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183;革命#183;文学——对改革开放30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文学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6-0102-06
共和国文学6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后三十年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这两个三十年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关注。毋须讳言，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创伤记忆，部分学者不大愿意去“碰”这一敏感话题。不过，在我们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重要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它需要我们审慎地作出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状况的理性判断。毋庸置疑，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比如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文化研究等进行反思，本文主要从政治文化与文化领导权等理论视角来认识与把握这三十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第一，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在理论、批评、创作等领域的整体描述，以及对两者关系精神实质的概括；第二，对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以及对政治文化、文化领导权的具体分析与阐释；第三，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相关思考，避免陷入不应有的认识误区，重构我们时代的宏大叙事。
一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广泛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指导思想的确立，使得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结出了累累果实。1979年，以《上海文学》第4期《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为肇端，理论与批评界展开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原有理论观点提出质疑。进而在1980年，“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新“两为”方针得以确立，它为此后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为理论、批评与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理论、批评与创作的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总体来看，1978至1984年是文学的反思期。这种反思主要体现在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两个方面。从理论批评层面看，在思想解放的滚滚浪潮中，文学理论界首先反思的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相关文献资料看，1978至1984年的理论界主要就如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现实主义、人性、人情、异化、人道主义、人民性、阶级性、倾向性、真实性，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莎士比亚化，以及对《讲话》的新解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诉求与实践情怀，即批判在极左政治主导下的错误的文艺思想与文艺观念，力图确立文学自身的学科自主性、话语系统与表述方式。比如，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新两为方针的确立无疑是反思的突出成果之一，而对人性、人情、异化、人道主义以及文学是人学等问题的持续探究，从理论上突破了极“左”时期强加给文学的诸多“禁区”，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保障。此外，西方思想、理论论著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译介，也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有助于新的文学观念的孕育与生成。因而，理论批评的自省与反思使文学观念逐步走出了长期形成的极端偏颇的认识误区，使文学观念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为理论与批评的多样化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前期基础。
从文学创作实践层面看，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从“文革”十年、建国“十七年”这一历史维度对“极‘左’政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控诉，还是改革文学从现实维度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描绘与憧憬，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政治情结。这是因为，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作品中没有政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政治可谓无处不在。而这一时期文学的政治之维主要表现为，或者是对极“左”政治的无情批判与全盘否定，或者是对清明政治的热情讴歌与深情礼赞。在这样一个激情澎湃的文学年代，文学青年、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动辄以百万计，文学每每产生“洛阳纸贵”般的轰动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处于“蜜月”期，文学承担了政治和思想解放运动先锋者的角色与重任。换言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密不可分，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是清明政治、人民政治而非极左政治。不可否认，针对部分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的越界行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也给予了某种规训与惩戒。
随着各种新理论、各种新批评、各种新方法的纷至沓来，以1985年为肇端，文学与政治关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一些新情况以及新的表现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原有版图。与前三十年相比，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表现为，对部分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而言体现出的是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对另一部分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而言则体现出的则是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关系，尤其是后者，具有十分明确的自觉意识。概言之，在部分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中，呈现出文学有意逃避、故意疏离政治的取向，这在前三十年是难以置信的。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文学与政治关系尽管十分重要，毕竟只是诸多关系中的一种，在唱响主旋律的同时，应该提倡文学的多样化，这是文学从单一的政治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的必然选择，它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这一时代发展态势相适应。就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领域而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诸如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再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从文学的反映论到文学的主体论；从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一种意识形态到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再到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从文学的审美论、文学的自律论到文学的自主性、文学性再到文学即语言、文学即形式等各种文学本体论等等。上述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都是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核心问题的回应与潜在对话，或者对其加以深化与拓展，或者对其加以否定或拒斥，正如钱中文先生所论，“从80年代不同层次的、多样的文学观念来看，较有影响的‘文学是人学’说、认识论文学观，和文学意识形态论相反的文学意识形态否定论，以为文学只是虚构，与生活无关真实的‘纯文学’论，只是强调审美特征的‘审美主义’文学理论，张扬文学表现人的内宇宙的主体论文学理论，以及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1]
思想解放运动促生了文学观念的多元化，而在文学观念多元化的格局中，文学与政治关系呈现出了前三十年未曾遇到的新情况，即文学与政治的某种疏离。这种疏离不仅表现在理论与批评领域，而且也十分突出地体现在1984年之后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比如先锋文学以及此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等，都呈现出或疏离或解构以往的革命叙事模式的文学取向。
