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区“脱模扩展”的产生及其负面效应分析_虚拟世界论文

虚拟共同体“离模膨胀”的生成及负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效应论文,共同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5)06-0027-08

       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体可以大体分为传统共同体与虚拟共同体。传统共同体泛指现实生活中的共同体，包括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民族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与本文所着重探讨的虚拟共同体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当下流行的网络民族主义可视为是二者的一种结合。笔者在下文提出虚拟共同体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近缘性，这在民族地区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共同体(Community)来自于古希腊语，表示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共同体概念的源起及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追求最高善”的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及多语境视野的共同体纷争。多语境下的共同体纷争并不能掩饰共同体的价值依归，即共同体是超越生存的需求、精神层次的共而有之以及和同存在。

       虚拟共同体界生于网络空间，源于大众的类似志趣、利益捆绑和情绪宣泄需要所结成的集体。从虚拟共同体生成的价值归宿看，它秉承了传统共同体对“共同善”的追求，继承了传统共同体“自治”的功能优势，这就决定了虚拟共同体的定位——“优化性”群体——具备高阶德性和优势理性的人的“集合”在虚拟空间的镜像反映。虚拟共同体源于对传统共同体的传承和创新，不仅实现了舶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融与进，也满足了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进而对促进和保障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①。然而，虚拟共同体的运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新生矛盾的冲击下，容易产生“离模膨胀”现象，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虚拟世界的开放性和平权性决定了以纵向权力分权和横向权力分置的“条块”社会治理模式的低效，甚至是失效。另外，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价值及行为规塑力的此消彼长态势也加剧了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功能衰减。虚拟共同体形成的集体式利益诉求如果无法获得现存实体政治体制的有效回应，必然形成虚拟对实体的投射，即虚拟场域爆发了网络群体性事件会借助局域社会冲突事件进行折射，形成现实群体性事件。这就大致形成了共同体利益诉求—网络虚拟群体聚集—网络群体性事件—现实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矛盾自我供给链。这也部分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不知不觉陷入了总想避免又似乎无力挣脱的维稳困局之中。

       为什么本应成为政治秩序建构和社会稳定塑造有力载体的虚拟共同体会反向成为政治秩序侵蚀和社会稳定消解的催化剂，这实质源于虚拟共同体在运行中出现的“离模膨胀”现象及相应形成的正功能消解和负功能生成。研究虚拟共同体特别是其“离模膨胀”现象，对我们深刻理解虚拟共同体内涵及处理转轨中国发展与稳定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二、虚拟共同体“离模膨胀”的生成

       “离模膨胀”的概念广泛应用于化学学科领域，具体可以理解为聚合物液体在管道中进行剪切流动时要消耗施于液体上的一部分压力，表现为沿流动方向所出现的压力降②。离模膨胀在日常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例子便是水管放水。如果水以较大的速度被放出，那么水流在出水口出现瞬时的直径变大，这种现象就是“离模”后的“膨胀”。如果将虚拟共同体比作聚合物液体，虚拟共同体的自治规范和多层次的外界规范成为归流引水的“模”，由此，虚拟共同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模”的规塑产生压力降，实现其自治规范和外界制度的有效衔接，互为保障、相互制约，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可否认，虚拟共同体的良性自治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然而，虚拟共同体在其自治能力薄弱和外围规范缺漏的情况下极易发生“离模膨胀”。水若按经纬顺遂，潮起潮落自有规律；若离模澎湃，就如洪水破堤。虚拟共同体“离模膨胀”后产生的高弹回复具有时间上的啸聚性、空间上的收缩性和能量上的骤叠性，集中表现为“快”、“狠”、“准”的特征，极易扰乱稳健的社会秩序，破坏稳定的社会环境。

       虚拟共同体的自治规范和其外围规范的存在，就如同市场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重视市场需求，着力培养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鼓励市场主导型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对接和互动。然而，在具体国情和特殊的经济背景下，市场经济或而无力自我平衡、自动调节，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干预就显得格外重要。行政干预的目的不再是政治对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其手段也不再是霸权、强权的干涉，而是温和地疏导、维护，甚至是保护。同理，民主和自由尊重虚拟共同体的发展，并寄希望于虚拟共同体的自治能够建构起国家和社会沟通的桥梁，消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权利的实现，规范权力的行使。然而，虚拟共同体自体规范的欠缺和外围规范的不足，往往导致共同体陷入“离模膨胀”效应，从而丧失其固有的优势。

