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现中的熟语性：“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的ERP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熟语论文,副词论文,名词论文,程度论文,ER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浮现中的熟语性（emerging idiomaticity）是指有些构式还没有完全凝固为熟语，还处于熟语化的过程之中。这些构式具有熟语的某些特征，如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非组构性的特点，即无法从其组成成分的意义完全推导出其惯用的比喻义。同时，它们又具有较高的语义透明性（transparency）。与熟语相比，浮现中的熟语具有较强的能产性，不同的构式可衍生出许多意义不同但相近的词组和短语。“程度副词+名词”构式便是其中的一类，其用例如“很中国”“很绅士”等在汉语中较为常见。有学者认为这一构式是语法构式的例证，因为整个构式的意义不能严格地从其组成成分的意义中推测出来。本研究主要探讨这一构式的运作机制，即这类处于熟语化过程中的构式的内在认知理据。为了使研究更加科学和可靠，我们运用神经语言学的ERP实验方法考察其时间进程和加工机制，以期探讨这一浮现构式背后的认知机制。
转喻是一种普遍的思维现象，对语言的各个层面都有构建作用。相对于前指、会话含义及其他语言现象，语法构式中的转喻理据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一方面，语法构式具有高度规约性，其形式和功能不能直接由构成成分推导出来；另一方面，概念转喻虽然为一些语法构式提供了认知理据或理解通道，但语法构式的长期使用往往使得其中的转喻理据被忽略（张辉、卢卫中，2010）。
“程度副词+名词”构式作为转喻在语法中运用的一个实例，众多学者曾对该结构进行过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仅停留在纯理论层面。本文根据转喻理据的作用原理，探讨“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的在线加工过程，不仅为该结构提供了系统的解释，也为从神经语言学的角度验证语法构式中的转喻理据假设提供了思路。
1.实验目的和假设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浮现的惯用构式的加工和理解，并把这类构式与其相近的构式（包括语义不协调的构式）进行对比。具体地讲，本研究考察4种类型的构式，即“程度副词+形容词”构式（DA）（如“很美丽”）、“程度副词+兼类词”构式（DCA）（如“很礼貌”）、“程度副词+搭配上可接受的名词”构式（DAN）（如“很绅士”）以及“程度副词+搭配上不可接受的名词”构式（DUN）（如“很桌子”）。其中，DA对应字面义词组，DCA和DAN为两类浮现的惯用构式，DUN为语义不协调的词组。
在一些实验中（如Pynte,et al.,1996），被试仅仅被要求默读并试图去理解隐喻，而不做任何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隐喻词语是否会被正确理解。事后利用测试来检验被试对于隐喻性词语的理解（如Tartter,et al.,2002），其效度也值得商榷，因为事后的选择很有可能与首次看到时并不相同。鉴于此，本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在看到构式后马上对其意义进行判断。
多数研究发现，隐喻的目标词比字面义的目标词会引起更大振幅的N400，但与语义不协调的句子相比，其振幅要小一些，但没有发现隐喻词语和字面义词语之间会有性质上不同的加工。这表明，隐喻词语中目标词的意义通达与字面义词语一样使用了常规的理解机制，只是隐喻词语的理解可能更困难一些。（Arzouan,et al.,2007; Coulson & Van Petten,2002; Pynte,et al.,1996）据此，我们假设本研究中的N400振幅呈现出层级性：DA引起的N400振幅最小，DAN的振幅居中，DUN的振幅最大；DCA则可能有两种结果：如果其振幅接近DA，则这一构式与DA更相似，因为DCA中的兼类词更多地具有形容词的特征；如果其振幅更接近DAN，则可以认为DCA和DAN在认知特征上相近。
2.预备实验