从文学、文化形态与文学格局看，前后两个三十年间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对前三十年而言，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产生了极为独特的政治文化，而文学政治无疑构成了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文学在被高度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在某种程度上被高度文学化了，即文学政治化与政治文学化的双重变奏。换言之，前三十年只有一种文学与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对后三十年而言，1970年代末至1984年这一阶段与前三十年一样，只有政治文化这样一种文学形态。但是，1985年之后，逐渐形成了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商业文化三大形态并存的文学与文化格局。尽管文学与这三种文化之间并非简单等同的关系，但无疑是其主要的载体与表征形式。在我们看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属于政治文化，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主义文学等属于审美文化阵营，而大众文化等则属于商业文化。整体观之，政治文化主要体现为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张力，其突出特质是文学与政治、主流话语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的政治化，即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规约，体现为文化领导权的具体实践与表征，另一方面是政治的文学化，它以一种柔性的、感性的方式呈现出其坚定的意志与权力。审美文化主要体现为文学的自律与他律、无功利与功利性之间的张力，其突出特质是文学与现实的疏离，审美性、文学性、独特性、自足性等成为其文学活动的诉求与目的。商业文化主要体现为文学的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张力，其突出特质是文化、文学的商业化。总之，政治文化强调导向性，即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审美文化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即文学的个性与自由，商业文化强调其文学的商业性，即文学的市场导向；政治文化注重文学的社会效应，审美文化注重文学的审美效应，商业文化注重文学的经济效应；对作为文化人的作家而言，他们在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商业文化三种文化形态中分别具体化为政治人、审美人与经济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人格、审美人格与经济人格。
在对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文学的三大形态作出粗略描述之后，我们来重点关注政治文化。在1985年之前，文学作为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表现得十分突出，其突出性不仅表现在理论与批评层面，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不断涌动的文学思潮中。1985年之后，理论与批评界将聚焦点转移到了审美文化与商业文化上，先锋文学、大众文化等文学现象备受关注，但对政治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进入90年代后，文学与政治关系随着整个文学、文化格局的变动而呈现出新的特点，即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转换为文艺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争，以及新世纪以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等。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尽管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尽相同的话题与表征形式，但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在回应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从文学之维来认识政治文化，如何从文学之维建构政治文化。那么，何谓政治文化？西方理论家阿尔蒙德(Almond)对政治文化作了如下界定：“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2](P26)政治文化包括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方面。对文学而言，对政治的情感认同是其最主要的表现方面。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政治文化是统治阶级政治理想的主要载体与表征形式，亚文化则与政治文化相对，体现的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观与人生观，“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所构成的，它们都可能各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向。我们把这些特殊的倾向称为亚文化。”[2](P14)若以此视角审视后三十年的审美文化与商业文化，则属于亚文化。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列宁对政治文化作了十分精辟的界定：“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没有地主的国家。”[3]从文学这一视角来看，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文学政治，它以文学性的方式体现一种政治理想、政治意志、政治情感，塑造一种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培育一种政治人格与精神风貌。
二
“文以载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是中国文学固有的精神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4]在梁启超看来，之所以将文学置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是因为文学具有“熏、浸、刺、提”等功能，他不仅提倡“政治小说”，而且还从事政治小说的写作，足见他对文学的政治功能的重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后来的革命文学，文学担当着思想启蒙、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社会解放的时代重任，文学成为文化洗礼、政治教育等的有效途径与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国之后“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5]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文艺界右派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1964年“文艺整风”中对所谓封资修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将文学问题、学术问题政治化，过分强调“文学艺术战线是整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方面”，“写政策”、“写任务”、“创作与政策相结合”、“赶任务”、“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等文艺口号与文艺政策都是这一偏狭观念的具体体现，给文学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简言之，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极“左”政治的影响下，将文学简单等同于政治，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时代政治风云的晴雨表，片面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倾向性，最终使文学失去了自身所具有的鲜活的生命力。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文学艺术的革命是为了思想文化革命，思想文化革命是为了社会政治革命。社会政治革命又作为终极目标规定着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和文学艺术革命的基本视域和话语样式，这三位一体的“革命”规定着有关“文学”的思考与叙述。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如何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它主要通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出来，因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众所周知，文化领导权是某一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导权中的一个方面，而文学领导权又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组成部分。
尽管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为葛兰西(Gramsci)首创，但其思想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西方学者威廉姆·H·肖(William H·Shaw)在解读这一经典论述时认为，“统治阶级的体系如果要统治大众意识，必须与社会其他成员经验中的大部分内容有关联，并得到其认可。”[7]H·肖从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社会经验的个性化、经济幻觉、生产关系的一般化、上层建筑塑造我们的世界五个方面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在他看来，上层建筑的日常运作巩固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因为人们看待这些世界的方式在体现为制度时，就正好与社会现实对应，从而将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并强化这一秩序。概言之，统治阶级要牢固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仅需要巩固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等主导地位，还需要牢固确立自己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而对作为“近50年来最具有独创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8](P215)的葛兰西而言：“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他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他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而且为了行使有效的领导权，就不应该单单指望政权所赋予的物质力量”[9]。