       立足于网络视角，可将社会稳定的保障系统形构成“三层同心圆模型”(以下简称“模型”)，即防止膨胀效应产生的“模”。图1模型由内到外分别为虚拟共同体自治规范、虚拟世界法制规范以及现实世界的国家暴力、法制规范和道德约束。虚拟共同体的自治规范是模型的核心，它不仅可以实现自体功能的优化，同时也可以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人类发展史的描述中，总是不自觉地弱化个体功能(或者说弱化普通的个体功能③或者大部分的个体功能)，从而强调群体的发展。共同体作为群体的优化模式，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村落、一个氏族、一个社会阶层，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国家联盟体。虽然这些共同体在文明和冲突的激流中或消失、或呈现出新的组合方式，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见证了个体依附共同体存在的事实。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共同体理解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单位。虚拟共同体作为依存于网络空间的特殊共同体，它的形构打破了时间、空间、国家、种族的限制，它以一种极大的磁场吸引着各种形式的“团结”和“结合”。虚拟共同体在良性的自治前提下，会成为志同道合者的天堂。相反，虚拟共同体若不具备相应的自治能力，则会成为乌合之众的巢穴。社会矛盾可以借助虚拟共同体潜生、繁衍、发酵，利用虚拟共同体收集不同的社会负面情绪，摒弃网络道德，最后造成“离模膨胀”。虚拟共同体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它成为网络视角下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图1 社会稳定保障系统构成的“三层同心圆模型”

       社会稳定的第二道防线是虚拟世界的法制规范。虚拟世界的法制规范狭义上可以理解为网络法规。当虚拟共同体的膨胀突破了自体的规范时，则需要网络法规的制约进一步遏制膨胀的负面影响。由于虚拟社会的隐匿性，网络受众的道德感只能是自发和自律的，道德约束的力量会被弱化。当虚拟共同体自治脱轨引发“离模膨胀”现象时，则需虚拟世界法律的强制规范。

       网络视角下，社会稳定的第三道防线则是指现实世界的国家暴力、法制规范和道德约束。虚拟共同体究其本身而言即是社会组织在虚拟社会中的影射，其问题的中心亦是社会问题的中心。当虚拟共同体的自治无法消解社会矛盾，现有的网络法律规范亦无法适度地、有效地控制矛盾的爆发时，虚拟共同体将以“问题集结号”的身份，以数量、体量和布量多重叠加、瞬时聚集的形式，付诸现实的暴力威胁或暴力行为。虚拟共同体的“离模膨胀”反应到第三层防线以后，其能量将远远大于前面两条防线爆破时产生的能量。现实社会的国家暴力、法制规范在经久历年的完善和调整中，具备了相应的权威高度和执行强度。与此同时，现实社会个体身份的透明化，使得虚拟共同体中鱼龙混杂的一部分造势者偃旗息鼓。所以。当虚拟共同体发生“离模膨胀”效应，社会问题由虚拟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引发具有突发性和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时，其根源并不是简单加法所致的“厚积而薄发”。事实上，事件的能量在最后一层防护模的摩擦力作用下，已经有所收缩。

       三、虚拟共同体“离模膨胀”的负效应分析

       虚拟共同体“离模膨胀”后产生的高弹回复具有时间上的啸聚性、空间上的扩散性、能量上的骤叠性以及情感上的依附性。这些膨胀的诟病使虚拟共同体脱离于精神原始的“善”，脱轨于“协商”的理性自治模式，进而破坏其自身的“对话”机能，形成对共同体成员的“人格统治”。虚拟共同体的“离模膨胀”效应易扰乱稳健的社会秩序，破坏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空间膨胀：从“共同体”的精神聚拢走向“群落”的机械集合

       虚拟共同体的空间膨胀主要表现为空间分布的膨胀和空间覆面的膨胀。空间分布的膨胀是虚拟共同体的直接膨胀效果，主要是指个体在网络空间形成零散的虚拟共同体，分布于不同的领域，在虚拟空间呈“棋盘式”密集发展。空间覆面的膨胀是虚拟共同体的间接膨胀效果，主要是指虚拟共同体对于目标事件的反应会在空间分布上产生“蝴蝶效应”，使地方事件区域化，局部事件全局化，个体事件大众化。虚拟共同体的空间膨胀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具有影响力的精神聚拢，反而将社会思想进行不规则的模块分割。大众按照个人主义的需求对号入座，虚拟共同体会逐渐异变为普通的群落。

