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法祖兄弟与3—4世纪初的北方佛教
魏文斌，陈月莹
(兰州大学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帛法祖兄弟遇害事件对当时的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发生的一件大事。此事件从某种角度表明了3世纪末至4世纪初中国上层社会对佛教的态度。在这种状况下，佛教在外来僧侣及中土僧人的坚持下得以传播。对帛法祖兄弟师承、译经、著述等文献的梳理，以及对关陇地区羌氐等少数部族信奉佛教例证的分析，大体可勾勒出北方地区佛教流布的基本情况以及对十六国北朝佛教的影响。
[关键词] 北方佛教；帛远；帛法祚；佛经翻译；首楞严经；放光般若经
佛教在中国得到全面发展是在4世纪中后期至5世纪，即东晋十六国时期，其发展的原因主要得力于“胡族”君王的大力扶持、所谓“戎”族的少数部族的信奉以及东晋权贵名士与名僧的结交。
3世纪至4世纪初，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仍以外来译经僧的活动为主，在此期间中国僧人也开始参与佛教活动，这些都表明佛教在中国持续缓慢的推进和扩展。但上层社会对于佛教的态度仍不明朗，尚未表现出像东晋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积极扶持的那种状况，甚至一些僧人的遭遇了险难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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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史上，僧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佛教发展的历史情况，一些高僧往往得到统治者的礼遇而得以顺利弘扬他们的佛法事业，同时也有很多高僧命运多舛，甚至献身佛法。梁僧祐《高僧传》中的帛法祖兄弟、昙无谶、玄高等是最典型的例子。本文以法祖兄弟的遇害事件为例，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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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的记载
关于帛法祖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孙绰的《道贤论》，然该著作未完整保留，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直至梁僧祐撰《高僧传》中引用了《道贤论》关于法祖匹嵇康的文句[1]。僧祐《高僧传》将帛法祖列入卷一“译经”中，这说明僧祐对帛法祖译经的肯定，彰显了其对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根据帛法祖的事迹，以下信息值得重视。1.法祖属西晋河内郡人，出身于河内郡之读书门第，原姓万氏，因出家改姓帛，自幼喜好佛理。2.法祖出家后深洞佛理，研习“方等”类经典。他从河内来到当时北方另一佛教中心长安，进行讲习活动，从者达千人，并受到晋惠帝时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的礼遇。3.此时正值西晋的“八王之乱”，各方势力争斗正酣，“干戈方始”。于是，法祖欲往陇右避世，正与刚被任命秦州刺史的张辅同行。然张辅赏识法祖才华，欲令其还俗，法祖坚决不从，由此与张辅不和结怨，后被张辅无情鞭笞而死。4.当时关陇地区的羌氐等少数部族已接受佛教，并将法祖“奉之若神”，闻其遇害，便兴兵欲为之复仇。后因韩稚攻秦州，天水富整忿而斩杀张辅。于是羌胡学印度故事，分得法祖尸骨，并各建塔供养。5.东晋孙绰著《道贤论》，将法祖与竹林七贤之嵇康相匹。6.法祖“通梵汉之语”，翻译佛经数部，多小部头佛经，且多不知名，并注解《首楞严经》。7.法祖有弟法祚，当时亦知名于关陇，因梁州刺史张光让其还俗不从而被杀害，年57岁。法祚注《放光般若经》并著《显宗论》等[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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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释教录》抄袭了《高僧传》的一些记载，并加入了《高僧传》关于其翻译佛经的语焉不详的内容。卷二记其译经曰：
祖既博涉多闻，善通梵晋之语。于惠帝代译菩萨逝经等一十六部。……后少时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云讲竟应往忉利天。又见祭酒王浮及道士基公，次被杻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耳。又长房等录更有七经亦云祖出。今以并是别生，故删不立。[3]
