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意象与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中的趋同与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分野论文,目的地论文,城市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自1956年Boulding提出意象(mental-image)的概念并将其引入学术研究领域以来[1]，该概念已广为心理学、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营销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等众多学科所接受，并成为不同学科探讨人类行为与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由于学科认识和研究出发点不同，各学科对此概念的解释和提法也不尽相同。在心理学领域，其被称之为心象、心像或表象，用以描述人类感觉经验在记忆中的重现；在地理学领域，其被称为印象或知觉，用来说明人们心中对某一区域或地方的心理图像；在规划学领域，被称为意象；在营销学中将其称为形象或印象，用来表明消费者从众多消费产品资源中所接受的某一产品的整体印象[2]，等。
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内容，不论何种研究视角，都必须明确意象的根本属性，即意象是人们主观价值和知识的凝结，对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个体和外界环境沟通的工具[1]。因此，各类意象研究的基本落点和归属，都应该强调“人”，只有关注该层面，意象研究才有真正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诚然，在强调该问题的同时，也必须承认，由于学科差异，使目前的意象研究呈现多维、多变与丰富性的特征。也由于该特征，使不同学科对意象研究的追逐与研究产出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学科涉猎广度与交叉丰度对意象研究成果多少有明显影响。这其中，以地理学和旅游学领域对意象的研究最为活跃，近年来成果产出也最为多见。
基于理清研究发展脉络、明晰研究视角考虑，本文特从地理学和旅游学视角，分析该两个学科的意象(城市意象和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成果，辨异合同，以期为该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提供基础参照。
2 城市与旅游目的地
现代旅游业产生后，城市就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并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与展现平台[3]。同时，旅游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城市发展，为城市形象展现、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城市居住环境优化等注入了新的活力[4]。
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最早兴起于北美，后传至欧洲，最后普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新加坡，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上述国家城市经济计划的重要构成元素[5]。城市之所以能成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类型，Ashworth认为主要有以下4点原因：①城市建筑物、人和活动的多样性和高密集性；②城市社会和文化的异质性；③城市多功能性的经济特征；④在区域和城市网络间的向心力[6]。Pearce则认为这些特性让城市的旅游目的地特征更显复杂，使其与休闲为主的旅游目的地(如海滩和山脉)有着不同的特性[7]。在城市中，旅游只是其中的一项活动，游客与居民共享或争用服务、空间和设施等。另外，城市在旅游中的角色不只是一种，城市可以是门户、中转站、旅游目的地或旅游资源。
城市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所展现的文化多元性。Howie在其研究中就明确提出，城市的旅游包含了观光游览、参观一些具有文化吸引力的地点(如美术馆、音乐会、博物馆、历史遗迹中心、古迹等)、购物、在外用餐、商务会议等等[8]。Judd和Fainstein则认为城市的旅游目的地特征主要来自于旅游城市化(特别创造的休闲度假地，经过规划或未规划的)、观光历史(古迹类城市因为该地方的历史、建筑及文化特色吸引游客到访)、经过改变建造的城市(一个地方因建构公共设施而吸引游客)[9]。
在学术研究领域，早期的城市旅游研究，相对分散且受多重因素限制，初期的研究工作多由地理学家来加以完成[7]。直至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城市的旅游目的地特性研究是否有必要存在还颇存争议[6]，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忽视城市旅游的发生，而城市研究学者也不重视旅游。在城市旅游促发巨大产业的现实下，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旅游的目的地特性，并从城市旅游供需[10-11]、程序、政策与计划[12-13]等方面对城市旅游进行了系统研究。近年来，城市旅游营销、发展、组织政策、开发冲击评估、城市游客行为、城市旅游目的地意象等均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焦点[3]。
