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有侵德之谋吗？——与霍夫曼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曾有论文,霍夫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0)05-0042-05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迎来50周年纪念之际，德国修正派历史学家约·霍夫曼发表了《1941年苏联准备实施进攻战》一文，声称：“斯大林考虑，同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鉴于红军实力的增强，德国态势的恶化，1941年5月5日他认为时机到了，可以告诉广大圈内人士：他谋划不坐失良机……斯大林的侵略意图已经暴露。”[1]这样， 当年纳粹德国于入侵苏联后1 个半小时至数小时内相继抛出的对苏照会和德国外交部声明（希特勒口授）便成了“大实话”，所谓德国“被迫”对付来自苏联的“危险”，所谓把世界文明从布尔什维主义的“致命威胁”下“拯救”出来云云，似乎完全可供良史实录了。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有使希特勒成为“地球的主人”，更不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后信口雌黄，垄断历史。俄军上将尤·戈尔科夫[2] 和俄国科学院通史所学者O·维什廖夫业已相继撰文，批评霍夫曼的谬误。维氏并明确地指出，霍夫曼所引史料没有说服力，实际上就是“为纳粹的侵略政策辩护”[3]，可他只侧重于对德国档案资料的分析。 霍夫曼也没认帐。无论他的论点和论据，仍有再加剖析与商榷的必要。
（一）
霍夫曼的论据不外乎三：一是6名被俘苏军将校的供词， 二是英国记者A·沃思的著述， 三是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沃尔科戈诺夫所著《胜利与悲剧》。
据霍夫曼讲，6 名被俘苏军将校供词来自两个方面：一曰古斯塔夫·希利赫尔的回忆录。此人原为纳粹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苏德战争期间又奉纳粹德国外长冯·里宾特罗甫之命，在被俘苏联军人中搜罗可供纳粹军事、外交和宣传等部门利用的情报，战后又以“俄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同美国冷战狂人为伍，他的回忆录恰恰写于1946—1953年间，即冷战正酣之年。二曰纳粹德国陆军东线外军处1942年10月18日的报告。
希利赫尔称，他亲自审问过3名被俘的苏军高级军官。1941年5 月5日他们曾置身于斯大林会见与宴请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学员之列，亲耳听到斯大林猛烈地抨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霍津所拥护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战理论，记得斯大林宣布：和平政策虽则使苏联扩大了版图，增加了人口，但是不可能再使苏联获得寸土了。“和平政策时代已告终结，而以进攻战扩大社会主义阵地的时代则已经到来了。谁不懂得进攻行动，谁就是庸夫俗子和笨蛋。”[4]
据霍夫曼讲，希利赫尔对被俘苏军将校的问话是在1943年1月18 日和7月22日分别进行的。被俘的苏联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克鲁佩尼科夫中将称，“斯大林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准备在适当的借口下同德国打仗，但不直接进攻德国。最迟不晚于1942年春挑起战争……斯大林的目的当然是借布尔什维克的解放劳动人民这个老口号，夺取世界霸权。”霍夫曼十分注重克鲁佩尼科夫这则供词，称之为“斯大林1941年5月5日演说的主要论点”[1]。
所谓被俘苏联军官供词，据纳粹德国陆军东线外军处处长R ·赫连1942年10月18日给陆军总部的报告称，被俘的3 名苏联军官异口同声地说，1941年5月5日斯大林会见军事院校毕业学员时谈的是：“1、 号召他们作好跟德国打仗的准备；2、红军的作战准备情况；3、苏联和平政策时代已告结束，现在，苏联必须靠武力向西扩张；4、 战争将很快爆发；5、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胜的辉煌前景。”[5]
耐人寻味的是，霍夫曼居然不如纳粹特工审慎。因纳粹德国前驻苏大使冯·舒伦贝格断定，斯大林1941年5月5日演说表明，苏联“旨在巩固国防”，“争取实现新的对德妥协”[6]， 希利赫尔也就不得不在报告结尾承认：“我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东西来说明这两份报告相抵触的原委。”[4] 纳粹军事情报官赫连则在上报被俘苏军将校供词时加上但书：“可能其中有误”[5]。然而，霍夫曼毫无存疑之意， 甚至如同刚才说的，称克氏供词凝结着斯大林的“主要论点”，分明对希利赫尔等人的“审慎”不以为然。其实，早在1958年10月10日希利赫尔就在他给G·冯·什韦佩贝格将军的信中和盘托出：“战时， 我不止一次地有机会单独面对面地同被俘苏联军官谈话。我提出的问题是：斯大林准备在1941年还是在以后年头进攻德国？回答是一样的，那就是：无论如何，决非1941年。至于以后年头，意见不一……您毕竟知道，斯大林在最后一刻都不相信德国可能发动进攻。他认为，希特勒只是在耍花招，借以促成苏联在经济上和领土上作出让步。”[3]妙极。 这个曾经向其上司报告：斯大林说，“（对德）战争将很快爆发”的纳粹德国高级特工已经向他的朋友道出真相：“斯大林在最后一刻都不相信德国可能发动进攻”，也就是说，道出斯大林无意挑起对德战争这一历史真相。当年“（斯大林说，对德）战争将很快爆发”云云，岂不是有纳粹宣传的痕迹吗？