从佛教地理的角度看，法祖为河内(今沁阳)人，离洛阳很近，洛阳自东汉至西晋一直是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洛阳城内寺院共42所，《法苑珠林》(卷一百二十)记西晋时，洛阳和长安地区有佛寺180所，其足见佛教在洛阳的地位。之后，法祖前往长安，并在长安建造佛寺进行讲经活动，得到太宰河间王司马颙的敬重。因“八王之乱”，法祖离开关中前往秦州。早期秦州也有佛法传播，分布在陇右一带的羌氐等少数地区。而其弟法祚遇害于梁州，梁州是通往蜀地的要道，这表明梁州一带应已有佛教基础。时竺法护在长安译经，而法护来自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汉代即有佛教建筑。可见，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陇右再到关中、洛阳，也即汉代以来陆路丝绸之路北方一些中心城市，佛教已传播和流通。
帛法祖“研味方等，妙入幽微”，可见其对于大乘类经典用功颇深。法祖略前，翻译大乘类经典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竺法护。法护在长安等地译经的时间为西晋武帝、惠帝及怀帝永嘉初年，即约266年至308年间。法祖出家后主要活动于长安，并在长安建立寺院讲经说法，正与竺法护在长安译经相交集。而竺法护所译经典多大乘类经典，如“法华”“般若”类等。《高僧传·竺昙摩罗剎》云：“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16]释道安为法护所译《渐备一切智德经》所作的《渐备经叙》曰：“护公……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汤用彤先生对竺法护的译经倍加赞赏，谓其所翻译多《方等》深经，鸠摩罗什以前僧人所研求之大乘经典，类出其手[17]。既然法祖在长安时与法护所译经典有所交集，二人皆名重当时，法护又重视“方等”类经典的翻译，法祖“研味方等”肯定应与法护译经有关。
二、帛法祖兄弟遇害与两个刺史
(一)法祖兄弟遇害
帛法祖、法祚分别被当时的秦州刺史和梁州刺史所害，原因在于张辅和张光要求法祖、法祚兄弟还俗被拒，这是中国佛教僧人较早献身佛法的悲剧。从法祖二人遇害事件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地方统治者并不完全推崇佛教。从此事还可以看出秦州与梁州之间的关系密切。梁州是通往川蜀地区的要道，南与川蜀相接、北达秦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直到清代的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时仍强调宋金时期秦、梁之地理交通的重要：“宋人南渡以后，以梁、益为东南上游，拮据蜀口，尝在秦、陇间……而秦州在关、陇之喉舌与？”[6]自两晋以来秦、梁二州的关系及主要交通地理位置始终未变。
张辅、张光《晋书》均有传。《晋书·张辅(卷六十)》：
相比较于生物防控手段，疫苗的利用将能更有效地控制非洲猪瘟的爆发和大范围传播，但结合非洲猪瘟疫苗的研究现状，目前市场上依然没有能完全预防此类病毒感染的疫苗。在后续发展中，国家应加大对于非洲猪瘟疫苗的研究力度，并通过对基因重组等新型技术的应用达到降低这一疾病影响的目的。同时，相关养殖人员也应意识到，疫苗的研究和投入使用并不意味着其他防控措施可以被完全省略，做好生物防控措施依然是避免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实际防控效果的提升应通过上述2种方法之间的有效结合。
张辅，字世伟，南阳西鄂人，汉河间相衡之后也。……是时长沙王乂以河间王颙专制关中，有不臣之迹，言于惠帝，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讨颙。于是沈等与颙战于长安，辅遂将兵救颙，沈等败绩。颙德之，乃以辅代重为秦州刺史。……又杀天水太守封尚，欲扬威西土。召陇西太守韩稚会议，未决。稚子朴有武干，斩异议者，即收兵伐辅。辅与稚战于遮多谷口，辅军败绩，为天水故帐下督富整所杀。初，辅尝著论云：“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又论魏武帝不及刘备，乐毅减于诸葛亮。词多不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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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帝纪(卷四)·惠帝》：
永兴元年(304年)春正月丙午，尚书令乐广卒。成都王颖自鄴讽于帝，乃大赦，改元为永安。帝逼于河间王颙，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讨之。
……
二年(305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长安。夏四月，诏封乐平王绍为齐王。丙子，张方废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丰侯王戎薨。陇西太守韩稚攻秦州刺史张辅，杀之。[8]