本实验4种类型的刺激语料中，“程度副词+名词”构式（即DAN和DUN）既不能完全被接受也不能完全被排除，因此4种类型语料的可接受度便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其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实验设计的关键在于选择可接受度尽量高和尽量低的词语，以便被试能感知到两种不同的类型。出于分类的考虑，我们选择了两个切分点，以便使这一连续体分为两个分开的部分。
我们把200个“程度副词+名词”构式分成了两组，每组100个。为了避免词长的影响，所有词语均为三字词。我们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剔除形容词名词（或名词形容词）兼类词之外的其他兼类词。刺激语料被随机分配，以便可接受的语料和不可接受的语料能被平均地分配到各组中。每位被试被要求在5个刻度点上对语料的可接受度进行评分（从5“完全可接受”到1“完全不可接受”）。100名母语为汉语的大学生自愿参加了这项预备实验。
对所有参与者的打分进行平均后，我们选定3.4分和1.6分作为两个切分点，即80%以上的被试打分在4分以上的词语（即平均分大于3.4分）被认定是可接受的词语，80%以上的被试打分在1分的词语（即平均分小于1.6分）被认定为不可接受的词语。最后得到可接受的词语48个，不可接受的词语54个，其他的备选词语均被排除。
每种刺激语料类型我们选出40个作为ERP实验的刺激语料。最后选出80个“程度副词+名词”词语（包括40个搭配上可接受的和40个搭配上不可接受的），40个“程度副词+兼类词”和40个“程度副词+形容词”的词语。另外，我们还使用了4组填充语料，其结构与刺激语料相同，即一个汉字后面跟一个包含两个汉字的名词或形容词。使用填充语料的目的是避免被试形成思维定式和猜测实验目的。填充语料不在讨论范围内。
3.方法和步骤
3.1被试
14位大学生自愿参加本实验（7男，7女，平均年龄21岁），他们均是右利手的汉语母语者，身体健康无精神疾病，具有正常或纠正后正常的视力。
3.2实验过程
每位被试都签了同意做被试的表格并填写相关个人信息。被试戴上用于收集EEG的电极帽，坐在光线幽暗和隔声的房间里，面对着一个距其1.2米的电脑屏幕。被试的实验任务是根据语言直觉判断屏幕上出现的词语是否可以接受，若他们的答案是“是”，则快速按左键，若答案是“否”，则快速按右键。每次实验持续约一个半小时，中间插入几次短暂的休息。按左键和右键的次数在被试之间是基本上相等的。
刺激语料在屏幕上以60号字呈现，字为银色，背景为黑色，对比度中等。在呈现刺激语料前，一个“+”号出现在屏幕上，表示一组试次的开始，其作用是保持被试的视线固定在一个点上以避免眼睛左右的移动。所有的刺激语料分为4组，每组均包括80次的试次。刺激语料呈现的时间间隔是300毫秒，SOA是500毫秒。一组试次与另一组试次之间的时间间隔是1800毫秒。有效反应时间是500至1500毫秒。如果被试反应时间短于500毫秒或长于1500毫秒，则将该反应时删掉。在ERP正式开始之前，被试熟悉了实验程序并做了相关的练习。
3.3EEG的记录
我们使用银-氯化银64导的电极帽记录EEG。水平眼动在F7和F8上记录，而垂直眼动用FP1的双极结构和左眼下的电极来记录。参考电极固定在左耳垂上。放大的模拟电压（0.05—100赫兹带通）在1000赫兹采样。电阻全部都保持在5000欧姆以下。在记录期间，我们监控所有电极上连续的EEG，如果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整个记录的时段是1100毫秒，其中包括100毫秒的刺激前的间隔（prestimulus interval）。数字化率（digitization rate）设在256赫兹。眼电伪迹得到监控，被试的水平、垂直眼动和眨眼被自动地离线校正。记录的信号在30赫兹过滤并在平均参考电极点被重新调整。每个时段在伪迹剔除和信号叠加之前都进行了基线校正。伪迹剔除水平对所有的电极都设在100μv，以除掉眨眼和眼动伪迹。每个刺激语料组的平均波形都经过视觉检查以发现残留的伪迹。
3.4数据分析
对用于最后分析的4种类型的词语，每位被试都从第二个词开始计时，然后得到被试之间的平均数，并且依据第二个词开始后的时间变化做图，使每一个条件都单独地显示出来。对于4种条件我们在3个N400的时间窗口内（240—290毫秒，290—340毫秒，340—390毫秒）测量ERP的数值，并检验在CZ、C1、C2、C3、C4、CPZ、CP1、CP2、CP3、CP4、FCZ、FC3和FC4等13个电极上不同词语类型的平均振幅，使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电极×词语类型）。这些电极点的选择参照N400经常出现的电极点的位置。
4.结果分析
4.1行为结果
行为数据包括反应时和被试对目标词反应的准确度。反应时大于1500毫秒或小于500毫秒的被删除，以消除极端的情况，最后结果见表1。