在德国历史档案中， 恰恰保存着一份纳粹德国宣传实录， 那便是1943年10月19日纳粹德国外长冯·里宾特罗甫对保加利亚摄政者基里尔和菲洛夫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纳粹德国“国家级绝密文件”。该文件写道：里宾特罗甫说，1941年4月（应为5月——笔者）5 日斯大林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应为克里姆休宫——笔者）宴请毕业学员。席间，院长讲话，盛赞伟大的斯大林和他推行对德和平政策的成果，但斯大林本人予以阻止。他说，和平废话收场的时候到了。红军准备行动。俄国再也不可能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了，因此，必须着手战争，以便把红色革命扩大到全欧洲。
“当时领袖（führer）问他（纳粹外长——笔者）此项报告总的是否真实……他认为，这完全可能。
接着，送来军人的报告，使领袖相信，俄国人想进攻德国。此后，6月22日，领袖下令实施突击。在向俄国进军时，俘虏了4名俄国军官，当时他们参加了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宴会，分别供述了这一措施，……从中得出结论：1941年8月1日斯大林就要发动战争了，这样， 德国赶在6个星期以前动手了。”[7]这样，所谓“（斯大林说，对德）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所谓“1941年8月1日斯大林就要发动战争了”，如此等等，原来是希特勒和里宾特罗甫这几个战争狂人的一种秘密武器！所谓被俘苏军将校供词，最早的一份是纳粹德国陆军东线外军处1942年10月18日的报告。里宾特罗甫竟移花接木，把它提前到1941年4月，以便“从中得出”所谓1941年8月1日斯大林将“发动（侵德）战争”的“结论”。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使治史者警觉了。只要不是假治史者，而是真治史者，对纳粹的宣传伎俩无论如何是忘不掉的。所谓“罐头鹅肉事件”，即给已经处死的人穿上“波兰军服”，借以伪造波兰“挑起”对德战争现场种种，所谓胜利以后，将无人敢问是非曲直之类的希特勒狂言，难道还不足以教治史者分外谨慎地对待任何一种纳粹宣传吗？
里宾特罗甫这席谈话，只谈被俘苏联军官供词，只字不提“建立德国的全球统治”那套步骤，无论1939年8月22 日希特勒在德国高级军事会议上的战略交底：“最近几年，我将首先对付西方，然后才对付东方”[8]，无论1940年7月31日希特勒和凯特尔等高级将领商定：“于1941年5月开始入侵苏联”[9]，无论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8日签署侵苏计划——“巴巴罗萨”行动，也无论于“征服俄国之后”，将“采取直接与英国和必要时与美国作战有关的措施”。[10]
诚然，里宾特罗甫拿几名被俘苏联军官供词掩盖纳粹德国侵略苏联，并妄图征服世界的野心，这倒不足为怪。可苏德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际，霍夫曼却拿里宾特罗甫的腔调说话，委实怪事一桩！既然身为德国历史学家，那么，对纳粹谋求“德国的全球统治”的计划岂能毫无所知？只取几份供词，而舍纳粹德国档案，而且不拿苏联历史档案互证，如此治史，何足称道？
（二）
英国广播公司和多家报纸战时记者亚历山大·沃思的著述，霍夫曼以为可以拿来证明1941年苏联确有侵德之谋。这至少有失偏颇。这位英国记者在他的《战时俄国》一书中说：
“我获悉，斯大林（1941年5月5日）演说的要点是：
1、形势非常严峻。必须估计到德国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因此， 应当对任何意外事件作好准备。
2、红军还不足以不费力气地打败德国人。
3、苏联政府希望利用其拥有的一切外交手段， 从而至少把同德国的武装冲突拖到今秋，因为这时候德国就不会决定开始战争了。
4、如果1941年此着成功，那么，1942 年开始同德国打仗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并且条件有利得多，因为那时红军将更加训练有素，而且武装得更好。视国际形势，红军或等待德国进攻，或采取主动，因为纳粹德国的欧洲霸权是个怪物。
5、英国国力还未枯竭，而美国的军事潜力正与日俱增。 同日本签约（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笔者）以后，可望这个国家在涉及苏联时泰然处之，表现良好。
6、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出：8月以前阶段极为危险。”[11]
