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可”字句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先秦论文,字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汉语中有一种较常见的“P+可+VP”结构（以下简称“‘可’字句”），其中P代表受事类论元，如：
（1）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元年》）
（2）桂可食，故伐之。（《庄子·人间世》）
对于这类“可”字句的性质及其中“可”的功能，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被动”说。马建忠（1983：164、183）指出“‘可’‘足’两字后动字，概有受动之意”，即认为该结构中的动词有被动义。但这一观点有不少学者反对，如高名凯（1948：402-403）、王力（1980：419-420，1989：274）、洪诚（1958/2000：114）、姚振武（1999：45）、刘承慧（1999：574）等。
二是“中动”说。董秀芳（2005）提出，上古的“可”字句可以看作中动态，但她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①
三是“减价手段”说。刘丹青（2008：436）指出上古汉语的助动词“可”具有减少配价的效果。
本文将借鉴原型及物性理论，从句法和语义特征上对先秦汉语“可”字句进行分析，从而证明“可”字句是一种中动句式，其中“可”是中动标记。文章以《左传》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也利用到其他先秦文献。
一、先秦“可”字句的句法特征
Givón（2001：109）指出，语义及物性和句法及物性之间存在原型投射关系，原型及物小句是原型及物事件的句法投射，其中，原型及物事件的施事充当原型及物小句的主语，受事充当直接宾语。因此，原型及物小句具有如下及物句法特征：主语由原型施事充当，宾语由原型受事充当，谓语动词为及物动词即二价动词。下文表明，先秦“可”字句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表现为原型及物小句的“镜像”，即：主语由受事类论元充当；动词一般不带宾语，且施事在句法表层不出现，谓语动词的现实句法价由二价减至一价，或由三价减至二价。②
1.主语由受事类论元充当
先秦“可”字句的主语为动词的受事或受事类论元。试比较由同一动词构成的“可”字句和一般及物句：
（3）a.宋师不整，可败也。（《左传·庄公十年》）
b.公败宋师于乘丘。（《左传·庄公十年》）
例中“败”用作“使败”义的及物动词，a句受事“宋师”充当主语；b句带施事“公”和受事“宋师”两个论元，受事作宾语。
“可”字句的主语必须为受事类论元，这是先秦汉语一项重要的句法限制和规则，基本没有例外。对于个别例外，学界一般解释为助动词“可以”的省略。（详王力1989：243；朱冠明2008：155）
2.施事在句法表层不出现
被动式的语义场景中包含施事和受事两个参与者，但施事的句法实现具有可选性，或表达为旁格成分，或省略不出现。而先秦“可”字句中，句法表层只出现受事一个论元，施事不论是作为核心句法成分还是旁格成分，都从不出现，且无法添补出来。我们认为，“可”字句中施事的缺省是由语用原因造成的：一是施事具有泛指性特征；二是句式的语义重心在受事，从而导致施事在语用上显得相对不重要。
3.动词的句法价必须为二价或二价以上，且在该句式中减少一个配价③
一方面，“可”字句必须应用于句法价为二价（或二价以上）的动词（参Pulleyblank 1995：25）。例如，对于“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论语·述而》）句中的动词“逝”，何晏注“逝，往也”，“往”义的“逝”为一价动词，似乎违背了这一规则。但俞樾《群经平议》则读“逝”为“折”：“‘逝’与‘折’古通用。君子杀身成仁则有之矣，故可得而摧折，然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故可折而不可陷。”可见这里“逝”还是及物动词的用法，符合“可”字句对谓语动词的配价要求。④
又如，不及物动词若用于“可”字句，必须先使句法价增至二价。如“怒”为一价不及物动词，在例（4a）中句法价为一价。当它应用于“可”字句时，则只能理解为使动用法，句法价先增至二价，但由于“可字句”的减价作用（参刘丹青2008：436），在例（6b）中“怒”最终实现的句法价还是一价（未带宾语）：
（4）a.公子怒，欲鞭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b.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国不可怒也。（《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4.助动词“可”具有完句功能