3 城市意象
3.1 研究发展脉络
当提及城市意象(city image/urban image)，或将城市环境看作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时，大部分学者会首先想到Lynch有关城市意象的经典著作及研究。也因此，Lynch于1960年出版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city)一书被学者们普遍看做是城市意象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14]。通过对洛杉矶、波士顿和新泽西3个城市意象的调查与分析，Lynch不仅在研究结论上归纳出了道路(paths)、边界(edges)、区域(districts)、节点(nodes)和标志物(land mark)等5个城市意象的基本元素分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研究者，Lynch开创性的将个体认知与城市这一区域空间进行有益联结，使城市空间通过个体认知而产生一种特殊的环境意义，即特性(identity)、结构(structure)和意义(meaning)。这其中，城市意象的特性是指特定场所的特质，特性若不强烈，在意象的形成过程中就会被忽略；而当特定的场所能与其他物体发生相互联系，这种相互关联的特征就成为结构；意义则是用来帮助个体深入理解特质，当各要素间的关系增多时，人脑中对事物所形成的意象就会更加清晰与深刻。
自Lynch后，Nasar于1998年出版的《城市意象评估》(The evaluative image of the city)可谓是该研究领域的另一力作[15]。其研究不仅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与Lynch的研究一脉相承，同时，Nasar还成功解决了城市意象研究中“实体物理特征与个体情感联结”的实证研究命题。Nasar认为，令人喜欢的城市意象，其特征必须具有值得怀念的喜好倾向。由此，其研究中特别强调城市意象的意象力(imageability)和喜好力(likability)。在意象力构成中存在3个基本元素，即特殊性(distinctiveness)、明显性(visibility)和使用/象征的重要性(use/symbolic significance)。喜好力包括5个基本元素，即自然性(naturalness)、保养/文明性(upkeep/civilities)、开阔性(openness)、历史重要性(historical signifcance)和次序(order)。另外，其研究中还揭示了如，复杂性、相互关系、背景、对比、城市结构及经验等元素对城市意象生成的影响。比较而言，Nasar和Lynch的研究还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研究涉及调查样本的差异，Lynch研究中所涉及的调查样本主要是案例地城市居民，而Nasar研究的调查样本不仅涉及城市居民，还将到访的观光客纳入其研究范畴，并成功对比了两组不同人群对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Knoxville)和查特诺加(Chattanooga)的城市意象认知差异[15]。
另外，还应提及的是，Donald通过对奎戴德圭亚那(Cuidad Guayana)和委内祖拉(Venezuela)两市的城市意象实证调查获知，城市居民的城市意象路径主要由段(fragment)、链(chain)、支/环(branch/loop)和网(network)4种子类型构成；城市意象空间则主要由分散/集群(scatter/cluster)、马赛克(mosaic)、连接(link)和格局(pattem)4种子类型构成[16]。该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意象空间构成的体系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对城市意象研究的视角发生了一定变化。在延续Lynch等开创的城市意象实体(物理属性)构成元素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意象构成中的非实体性元素。Stren和Krakover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一般性城市意象组成的结构模型，其中包含7个基本的元素：以城市美学和距离来反映城市景观和地理特性；以人口规模和活动水准反映城市节奏；以人口特性、气候和居住吸引力反映城市蕴涵(图1)[17]。台湾学者蒋晓梅在针对台南市城市意象研究中，通过对城市意象早期理论与文献的回顾，并藉由专家观点，提出构成台南城市意象的6大元素，即实体性空间与建筑群、特殊文化资产与古迹、地方色彩与民俗活动、城市蓝带系统(水系)、城市绿带系统、城市天际线与地标[18]。Laaksonen等采用视觉拼接技术(visual collage technique)和群体焦点访谈的方法(group interviews)研究了芬兰瓦萨市(Vaasa)的城市意象，其研究结果显示该市的城市意象可被划分为3个不同的标准层次：观察层面(The observation level)、评价层面(The evaluation level)和氛围层面(The atmosphere level)；其构成主要为4个方面，即自然属性(Nature)、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文化(culture)和产业(industry)(图2)[19]。Luque-Martinez等针对西班牙格兰纳达市(Granada)，在深入访谈基础上建构了城市意象的整体模型，并厘清了城市意象的观念和组成因子，其研究结果显示该市的城市意象构成元素为12个：吸引人的城市和建筑(Architectural and urbanistic attractiveness)；运输系统、城市基础设施及交通(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raffic)；历史遗产(Historical heritage)；环境(Environment)；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文化(Culture)；创新及商业文化(Innovation and business culture)；经济及商业(Economy and commerce)；公共设施的范围(Range of services)；大学教育(Education-University)；城市的国际化水平(International projection)；民众的自我意识(Citizen self-perception)。上述因素总体上构成格兰纳达市(Granada)的城市意象，并与城市居民的居住满意度(living satisfaction)呈强正相关关系[20]。