       1.虚拟共同体棋盘式的膨胀模式

       虚拟共同体区别于普通的“群体”或“群落”，其重要标识就是积极的、以“善”为中心的精神聚拢。虚拟共同体是社会组织在虚拟社会的反射体，其主要职能是实现共同体在虚拟世界的社会职能。然而，虚拟共同体却面临先天发育不足和后天发育失衡的双重压力。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始终缺乏基本的政策环境、有效的政治认可和理想的社会认同，特别是强大的行政权力的挤压使得社会组织具有与生俱来的羸弱性。即使是当下网络科技的急剧发展也没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供社会组织休养生息、循序发展。虚拟世界的骤然开放被认为是民主的真正解放，可是它同样可以成为社会思想纵放的渠道。个体身份的隐匿性成为箴言的保护伞，却同样使虚拟社会成为集中泄愤、聚集抱怨的“场所”。虚拟世界给每个人都准备了无数张面具，让人们在虚拟社会以“代号”的形式生存。在虚拟社会中，道德约束被这种代号的隐秘性所瓦解和解绑，人们无责任地穿梭于各个共同体之中，使共同体失去原有的专业性。虚拟共同体变成偶然性甚至是随意性的产物。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的网民数量为5910万人④，截至2013年，我国网民数量激增至5.91亿⑤。网民数量的剧增是科技发展的必然性，但是，科技的先掘性和网络空间制度规范的后置性，导致发展的自由性和制度的规范性不能有效衔接。虚拟共同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导致虚拟共同体发展脱轨，在空间上棋盘式地膨胀。这样的膨胀并没有形成理想中的“百家争鸣”，反而意外地型构出“诸侯割据”、“各成一体”的局面。社会主流的正义、公平和道德规范面临更多层面的挑战和解锁，社会文化经营成本逐渐提高。

       2.社会事件通过虚拟共同体引发“蝴蝶效应”

       滕尼斯对共同体的解释中，突出了共同体成员在地理方位上统一的重要性。虚拟共同体的构成却打破了原始共同体定义中对“空间”的限制。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共同体依附于网络世界生存发展，却逐渐从现实世界的“地理聚集”的局限中剥离出来。与此同时，他们在虚拟世界的区域集合却随时在重组和解散。从QQ、MSN的选择性开放，到博客、开心网和人人网、BBS等交流平台的基本开放，再到微博、微信的全民蔓延，自媒体功能不断强大，不但推进了舆论交流平台多元化的发展，也为舆论提供了大量寄以生存的空间。当虚拟共同体面临自治能力和外界规范的双重脆弱性，舆论的基础参与单位——个人可以根据利益需求，依附于不同的虚拟共同体中，并借此蔓延。言论在成为舆论之前，借助于虚拟共同体的“易结合”的体质，从而发酵、膨胀，形成超越空间限制的反社会力量。“沉默的螺旋”在虚拟世界被瓦解，媒体受众可以轻易找到志同而道合者，他们的同盟军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每个角落，甚至以另一种虚拟共同体的形式给予感召者支持。而这样的支持反映到现实社会中，容易引起非线性不规则的反应，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蝴蝶效应”。从个人媒体终端到庞大的网络终端结合，从地方的偶发现象到跨区域的“异样共鸣”，从虚拟社会“无责任”、“无约束”的言论躁动到现实社会的群体危机。虚拟共同体的离模膨胀效应在空间范围内毫无保留地释放能量。共同体在虚拟空间中丧失了原有的精神聚拢，逐渐走向简单而麻木的机械结合。