尽管葛兰西承认他的相关思想受惠于列宁，认为列宁关于领导权的见解是列宁最大的理论贡献，但是，葛兰西拓展了领导权的所指与含义，正如广些学者所说：“列宁主义的策略忽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然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行不通。因此，他（葛兰西）主张党在试图夺取政权之前，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组织），由它提供一种‘反（资产阶级）文化’，其目的是在市民社会的大多数方面取得支配地位。”[8](P208)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基于当时的革命实践，从理论上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相关论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是对经典作家这一理论思想的发展与创新。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只是强调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葛兰西则强调无产阶级在尚未取得政权即统治地位之前，就应赢得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即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言，在为夺取经济、政治等等统治权的革命进程中，不仅不应忽视对思想、文化的领导权的争夺，而且首先应当夺取对思想、文化的领导权。当无产阶级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就更应加强其对思想、文化的领导权，以确保其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列宁与毛泽东是新社会制度的创立者与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这一高度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分别作出了精辟论述，其理论的实践品格十分突出。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11]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相比，列宁、毛泽东突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在无产阶级文化、文学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文学的党性原则特别强调作家要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为其崇高使命与神圣职责，要牢牢掌握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特别强调作家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与伦理责任，要做坚定可靠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与建设者；特别强调作家要在改造、提升自身世界观的同时，通过文学方式积极教育、引导广大读者。在共和国60年的文学历程中，1949至1984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都属于政治文化。在这一文学政治格局中，“体制之外无作家”。换言之，作家身份被体制化、意识形态化，“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文艺官员”、“文艺战士”等称号与作家头衔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革命作家”、“人民作家”则是他们的主要文化符号与社会身份。政治文化的根本就是牢牢确立其对文学、文化的绝对领导权，将文学纳入政治话语的激励与规约之中，文学因而就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集中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政治意志、民族意志、集体意志等等。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形式，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文学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性的政治，教育，它既是思想启蒙又是情感熏陶与心理认同；政治文化要求其政治理想、政治制度在文学中得到生动具体的体现与反映，要求有一种想象的体验与经历，以一种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来重构社会心理与时代文化精神。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仅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诸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新批评、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等等；文学创作也形成了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商业文化等三种主要文化形态。这与共和国前三十年一种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一种文学、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理论批评领域在初期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努力建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理论品格与文学精神，诸如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等等成为思考与探究的热点问题，当代性、中国经验、民族性构成其关键词。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握？第一，毫无疑问，在我们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环境中，政治文化应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前提下，需要注意克服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认识，即等同论与对立论。所谓的等同论，就是将文学简单等同于政治乃至某一阶段的政策，这一错误认识已被文学实践证明是极其有害的；所谓的对立论是等同论的翻版，即将文学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主张文学脱离政治，文学实践证明这种认识也是极为偏颇的，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政治文化而言，文学不仅不能脱离政治，而且要着力凸显其鲜明的政治情怀与政治意识。因此，文学的政治性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政治，而在于体现怎样的政治，这种怎样的政治又是如何得以表征与叙述的。当然，文学的政治之维的表意策略不是宣传式、说教式、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表意方式，而是一种文学性、审美性的叙事方式。文学的这种神圣职责首先应该由具有党性意识与党性原则的作家来担当。第二，在经济全球化、文学多样化的时代格局中，我们在倡导主旋律、提倡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也要为审美文化、商业文化等的建设拓展足够的发展空间。共和国建立后，党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建设”应该取代“革命”成为时代的中心词汇。但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教训在于，依然将“革命”置于中心，在强调一种文化即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禁锢乃至取消了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实践证明，多种文学、文化形态的存在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文化事业的繁荣。第三，对“文学的非政治化”、“反对文学的非政治化”等主张应作具体分析。在80年代，主张“文学的非政治化”论者，有的基于历史的创伤记忆希望文学远离政治，有的则是为了重建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文学创作的自由性，追寻一种纯审美的文学理想。在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相当一批学者持“反对文学的非政治化”立场。但各自强调的对象不同，各自理解的政治内涵相差甚远，一种是基于主流政治文化的立场，一种是基于民间政治文化的立场，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具体而言，针对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解构经典、拒斥乃至颠覆以往的宏大叙事等诸多去政治化倾向，部分学者重申文学的政治之维，反对文学的非政治化倾向，这里的政治指的是党派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利话语，再次强调文学的核心价值观与价值导向，这种文学政治突出的是国家意志、民族意志、集体意志。对另一部分学者来说，他们认同“人都是政治动物”这一基本观念，基于阿伦特与哈维等的相关思想，将政治区分为党派政治与社会政治，他们所谈论的并非党派政治而是社会政治，把社会政治理解为基于公共领域展开的自由平等的言行，即公共政治。因此，与党派政治强调国家、民族、集体身份不同，公共政治强调个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自由、尊严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两者的政治意涵各不相同，但不能将两者简单对立起来，党派政治与公共政治两者之间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有机统一。
总之，文学政治是文学对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诗意想象，是沟通现实政治与社会理想的纽带。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富强民主的新社会制度过程中，文学政治具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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