表1表明，4种刺激类型的反应时表现为：DA＜DCA＜DAN＜DUN；而反应的准确度则表现为：DAN＜DUN＜DCA＜DA。“程度副词+形容词”的反应时最短，“程度副词+兼类词”次之，“程度副词+搭配上可接受的名词”再次之，“程度副词+搭配上不可接受的名词”的反应时最长。“程度副词+形容词”的反应准确度最高，“程度副词+兼类词”次之，“程度副词+搭配上不可接受的名词”再次之，“程度副词+搭配上可接受的名词”的准确度最低。
4.2ERP的结果
4.2.1视觉考察
下页图1显示了在每种条件下“程度副词+X”构式中第二个词所引起的ERP。4种刺激类型所引起的N400是层级性的，其振幅从DA到DUN逐渐增加，其中，DCA和DAN的振幅介于两者之间。该图表明“程度副词+搭配上可接受的名词”和“程度副词+兼类词”之间的N400差别较小，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明显。
4.2.2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支持以上的视觉观察。为了对比13个电极上3个时间窗口中的平均振幅，我们采取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考察N400成分。
在240至290毫秒的时间窗口内，对N400振幅的方差分析表明，在4种词语类型中存在显著效应（F〈3，39〉=5.779，P＜0.01）。词语类型和电极的交互效应没有显著性。DCA和DAN的振幅比DA的具有显著性（分别为F〈1，13〉=7.020，P＜0.05；F〈1，13〉=6.698，P＜0.05）；DCA和DAN之间的振幅没有显著性（F〈1，13〉=0.28，P＞0.05）；DAN和DUN之间的振幅也没有显著性（F〈1，13〉=2.529，P＞0.05）。
在290至340毫秒之间的波形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4种词语类型之间存在显著效应（F＜3，39＞=16.046，P＜0.01）。DA和DCA之间的振幅具有显著效应（F〈1，13〉=5.72，P＜0.05）；DA和DAN之间振幅的显著效应更明显（F〈1，13〉=10.137，P＜0.01）。就词语类型而言，DUN的振幅比DAN具有更显著的负走向（F〈1，13〉=10.731，P＜0.01）；DCA和DAN之间仍然没有显著效应（F〈1，13〉=0.536，P＞0.05）。
在340和390毫秒之间的时间窗口中，4种词语类型之间同样存在显著效应（F＜3，39＞=23.469，P＜0.01）。词语类型之间的差异也显示了同样的模式。DAN和DCA的振幅没有显著性差异（F〈1，13〉=1.068，P＞0.05），而DAN的振幅与DA相比具有显著的正走向（F〈1，13〉=9.949，P＜0.01）；与DUN的N400振幅相比，DAN的振幅有更小的正走向（F〈1，13〉=19.538，P＜0.01）；DA和DCA之间也具有显著效应（F〈1，13＞=5.267，P＜0.05）。
在呈现第二个词之后的240至390毫秒时间窗口内，ERP的波形表现出了层级模式，“程度副词+形容词”构式引起了最小的N400振幅，“程度副词+兼类词”和“程度副词+搭配上可接受的名词”的N400具有稍微增加的负走向趋势，而“程度副词+搭配上不可接受的名词”引起了最大的N400。这一结果证实了此前的预测，即在词语类型之间会出现层级性的N400振幅。
既然N400反映了储存在记忆中的与词有关的概念知识的检索，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构式中目标词的意义通达在“程度副词+形容词”中是最容易的，而在“程度副词+搭配上不可接受的名词”中则是最为费力的。在“程度副词+兼类词”和“程度副词+搭配上可接受的名词”中，其目标词的通达比“程度副词+形容词”的要更加费力，比“程度副词+搭配上不可接受的名词”的要更容易一些。
根据Coulson & Van Petten（2002）做出的区分，在神经生理过程中，ERP振幅量的差异表明被试所付出认知努力的变化，而质的差异则表明在语言理解中被试使用了不同的加工机制。本实验中的ERP波形没有表现出质的差异，这说明比喻性的表达与字面义表达及违反语义的表达有着相同的加工机制。这与前人对隐喻加工的研究是一致的（如Pynte,et al,1996；Glucksberg,2003；Tartter,et al.，2002；Coulson & Van Petten,2002; Arzouan,et al.,2007）。另外，ERP振幅量的差异表明被试所付出的认知努力呈一定的层级性。