沃思说的，既含斯大林竭力推迟德国进攻之意，又有1942年苏德战争将几乎“不可避免”，苏联可能先发制人一类的推断，正如维什廖夫说的，“不但修正派代表人物，而且其批评者也常常引用”[3]。 霍夫曼对沃思著述未免有点任意取舍了吧？
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沃尔科戈诺夫上将的《胜利与悲剧》是霍夫曼的又一论据。他说：“沃尔科戈诺夫上将以下列方式归纳了1941年5月5日指示性演说：‘领袖暗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彻底粉碎法西斯主义’。随后说：‘战争将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必须以少量鲜血，换取胜利’。沃尔科戈诺夫引用了某些关键性资料，证明斯大林演说以后，苏联加紧准备进攻战。”[12](P56)但是， 读过《胜利与悲剧》的人不难发现，这位德国修正派学者未免太自作聪明了，居然把沃尔科戈诺夫在不同章节说的话拼凑成沃尔科戈诺夫对斯大林1941年5月5日演说的“归纳”，而对《胜利与悲剧》严辞批评斯大林对德国法西斯入侵危险掉以轻心的话，则视而不见。[12](P154)
（三）
苏联临战岁月，斯大林确实力主进攻战略。这是历史事实。不过这里涉及军事战略、基本国策以及二者的关联与异同问题。霍夫曼的论据中似含对二者的某种混淆。
1941年5 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向斯大林报送了《关于在同德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红军战略展开计划意图》，书明：“仅此1 份”。内开：“德国现已展开约230个步兵师、22个坦克师、20 个摩托化师、8个航空兵师又4个骑兵师，总共约284个师。其中，按1941年4月15日的情况，集结于苏联边界附近的有86个步兵师、13个坦克师、12个摩托化师又1个骑兵师，总计约120个师……德国在进攻苏联时，可投入约137个步兵师、19个坦克师、15个摩托化师、4个骑兵师又5 个航空兵师，总计约180个师……考虑到今天德国已经将其军队动员起来，后方也已准备就绪，有可能抢在我们前面展开，并发动突然袭击。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做到：不让德国统帅部获得主动权。必须先敌展开，并在它处于展开阶段而未及组织战线和军种协同之时，予以袭击。”[13]此件为手写件，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谢·铁木申科元帅和红军总参谋长格·朱可夫大将（1943年晋升为元帅——笔者）署名（并非签字）。这份“战略意图”，归结起来，就是：鉴于德国已经完成侵苏准备，因此，必须先敌展开，先发制人。虽则为防不测，苏军开始集结，但，这份“战略意图”毕竟被搁置，斯大林并未批准实施。在当时苏联体制下，“战略意图”只能存档备索。后人虽可从中窥见苏联的一种战略理论，却难以此论证1941年斯大林是否有侵德之谋。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对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学员的讲话无疑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新对德战略，非细读不可，但不能像霍夫曼那样仅仅根据纳粹德国情报官员笔下的被俘苏军军官供词，而只能根据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
1941年5月5日红军军事院校毕业学员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从红军军事技术的改装及军事技术装备的进步，谈到军事院校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用新技术，并且应用现代战争经验，改造指挥干部教学”；从法国为什么败亡，英国为什么失利，谈到“德军是否真的不可战胜”，他说：“世界上没有不可战胜的军队……德国开始打仗时，在第一阶段，其口号是：从凡尔赛压迫下解放世界。这个口号是得人心的，得到一切受凡尔赛压迫的人们的同情。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它用侵略战争代替了从凡尔赛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口号。在侵略战争的口号下，德军将不会取得征服战争的成功。这个口号是危险的。”斯大林还说：“德国人爱吹牛、洋洋自得，自高自大。军事思想没有进步，军事技术装备不但比我们国家落后，而且在空军方面，美国已经开始赶上了……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最有理想、最优秀，是一支最不可战胜的军队。这不对！”[14]
随后，苏联党政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军事院校毕业学员。席间，斯大林3次致祝酒词。第一次，谈“应当重新学习”， 以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第二次，为炮兵、坦克兵、航空兵、骑兵和通讯兵干杯。他说：“现有空军有两类”，远程航空兵“没有重大意义”，而“空军近距离战斗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三次，谈苏联外交政策。霍夫曼立论依据主要就是这段祝酒词。所以，笔者对斯大林这段话的档案记录全文照引：
