主义者的主张都不能采用的，唯有用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在主张男女社交公开中，有人提出：“既然是社会制度逼青年男女错了社交正路，那么，我们要纠正，须该对社会制度放箭。”……凡此种种，均表明了，“五四”后期，一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开始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来探究妇女解放，这种态势势必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潮的阵地[7]。
一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向警予是一位从急进民主主义，经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从向警予关于妇女问题的最早一篇著作《妇女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看，她正是主张在改造社会中使妇女得解放。她在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小家庭派、参政派决不是解放妇女问题的方向。她说，一时说不定用一种什么主义与制度最为美善适宜，“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因此建议组织研究与宣传妇女解放的机构，探讨组织儿童公育、工读互助团、妇女合作、新村以及女子教育经费借贷银行等等”[6](15)。可是，向警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革命书报，接触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后，很快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她回国后，撰写了大量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联系中国实际的有关妇女问题的重要文章。向警予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正确道路。除她之外，如瞿秋白同志在“五四”时宣传托尔斯太泛劳动主义，恽代英同志主张过儿童公育，并受过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后来他们都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
伴随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日渐扩大，无政府主义在妇女运动中的影响逐渐消退，如有人指出：“苏维埃俄罗斯劳动者掌握政权，妇女们也得了解放。”象《新妇女》杂志在开始曾有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在1921年最后1期(即第5卷第1号)刊登了郭妙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妇女问题》一文，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并且认定：“要达到正洁光明的大道，……马克思是一个为吾们引道的人。”《妇女声》更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指出：“建设一个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就是女子的真正人生路的日子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思想界获得了应有的位置。
(2)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的广泛传播，不仅帮助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代替资产阶级人要权学说作为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较快地把妇女解放事业纳入党的议程。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里，明确了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的关系。不难看出，党的“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已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划清了界限，为制定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无产阶级妇运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中国妇女理论与妇女运动也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以上特点表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广泛传播与早期译介相比，不仅是一个量的区别，也是一个质的区别。严格地说，早期译介阶段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为起点的。
三、广泛传播阶段超越早期译介阶段的历史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为什么会在中国形成广泛传播的热潮？学术界通常分析主要是强调十月革命影响的外部条件、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壮大的内部基础和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主观因素等方面。但这些原因分析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历史横切面的静态剖析上，未能进入社会变革纵贯线的动态把握，不利于从历史的深层次上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广泛传播的原因。我们认为，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传播中国两个阶段的不同，必须从中国社会变革与思潮演进关系的规律上去发掘原因。从社会变革纵贯线的动态眼光审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广泛传播得以超越早期译介阶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制度变革的社会需求到思想变革的社会需求，斗争武器的载体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寻求救国武器成为先进人士的共同追求。漫长的过程中，斗争武器先是瞄准“船坚炮利”的军事器具，然后转向“商战固本”的经济富国手段，接着又选择“政体西效”的制度变革途径。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到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政治制度变革的社会需求终于在形式上得到满足。但是，中华民国初年共和制度的实践并没有使国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判断促使先进知识分子继续寻找新的斗争武器，思想变革取代政治制度变革更新了社会需求。20世纪初期，新旧势力的较量主要是围绕着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人们兴奋的枢纽集中在以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上。虽然这样的新旧斗争交织着思想文化上的斗争，但是政治制度变革的实践浪漫主义潮事实淹没了思想文化上新旧斗争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女权学说理所当然成为思想界的主旋律，零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介绍当然不会引起重视。但是，一旦人们的兴奋枢纽由于政治变革的失败而消散时，社会新旧势力较量的转向就冒生出新的兴奋激素，原先被推在政治制度变革后面的思想文化上的新旧矛盾和势力冲突日益凸现出来。于是，中国社会变革从制度价值认同向思想价值认同转换。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广泛传播的热潮，超越早期译介阶段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从“以英美为师”的迷惘到“走俄国人的路”的憧憬，仿效目标的视线发生转移。
鸦片战争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先进中国人的追求。从戊戌变法的“以日本为师”到辛亥革命以美国为蓝本，而后《新青年》派鼓吹法兰西革命模式，“师夷”目标渐次明晰。每一次新的目标选择都是对前一选择的否定。事实上，在中国先进人士决心“以英美为师”时，他们多多少少已经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孙中山“思患预防”的补救设计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虽然思想上的疑虑并没有削弱他们“以英美为师”历史实践的决心，但实践上的结果却加深了他们的困惑。就妇女解放而言，一些资产阶级在反思英美民主制度过程中，也洞察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弊端，“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 女子参政权均操于少数贵妇人之手，而广大劳动妇女除受政府和男子的压迫外，还要受制于那些获得参政权的少数妇女，增加了一层新的压迫。他们在期待一种新的革命模式的同时，也期待着一种新的妇女解放模式能使妇女获得真正解放。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和对新的革命模式的期待。陈独秀的认识很有代表性，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8]。在这种怀疑中，人们在民主问题和妇女解放问题上批评资产阶级代议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要求改造资产阶级代议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这都是自然的。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使中国人坚信：法国革命已经过时，俄国革命代表20世纪新的潮流。“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在这样的仿效目标比较筛选中确立起来的信念。可见，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苏俄妇女的解放一下子吸引中国先进人士的关注，是以历史上仿效目标的演变更替的逻辑进程为铺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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