孙志阳（2006：54-55）发现，《左传》中“弑、除、鞭”等动词，其受动用法仅见于带“可”的句子。李佐丰（2003：33-34，37）也指出，直接宾语转换为主语一般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增加某些词语，包括否定副词、“见”、“于”等被动标志、动词前的“难、易、自、相”等。我们认为，助动词“可”也属于主宾语转换所需的添加成分。因此，至少对于先秦部分动词的受动用法来说，“可”表现出明显的完句功能，这也使得“可”字句的基础动词相较于一般受事主语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二、先秦“可”字句的语义特征
“可”字句在语义上有两个特点，一是表达的不是特定的事件，二是表达受事主体的潜能性。
1.非事件性
典型的事件必包含特定的施事者和定式（具有时间信息）的动作行为，但“可”字句的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表明它具有“非事件性”：
一是施事的泛指性。施事在指称上是非确指的，具有泛指性解读，这使句子具有“（对于任何施事来说）受事都可能或不可能被VP”的意味。如：
（5）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左传·昭公四年》）
（6）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左传·哀公三年》）
例（5）有“（对于任何人来说）法度都不可更改”的意味，例（6）也当理解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财物都是可以制造的”。施事的泛指性也使施事在“可”字句中无从补足。
二是动作行为的泛时性。“可”字句中一般不含时间表达成分，⑤“可”后的主要动词也不能带任何时间成分。由于缺乏时间成分，“可”字句代表的命题不指向特定的时间，即不指向一个现实时间里的有界的、终结的、快速改变的动作，因而具有泛时性的解读，即“任何时候，NP都可/不可被VP”。
2.表达受事主体潜能性的情态语义
情态助动词“可”赋予“可”字句一定的情态语义。基于先秦助动词“可”及“可”字句情态语义已有的研究（如刘利2000；李明2001；朱冠明2008），本文认为先秦“可”字句主要表达受事主体的一种“潜在状态”或“潜能性”，即表达“受事主体因某种内在属性而具有经受特定动作或变化的潜能性”这一情态意义。这种“潜能性”具体表现为客观可能性、客观适宜性和客观价值性三个次类。《左传》“可”字句共187例，上述三类用法分别有103例、62例和22例。
1）客观可能性。表示受事主体因某种内在条件，具有经受特定动作或变化的客观可能性，属“客观条件”情态。这种内在条件也就是主体的内在属性。如前举例（1），蔓草“蔓”的内在条件导致其不能被去除。再如：
（7）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左传·桓公八年》）
“天去其疾”是随国不可能被打败的内在条件。
2）客观适宜性。表示受事主体因某种内在属性，具有经受特定动作或变化的客观适宜性，属“客观事理许可”情态。如：
（8）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左传·宣公四年》）
（9）众怒不可犯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例（8）表示“狼因其属性（如残忍）而不宜被畜养”，例（9）表示“‘众怒’因其内在特点（如易激发、威力大）而不宜被干犯”。
3）客观价值性。表示受事主体因某种内在属性，具有经受特定动作或变化的客观价值性，属“客观价值”情态。该用法的“可”为“足以、值得、配”义，是对事物内在价值的“估价”。如：
（10）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
（11）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左传·文公七年》）
以上这三种情态语义可概括为“潜能性”，即“可”字句表达“受事主体因某种内在属性而具有经受特定动作或变化的潜能性”的情态意义。
这种“潜能性”情态意义相当于Van der Auwera & Plungian（1998）情态语义系统中的“参与者内在可能性（participant-internal possibility）”，指事态参与者具有的某种内在可能性即潜能。张定（2010：90）即将汉语“可”“足”等表示“无生主语的内在属性或功用”的情态词归入其中。
三、先秦汉语“可”字句的句法属性
在认定“可”字句的句法属性之前，首先要否定“可”字句为被动式的观点。“可”字句中受事类论元居于主语位置，造成了动词的被动意义（参姚振武1999），但不能因此认为“可”字句是被动式。“可”字句和被动式存在两点根本的差异：