       (二)核心膨胀：从“协商”的理性走向“领袖决断”的非理性

       “意见领袖”最早是由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1940年，在对美国伊里地方选举的选民调查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发现，“观点经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然后再从他们流向不太活跃的人群”。也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按照媒体—意见领袖—受众这样的传播模式进行，这也就是著名的“两级传播理论”。网络的平权性往往导致“意见领袖”没落的假象。事实上，虚拟共同体的形成往往是以“意见领袖”为核心从而团结起来的。根据《2013年中国网络舆情报告》通过对腾讯微博、新浪微博等自媒体的采样和分析，从中抽取300位平时影响着互联网议程的“意见领袖”进行调研。报告显示：“‘意见领袖’从事行业与所属单位性质来看，新闻媒体圈人数最多，有83人，占28％；其次为高等院校，有61人，约占五分之一；第三是企业组织，有42人，约占14％；自由职业者有34人，约占11％；研究机构30人，约占10％；退休人员有11人；从事社会团体与公益事务的也有10人。另外，来自党政军系统的人数也不少，其中党政机构26人，军方3人。”数据显示，“意见领袖”多数分布在媒体圈和高校圈。与此同时，“意见领袖”的学历水平普遍较高。在300名“意见领袖”中，“拥有博士学历的有96人，占32％；拥有硕士学历的有68人，约占23％。”这就决定了当下的“意见领袖”多数属于知识群体和信息群体。而大众信息渠道的狭窄和专业知识的欠缺决定了大众对信息的欲望和热情，以及对知识权威的信赖。虚拟世界的“意见领袖”往往以亲民的个人魅力和普众的真知灼见为虚拟共同体的核心精神。然而，由于网络的市场化趋势不断显现，在网络推手的操纵以及网络水军的造势下极易形成伪虚拟共同体，使偶发事件常态化，个体事件群体化。而网络推手通过网络水军的“包装”、“装饰”和“烘托”，逐渐被打造成为“意见领袖”。伪虚拟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往往是以网络推手为主流的“意见领袖”主体化的过程。虚拟共同体成员对“意见领袖”产生信息依赖和精神服从，“意见领袖”的领导形象被具体化，虚拟共同体温和的“协商”体系被领袖崇拜所代替，极易发生唯“意见领袖”之只言片语，引起社会舆论之波澜壮阔的现象。虚拟共同体逐步从“协商”的理性走向“领袖决断”的非理性。

       (三)能量膨胀：从“对话”的和谐走向“暴力对抗”的冲突

       “共同体”在理论层次上是一种温和的、被优化的，甚至是理想形态的、具有精神引领的人类的非生存型的聚集。然而，当共同体以虚拟的形态出现在政治领域中，却容易出现能量膨胀的现象，使共同体失去原本的“善”源。虚拟共同体出现“能量膨胀”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历史束缚后的大众冲动。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君权神授”赋予了君主神秘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大众在生产力发展滞后、生存靠天的条件下，对神授的君权赋以无限的敬畏和膜拜。与此同时，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斩断了“自由”和“民主”得以喘息和生存的基本条件。封建社会中，人民的“臣服”不是被神授君权所麻痹致使的心甘情愿，而是基于生存的一种忍受，这种忍受给国家和社会之间埋下了积怨的种子。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近现代历史在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主旋律中淌过，人民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战争中，无暇顾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问题。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做主”激发了国家和社会之间关于权力用度和权利实现的博弈。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阶段中国而言，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会不断显现，社会的话语权被传统的媒体把关人所掌控，人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疏解。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语言的封锁，人们在虚拟世界中可以轻易地找到同盟，结成虚拟共同体，从中得到来自于他人的尊重和认同，在共鸣中释放积蓄已久的能量以引起社会和国家的注意，使自己成为社会利益的受众。历史的束缚被网络解绑后，必然会带来来自于社会各界的语言能量的冲击。虚拟共同体在网络自由的冲击和对抗下，丧失了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话”的能力。

       其二，“精英治国”理论和大众政治的对峙。以李普曼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大众”的能力给予了消极的评判。李普曼认为：“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最后一排的一位聋哑的观众。”⑥他们将“治国”的责任交予“精英”，认为是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因为“教育的过程中，一定不能首先假设公众是政治天才，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人，即使他们有一定的天赋，也只能在公共事物上投入非常少的时间和精力。”精英治国的环境下，国家治理是神圣的、甚至是神秘的。然而，虚拟世界的开放，使得公众拥有更多的渠道了解公共事务的形成，并且发现集体的能量可以影响公共事务的发展。从被动的窥探到主动的信息获取，从被动的认知到表象上的主动控制，大众对社会权力的欲望不断加深，导致虚拟共同体在结成的初始就埋下了膨胀爆破的危机。

