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税务会计理论比较及其差异解释：一个理论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理论论文,假说论文,税务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税务会计理论的两个“典型化”事实
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而制度安排是一个经济变量。虽然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提出“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观点，但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对会计安排的倚重很早就开始了。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最为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松散、混乱的会计实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罪魁祸首，而美国政府对会计的干预与管制也不亚于其他经济层面，1907年信贷危机后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虽然把会计作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替罪羊”有些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会计与30年代经济危机的相关关系（葛家澍，2003）[1](P51)。最新的事件则是针对近期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SEC于2008年底发布了“Report and Becommendat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133 of 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Study on Mark-To-Market Accounting”，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反思也暗示了会计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种种证据表明，无论“二战”前抑或是当前，会计安排一直被美国视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变量。会计不仅对经济交易进行反映和解释，同时也作用于经济交易过程，成为交易过程、交易结果的参数。可以说，美国把会计视为一个市场资源，这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会计资源在这两个市场进行充分交换，实现会计的市场价值，不仅市场交易主体（如企业）能从会计交易中获得收益，整个市场交易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得到收益，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是均衡的，经济发展也验证了美国始终不渝地笃信会计市场资源的有效性。
因为对会计资源的市场有效性的笃信，美国也是最早实行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三分”会计安排的国家，然而应该注意到税务会计领域存在的两个“典型化”的客观事实，一是作为最坚定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美国的税务会计缺少一个类似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会计三大分支的管理会计也具有相似的命运，管理会计不但没有建立起概念框架，还经历了约翰逊与卡普兰所宣称的“没落”时代；二是尽管美国税务会计观念与实务的发端以及理论研究均早于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却并不系统，虽然以经济学家斯科尔斯为代表创建了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但企业税务会计理论是零碎的，而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萌生的税务会计研究，至今已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包括相对系统的企业税务会计理论及税务筹划理论。本文试图比较中美税务会计理论的客观差异，从历史与逻辑角度搜寻这种差异的原因，建立理论解释视角的假说。
二、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功与过
（一）实务研究对概念的超越
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理论意义上的税务会计概念。依据对美国会计史的研究观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满足战争对资金的需求，林肯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财政政策是直接对收入征税，此举创下了一个先例，那就是要获取个人收入记录，同时也标志着税务会计的产生（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P100)。如果将纳税人向国家缴税与其会计记录相融合视为税务会计产生的标志，则在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王国就已经有税务会计了（盖地，2005）[3](P23)，这同美国会计的史证研究观点在税务会计产生标志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一致的印证，这表明税务会计缘起于税收对会计的依赖——税收与会计强相关而引起的一系列复杂实务及理论问题。
美国会计学者的研究体现了对税务会计的实务性解释，简·R.威廉姆斯、苏姗·F.哈卡、马克·S.贝特纳(2005)认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是被用于描述经济广泛使用的三类会计信息，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是会计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引入税务会计信息观念的目的是与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信息相对比，税务会计信息对一个公司的成功经营是重要的，并关系到财务和管理会计信息，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简·R.威廉姆斯等的贡献在于不但澄清了财务、管理和税务信息的关系，还明确指出税务筹划是税务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税务会计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不是编制纳税报表，而是进行税务筹划[4](P2-3)。可以说，简·R.威廉姆斯等在美国会计研究中阐述了至今最完美、合理的税务会计框架性问题，现代税务会计理论正如其所框定的，由两大领域构成：企业税务会计理论、税务筹划理论。需要指出的是，简·R.威廉姆斯等认为“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的观点十分精确地暗示了一个潜在的逻辑——税收对财务会计的异向性。税务会计强调了税收对财务会计的依赖性即正向性，而异向性表现为一种冲突及随之而来的会计扭曲，这也正是税务会计独立的价值之一，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并没有沿着这个线索走下去。
美国的联邦收入法典体现了对税务会计实务的要求，并构成了税务会计准则的一部分，根据一项以美国著名会计学府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选题的调查研究，税务会计是美国会计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会计学理论（不包括财务管理、审计学）的12个领域中，税务会计选题比例达到12%，仅次于会计基本理论，但选题与研究注重的是实务性强的较为具体的问题。
（二）准则论证对学科的替代