一是施事的句法实现形式。如前文所述，被动式的施事在句法上可以旁格形式表达出来，“可”字句的施事决不能表达出来。从语用上看，这是由两种句式中施事“去焦点化”（de-focusing）程度的不同造成的：被动式中，施事是从语用上被淡化；“可”字句中，施事则是从语用上被彻底去除。
二是事件语义类型。被动式指向特指性事件，代表“动作”情状类型，表示受事受到施事发出的某种动作的作用；“可”字句指向通指性事件，代表“状态”情状类型，表示受事经受特定处置的某种潜能性（参Payne 2006）。
基于类型学的视野，本文认为，先秦“可”字句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同世界语言中的中动式相当，“可”字句是一种中动结构。
“中动式”指如英语中Bureaucrats bribe easily./The books sells well.这一类句式。据Keyser & Roeper（1984），Ackema & Schorlemmer（2005），Lekakou（2006）等，中动式的主要句法与语义特征为：
①内论元充当主语，动词为主动态形式。
②a.存在一个隐含的外论元；b.该成分具有任指性。
③句子是一个通指性陈述，表述状态性。一般表达“受事由于某种内在特性而使事件发生或呈现出某种特性”的情态意义。
④一定的修饰语或等效成分。⑥这类成分一方面起句法补足功能（Payne 2006：248），另一方面具有承载中动句情态语义的作用（Ackema & Schorlemmer 2005：5）。
上举四项特征中，①、②a涉及句法特征，②b、③涉及语义特征，④兼及句法和语义。
这些句法和语义特征可以作为中动式的界定标准。下面即据此判断先秦“可”字句的句法属性。
先看句法特征。上文第一节提出的“可”字句的四项句法特征中，第1、2项分别与中动式句法特征中的第①、②a项一致。
再看语义特征。“可”字句施事的泛指性特征与中动式语义特征中的第②b项一致。另外，“可”字句具有非事件性即状态性，表达受事主体潜能性的情态语义。对于印欧语中动式来说，含不同形式修饰语的中动式在情态语义上具有细微差别，如含副词修饰语的中动式表示“由于主语内在的特性而使得动作的发生呈现出某种性状”，含情态助动词修饰语的中动式表示“由于主语内在的特性而使得动作能否发生”（详何文忠2005），其中后者属客观可能情态。先秦“可”字句以情态助动词“可”为修饰语，但其情态意义的范围比印欧语的中动式更丰富，除了客观可能性外，还有客观适宜性和客观价值性等“潜能性”。后两类潜能性也分别由受事主体的内在属性决定，也应看作“主体属性”情态语义的特殊形式。这一看法还能得到跨语言材料的支持。例如，非洲Kanuri语中一种被Kemmer（1993：147）称为“类被动中动式”⑦的受事主语句，通过添加动词前缀t-表达“某一物体经历特定变化的内在能力”，例（转引自Kemmer 1993：147）：
（12）a.t-
'It is not eaten/edible.'
b.t-
i'It is potable/drunk.'
上例a、b两句即均表示客观价值性情态。因此，“可”字句表达受事主体潜能性的情态语义符合中动式句法语义特征的第③项。
此外，“可”字句中的助动词“可”既起完句功能，又赋予句子情态语义，满足中动式界定标准中的第④项。
先秦汉语中的“可”字句完全符合中动式的句法和语义特征，因此可认为这种句式是一种表达受事主体潜能性的助动词型中动式。
注释：
①也有学者将现代汉语中带“可”等助动词的受事主语句看作中动式，如Bai Ruixue（2003）、何文忠（2005）等。
②参见王力（1989：243）。
③配价是一个语义和句法的概念，因此要区分“语义价”和“句法价”（Payne 2006：238；Haspelmath & Müller-Bardey 1991：1131）。动词的句法价可能与语义价不同，如“食”的语义价永远是二价（语义场景必含“食者”和“所食之物”），但其句法价在及物句中为二价，如“马不食粟”（《国语·鲁语上》），在不及物句中则为一价，如“不食三日矣”（《左传·宣公二年》）。
④感谢洪波先生提供这一例证。
⑤《左传》中仅有的一处例外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君其图之！（襄公九年）”例中“当是时也”是一个时间成分。
⑥一般带副词或介词短语形式的方式/性状状语，如上引英语例句中的easily、well，或是其他等效成分，如情态助动词（如英语句This meat may cut.）、否定词（如荷兰语Dit vlees snijdt niet.'This meat won't cut.'）（参Ackema & Schorlemmer 2005，何文忠2005）。
⑦Kemmer术语中的“类被动中动式”在内涵和外延上与本文的“中动式”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