《高僧传》中关于张辅被杀与《晋书》中的相关记载稍有不同。《晋书·孝惠帝》记永兴二年(305年)六月陇西太守韩稚攻秦州刺史张辅，杀之。而《晋书·张辅》所记与《高僧传》中“张辅为富整所杀”一致。根据其传的记载，张辅接任皇甫重为秦州刺史，时间应在惠帝永安元年(304年)正月之后。张光任梁州刺史当在晋怀帝时期。根据记载，永嘉二年(308年)晋室升任张光为材官将军、梁州刺史。永嘉七年(建兴元年，313年)十一月在仇池杨难当与流人杨武的内外勾结下，激愤而死，杨武攻陷梁州[9]。
304年秦州刺史皇甫重等受晋惠帝密诏参与讨伐关中的河间王颙，兵败，于是以张辅代替皇甫重任秦州刺史。而至次年六月，已为秦州刺史的张辅却被陇西太守韩稚所攻杀，其在秦州任上大概一年时间，则其杀害帛法祖的时间应在其继任皇甫重的304年。张辅到秦州上任后，先杀天水太守封尚以树立威名，又召东羌校尉、陇西太守韩稚会议，但因分歧而未有结果。韩稚儿子韩朴领兵袭击张辅，张辅于遮多谷口与韩朴大战，但被击败，最终被封尚旧将富整所杀。张辅前任皇甫重参与讨伐河间王颙，而帛远“世俗坟素，多所该贯”，颇得颙赏识，待以师友，故名重关中，自然亦为张辅所知。但张辅传记中杀害法祖之事只字未提。从其传的最后一段可知，张辅善读书，并有著述，却未存世。但从其论管仲与鲍叔、司马迁与班固、曹操与刘备等，其善读史且有一定造诣，故对“才思俊彻”“名德显著，众望所归”的法祖看重，要求还俗并为己所用。但让帛远还俗的要求却触碰了帛远的底线，遭张辅不满。说明张辅并非对佛教感兴趣之人，他敬重帛远是有目的的，故导致了帛远被鞭笞进而被杀的悲剧。其弟法祚的死更是冤屈，梁州刺史张光因有法祖在秦州遇害之前车，故便肆意杀害法祚，致使兄弟二人成为地方官吏案上鱼肉。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佛教界尽人皆知，以至于信仰佛教的陇右羌胡起兵为其雪恨。法祚被害时57岁，张光任梁州刺史在308—313年11月间，则法祚应生于251—256年间。
(二)3—4世纪初中国北方佛教
信仰佛教的东晋名士孙绰著《道贤论》，以竹林七贤匹七位名僧，其中以帛法祖匹嵇康，只因法祖与嵇康遭遇相似，又皆欲游离于俗世，却因此招祸：“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10]
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游历印度，到了耆阇崛山，此山亦佛说《首楞严经》之处，法显慨生不值佛，乃于此颂《首楞严经》[19]。
可以看出唐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宋慧宝注《北山录·卷四》是对《高僧传》的简单抄袭[4]。之后又见于宋代灵操撰《释氏蒙求·卷上》[5]。
三、法祖兄弟译经与著述
(一)帛法祖师承与佛经翻译
帛远师承不明，其“本姓万”，显系“帛”乃改姓。道安提倡以释为姓，之前中土僧人多以师承为姓。汤用彤先生认为，“而白法祖法祚昆季，为一时名僧，原姓万，河内人，则显系受业于龟兹人，而从师改姓者”[14]。这种师承关系在早期佛教僧人间为习见，如竺法护原为月氏人，八岁时即依其师天竺之竺高座出家，故从姓竺[2]326。帛远通梵语，应从其来自于龟兹僧人之师学，故能从事佛经翻译。但宋代灵操所撰《释氏蒙求》言“西竺七僧”颇令人费解。《道贤论》所选择七位名僧中，竺法护为月氏人，弟子竺法乘籍贯不详，从师姓竺。竺潜为琅琊王氏，“事中州刘元真为师”，刘元真为融通佛学与玄理的大师，但竺潜出家后以竺为姓，其佛学或当亦师法于天竺僧人。于法兰高阳(今河北高阳)人，于道邃敦煌人，原姓不详，师从于法兰。支遁“本姓关氏，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人”，其取支姓可能其师承为月氏僧人。帛远为河内人。以上七人除竺法护一人为月氏人，于道邃为敦煌人外，其他五人皆为中国内地人。故《释氏蒙求》所言“西竺七僧”实属虚妄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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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远博学多闻，通梵汉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据《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记载，帛远翻译了不少佛经。帛远传记中“通蕃汉语”颇值玩味，其即为河内人，当属西晋政治中心洛阳文化圈内，而洛阳从东汉以来即成为北方佛教中心，外来传法译经僧人多居洛阳。又帛远出家后以帛为姓，其师承于龟兹来中土传法之人，故学得梵语属情理之中。帛远其父以儒雅知名，帛远应受其父影响，“博学多闻”。故其传特强调他通蕃汉语，意在说明其具有翻译佛经的能力。《历代三宝记》记载帛远翻译的佛经有23部25卷[15]。《开元释教录》卷二记法祖译经一十六部一十八卷[3]0498C(见表1)。
工程整定法依赖于工程经验，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直接在控制系统上进行参数整定，具有简便、便捷和应用范围广泛的特点。但是，实际控制系统中往往存在多个参数，且各个参数之间存在耦合关系，而工程整定法主要针对的是单个PID控制器的参数调整，无法同时调节多个参数，本身也不具备全局寻优能力，因此其应用具有局限性。
表1 《高僧传》、费长房与智升所记帛远译经的对比
·表1(续)·