美国的税务会计实际上仅是所得税会计（盖地，2005）[3](P23)，作为所得税会计学科理论的替代，FASB于1992年2月在全部6位委员一致投赞成票的情况下发布SFAS1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虽然SFAS109是一个财务会计准则，却以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式规则”宣告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尽管此前税务研究作为研究的一个领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SFAS109的《附录A：结论依据》实质上是部分地论证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及其价值，FASB(1992)认为SFAS109采用资产负债表法生成了最有用和最可理解的信息，然而针对一项认为复杂的所得税处理方法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批评，FASB(1992)认为SFAS109成本与效益比是合理的[5](P1384-1385)。FASB对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会计信息质量与成本效益的论证是笼统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充分论证对于财税分离的有效性无疑是关键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如何细致而又结构性地影响并优化了会计信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确存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该如何界定、描述、计量分析，这是税务会计目前尚未论证的一大难题。
SFAS109对于税务会计的另外一个价值是在财务会计准则中提出“纳税筹划战略(Tax-Planning Strategy)”，尽管现代税务筹划远远超越其所限定的范围，但是SFAS109无疑是第一个正式提出税务筹划概念并指出税务筹划与会计的紧密关系，当今的事实也验证了SFAS109的开创性意义和示范效应，税务筹划离不开税务会计，税务筹划是现代会计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其对于市场交易主体带来的价值是具体可见、客观的，会计市场能力与价值的验证、阐释也因之得到增强，因此，税务筹划在学科上又成为财务管理学、管理会计学新的组成部分，这表明税务会计的诞生引致了大面积的会计价值效应，成为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有效性的证据之一。
（三）经济学理性的路径依赖
美国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对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决维护是闻名于世的，伴随着现代会计理论的演进，出现了“经济学是会计学的基础”（葛家澍，2003）[1](P11)，“会计学科需要建立在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的思想史文献基础上”（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474)等理论。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家对美国会计理论的推动由来已久，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学者便加入到会计研究中来（如坎宁、贝尔、爱德华兹等），通过借鉴或引入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收益概念）来建立会计理论框架，而爱德华兹、贝尔的经济收益思想成为FASB提出“全面收益”概念并制定“报告全面收益”准则的滥觞。60年代受财务经济学及其学者（如鲍尔、布朗等）的影响，会计盈余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经验会计”研究开始盛行，70年代以经济学契约理论、代理理论及管制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实证会计”及理论开始出现，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经济学者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对现代会计学引申的相关学科——财务学的重大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被视为“财务理论家入侵会计领域”。
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财务经济学家斯科尔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同样再次“入侵”税务筹划领域，斯科尔斯以“期权理论”闻名，专门研究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和资本品经济学，斯科尔斯以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套利理论、有效契约理论为基础，创建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中最为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的税务筹划理论主要以资本市场为中心，涵盖资本品与金融品投资、公司组织形式、融资方式、企业并购、分离等资本运作，围绕隐性税收、显性税收、税收成本、非税成本线索与理念，构建“有效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1992）[6](P3-4)。斯蒂格利茨(2000)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论述了“避税”与“税收庇护”这两个税务筹划技术与概念问题，认为“避税(tax avoidance)”是由于税法漏洞(loophole)引致的，避税是遵守税法而不是违法的市场行为[7](P576-580)，这和中国学者（盖地，2006）[8](P17-18)对避税的理论界定有着一致性。
三、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是与非
（一）先入为主与后发优势
美国税务会计独立于财务会计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有示范效应。1994年中国的工商税制改革为会计理论提供了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安排，税务会计理论发端于这个时期，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初始阶段的研究无疑受美国示范效应影响，存在先入为主的思路，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变迁——理论引进，但其后的本土化与理论深化却体现了后发优势。迄今为止，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包括相对完整、系统的两大领域：企业税务会计理论与税务筹划理论，注重理论研究的逻辑性、层次性、系统性、完整性，研究者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历史演化轨迹和现实事实为依据，论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历史必然性，以税收与会计的关系为基础阐述税务会计独立的必要性，提出在中国建立“适度分离”税务会计模式的观点；二是从学科角度讨论税务会计的概念并以高度的理论水准进行严格界定；三是建立相对完善、真正意义上的税务会计理论结构（概念结构）；四是构建了与国际模式不同的、以“费用观”为基础的增值税会计理论框架；五是构建以产品市场为主体、以会计为核心、分税种的税务筹划理论，并提出基于财务价值最大化理念的税务筹划原则；六是提出税务会计经营属性观点，并从学科角度概括性论述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关系。
（二）问题：一个扩展性思考
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问题上，中国一直伴随着两种会计观点的博弈：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与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前述税务会计研究观点为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可以概括为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制度安排，尊重市场交易机制下市场交易主体（企业）对会计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有效选择权利，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或者强调税收法律对会计的控制与统领，或者倡导以税收法律为主导的税收法律与会计的协调，不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安排。
税务会计制度安排的争议，就其深层次原因来看，核心问题在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有效性。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从属于经济学的制度范畴，从而具有经济学的效率意义，“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报酬直接表现为熊彼特的利润的话，对于制度创新的报酬的表现形式则远为复杂”（汪丁丁，1992）[9](P77)，制度效率的成本、损失、收益等变量往往不可数量化，通常表现为不可验证，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个从理论角度对两者分离的逻辑检验。