图1 城市意象组成元素的结构模型
图2 城市意象认知层面的互动关联
国内城市意象的研究大量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顾朝林和宋国臣针对北京城市意象的研究，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基本继承了Lynch以刻画城市实体空间为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21]。李雪铭和李建宏对大连市城市意象的分析，将Nasar对城市意象评价与Lynch对城市意象空间分析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效结合，但主体上，还是以城市意象实体元素分析为主[22]。冯维波和黄光宇在对重庆城市意象元素的分析研究中，增加了评价性研究，但研究主体还是以意象实体构成元素为主[23]。
藉由上述成果可知：国外早期的城市意象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解析，该研究视角、研究方式与研究结论对城市空间规划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应用意义。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该研究阶段成果较为突出的学者归属国家和社会背景，其基本均来自美国。该时期为美国二战后城市与经济建设的“黄金期”，城市化运动在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学者们面对城市意象空间实体特质的研究成果也直接为城市化运动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科学参照。伴随着二战后西方世界大规模城市化运动的逐步结束，城市居民开始更多地寻求居住的舒适性和城市精神与文化环境的改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意象研究开始转向城市软环境评价。而国内城市意象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到如今，主要研究成果也体现出与国外类似的发展脉络与特质，大量的研究所聚焦的是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
由此，笔者认为，城市意象研究的特点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所处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背景密切相关，这种隐含背景也决定了城市意象研究的基本走向。
3.2 研究方法
自1948年认知地图被Tolman提出后[24]，该研究方法已成为分析人类空间认知的有力工具[25]。特别是针对城市地理空间的分析，认知地图可以清晰地展现点、线、面积、表面(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14])等空间内容[26]，并形成个体空间认知的内在展现网络(internal representation network)[27]。该研究方法在被Lynch借鉴到城市意象研究中后，受到后来学者广泛认可并加以持续使用。但也由于认知地图形成的复杂性，往往会造成针对城市意象分析过程中某些空间信息的漏损和扭曲[28-30]。因此，几何分析[31]、心理测量[32]、GIS空间分析技术[33-34]等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城市意象的分析当中，并成为近年来城市意象研究不断深化的重要手段[34]。
从上文的研究成果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国外在2000年以后，特别是近几年，学者们针对城市意象的研究方法已不仅局限于常用的认知地图，社会学和心理学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城市意象研究中也得到不断应用，如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视觉拼接技术)、社会学的深度访谈(群体焦点访谈)、专家实地勘察评价、社会心理调查与测量(开放式问卷、李克特量表、语义差量表)。这些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融入，打破了以往传统使用认知地图获取城市意象构成的局限，使城市意象的研究结果不断深化，呈现出更加多维多彩的城市意象构成。
4 旅游目的地意象
4.1 研究发展脉络
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71年，Hunt在其博士论文研究中，成功将意象的概念融入旅游目的地研究当中[35]。自此，该研究命题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并逐步成为现代旅游研究的热点命题和旅游目的地市场细分、市场定位及竞争分析的重要工具[36]。