从表1中可以看出，《开元释教录》的统计有误，实为15部16卷，其未记录者比《历代三宝记》少八部经典。智升言七部(实为八部)不可信，故未录。《高僧传》记载法祖译经数量有“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经”，加上别译“数部小经”难以确知。费长房说法祖“《高僧传》止云祖出一经”故不准确。但长房搜罗各种记载统计法祖译经有23部25卷，在早期中国佛教僧人中翻译佛经的数量亦属较多。但其翻译的佛经绝大部分是仅有一卷的小经，存世的仅有五部，分别是《誓童子经》一卷(第二出或第三出)、《长者修行经》一卷(属三译)、《泥洹经》二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五福经》一卷。其中两部属“阿含部类”的异译(分别出自《长阿含》《增一阿含》)，两部属“经集部类”，一部属“宝集部类”。其中《贤者五福经》应为其首译，仅有400多字，短小精悍，简单讲佛说法的五种福德，即长寿、大富饶财多宝、端正无比、名誉远闻、聪明大智。现存五部经典属于大乘或小乘类经典。
《高僧传》中关于帛法祖兄弟的记载是最早、最全的，后世多有抄袭，更为简略，各种记载有所偏重，如《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对其译经情况较《高僧传》为详。
(二)法祖注《首楞严经》
帛法祖除了翻译佛经外，还注解一些经典(见于记载的是注《首楞严经》)。该经盛行于印度，并流行于于阗，在和田策勒县老达玛沟哈达里克佛寺遗址中曾发现该经的梵文断片(见图1)[注] A.F.Rudolf Hoernle，“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Khotanese，and Kuchean”，M.A.Stein，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Vol.III，pp.1432-1459.广中智之：《于阗梵文佛典的流行和于阗语的翻译》，收录于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斯坦因所获三种梵文《首楞严经》断片现藏大英博物馆。。《首楞严经》自东汉以来，颇受中国佛教界重视，屡被翻译成多种译本。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计有东汉的支谶、三国吴的支谦、曹魏的白延、西晋的竺法护和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及译者不详的《蜀首楞严经》七部[18]。另有西晋支敏度将支谶、支谦、竺法护及竺叔兰等四人所译本合为《首楞严经》八卷。《法经录》卷一及《历代三宝纪》卷八也载录了《后出首楞严经》二卷(译者不详)。现仅存鸠摩罗什之译本。法祖之时，该经已有多种译本，然各人翻译均有不同，于是法祖为之注解，但难以确知法祖所注为哪位译者的本子，推测很有可能是法护的译本。之后，东晋支遁、南齐弘充等人都曾注解该经。
图1 于阗出梵文《首楞严经》残片(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教授提供)
《高僧传》专设《亡身》，为“弃舍身命”“尽寿行道”“亡身殉道”之十一位僧人立传，似“僧群心为一鸭而绝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划腹以全命，法进割肉以啖人，昙称自喂于灾虎”等，皆仿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等诸印度本生故事，或如法羽、法光、昙弘诸人“誓志烧身”“残毁形骸”，俱施舍肉身以成佛道[11]。与法祖兄弟命运相似者，后又有姚秦时道恒，亦为姚兴所逼欲令其还俗，而纵崖死于非命[12]。姚兴本为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积极弘道之主，敬奉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译经事业，使北方佛教得到长足发展。昙无谶本为北凉王沮渠蒙逊所敬事，然在北魏欲求昙无谶时，深知其将不为己所有，便派刺客杀之。姚兴逼迫道恒还俗、蒙逊杀害昙无谶之事，尽显帝王对于佛教的“两面人”面目，也表明佛教之于统治者而言，即是利则用之，不利则灭之的态度。尤其是3世纪至4世纪初的北方地区所发生的法祖兄弟遇害事件，更能反映当时佛教发展过程的艰辛。玄高则牺牲于政治斗争中，与法祖道恒不同。但法祖兄弟所处的晋惠帝时期，与后来的姚秦、北凉不同。张辅、张光是假惜才，姚兴、沮渠蒙逊是真惜才，姚兴之于道恒，尚委托罗什(道恒之师)说情，道恒是自己赴死。法祖兄弟不屈于张辅、张光，便被随意鞭笞甚至杀害，死于非命。可见西晋末佛教未能得到上层社会的支持。只是在外来僧侣及一些中土僧人的坚持下缓慢发展和传播，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这与4世纪中期以后佛图澄在后赵、鸠摩罗什在后秦、昙无谶在北凉推行佛教分别得到石勒、石虎、姚兴及沮渠蒙逊的重视状况相差甚远，与拓跋鲜卑北魏诸帝扶持佛法的盛况更难以相比。正如何启民所言：“此一时期，经典之迻译，多杂胡音，理既难通，而思想亦殊异于中华所本有，虽有大师，人在法存，人亡法息，此佛教入华初期之大概形势也。迨于东晋，僧伽南来日多，既染此土学风，颇改北地故习，而庄老教行，与方等兼忘相似，谈士僧伽，亦成一气，佛教自是始盛始大，而渐为国人所接受，盖假此一因缘耳。”[13]
