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地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规划与政策悖论_全球化论文

全球城市地区：新自由主义世界中的规划与政策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政策论文,地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悖于近年来的诸多预测，日益开放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并没有导致地理差异的消失，反而进一步肯定了一些城市和区域作为生产、就业、消费与社会生活专享地点的角色。大规模世界性资本和劳动力集聚的不断快速增长也许是这一命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我将在下文里把这种集聚称为“全球城市地区”(global city regions)。

      尽管人们对于全球化进程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作本质还有颇多争论，但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全球化及其与城市、区域发展关系的论述。而大量的争议尤其集中在“全球化”这一术语的实质意义上。一些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对潜藏在“全球化”大旗之下的某些极端论断和图景表示出了怀疑(例如Hirst and Thompson，1996)。

      在此，我将假定至少在某些特定的经济变量层面上，一种可以被识别的全球化进程确实已然发生。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完全超越其早期阶段，仍与成熟状态相去甚远。由于基本经济关系(投入—产出链、投资流、利润率、价格等)全都朝着一种方向演化，从而使得单一的全球性(却非地理上单一的)资本主义体系得以最终实现。而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全球化才得以涵盖国家资本主义逐步相互渗透的过程，而这也许就是识别整个全球化进程的最好办法了。然而，任何朝着这种方向演化的趋势也同样受制于主权国家的管制。观察表明，某些管制有助于加速全球化的进程，而另外一些则明显阻碍了全球化的运转。当然，如果主权国家自身正在经历因上述发展历程而引发的各种变化的话，那么全球化仍将是21世纪新经济与政治地理中的有力因素，并且在诸多方面都无法预测。但与某些宣称(例如Ohmae，1995)不同的是，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全球化进程将在近期消亡。由此，正如前文所定义的那样，长期的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具有趋势不明朗的特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受制于政治阻力，甚至出现倒退。

      全球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直接影响之一，便是它具有引发资本主义地理局部重构的倾向。一幅跨越洲际的超大城市地区镶嵌画的浮现，就是其中一项值得关注的影响，这些城市地区组成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但在这个时空压缩的时代(Harvey，1985)，伴随着地理障碍的不断减退和资本、劳动力的日益流动，为什么这样的区域反而主导了世界地图呢？尤其是为什么如此大量的现代经济活动正在经历集中与再集中的过程，而非向更广阔、更偏远的地区扩散？在全球城市地区的内部结构和功能方面能观察到哪些相应的变化？这样的情况触发了哪些新的城市与区域政策问题，并且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自由传播的背景下，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又会对新兴全球城市地区体系中有关公民权和民主的概念与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

      本章的大部分篇幅将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然而在任务行进的一开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规则。在任何对现有问题的可行分析中，仅仅简单地将全球化的现象与城市地区的现象并置，从而声称它们二者相关的做法是不充分的。如果确实要表达一个值得辩护且有关全球与地方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能够清晰地指出它们的相互作用关系。只有明白无误地证明全球化对区域发展和城市化有确切的、不断变化的影响，并证明后者又能反过来对全球化的轨迹施加某些决定性的作用，才是最为完整的研究。

      1 情景设定：战后的城市与区域

      1.1 福特主义的空间经济

      在战后的二三十年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经济与国家主权之间紧密的功能联系，及在此之下明确的地域扩张现象，是那个年代不变的秩序。无论在哪个发达国家，将福特制大规模工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首要推动部门的中心任务，以及设计成用来为这些产业提供稳定机制并维持其必要社会基础的凯恩斯国家福利主义的实行，都巩固了上述功能联系。诚然，国际贸易在1950-1960年代这个经典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时代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大幅增长，但直到1960年代末，它才开始以显著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速度而增长(Dicken，1992；Scott，1998)。可以说，战后北美和西欧的经济繁荣可被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极盛期，即使当时同样也是国际经济体系再次(就如19世纪末期那样)成为一个主要但非核心的世界经济秩序要素。美国以其“美式和平”主导了其中的大部分秩序，而“美式和平”在各个方面都与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实质性的对抗。