到目前为止，旅游目的地意象构成理论可归结为如下6个标志性阶段。Fakeye和Crompton根据Gunn的理论[37]，将旅游目的地意象划分为原始意象(organic image)、诱发意象(induced image)和复合意象(complex image)3个阶段构成[38]。Gartner在意象形成因子的研究中表示，意象的形成可视为连续性的过程或讯息，每一类型的意象传送途径均不相同，而经不同管道输送到消费者脑海中的讯息会形成个人对地方的印象，依据性质可划分为5类，即显性诱导因子(overt induced)、隐性诱导因子(covert induced)、独立因子(automomous)、原始讯息(organic)和到访目的地(visit to the destination)[39]。Echtner和Ritchie提出了旅游目的地意象概念构架，其中包含3个连续性维度：整体(holistic)—个别属性(attribute)、功能性(functional)—心理学(psychological)、普遍(common)—独特(unique)[40]。Balogulu和McCleary 所提出的旅游目的地意象构成包含了3个基本维度：认知意象(cognitive image)、情感意象(affective image)及其二者共同构成的旅游目的地整体意象(overall image)(图3)[41]。Beerli和Martin从实证层面对Balogulu和McCleary所提出的旅游目的地意象构成进行延伸研究，揭示旅游目的地意象成因主要受个人因素(personal factors)和讯息源(information sources)影响(图4)[42]。Tasci等在以往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目的地意象构成的互动系统，该系统将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形成划分为4个相互包含与递进的圈层，核心圈层的旅游目的地意象存在普遍(common)—独特(unique)关系；经由核心圈层而形成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基本属性(attributes)特征；由此而引发旅游目的地意象存在3个基本维度，即认知(cognitive)意象、情感(affective)意象与行为(conative)意象；最后所形成的是旅游目的地的整体(holistic/overall)意象[43](图5)。
图3 旅游目的地意象的构成
图4 旅游目的地意象形成的路径模式
图5 旅游目的地意象构成的互动系统
比较而言，国内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2000年左右开始大量出现，基本以对国外成果的综述介绍为主[44-50]。近年来，随着该研究内容和本土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旅游目的地意象原创性研究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田逢军等采用问卷调查和意象草图绘制相结合的方法，从评估性意象和结构性意象两个方面对南昌市旅游地意象进行了实证分析，该研究结果显示出旅游目的地意象组成元素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标志、路径、区域、边界和节点，最主要的意象组织手段是标志、路径和区域[51]；该研究结论与Peace对巴黎的旅游空间意象分析结论基本一致[52]。周永博等对江南水乡古镇的实证研究中提出了旅游目的地意象的三维耦合构成(文脉属性、地脉属性及功能属性)[53]。白凯等则将旅游目的地意象的研究有效拓展至色彩构成与认知层面[54]。
藉由上述成果可知：国外的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从开始就具有典型的心理学视角[55]。在旅游目的地意象的理论发展中，学者们从最初的意象阶段构成划分入手，进而探索与划分不同的意象致变因素；近年来则在旅游目的地意象系统构成与系统互动关系上获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内该方面研究基本以借鉴和应用检验为主，就本土研究议题的深入及原创性研究还相对少见。
4.2 研究方法
国外旅游目的地意象的研究方式可基本划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类[43，55]。定性主要以非结构式研究为主，定量则以结构式研究为主。在其研究的初期发展阶段，主要以定性(Quantitative)研究方法为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开始尝试性并大量使用定量(Qualitative)研究；同时，定性与定量的联合(Combination)使用也不断增加。
Pike在回顾了1973-2000年间的142篇目的地意象研究后发现，大多数的研究使用计量方法来调查旅游目的地意象，非量化技术则不到一半[56]。Gallarza等同年也回顾了分析了1971-1999年间的56篇典型文献后指出，旅游目的地意象的研究方法可划分为非量化和量化(结构)两大类。非量化技术可分为质性研究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质性研究包括了自由揭露/开放式问题、焦点团体访谈、深入访谈/专家讨论；其他研究方法有内容分析。量化的结构性研究方法可分为多变量与双变量两类。其中，结构性研究方法以社会态度测量量表的开发与应用最为多见，基础回答构成一般多为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和语义差异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57]。另外，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判别分析(Discriminant)、聚类分析(Cluster)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等方法也得到广泛的应用[58]。同时，重要性及其表现分析法(Performance-Importance Analysis)方法[59]、游客受雇拍照法(Visitor Employed Photography)[60]、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ketch map)[52，61]等研究方法均得到一定使用。