5.D 提示:镓(Ga)与铝同主族,均位于第ⅢA族,A项正确。Ga2O3与Al2O3的性质具有相似性,可与盐酸反应生成GaCl3,B项正确。Ga(OH)3与Al(OH)3的性质相似,属于两性氢氧化物,能与NaOH溶液反应生成NaGaO2,C项正确。化学反应遵循强酸制弱酸原理,在NaAlO2和NaGaO2的混合溶液中通入CO2,有Al(OH)3生成,而无Ga(OH)3生成,可能是Ga(OH)3酸性强于碳酸,则酸性:Al(OH)3＜Ga(OH)3,D项错误。
(三)法祚注《放光般若经》
法祖之弟法祚曾注《放光般若经》。大品般若有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十卷残本(太康七年，286年)、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元康元年，291年)、罗什所译《摩诃般若经》(403—404年间)以及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第二回等四种译本。法祚选择无罗叉翻译《放光般若经》本进行注释。
《放光般若经》共20卷，该经梵本为三国曹魏汉族沙门朱士行西行至于阗得之。西晋时由无叉罗(或作无罗叉)、竺叔兰等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一带)界内的仓垣水南寺译出。该经译出后很快风行于京师，被一些研习者奉为圭臬，借此经弘扬般若学说，成为般若类重要经典，对当时义学影响很大。
四、陇右羌胡的佛教信仰
汉魏至两晋时期，羌氐逐渐内徙中原区域，异族错居。佛教初传中土，多天竺等外域僧人来华传教，最易被信仰多神的戎狄所接受。王谧《答桓玄难》云：“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不与之接。”[20]这里的“诸胡”应指西域或印度僧人。《高僧传·竺佛图澄》(卷九)记载佛图澄于永嘉四年(310年)到洛阳，“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21]0383。也就是说，至少在4世纪初叶之前，佛教还未得到上层社会的完全认可，石勒可以任意杀戮沙门徒众。然佛图澄达邺后，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21]0383石虎下诏令中书科简，详议真伪。中书令著作郎王度奏略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就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22]0383虎下书曰：“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22]0383可以说，石虎是佛教在中国成为帝王佛教的第一位统治者。
帛法祖兄弟二人在关中、陇右地区活动的时间应该在3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西晋惠帝时期，这表明西晋之世，关陇地区佛教早已开始传播。关陇佛法自成一体，这在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包括天水在内的陇右诸羌胡部族已接受并信奉佛教，他们奉法祖为神，因为法祖被害，聚兵为之复仇。他们“共分祖尸，各起塔庙”，说明当时秦州地区已经有了佛教塔、寺庙等建筑，而且这些羌胡部族熟悉印度佛教八王分舍利等故事。关中渭河以北直至陇山左右，自汉代以来，氐、羌等少数民族杂居，部族甚多，陇西诸地被称之为西羌，关中以北的北地上郡一带的羌族被称之为东羌。天水及其以南的陇南山地则多为氐族所据。十六国时发展起来的苻氐、姚羌先后在关中建立了前秦、后秦政权，苻、姚氏都是在秦州发展起来的，故在关中建立政权后对秦州的经营非常重视，秦州成为关中地区的门户。大约在西晋或更早之时，他们已经接触并信奉佛教，这为后来他们在关中地区大力弘扬佛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时期戎族曾广泛地活动于天水地区，秦州治所上邽本为邽戎居。西汉在天水一带设置有管理归顺少数民族的“属国”[23]。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水先后属于匈奴、羯、氐、羌、鲜卑、大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赫连夏等政权控制范围内。
内迁羌人最重要的是后来建立后秦政权的姚氏，其最初的活动地主要是在秦州范围内的古冀县(即甘谷)、陇西一带。姚羌原为烧当羌，汉代时迁到南安郡赤亭(今甘肃陇西县东)，之后至姚弋仲逐渐强大，至姚苌遂以陇东、秦州等为根据地，在关中建立了后秦政权。历三主姚苌、姚兴、姚泓，共33年，最后被东晋所灭。后秦姚氏政权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颇大，迎请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译场译经，其时后秦境内事佛者十室而九，而且对北朝的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麦积山石窟的创建正是在后秦统治秦州期间。麦积山西魏第160窟残存供养壁画，其中供养人中包括姜氏，其可能出自羌族(见图2)[24]。