      与此同时，战后也是北美和西欧国家内部出现城市与区域发展特殊模式的时期。在那些巨大的制造业产业带上，云集了快速且过度生长的工业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基于诸如汽车制造、机械以及家用电器等增长极部门。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时代的重要城市几乎毫无例外地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而它们的产业支柱更是进一步受到了积极的国家政策和行政安排的保护，使其免受内部问题和外来竞争的伤害。这一时期，工业城市的核心问题则在于由持续、剧烈的城市增长与城市内部空间再组织所引发的区位条件变化和社会矛盾。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大都市地区发起了一连串常规的补救措施。城市规划师制定了土地利用区划和远郊地区土地扩展规划，设计并建设了城市内部交通网络，实施了城市更新计划，并且提供了公共住房。这一整套用来引导城市开发的规划干预措施对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经济有着诸多有利影响。它不但使那些大规模生产要素相对集中的大城市得以更有效地运转，同时也促进了高水准的消费。特别是住房自有率和私家车使用率都由于城市环境的有序改变而迅速提高。与当时的现代主义思想相一致，许多城市理论家将所有这些规划活动抽象为一种高度系统化、综合理性的社会工程方法(Scott，1980)。

      在那些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工业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成为相对于国内其他部分而言更加繁荣的核心地区。相反，后者则成为发达和繁荣程度相对较低的边缘地区。典型核心—边缘互动机制的触发可以如此描述：①具有高水准经济机遇的核心地区不断增长，吸引了来自边缘地区的人口迁入；②低薪金、低技能的分支工厂则有选择地流向相对停滞的边缘地区，从而获取充足的廉价剩余劳动力(Hirschman，1958；Myrdal，1957)。在这样的动力机制下，边缘地区便陷入了发展困境之中，似乎注定永远落后于核心地区。

      为了应对国家边缘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问题，区域规划师们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Keating，1997)。战后的区域规划主要侧重于试图将收入和增长从核心重新引导至边缘地区，并且首先由中央政府机构精心策划，包括美国经济发展局、加拿大区域经济发展部、英国经济事务部、法国国土规划委员会以及意大利南方基金会。各国也试图通过超额投资基础设施、为增长极部门的工厂提供重要的财政投资等方式，在一部分边缘地区创造新的增长核心(例如意大利的南部和法国的福斯)，并便于工厂在城市附近选址。然而，大部分举措都无法实现，甚至无法接近其最初的目标。

      1.2 福特主义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至早在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体系进入了一段危机时期。在危机之中，老旧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政策不起作用已属万幸，更糟糕的是它还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工厂一家接一家地倒闭，那些过去十分繁荣的制造业区域出现了失业，工业生产向边缘地区扩散的速度大幅提高，以上都是这次危机的重要标志(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2)。到了1970年代末，日益显现出严重问题的似乎不再是边缘地区，而是核心地区。事实上，诸如美国的阳光地带、第三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等过去意义上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区在这一阶段中开始展现出新的工业增长活力，而大量分支工厂的迁移又使得核心地区的危机进一步恶化。工厂不仅搬迁至本国的边缘地区，还搬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潮助长了更多资本和就业离开那些曾由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体系主导的地区，同时也自发地将世界推向被福禄贝尔等人(Fr

bel et al.，1980)称作“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转折时期，它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世界向全球化的转变。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期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是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终结之最具标志性且最实质的表现。回顾这段历史，两大政权的历史使命也许不在于其开创了一种新的积极管制体系，而是在于它们废除了过去的政策安排，并启动了一种前所未有地强化市场力量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尽管英国和美国至今仍是当代世界中最发达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当年的政治风向转变却已经逐渐扩散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东亚与东南亚财政改革计划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例证。