       其三，“有求必应”的欲望和“对话”调和之间的落差。虚拟共同体在一定的时间内，其对个体的感召能力远远强于现实共同体。当虚拟共同体试图用超能量实现和政府、国家的对话时，他们想要实现的不是“对话”过后的调和，而是政府和国家对虚拟共同体数字能量、精神能量和角色能量的觊觎，从而给予的让步和妥协。虚拟共同体的职能是实现社会和国家之间的非零和博弈，然而，为了实现“有求必应”的欲望，虚拟共同体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放置于敌对的位置，非此即彼。因此，虚拟共同体社会职能曲张的欲望客观需要“能量膨胀”。

       1.数字能量的膨胀——虚拟共同体对个体的感召和吸纳

       网络作为一种无边界的力量，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围篱，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自由地放置于一个平等的空间，再给予人们主观的自由，让他们寻找共鸣、汲取认同，从而形成精神归属。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以多选的方式进入一个或多个虚拟共同体。然而，这样的理想环境却对虚拟共同体的自治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虚拟共同体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其缺乏统一的信仰引领和责任规范，共同体的构成因子——个人是自由(消极自由)的、甚至是低水平的。他们寄予虚拟共同体的希望只是通过虚拟共同体对个体数量的吸引，达到以量取胜、以众胜寡的作用，从而满足个人需求，获得个人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狭隘的个人主义在虚拟共同体的掩护下潮流涌动的表现。除此之外，虚拟共同体数字能量的膨胀也成为个人行为的保护伞。正如拉塞尔·哈丁在《群体的逻辑中》描述的那样：“如果足够多的人都采取了行动，那么，国家的回应就可能变得捉襟见肘，法不责众的情形就能出现了。这时，对于密集的人群，警察或军队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进行引导而不是予以彻底的镇压。”⑦虚拟共同体数字能量的膨胀破坏了国家和社会之间对话的可持续性，容易导致暴民政治的出现。这种暴力不仅仅是暴力威胁，也可以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暴力行动，从而威胁社会稳定。

       2.精神能量的膨胀——乌托邦的海市蜃楼和负面情绪的叠加

       虚拟共同体精神能量的膨胀可以划分为正能量的膨胀和负能量的膨胀。社会正能量以虚拟共同体作为载体进而传递，不仅可以树立共同体的价值标杆，提高共同体的自治能力，还可以优化网络生态环境，软化社会矛盾。然而，精神正能量的发展必以合适的“度”为前提。精神正能量的膨胀容易使大众脱离现实，对社会寄予超越现实可行性的期望，从而陷入乌托邦的迷雾。个人在虚拟共同体中不断得到认知和认同，逐渐将虚拟共同体打造成为遗世而独立的“乌托邦”。当现实矛盾和“乌托邦”的理想产生冲突的时候，虚拟共同体的精神正能量会转而变成冷漠、抱怨，甚至是暴力。负面能量主要是指社会负面情绪以虚拟共同体为寄生体叠加积累。个体消极思想(主要是指偏激的、不满的、反社会的情绪)极易在虚拟共同体中形成“抱团”的现象，虚拟共同体的自治流没有能力过滤掉体量过大的思想分子。负面情绪在虚拟共同体中蔓延、发酵，从而改变或试图改变整个虚拟共同体的性质。这是由虚拟共同体“共享的终极目的”⑧所决定的。

       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传统媒体“把关人”和“代言人”的形象逐步被自媒体的“亲民”形象所替代。大众认为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终端畅所欲言，实际上，虚拟世界也默认了这种有言即发的自由。当现实社会中的愤怒、嫉妒、仇视等不良情绪无法排解时，虚拟世界的自由法则则成为谩骂、诽谤、造谣的幌子。网络有能力迅速地搜集“志同道合”者结合成为虚拟共同体，从而集体发声，以自由、平等、公平的口号作为评论公共事务的前奏。以赛亚·柏林在其1958年名为《两种自由概念》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理念。消极自由被认为是无人为阻碍的自由，其自由的初衷是“我想做什么”，这在一定程度可以看作是人类一种原始的、粗糙的需求。而积极自由实则突出了“控制力”的约束，强调“我能做什么”。以赛亚·柏林批判积极自由，却又认为“个人自由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的范围。”显然，以赛亚·柏林推崇的消极自由——完全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仅仅是一个“范围”，而非全部。约翰·克里斯特曼在对积极自由的辩护中，阐述道：“自由的行为者在一种根本的意义上必须是自治的。”“自由的人必须受到属于他自己的价值所引导。”⑨虚拟共同体作为虚拟空间内的一种集合方式，其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消极自由的最终实现。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虚拟共同体还不具备相应的自治能力。多元的利益需求也不利于虚拟共同体树立足以引领和领导所有成员的价值标杆。虚拟共同体往往成为社会泄愤的重灾区，负面情绪的累积导致虚拟共同体的精神膨胀，萎靡的、破坏性的价值标杆冲击着社会主流道德市场，从而威胁社会稳定。