图2 麦积山第160窟右壁下排壁画供养人
氐族也是活跃于天水一带的古代少数民族。据《北史·氐传》《晋书·苻洪载记》记载，秦汉之际氐族即活动于陇南、秦州一带[25-26]。十六国时，略阳氐(今甘肃秦安东北)、苻氏和吕氏先后建立了两个氐族政权，即前秦和后凉，分别都于长安和姑臧(今甘肃武威)。苻氏后在长安建立了前秦政权。其中秦州略阳以及秦州南面的仇池一带是氐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区[27]。而活动于秦州南面的杨氏氐则建立了仇池国，先后延续三百年。
前秦、后秦、后凉、仇池等均与秦州关系密切，北魏时仇池镇的杨、王两姓还参与了麦积山石窟的营建。秦州一带出土了一些北朝时期的石雕佛教造像，其中有些有功德主为吕、王姓等应该是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氐族[注] 关于古代秦州出土的佛教造像，参考张维：《陇右金石录》，民国三十二年(1942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吴怡如：《北周王令猥造像碑》，《文物》1988年第2期；程晓钟、丁广学：《庄浪县出土北魏石造像塔》，《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李举纲、樊波：《甘肃秦安出土〈宇文建崇造像碑〉》，收录于甘肃省博物馆编《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18页；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张铭、魏文斌：《甘肃秦安“诸邑子石铭”考析》，《敦煌研究》2016年第5期；李宁民、王来全主编：《甘肃散见佛教石刻造像调查与研究·天水卷》，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 。
麦积山石窟第78窟开凿于北魏时期，为三面高坛基略成穹窿顶的洞窟，窟内造像为等高的三世佛。其坛基表面壁画供养人行列(见图3)，各有墨书题名，其中杨姓和王姓供养人显示其来在于“仇池镇”，应为仇池地方的氐族供养人。据研究，其绘制的年代约在文成帝复法后至太和改制前，即452—486年间[28]。
图3 麦积山第78窟坛基绘鲜卑装仇池供养人
塔基西面供养人行列上、下两排，共绘16身供养人像，均头戴鲜卑帽，上身着左衽窄袖短袍，下穿束口裤。腰束带，足穿尖头靴，双手前伸持莲花或捧香炉，均侧身面向正壁主尊佛而立，应该与塔基东面对称。每身供养人像前都有一方榜书框。经张宝玺先生辨认，识别出的榜题有“仇池镇……经生王……供养十方诸佛时”“仇池镇杨……见养方……”等[29]。
“经生”其意大略有三：一为汉代掌经学传授者，谓“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论》，“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30]和李贤注，“经生谓博士也”[30]等均以说明此观点。二为泛指研治经学的书生。其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二书》，“而天下之经生学士讲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31]，张居正《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经生之见，每坚守其故常”[32]等。三指古代专门抄写经书者，包括抄写佛经者，敦煌遗书中常出现，大约唐以来较为多见，或称“抄经手”等。麦积山第78窟供养人中的王姓经生，大概应指后两意，准确地说应属于第二种。一般而言，抄写佛经的经手(经生)地位较低，不可能出现在仇池王姓贵族行列中，因此其身份应该是仇池王姓贵族中一位较有学问的读书人。
麦积山第76窟为营建于北魏宣武帝时期的小窟(见图4)，该窟壁面下部粘贴影塑男女供养人像数身，其中一身女供养人装束十分特别，与天水一带的特殊装饰十分相似。头发向上高高盘起，上身穿宽大的覆肩衣，并于胸前结带，宽大的衣袖遮盖双手臂(见图5)。对此郑炳林先生认为，该窟的开凿与天水南面的仇池有关，可能由仇池氐族营建[33]。
改革系统性、协调性的强化路径与对策 中共中央党校“以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化”课题组 （10.5）
图4 麦积山第76窟 图5 麦积山第76窟右壁影塑女供养人
麦积山北魏第110窟残存供养人题记中，有“仵玄宝亡父供养佛时”及“玄宝妻……”[34]。“仵”姓在天水一带北朝造像供养人中常出现，如北周保定三年(563年)权道奴造像碑、北周保定四年(564年)王文超造像碑、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宇文建崇造像碑及北周未知年代的秦安“诸邑子石铭”等(见图6-9)，并与权、王、吕等氐族等大姓联姻[35]。这些北朝造像大多出于秦州一带的羌氐少数部族，他们所造像是对佛教的最好供养。
图6 权旱郎造像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图7 王文超造像碑阴(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图8 王令猥造像碑背面(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图9 建崇寺造像碑正面(现藏西安碑林)