      最早受到1970年代经济与政治剧变伤害的领域，便是城市与区域规划。经济危机以及剧烈的国家政策变化都显著地破坏了过去许多规划活动的范围和程度。以再分配为目标的区域规划很快就被取消了。与核心地区相比，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缘地区不再显得压力重重，与此相反的是，核心地区陷入困境倒成了普遍的状况。随着资本密集型开发项目遭到撤销，大都市区的规划机构也一个接一个地被裁减。诸多大都市区，尤其是那些受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危机的影响最直接的地区不但税基迅速萎缩，而且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开始减少。在美国，即便由于多项社会服务的责任从上级政府转移至下级政府，迫使地方政府实行更高额的财政支出，自1975年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县、市政府的补贴仍然快速下降。而对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这三个美国最大的城市来说，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削减尤其严重。

      在对1970年代后半段以后严峻形势的第一波反应中，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地方政府都开始抛弃财政回报甚微的规划干预措施，转而开始采取支持企业的办法来扩大生意基础。在地方增长联盟和增长团体的催促之下，城市政府官员开始劝说投资者在其辖区内投资并营造良好的本地商务氛围(Eisinger，1988；Mayer，1994)。新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项目就在公关工作、进驻企业激励计划(减税、财政补贴、特殊土地优惠)、游说地方政府制定有利于投资者的政策以及试图改变城市形象等行动的伪装之下飞速扩张(Amin and Thrift，1995；Bartik，1991；Clarke and Gaile，1998；Fainstein，1991；Gittell et al.，1996；Hall and Hubbard，1996)。基于对高技术产业增长潜力的判断，许多地方还倾注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来仿效硅谷的经验(Miller and Cote，1987)，但从世界范围看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1980年代各地日益广泛地开展这类地方经济发展项目，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便是区域前所未有地卷入到了争夺稀缺投资的消耗竞赛中。这些不受管制的掠夺性竞争在实际中往往为企业的直接所有者而非本地居民带去利益，而当企业最终远离能使其更有效运转的地方时(就公共和私人的共同利益而言)，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获利。

      在很多方面，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形势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环境的主导正在地方层面不断强化上述趋势，也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不稳定性。当然，现有的局面并不意味着一种可行的长期管制体系已经决定了历史，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上。正如佩克和蒂克尔(Peck and Tickell，1994)的观点，我们也许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广为流传的现实影响事实上是一种介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体系和某种后福特管理体系之间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现阶段经济协调问题(包括城市和区域管理)的持久性回应。我的观点是，地方经济系统中最低限度的稳定和增长有赖于构建这样一种政策议程，这种政策议程致力于同时在区域内部和跨区域层面建立追求跨市场间效率和生产结构长期有序变化的制度。

      2 全球城市地区：形态与功能

      2.1 一种新的地理现象？

      从地理学角度看，正在浮现中的全球城市地区体系可以被视为一幅铺展到全世界的复杂镶嵌画(Amin and Thrift，1992；Scott，1998；Storper，1992；Veltz，1997)。每一个单独的城市地区都包含一个被范围不定的从属腹地所包围的核心城市化集聚，而它本身又总是被离散的城市中心网络所强化。镶嵌画中各部分的联系超越了国界，形成了密集的全球经济、社会与文化交互网络。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一迅速发展的空间结构开始凌驾于(尽管不是完全超过)核心—边缘相互依赖的模式之上，这种旧模式还是福特制地理的突出特征。

      虽然本文为全球城市地区提供了一种在空间上较为明确的定义，但在实际中对任何一个例子的边界和地域范围并没有先验的说明。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阶级的论断)确定两个通常可以用来找到最终结果的要素。第一，一定存在一套定义全球城市地区的客观条件，可以用来表现那些在区域层面产生强大极化效应的庞大而又多面的经济活动集合体。第二，一套政治实践同样必须具备，使邻近的地域单元联合起来，共同成为单一的选区，从而获得共同决策与行动的权力。对于后者，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割据特点，世界各国的城市地区确实仍旧表现为一种极为流动、初级的形态，但许多著名的大都市区(例如纽约—新泽西地区、蒙特利尔、英格兰东南部、大巴黎、东京、墨西哥城、香港地区、新加坡、首尔)似乎正在通向全球城市地区的道路上。而一些更复杂的案例地区正试图建立地域联合，例如意大利北部的帕达尼亚(Padania)地区，或是正在构建卡斯卡迪亚(Cascadia)地区的西雅图—温哥华地区，又或是由法国北部加莱海峡大区、比利时西端和英国肯特郡的一部分所组成的跨海峡地区(Trans-Manche Region)，其中的一些案例包含跨境单元。而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性时代，此类城市地区也都有可能成为全球城市地区镶嵌画中的基本组成。