       3.角色能量的膨胀——利益诉求，行为影响和决定决策

       虚拟共同体是否存在？虚拟共同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虚拟共同体的角色定位问题。个体因不同的需求结合成为虚拟共同体，或因爱好(如摄影论坛、旅游攻略网站等)，或因事业、因利益。不同动因构成的虚拟共同体其角色定位也有所不同。根据《2013年中国网络舆情报告》，民生问题和个人权益保护问题依然是网络舆情的热点领域。民生问题的“民声”大部分来自于弱势群体。虚拟共同体的角色膨胀主要描述由弱势群体构成的虚拟共同体的角色异变。

       虚拟共同体作为社会组织在虚拟世界的投射，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沟通途径。虚拟共同体不是政客，不应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追逐和权力角逐而从事政治投机。虚拟共同体对于社会层面而言，其功能是对有效的、一致的意见的搜罗，对堆积的意见和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分类和筛选。对国家而言，它是“广纳谏言”的工具。虚拟共同体传递给国家的“民声”不是个人的、无力的、碎片化的意识，而是完整的、较为科学的思维模式以及较为统一的、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利益诉求。施压不利于民生的政府行为，影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决定决策是虚拟共同体发生实际行为后产生的效果，但绝对不是虚拟共同体的行动指南和行动目标。虚拟共同体角色能量的膨胀，使得虚拟共同体从一个温和自主的沟通媒介转变成暴力的依附性的政治手段。虚拟共同体被异化为无所不能的“救世主”的形象，这也违背了虚拟共同体构建的初衷。

       (四)移情膨胀：从“认同”的理智走向“妄自附庸”的盲目

       “移情”一词来源于精神分析学说。来访者的移情是指在以催眠疗法和自由联想法为主体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来访者对分析者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情感；是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太多投射到咨询师身上的过程。移情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依赖型移情。而虚拟共同体相对于个体而言，恰恰扮演着咨询师的角色⑩。

       1.正面移情深化个体对虚拟共同体的附庸

       正面移情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可以理解为求助者把咨询师当作以往生活中某个重要人物，他们逐渐对咨询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感情，表现出无限信任。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认同感和生存依托时，虚拟共同体则给个体提供了寻找共鸣、获得承认的平台。共同体作为外因巩固了个体的尊严，也以群体的力量强化了个体原有的思想。个体在虚拟共同体中得到的认同越多，其对共同体的依赖程度就越深，就越倾向于移情的产生。当产生移情膨胀时，虚拟共同体的形象将被神话为无所不能的载体。个体从独立的人格转变成为依附型的人格，往往成为虚拟共同体范围内的跟风者，他们逐渐将视角从社会事件转移到个人事件的狭隘范围，再逐步转向消极的舆论沉默，甚至上演虚拟共同体范围内的“沉默的螺旋”。当个体转变成为依附性人格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虚拟共同体丧失了“协商”的能力。个体在虚拟共同体内不再是平等言论的表达者和自治的执行者，反而成为虚拟共同体的附属品，个体对于共同体而言，只有造势和烘托的作用。个体把从虚拟共同体中寻得的“认同”当作一种久违的感情归属，从而走向盲目附庸。由于虚拟共同体的网络载质，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附庸(当移情发生膨胀时，这种附庸甚至可以理解为赞美)直接或间接地使用语言来表达，而这种集体的、具有煽动性的语言表达会影响外界对该虚拟共同体的判断。虚拟共同体的壮大会异变形如网络推手的作用效果。除此之外，正面移情深化的结果甚至会导致“意见领袖”的决断地位，引起上文中所述的核心膨胀的危机。