因此，中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的构建的确存在这种逻辑检验的理论空位，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是从宏观视角来看，缺乏经济学的制度研究，中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事实性与实体性构建研究多于制度根源性研究，现时的税务会计安排是暂时性事实还是最终有效选择，涉及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来解释、预测税务会计安排的制度变迁趋势及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交易费用问题；二是从微观视角即从会计视角来看，缺少对税务会计的会计价值的进一步研究。
四、功过是非：一个理论假说
（一）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中美税务会计理论差异的原因应该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进行推断，与管理会计“曾经没落”不同的是，可以说美国税务会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始终兴旺不减是由于税务会计的实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文化固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反过来实用主义又促使了美国税务会计的实务化。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实证会计学者瓦茨、齐默尔曼(1979)认为，会计理论的研究可以用“需求与供给”进行“市场化”解释[10](P302-303)。虽然2000年2月FASB发布最后一个“概念公告”，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核心——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前6个概念公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发布完成。此后FASB的核心依然是利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为指导、评价标准来制定、完善一系列财务会计准则。因此，从会计理论需求角度来看，代表权威性的FASB的理论研究需求接近饱和，会计理论剩余空间很小，会计概念结构研究的“边际利益”递减。但同时也隐含这样一个逻辑——既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完善，FASB对税务会计的理论构建需求应该增加，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如何解释？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可以推断，一是从财务概念框架构建过程来看，在美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期间的争议和成本更是数不胜数，也让FASB认识到构建一个“概念框架”成本太高，况且美国已经构建会计中的“核心与老大”——财务会计概念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对税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理论的空间挤占效应；二是税务会计的管制与参与不如财务会计那么单纯，这不仅仅涉及会计行业，还涉及联邦财政、税务、国会、立法机构等众多具有行政权威的“非会计利益集团”与“非会计因素”，不但影响会计职业的权威性、垄断性，而且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带来的租金或“剩余价值”也会被其他集团占有；三是税务会计的复杂性极高，制定一个税务会计概念框架难度太大，这个推断也得到了美国会计研究领域的印证，简·R.威廉姆斯等研究者(2005)认为比起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又相当复杂”[4](P3)。从以上分析来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成熟后，以“经济人”理论推理，FASB在实用主义观念作用下，由于成本、技术等原因对其他会计分支的理论建构以“消极”态度对待也是合乎逻辑的。
2.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单一税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单一所得税制，因此美国税务会计面临的是理论选题的单一与狭窄。如前所述，如果从所得税会计角度来看，FASB几经周折于1992年发布的SFAS109已经有所论证，单一的税制再加上实用主义观念限制了美国税务会计的视野与规模；单一所得税制同样限制了美国税务筹划理论对产品市场的研究，然而，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研究选题，斯科尔斯等创建的是以资本市场为对象、高度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其与中国以相对成熟的产品市场和处于新兴、转轨阶段的资本市场为选题约束的税务筹划理论形成对照。更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国所得税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性质对税务会计研究“注意力”产生的“分解效应”，同中国所得税结构中企业所得税主体的税法制度又形成对比。
3.税务会计的实务化倾向与实用主义理念。二战后，所得税成为联邦政府首要的收入来源，联邦税制的日益庞大与复杂化引起对税务会计空前的重视。依据美国会计史研究结论（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税收成为美国会计新的增长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迅猛增长，第一次促使社会对税务会计师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外战争还产生了一种超额利润税，以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为基础，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师造成极大挑战，“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关心如何进行税务筹划”，这又一次刺激了社会对于税务会计服务的需要[2](P369-370)。从史证角度来看这两次增长，显而易见，对税务会计实务与税务筹划这类实用性的会计供给是一种“需求—回应”的演化路径，而美国“对所得税会计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论上的完整”同样是出自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还体现在美国会计职业界对“税务增长”的参与以及对“增长利益”的独占欲望上。税法成为各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写照（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P369)，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取消简易纳税申报表，促使税务代理这一全新的职业悄然兴起，“但对注册会计师们却如同梦魇一般”，从事税务工作的会计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担心无限膨胀的税务代理行业给会计师职业带来冲击，所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还专门制定出税务从业人员道德标准，并努力促使美国国内税务局颁布了规则，规定非注册会计师只能以“登记代理”名义执业，二是同律师行业在税务代理问题上进行博弈，因为1956年律师行业指责注册会计师税务服务是对法律业务的侵占。由此可见，税务会计牵涉众多利益集团，实际应用与理论创建上都表明会计职业及代表会计职业利益的FASB在税务会计“租金”与“剩余价值”的分享问题上一直存在实用主义的“隐忧”。