      2.2 全球城市地区的经济基础

      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后福特工业化以及以新福特主义改革为途径的传统产业复兴所释放出的巨量增长和创新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事态的演变。后福特与新福特这两类经济活动之间并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而这两个术语本身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如果要粗略地划分的话，后福特是由诸如高科技制造业(例如先进半导体设备、机器人、生物科技)、新型手工业和文化产业(例如时装、设计型家具、电影、多媒体)以及其他各种商务、金融等服务部门所组成。而新福特包括多种组装、加工和包装部门(以及依附于此的分包商网络)，它曾是福特制景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重构，使得其工人和产品种类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中小生产者的庞大集群构成了典型的后福特和新福特主义产业，但它们往往也包括大型生产商，这些生产商通常是跨国公司的分支工厂。

      超越福特制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主导范式的历史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新一轮强劲的集中化区域扩张接替了从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的传统工业城市危机(Saxenian，1994；Scott，1993；Storper and Walker，1989)。这种区域扩张在不断浮现的全球城市地区体系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而其中一些地区甚至位于那些曾被认为是抗拒发展的第三世界边缘。城市地区在当代复兴的首要原因在于多种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中强烈集聚的新趋向，而所形成的空间集聚也充当了世界产品链上的中转站和消费点的角色。

      正如我在其他文献中试图详细阐述的那样(Scott，1993、1998)，上述发展是与后福特和新福特主义工业化的前进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去规模化、生产体系外部化以及将其重新整合到增值网络中的特殊倾向。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由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变化特征而引发的区位力量。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成熟期所表现出的空间离心化相反，当前的区位力量增强了世界各地的向心增长进程，而其根基则在于过去数十年间技术、工业组织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并且它们通过将资本和劳动力挤压到空间集聚之中从而相互强化。这些空间集聚一旦成形，将产生强有力的规模递增效应，使得现有的增长进一步产生更多的增长。

      本文对这种规模递增效应诸多源头中的四种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尽管其他文献已对它们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例如Scott，1988；Storper and Walker，1989)。第一，由于当今诸多产业都受制于经济部门内部的专业化和互补性，一些生产者发现，为了能够优化相互联系以加强交流、合作并降低风险，只有聚集在一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第二，能够引发经济增长的学习和创新效应往往会在以这种方式形成的互动、多元的空间集聚中大量产生。第三，由于特定技术、能力、工作习惯和市场灵敏度集聚所产生的巨大优势，本地劳动力市场更加鼓励空间集聚。第四，空间集聚又被独特的本地商务文化、会议、机构和口碑效应所强化，这在许多情况下都提高了经济生产与交换过程的效率，而地方政府一般会在生产活动和人类聚落较密集的地方供给更丰富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四组变量的转化。

      具有此类(由社会建构的)禀赋的城市和区域都极好地证明了这样一句格言：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它们就像集聚经济的旋涡一般，产生了持久而有效的地方经济增长循环。显然，各种瓶颈(例如交通拥堵、污染、土地短缺或是职住不匹配问题的激增)可能会对这种增长带来周期性的破坏，但是协调一致的公共补救行动几乎总会到来，从而释放出新一轮的扩张。