       2.负面移情主导了不良情绪在虚拟共同体中的蔓延

       负面移情是指咨询者将咨询师当作过去经历中某个给他带来挫折、不快、痛苦或压抑的对象，在咨询情境中，原有的情绪转移到了咨询师身上，从而在行动上表现出不满、拒绝、敌对、被动、抵抗、不配合。负面移情放置于虚拟共同体之中，多数则是由共同体的自治功能引发的。个体因为生存依赖、利益捆绑或“同病相怜”的心理平衡的需求从而结成共同体。但是虚拟共同体由于成员来源的复杂性和数量的庞大性，导致虚拟共同体在自治过程中，必然产生文化、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虚拟共同体在良性自治中，试图将过于偏激的、消极的信息软化甚至消解，从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矛盾之间的缓冲带，降低国家治理社会矛盾的成本。然而，这样的良性自治会使得部分的共同体成员失去原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反而开始攻击虚拟共同体，将虚拟共同体看作是现实社会中他们以为的“残酷载体”的投射，从而在虚拟共同体内重复累积消极情绪，试图挤压反式压力。他们希望通过消极情绪的蔓延改变共同体自治的方向，重新树立自己的尊严。负面移情的膨胀从直观判断是个体从认同走向附庸再走向脱离的过程，事实上却是个体对虚拟共同体“妄自附庸”的升华。个体的从属奴性和依赖惯性使之缺乏对独立语言的信心和独立人格的信任，认为“虚拟共同体”内的自己才是价值所在，也才会得到虚拟共同体的庇护和保障。负面移情的膨胀使个体进一步丧失个性，不但威胁整个共同体的良性自治，同时集体人群的情绪负载影响社会的和谐。

       四、结语

       “离模膨胀”的潜在危机并不能用作否定虚拟共同体价值的直接例证，更不能因此将虚拟共同体界定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罪源”。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政府粗糙地使用堵截或者封锁信息的方式来切断虚拟共同体“离模膨胀”的引线，反而会积累社会膨胀的能量——高昂的社会治理成本、民主的倒退、民怨的筑垒。社会稳定是一个完整而周密的系统，虚拟共同体在社会稳定中的价值体现，不仅依托于自身良好的自治规范，也依靠以虚拟空间个人及集体行为为对象的法律规范，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动用现实社会的国家暴力系统、法律法规体系和道德约束为其保驾护航。虚拟共同体从无到有、自弱而强，是人类社会的进化性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引航标。只有当社会的自决德性和自发理性成熟到一定阶段，虚拟共同体的优势才能得以彰显。然而，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矛盾整体表现为多元性和多变性并存的特点，虚拟共同体面对复杂交织的矛盾模式，往往表现为应接不暇，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自治失灵。自治失灵的情况下，虚拟共同体将转变成为非理性支撑的普通群体，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鉴于社会失能的危机，政府行政职能理所当然地向虚拟社会蔓延、渗透。然而，社会不可能永远成为国家权力怀抱中的婴儿，类似于传统大家长制度之下的保护、管控或监控只能使社会逐渐丧失独立生存的能力，变得越发孱弱多病。政府应该以引导、监督为手段鼓励虚拟共同体的发展，塑正虚拟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使其成为一种连接器，让权力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实现合理的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

       收稿日期：2015-05-28

       注释：

       ①虚拟共同体源于传统共同体的“共同善”的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共鸣。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信仰“大同”社会，虚拟共同体“共同善”的群体理念与之两相契合。虚拟共同体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近缘性。虚拟共同体与生俱来的“自治”优势可以引导保障网络舆论的理性，优化网络生态环境，从而减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促进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②压力降是指两个同压力面的压力值之差，反映了压力在一段管路的变化情况。例如，经过一个节流阀的压力降等于阀前压力减去阀后压力。

       ③普通的个体功能是相对精英领袖而言的。

       ④CNNIC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数量半年激增1330万，http://www.chinanews.com/n/2003-01 16/26/264408.html,2003-01-16/2003-01-16。

       ⑤CNNIC第32次互联网报告：网民规模，http://tech.163.com/special/cnnic32/,2013-06-29/2013-07-17。

       ⑥[美]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⑦[美]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⑧罗尔斯认为，共同体的参与者有某种“共享的终极目的”，并且认为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善。

       ⑨John Christman:Liberalism and Individual Positive Freedom,Ethics,Vol.101,1991,pp343-359.

       ⑩移情，http://baike.baidu.com/view/1134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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