会计上的实用主义在会计概念结构制定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FASB制定并发布概念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为外界批评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提供一种‘看上去很科学’的辩解借口，同时帮助会计职业界继续享有会计准则制定权”（葛家澍、刘峰，2003）[1](P59)，从财务会计来看，是先有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然后在其指导、评价下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因此，财务会计受单一准则约束，而税务会计受双重准则约束——税收法律与财务会计准则，而且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与税务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税收法律后有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最优先反映税收法律的约束，在其约束下又反映财务会计目标诉求，并指导相关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评价，尽管会计准则机构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权利，但如前所述，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关利益集团，这意味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也与FASB对权威性与“租金”的“忧虑”有关。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会计理论反思与引进期，会计理论面对史无前例的研究需求，会计理论研究的“边际利益”处于迅猛递增阶段，这是滋生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条件之一。在中国会计准则研究论证初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对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是财务税收制度，会计、财务、税务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所有问题中需要优先解决的”（葛家澍、刘峰，2003）[1](P269)。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为税务会计研究提供了一个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础，可以说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与以概念结构为核心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几乎同时进入一个此前近乎“零供给”的会计理论研究市场，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财务会计理论对税务会计理论的外部性——挤占效应。在经济学意义上，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市场越大分工越精细，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显然，当时的中国会计理论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的分工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短短10余年的巨大变迁与成就也验证了这种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瓦茨、齐默尔曼(1979)认为只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会计研究，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就会对需求作出反应[10](P307)，葛家澍、刘峰(2003)也认为如果将理论视为一种“商品”，那它的提供者会因提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获益[1](P10)。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正处在“经济利润不为零”的非均衡时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里将会获得新兴市场“超额利润”的好处。理论提供者的收益可以视为会计理论的作用之一，尽管是比较间接的作用（葛家澍，刘峰，2003）[1](P10)，当利润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共享的信息时，利润将不再是创新的可能结果，它变成了创新的激励（汪丁丁，1992）[9](P77)，巨大的“剩余价值”是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持续增长并完成体系化建构的不可忽视的驱动力。
2.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双重税制。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的宽度带动了税务会计理论的深度与厚度，这是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滋生条件之二，也是一个基础条件。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实行增值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使税收法律与会计发生更大面积的冲突，并使得这种冲突凸现实质性与细节性，如果说所得税是通过收益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那么增值税则是直接介入生产当中，其对财务会计确认、计量以及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强烈“噪音”。而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其增值税会计处理方法基本上都是税法导向的财税合一模式，存在诸多弊端（盖地，2008）[11](P49)，FASB也因美国不实施增值税而没有制定增值税会计准则，因此中国学者在没有国际参照与示范前提下的增值税会计理论的构建，便具有理论探索与准则指导的双重价值，研究者（盖地，2008）主张以会计目标为起点构建增值税理论框架，以增值税费用观构建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模式、设计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处理方法，并指出在增值税会计准则建设上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FASB与IASB，中国有必要、有条件制定区别于英国的增值税会计准则，从而对会计准则作出创新性贡献[11](P52-53)。
税务会计理论研究初期不可避免地要借鉴美国已有的会计安排及其理论，但其后创造性的增值税会计理论与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拓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本土化”的诱致性理论变迁、一个选题约束下的理论创建。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理论规律只能由人们发现而非由人们创造，人们不能改变它或违反它，这是理论的内生性。如果说引进是外生性理论，那么本土化的理论便具有内生性，“税务会计是一种国内会计”（盖地，2005）[8](P27)，会计理论有“辩解”功能（瓦茨、齐默尔曼，1979）[10](P307-308)，针对本土需要的理论辩解不能算是杜撰的虚无，尽管“辩解”的供给也许不完美。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具有同样的价值与意义，一个重要的研究导向是，本土之外不能提供的理论我们能不能有？如果因为本土之外没有相应的理论就认为不该开发这种理论，就会出现逻辑悖论：引进替代研究不可行，自主开发也不可行，结果是没有理论。葛家澍、刘峰(2003)在阐述FASB及会计职业的实用主义时，首先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理论通常是由理论研究者提供的，而现代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教员，但是财务会计概念的最终提供是由准则制定机构自身完成的，大学教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为间接。”[1](P54-55)中国的税务会计理论目前主要由大学学术研究成果构成，看来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提供改变了这个实用主义导致的逻辑，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以民间学术形式提供也会产生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效应——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所实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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