实验中发现的层次性的N400振幅与“程度副词+X”构式的认知语言学解释是吻合的。“程度副词+兼类词”和“程度副词+搭配上可接受的名词”这两类比喻性表达式的振幅比“程度副词+形容词”的更大，说明在加工过程中转喻映现的干预，而“程度副词+搭配上不可接受的名词”引起的N400振幅最大，说明从来源域（如桌子）到目标域（如桌子的特征）不可能出现的映现中，被试要付出更大的认知努力。
5.1DA和DAN的比较
图1表明，DA的N400振幅比其他3种结构的都小，方差分析也证实DA和DAN与N400振幅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根据Kutas & Hillyard（1980）的观点，N400的振幅可作为语义整合的指标，因此可认为DA 和DAN之间N400振幅的差异是构式的典型性差异所致。DA构式的词汇意义和构式意义是一致的，因此把该构式的词汇意义与构式意义进行整合所付出的努力比DAN自然要小，因为DAN的词汇意义和构式意义有一定的冲突，必须由转喻的压制过程（coercing process）来解决。
本实验结果也验证了前人的结论，即隐喻义表达的N400振幅比字面义要大（Coulson & Van Petten,2002; Pynte,et al.,1996; Tartter,et al.，2002）。在字面义表达中，人们直接通达词语的意义，而比喻义的理解则需要认知域之间的映现参与。当人们通过来源域（来源域由构式中的名词表征）获取被压制的意义时，“范畴代特征”这一转喻便将注意力引导到目标域（特征）上去。认知转喻映现在语言加工中会消耗更多的认知努力，征用更多的心理资源，因此DAN的N400振幅会比DA更高，DAN的反应时也要比DA长。
5.2DA和DCA的比较
DA和DCA的振幅比较结果有点出乎意料。虽说兼类词具有形容词的特点，出现在程度副词之后应是自然的，但不应该比典型的形容词引起更大的N400振幅。然而图1显示，DCA的N400振幅在从240毫秒至390毫秒的3个时间窗口中都比DA要更加趋于负走向。方差分析也证实这两类构式之间的差异已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在对构式“程度副词+X”进行加工时，X为形容词时付出的认知努力要大于X为兼类词时。这可从语法的浮现观和转喻做出阐释。DCA中的兼类词虽然常被当作形容词，但都是从名词演化而来的。施春宏（2001）认为，“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由于频繁地使用，致使一些名词的描写意义和原本的整体意义分离开来，并逐渐演化为性质形容词。其他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邢福义，1997；胡学文，2005；谭景春，2001；邵敬敏、吴立红，2005）。根据浮现语法（Emergent Grammar），结构和规律都来自话语，并在这一过程中由话语塑造；语法仅仅是话语中我们观察到并反复出现的某些范畴的标签。浮现语法把结构看成是临时的、可商榷的，并把结构看成是结果而不是原因（Hopper,1998）。据此，可以认为在形容词的语法位置被频繁使用的名词会逐渐获得专属于形容词的特点，并被规约化，从典型的名词变成形名兼类词。
DA和DCA之间存在的显著主效应说明，DCA的转喻理解不同于DA的字面义理解，就像隐喻表达的理解不同于字面义表达的一样。
5.3DCA和DAN的比较
DCA和DAN之间的比较为认知语言学解释提供了客观的证据，即在“程度副词+X”构式中，兼类词在语义通达中更像名词而不像形容词。在图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DCA波形的波峰比DAN要稍微低一些，但两者的波峰很接近，然而DCA和DAN的波峰比DA都要高得多。因此，我们认为DCA和DAN都需要被试发现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转喻映现的关系，而不是如DA一般直接通达意义。
一些原为名词的兼类词，由于频繁地使用于这一构式之中，逐渐具有了形容词的特点但仍然保留着“范畴代特征”转喻理据的名词性成分。Ruiz de Mendoza Ibá
ez & Pérez Hemández（2001）指出了“词汇化的”转喻的存在。在这些词汇化的或高度规约化的转喻中，听/读者无需努力创造新的意义，因为适宜的意义已成为词或词组的规约化意义，在心智中被单独表征。（Gibbs,1994）在DCA中，在来源域（范畴）和目标域（特征）之间存在着转喻连接，一旦这一连接被固定下来，其中的转喻关系就会被忽视，转喻理据也会被规约化。
总之，DAN和DCA的理解都是由转喻提供认知理据的。虽然它们的规约化程度可能不同，但N400的振幅并没有显著的差别，来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间接通达在这两个构式中是相似的。由于意义的通达需借助转喻理据把词汇意义与构式义或语境义进行整合，因此DCA和DAN显示出同样的加工困难。