      2.3 城市地区与全球化

      那些形成主要城市地区经济基础的生产体系一旦紧密地锚固在地理空间之中，那么最近发生在交通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变化则使得城市地区在国际市场上提升其生产份额成为可能(Lipsey，1997)。专门化的跨国公司常常在全球分配过程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Scott，1997)。此外，在国际商品化进程中取得成功的城市地区更容易强化其区域内部的规模经济，并且随着本地劳动力对市场扩大的反应，这些城市地区也更有可能在未来提升其经济规模(Cooke，1997)。最终结果将形成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本地竞争体系，而全球城市地区的经济基础(但并不一定是它们的非基础行业)也将变得相对专门化(Krugman and Venables，1995；Leamer，1995)。

      这些动力对全球城市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特征有着深远的变迁效应。它们引发了意义重大的经济重构，并通过这一过程对劳动力市场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全球城市地区的经济也经常展现出具有不同就业结构的显著倾向。由此，一方面全球城市地区是高素质专业人才、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和创意人士得以在生产体系的上层找到合适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它们也总是有大量低工资、低技能的就业。尽管这种就业的分野现象可能并不仅仅是因为全球化的缘故，但全球化确实扩大、重塑了这一现象，尤其是通过全球贸易的影响(它对高技能有额外的激励，但同时又阻碍了低技能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通过进一步施加于底层人群收入之上的压力，这些低收入人群都是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移民(Leamer，1995；Sassen，1997)。而这种低收入综合征正是由于“血汗”工厂和低端服务业的繁殖，以及应允顺从、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移民劳动力这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而显得更加突出。在不同的全球城市地区中都能观察到这种现象。

      在对洛杉矶家庭家具制造业的研究中，我描述了一个低收入综合征的典型案例(Scott，1996)。1970-1980年代，该部门的雇主不断用低技能移民(主要是拉丁美洲人)来替代更具技能的本地工人，这样的做法明显受到了制造商寻求在短期内降低运营成本的驱动。但是虽然短期成本下降了，产品质量和创新也遭到连累，长此以往就使得这一产业陷入与拉美、东亚和东南亚廉价生产商的正面竞争之中。结果，如今的洛杉矶家庭家具制造业正面临结构性失败的困局。在缺乏决定性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它们几乎只能继续退却，直到遭受严酷的外来竞争。陷入恶性循环中的“血汗”工厂雇主们只能继续降低薪水和工作条件，从而进一步拉开了社会贫富差距，而这已经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洛杉矶社会经济结构的强烈特征。

      可见，即使全球城市地区代表了当今世界某些最有活力、最为繁荣的经济区，它们也还面临各种失败。无数的案例都表明，全球城市地区的财富积累掩盖了其贫困和剥削的阴暗一面。

      3 未来全球城市地区的规划与政治议程

      3.1 新自由主义的困境

      尽管近年来美国和英国集聚经济的持续增长赋予了新自由主义以合法性，但仅凭以上论断还是无法完全打消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怀疑。这一政治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加剧全球城市地区的问题，更不用说经济活动的其他层面了，同时它还会剥夺那些更加有序、进步的发展方式(Allen et al.，1988)。

      概括地说，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步蚕食支撑资本主义集体秩序的因素，它终将破坏其取得长远成功的可能性。虽然它扫清了使具有竞争力的市场进程向社会边缘角落延伸的障碍，但同样的行动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性市场失灵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资本主义稳步解体所产生的一种功能。资本主义的私有化与竞争以及集体性与合作这两方面之间必要而复杂的互补关系是引起这种解体的原因。即使市场本身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内有效运转，它也永远无法独立于市场外部的社会与政治安排。

      源于此而高于此，我们有可能设想出一种并不算牵强的场景来说明新自由主义遭遇现实局限可能并不遥远：纳税者的抗拒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标志，它迫使政府削减了很多必要的服务，但事实上它的不良影响被近年来经济的强力增长而纾解了。尽管税收下降，但是经济增长填补了公共财政，从而维持了有效的监管秩序和积极的政府行动。然而，资本主义还从未经历过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一旦经济衰退来临，就有可能出现累积负效应。第一，由于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经济衰退会使得政府进一步削减已经十分有限的公共服务。第二，经济衰退也使政府在任何层面上都无法提高所得税。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不是扩大了经济衰退的负面社会影响，就是出现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