“有人举杯祝贺斯大林和平外交政策。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谈点修改意见。和平政策保证了我们国家的和平。和平政策是件好事。在我们的军队没有革新装备，没有用现代战斗手段装备军队时，我们暂且奉行防御方针。现在，当我们改造了我们国家的军队，充分地供应现代作战技术装备时，当我们变得强大时，应当从防御转入进攻。我们国家实行防御时，我们必须采用进攻方式。从防御转入实行进攻行动的战时政策。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教育、宣传、鼓动，我们的报刊要有进攻精神。红军是一支现代化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一支实行进攻的军队。”[14]
斯大林1941年5月5日讲话有两点值得注意，这就是：明确危险所在和“从防御转入实行进攻行动的战时政策”。
明确危险所在。自30年代初开始，世界法西斯主义日趋猖獗，可苏联外交仍摸索多年，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转变不久，即改取对德准同盟外交，曾几何时，苏德签订密约，携手亡波，而且所谓苏德长期友好、共同缔造和平云云不绝于耳。[15]但是，由于德国法西斯侵苏准备变本加厉，欲盖弥彰，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固有规律的作用，斯大林终于在1941年5月5日讲话中既挑明危险所在，又指出前途光明，虽则依旧不识希特勒所谓“反凡尔赛压迫”之侵略本质，但毫不含糊地指出：德国已经走上了侵略战争之路，“在侵略战争的口号下，德军将不会取得征服战争的成功。这个口号是危险的”。同时，战略上强调实行大调整，由重视远程航空兵转而重视近程航空兵，称前者“并无重大意义”，而后者“具有决定性意义”，实际上，就是完全改变了假想敌。 原来， 1938年谢·伊柳辛设计的FB—3F（后改称伊尔—4 ）远程轰炸机航程达4000公里，曾大量生产，分明为了对付英国。之所以称这一兵种“并无重大意义”，称近程航空兵“具有决定性意义”，就是因为终于认清：危险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纳粹德国。
“从防御转入实行进攻行动的战时政策”，意味着斯大林确有侵德之谋吗？这里，“转入实行进攻行动的战时政策”虽没讲是否实行先发制人，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他本来就是讲的“实行防御时，我们必须采用进攻方式”。前面已经说过，1941年5 月苏联国防人员委员部所主张的先发制人战略，虽则是在德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提出的，斯大林却压下不批。如果说这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那么，1941年6月22 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当天，苏联第1、2、3号命令就足以定论了。
1941年6月22日零时30分，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批准与敲定的苏联国防人员委员第1号命令下达完毕，命“所有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如没有特别命令，不得采取任何其它措施”。“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以免事情复杂化”。
同日7时15分，即纳粹德国开始侵苏后4小时零15分钟，下达第2 号命令，命前线部队务必将入侵之敌歼灭于苏联边界。
同日21时15分，即德国侵苏后18小时又15分钟，下达第3号命令，命苏军在主要方向上转入进攻，前出苏瓦乌基和卢布林（均为德占波兰城市）。[16]这3道命令当然不切实际，确有孙武说的“不知彼， 不知己”[17]之弊，但对斯大林1941年5月5日讲话，尤其对“从防御转入实行进攻行动的战时政策”，给了明确的、不容置疑的诠释，那就是：只有在德国侵苏时，苏联才会把进攻战略付诸实施。“从防御转入实行进攻行动的战时政策”具有基本国策、基本战略的防御性和军事战役战术上的进攻性，或者说，叫作积极防御战略。
任意取舍与拼凑，甚至多半根据纳粹情报官员对其上司的报告，而无视苏德双方历史档案，或者说，鄙薄穷本溯源；以当年苏联军事战役战术的进攻性分析取代苏联基本国策、基本战略的防御性分析；于是，霍夫曼先生以“治史”的形式，事实上重复了纳粹谎言，弹奏出即使在今日德国也不算和谐的噪声。
斯大林1941年5月5日讲话和苏联1941年第1、2、3 号命令是有机地联系着的，足以说明：苏联临战岁月对策具有两重性，这就是基本国策、基本战略的防御性和军事战役战术的进攻性，而纳粹德国对苏、波、法等国的侵略则有希特勒的战争决策和密令为证。
同任何科学一样，历史科学也是向前发展的，但是，如果硬要把希特勒的侵苏之谋“修正”成斯大林的侵德之谋的话，是否是跟历史开玩笑呢？
收稿日期：199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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