5.4DAN和DUN的比较
虽然DAN和DUN这两个构式都包含了典型的名词，但图1表明DUN的N400振幅比DAN要大得多，且方差分析显示这一差异有显著意义。DAN较小的N400振幅说明，被试只需付出相对较小的认知努力就可获得意义通达，“范畴代特征”这一转喻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同样的转喻机制却无法使得DUN意义通达。
利用范畴来转指其特征凸显的是认知域与次认知域之间的关系（domain-subdomain relationship），其中目标域（即特征）被凸显，来源域（即范畴）被背景化。在加工DAN时，作为次认知域的来源域（范畴）中的某一特征得到了凸显。例如，在“很绅士”中，来源域“绅士”映现到目标域上，即绅士范畴的某一特征，如有礼貌、考虑周到、谦虚、有教养、受过良好的教育等等。在这样的转喻认知机制下，名词“绅士”作为一个桥梁，建构了人们通达整个结构实际意义的心理路径。这一认知转喻映现解决了该构式中名词与程度副词之间表面上的矛盾。由于N400振幅表示的是目标词与语境之间的语义整合，因此这一转喻映现可解释DAN的N400振幅为什么比DUN小。因为在DUN中，没有转喻映现可为这一语义妥协提供可能性，导致目标词（即构式中的名词）和语境（整个构式）无法整合出可被理解的意义，如“很桌子”就无法理解。
“程度副词+X”作为一个有标记的构式可以由一组开放的词汇项来填充其中的空位（Waltereit,1999），但并不是所有的次类都具有同样的能产性，也并不是所有的名词都能进入该构式。DAN和DUN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转喻性”（metonymicity）上有所不同。根据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1995），话语的意义可通过当前的交际目的得到解读。Gibbs（2007）指出，当人们读到或听到一些转喻表达时，他们会立即意识到其与交际目的的关联。这种关联为我们理解构式的意义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一般而言，与程度副词共现的名词均具有大家所熟识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是说搭配上不可接受的词会很容易被摒弃，也不意味着DUN没有转喻作为背后的认知理据。这一构式的能产性之所以受到限制，仅仅是因为转喻在这一构式中的应用受到限制。在本研究中，当被试遇到不能接受的名词（如“很司机”）时，他们一般相信其中存在着某种转喻关系。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他们会试图建立某种关联或转喻映现，并把“范畴代特征”转喻应用于所有的表达式之中，以获得合适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名词（范畴）的特征不够典型，无法从认知上得到凸显。因而，被试在加工DUN时所付出的努力要大大超过DAN，相应地所用的反应时也最长。
因此，人们对DAN和DUN进行加工时都试图寻找某种转喻关系，不同的是两者转喻关系的力度不一样。这两种构式分别处于两极，一方面在DUN中目标意义无法达到通达，而另一方面DAN是常规化的或熟语化的，储存在心理词库之中（Panther & Thomburg,2004）。从这个意义上说，DCA和DAN都是常规化或熟语化的，而DUN则处于“讲不通”的那一极。
对于DAN和DUN之间转喻映现的相似性，许多学者都做过探讨。桂诗春（1995）指出，语言的意义作为“程度副词+名词”构式可接受度的决定因素，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有些被判断为不符合语法的构式仍有少数被试认为可以接受。邹韶华（1990）认为，“程度副词+名词”构式没有永久的合法性，今天被大多数使用者认为可以接受的在将来可能弃之不用，反之亦然。邵敬敏、吴立红（2005）指出，每个名词都有进入这一构式的可能性，有些名词会经历一个从不被接受到被接受的过程。几乎所有的名词在“程度副词+名词”构式中都有可能被用来指称其特征，但这种可能性是否成真则取决于范畴和特征之间的转喻连接的强度。鉴于此，我们认为，DUN中的名词是暂时“不被接受”而不是“不可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DUN包含了某种潜在的转喻映现。
5.5程度副词的选择性作用