      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可行选择已不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且也已经在特定的非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萌芽，尽管其中一些国家目前还有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Albert，1991；Wade，1990)。在这里我将提出几条以社会民主路径来应对当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建议，特别是针对全球城市地区的特殊问题与困境。这种选择途径可能会证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前横扫世界主要城市地区的经济风潮矫正到更加良性的状态上。

      3.2 规划师与城市政策制定者的任务

      随着全球城市地区变得更加特立独行，并且随着国家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为其管辖范围内所有的地理和群体利益提供保护，人们对城市规划和政策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城市规划议题已经消失了，相反，它们依然存在，但是现在必须要应对一套超出预期的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莫属城市地区经济结构的问题了。此外，因这些问题的成倍增加而亟待完成的补救任务也需要相比支持企业的权宜之计来说更加复杂的集体行动，而支持企业正是不久以前许多城市政府所偏好的办法。

      全球城市地区代表了相互依存的本地利益系统，而本地利益正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跨越国家，与其他全球城市地区形成竞争(或合作)关系。全球城市地区是由独有而稳定的工业与服务活动集聚所构成的。受那些常常在本地生产体系中得以具体化，并有助于引导企业行为与交往的劳动力社会分工、学习与创新机制、劳动力市场进程以及文化准则的影响，这些活动又共同产生了递增收益。在此之后，这些区域的经济才有了如下的结构，使得任何一个单一生产者的命运几乎总是与同一地区中其他生产者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由于这种生产活动的内在集体性，以及在这些区域所有复杂的外部性之下，市场本身无法确保生产和分配达到最优，那些有能力提供关键性协调工作和临时性指导服务的地方集体规则制定机构，就有必要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些机构可具有不同的形式，包括地方政府的机构、半官方机构或公私合作伙伴，以及诸如制造商协会、商会、工会和社团等纯粹的民间组织(Clarke and Gaile，1997、1998；Scott，1998)。

      我们也许要问，这些机构的运行特征和目标应该是什么？我在很大程度上会将我的答案限制在经济利益方面，但同时我承认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自然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Friedmann and Wolff，1982；Sassen，1997)。我将首先聚焦核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国境线对经济互动的影响正逐步减弱的世界上来战略性地建立并维持本地竞争优势。无论我们以何种途径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记住下面这条原则，那就是虽然合适的政策行动条文总能够用笼统的语言来描述，但相关问题的特性要求人们也要用那些专门用于空间集聚的术语来具体制定这些政策，也即一整套能够应对每个城市地区特质的政策描述。

      这里所简要讨论的各种规划和政策活动可以顺手分为两类：经济关系的同步协调以及长期规划程序。然而，这两种类别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3.3 同步协调

      若要处理城市经济系统中反复出现的功能缺漏和崩溃问题就需要多种形式的协调。这些问题具有极其不同的表现，并且往往在中小企业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严峻。在扩大资本、营销产品、获取信息或是其他任何一种需要大量资源和组织背景的活动上，这些中小企业通常都无法与大公司相抗衡，但它们在许多方面都代表了城市经济的生机。这不仅因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占据了生产者中的多数，而且通过多样的分包和服务，它们还承担了大公司重要支柱的职能。

      不同规模的企业都会遭受无法提供一定规模劳动培训和研究的痛苦，尤其是中小企业，并且由于个别企业存在搭便车现象，寄希望于获得其他公司的积极溢出效应而抑制对培训和研究的投入，这个问题还非常严重。然而，无论是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部门，还是在新型手工业和文化产业等在全球城市地区中快速增长的产业部门，培训和研究都是本地竞争优势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创新性的设计能力对全球城市地区的商业成就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那些有能力切合本地需求，提供培训和研究项目的市场外机构就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外，作为本地化生产者集聚的一项内在属性，交易关系网络通常容易受到游说和中介活动的影响。随着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关团体寻求通过鼓励制造商形成具有高水准公司间协同效应的合作网络来提升本地产业的绩效，集聚生产系统中对于游说和中介活动有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在已有文献所描述的有关这种通行做法的众多案例中，值得一提的是魁北克省和新罕布什尔州最近设立的雄心勃勃的产业扩大计划(Ferland et al.，1996；Gittell et al.，1996)。