图10 水帘洞石窟群之拉梢寺造像
图11 水帘洞石窟群之千佛洞大都督姚庆子供养壁画
少数部族的佛教供养行为又见于武山水帘洞石窟群。该窟现存的拉梢寺由北周秦州总管尉迟迥创建，千佛洞、水帘洞等单元保存有权、姚、莫折等羌族少数部族的壁画及其供养像，其表明水帘洞石窟群的开凿与供养，主要由该地区的羌等少数民族完成(见图10-12)[36]。
图12 水帘洞石窟群之水帘洞莫折氏供养像上方说法图
以上对帛法祖兄弟的事迹，从4个方面进行了考证。帛法祖兄弟遇害事件在当时的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3世纪后期至4世纪初中国上层社会对于佛教的态度。当时佛经传译在竺法护的努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大乘“般若”“方等”类经典不断被翻译，出现了一些像法祖、法祚注解重要经典的著述活动。陇右地区羌胡等少数部族信奉佛教，促进了陇右地区佛教的发展，并在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批佛教供养造像与石窟寺的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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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Yuan and Bo Fazuo Brothers and Buddhism from to Northern China in 3rd-4th Century
Wei Wenbin，Chen Yueying
(Institute of Archeology and Museology，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20，Gansu)
[Abstract] The murder of Bo Yuan and Bo Fazuo brothers had left great impact on Buddhism at that time，was an incident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arly 4th century ever since the entry of Buddhism into China. This incident，to some degree，had shown the attitude of upper class towards Buddhism in late 3rd and early 4th century. Under such condition，Buddhism spread with the persistenc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monks. By sorting out the teaching，translations and works by Bo Yuan and Bo Fazuo，and analyzing the cases of the conversion to Buddhism of ethnic groups such as Qiang，Di in Guanlong area，the article sketches the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 impact on Buddhism in sixteen kingdoms of Nor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Buddhism；Bo Yuan；Bo Fazuo；translation of Buddhism 
ūra gama Sūtra；Fangguang Prajnaparamita
[中图分类号] C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9)04-0050-12
[收稿日期] 2019-0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甘肃段石窟寺类文化遗产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6XKG006)；兰州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陇东地区石窟寺景观价值研究——以泾河和蒲河流域为中心”(项目编号：022018bc33)
[作者简介] 魏文斌，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佛教考古、文化遗产研究；陈月莹，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研究。
(责任编辑 戴 正 责任校对 包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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