在分析“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的转喻凸显过程时，程度副词的选择性作用不应忽视，因为它对凸显过程的出现有重要影响。
程度副词在语义和句法上选择了一个层次性的描写意义（gradable descriptive meaning）。DUN和DAN 的N400振幅都比DA高得多，这是因为N400标示了语义期待的违反（Kutas & Hillyard,1984）。程度副词的选择限制被违反了，被试意识到这一明显的冲突，努力寻找合适的相关意义，这时名词（范畴）的某一特征（次范畴）便是一个合适的候选，转喻映现便应运而生。
根据Waltereit（1999）关于转喻述谓（metonymic predication）的观点，“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的转喻过程可做如下描述：程度副词的选择限制告知听/读者在这样的句法位置上他们应期待何种语言表达，转喻关系保证了这一表达会得到正确的理解，否则字面义上的理解会被人们认为是不合语法的。在该构式中名词词组违反了程度副词的选择限制，然而这一违反却被转喻映现所消弭。
Jackendoff（1997）提出了“浓缩的组合”（enriched composition）的观点，认为听/读者借助世界知识结构拓展词汇意义来完成转喻表达的要求。根据Ruiz de Mendoza Ibáez & Pérez Hemández（2001）的观点，浓缩的组合仅是未实现的通用价值（unrealized generic value），在语境上被参数化，这些未实现的通用价值与动词提供的通用选择限制（generic selection restriction）是一致的。他们指出，这种语境参数化通过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而得以实施。在“程度副词+搭配上可接受的名词”构式中，程度副词为实现名词的通用价值提供了某种选择限制，这些选择限制是通过“范畴代特征”转喻才得以消弭的。
总之，程度副词提醒人们注意来源域（范畴）和目标域（特征）之间的转喻关系，转喻映现恰巧满足了选择限制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说，该构式中的程度副词作为一个“开关”，启动了转喻映现的过程，降低了DCA和DAN中N400的振幅。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支持这一观点。施春宏（2001）把描写意义的凸显归咎为程度副词的影响，而邵敬敏、吴立红（2005）则认为名词具有几个潜在的语义成分，只有与其他词组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价值，程度副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启动和制约的作用。
本文对“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的解释为探索浮现的熟语性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任何比喻性表达的内部都隐藏着某种抽象的知识结构（如转喻和隐喻），支撑着比喻性表达。由于一些知识结构非常抽象，难以通过实验的方法对其进行检测。本文展示的ERP技术为探索浮现的熟语性内部的认知机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研究工具。
本文运用ERP技术对构式浮现出的熟语性进行研究，发现规约化程度不同的构式存在程度不同的“范畴代特征”转喻。通过比较加工这些构式引起的脑电活动，我们观察到一个呈层级性的N400振幅：字面义表达（DA）引起了最小的N400振幅，两种转喻表达（DCA和DAN）的N400居中，语义不协调的表达（DUN）的N400最大。由于N400的振幅一般与语义加工的难度有关系，因此这一发现与加工难度的梯度相互关联，并随着“转喻度”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熟语性与认知机制的理据有很大的关系。N400层次性的振幅表明，“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的理解是通过“范畴代特征”转喻而达成的。转喻理据引导着这一构式的解释，是N400振幅梯度背后的认知机制。
感谢徐州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顾介鑫博士和刘涛博士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