      3.4 长期规划

      由于全球城市地区的经济会深陷于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中，而这反过来会导致“临时锁定”效应，因此长期规划程序是这些区域管制体系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某些指导机制来确保地方经济在长期轨道上运行的话，发展路径就完全可能受人们所左右，因为这样就能在短期内给予经济机构诱人的回报，但是从长远看这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洛杉矶家庭家具制造业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临时陷阱案例(Scott，1996)。考虑到该产业目前的发展轨迹，任何试图将它未来的演变重新引向更合理结构的努力是否能够获得成功都是值得怀疑的。即便能够成功，这样的努力也一定令人感到痛苦且成本高昂。如果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时候能有一些制度化手段来扭转洛杉矶家庭家具制造业的颓势，并在早期阶段就实行合理的反制策略的话，那么该产业的问题也许就不会像今天那么严重。

      合理指导与集体决策程序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帮助区域获得关键的先发优势。虽然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手段来确保这一利益，但是通过市场外的力量来对那些一旦放任发展就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存活的新生产业进行支持，就能够培育先发优势。任何被挑中获得支持的产业一旦达到了关键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一旦开始产生本地化的正外部性，它就有希望在这种手段的帮助下开始繁荣起来。

      3.5 跨区域的维度

      以上两种主要的规划和政策活动具有试图同时强化全球城市地区进攻性和防御性经济活动的特点，并且二者也试图通过充分利用区位集聚与收益递增的逻辑来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我们可能会希望城市地区以这种方式向前有力发展的一致努力也会对区域间的互动带来重要的反响。第一，形成有能力协调本地经济活动的强大区域间机构往往会促进地方之间有利的联合经营，使得有条件的几个城市地区为了追求协同合作而联合在一起(Cooke，1993)。第二，由于同类型机构对本地经济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它们之间也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区域间竞争。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都会期待世界范围内的区域间经济体系中出现更高程度的政治化。考虑到跨国公司正日益激烈地寻求本地化的正外部性，但它们对本地社区的义务通常又相当模糊的现实情况，这种假定存在的政治化正是十分急迫的(Dunning，1998)。对这种政治化过程本质的早期提示，可以在人们对198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实践的掠夺性区域经济行动所表示出的关切(在某些情况下则是紧随其后的直接报复)中找寻到。上述事实及其伴随而来的问题立即引发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建立并运作一个适用于不同国家管辖权的跨区域协调体系。可以预见的是，对此类协调的需求将变得越来越紧迫，它无疑将会最终唤起某种制度性的回应，也许就像欧洲地区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 of the Regions)所展现出的初级形态那样。

      不用多说，这些不同的规划和政策任务显著拓展了通常意义上的城市与区域管理工作。就其本身来说，它们对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提出了重要的新挑战。而任何严肃应对这些挑战的尝试都假定城市与区域管理者的培训计划及其工作环境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除此以外，全球城市地区的城市与区域管理者们必须有能力应对复杂的本地生意问题，同时创造性地对相关公共物品体系进行施政，并对由不断变化的全球状况所带来的前景和威胁保持关注。

      3.6 寻找政治环境

      几位理论家最近指出，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趋势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国家的管制力量，但也绝不是完全消失了。其中最明显的也许便是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Amin and Thrift，1995；Peck and Tickell，1994)，以及当代世界中国家作为公民权与民主程序唯一合法来源的早期侵蚀迹象(Holston and Appadurai，1996；Mouffe，1992；Sullivan，1995)。

      另一个表现则是新的社会规则平台开始补充或替代传统的国家政府。这些平台中的一部分具有纯粹的部门特色，另一部分则明显具有地域特征。本文对其中的三种平台给予特殊的关注。第一种定义为全球层面，以国际组织、契约政权、正式和非正式外交会面等为代表。第二种由多国集团组成，欧盟是其中最高级的样本。第三种则由大量的地方所构成，全球城市地区预计将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缩影。加上业已存在但正在经历重构的国家体系，这一正在浮现中的政治版图也许预示着新一代管制体制的基本框架。因此，我们可以将目前的政治从属关系认为是一个正在扩散为全球、多国、一国和区域四方管制结构的体系(Albrow et al.，1997)。在这个新的框架中，可以预见全球城市地区将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不但因为它们是生产活动的重要组合，而且也因为它们代表了日常生活和群体经验的集聚环境。

      作为利益共同体，即便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城市地区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点与前现代公民共和政治或是托克维尔社群主义的浪漫设想无关。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城市地区的概念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政治组织层面的公民权领域。这种公民权的概念与通常意义上由国家赋予的与生俱来的人权是完全不同的。从程序上而言，我们可以将这种公民权认为是因人们定居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而获得一种公民属性，随之可以带来相应的物质权利与相关的地方义务(Holston and Appadurai，1996)。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可能因为在不同城市地区间迁徙，甚至跨国迁徙而多次获得相应的公民权，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当外人在参与地方政治事务时可能出现的无能为力或不起作用的情况。为全球城市地区中大量边缘移民赋予选举权将会是这一方向上任何真正改革的重要结果。

      城市地区层面更加民主、更具参与性的程序也会对上文所讨论的几种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实施方式，以及对这些措施可能给不同利益方和不同选民带来的预期好处产生诸多影响。这些措施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它们也是社会调整的有力手段，对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等方面都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此外我还主张，若要使这些措施在提升全球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和集体生活方面发挥全部的潜力，就必须使它们在本地以及其他政治领域中走向社会民主，远离新自由主义。这方面的任何改变显然不仅仅需要一系列简单的行政改革，它还依赖于我们开拓新的世界秩序愿景并为之奋斗的能力。

      如果缺乏清晰、可行的社会民主政治运动的话，那么一种截然不同且情况不妙的未来就有可能等待着全球城市地区。世界大城市地区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延续除了可能会在经济领域引发长期的困难外，还几乎肯定会导致比今天所能观察到的更为严重的社会排斥与极化现象，从而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Autès，1997)。

      4 结论

      在紧随“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里，城市问题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城市内部的社会—空间组织与大都市现代主义规划体系两个方面(Scott and Moulaert，1997)。在学术界和政治圈中，城市问题常常又与对核心、边缘区域发展轨迹，以及它们之间持续不平等性的进一步思考联系在一起。而在21世纪伊始，城市与区域分析的实质内容和意义明显转向了其他方面。如今，主要的议题越来越与全球大城市地区体系的历史与地理现象，以及这些城市地区的发展动力受到日益深化的跨国相互依存所影响的方式相关。我之所以将我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是因为经济攸关未来的总体形态。然而，许多紧迫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也急需调查研究，包括当前困扰全球城市地区的内部社会不平等问题及随之产生混乱与动荡的可能性。

      虽然时下充斥着英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必胜论调，而且它信心满满地将自己称为世界其他地区的范本，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运行违背其自身的外部界限，事实上有很多理由可以推测出这种经济与政治组织的架构将在不远的未来走到末路。经过重构的社会民主模式是一种真正可以接替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它可以建立在全球城市地区的当前趋势上，同时也寻求以政治进步的途径来塑造全球城市地区。另外，排除重大全球性灾难的因素，四方管制体系无疑将在未来成为世界政治地理中一个愈加清晰的特征。关于这一体系各个层面上的事物形态，以及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我们还面临许多谜题，而主要由全球城市地区所组成的那个层面尤其让人感到费解，因为随着新的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在全球景观上成形(Brenner，1998)，这些区域成为整座资本主义大厦的地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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