国内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还主要以国外成熟研究量表的本土化应用检验为主，研究方式多为量化研究的结构性研究方法。近年来，虽有针对本土研究议题而进行的非结构式研究[53-54]，但研究成果和国外类同研究相比，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5 趋同与分野
意象是通过个体对知觉、认知及情感的评价而产生的，它往往被研究者定义为个体心目中对某一事物所拥有的信念、意见与态度，其结构组成具有多层级和整体性特征，同时受个人主观经验、社会文化背景及外界讯息的影响[55]。虽不同学科对意象的解释与应用均存在一定差异，但就城市意象与旅游目的地意象，笔者观点，其研究类同大于差异。
5.1 趋同
在学科研究中，趋同是指不同学科之间，就相关或同一研究议题，随着学科和社会发展需要，在研究上日益交叉融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落点等问题上趋于接近甚至一致的现象。就本文所分析的城市意象与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笔者认为，其存在如下的趋同特征：
(1)研究核心内容
人类对外部环境及事物象征意义的主观经验理解与呈现。不论是城市意象研究还是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其最核心最根本的聚焦点都在个体或群体对外部环境的经验性评价或认知加工结果呈现上。不论城市意象和旅游目的地意象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发展到那个阶段，二者都在紧密围绕该核心内容展开。
(2)研究的基本指向
清晰界定的区域或空间。城市意象研究的基本指向是城市的区域与空间；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所指向的区域与空间可大可小，大到区域(大洲或国家)，小到景区；但无论研究区域如何变化，二者在基础的研究指向上，都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地域范围，只有聚焦到某一区域或空间，二者研究才会有实际的落点，而这种固化的区域或空间指向，也使其研究具备真实发展的意义。
(3)研究方法
社会调查与分析主导。就目前城市意向和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来看，城市意象的各种研究方法已被有效融入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当中。这种研究方法的融合，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二者在研究指向的清晰性，即都要面对相对固定的区域或空间。另外，由于二者所选取的一般都是大尺度的区域或空间来加以分析，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解释区域或空间对人的影响与意义，即意象存在的社会属性。该属性解释的直接途径是社会调查与分析方法的应用，这也是为何在以往城市意象与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中，社会调查与分析方法居于研究方法主导地位的原因。
(4)研究发展的外生动力
社会及人类的生活需求。城市意象最早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其研究结果对当时美国的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科学参照；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同样源于美国，并兴盛发展于西方世界，这与二战后西方世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基本结束，人们转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存在密切联系。在二者的发展脉络中，虽没有明确的文献提出此两类研究源于社会需求，但其隐含脉络却清晰可见。由此可知，这两类研究正是在这种隐含的社会及人类生活需求下得以生根发芽，并获得长足发展。
5.2 分野
从科学发展历程看，学科的融合与分化是学术研究深入和细化的必然结果。在强调学科融合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只有存在个性，学科研究才会更具活力与潜力。因此，在城市意象与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与日益趋同发展的背景下，也有必要明晰二者差异。就前文分析，笔者认为城市意象和旅游目的地意象在研究上存在如下差异：
(1)研究涉及群体的差异
在城市意象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其所关注并实际面对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居民，研究中强调了城市居民对某一区域或空间的熟悉性或整体了解。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对象则是到访某一区域或空间的游客，而游客对于该区域或者空间的理解、心理呈现会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虽然Nasar的研究有部分研究群体涉及到游客[15]，但从整体城市意象研究脉络看，城市居民一直是城市意象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对象。
(2)研究学科视角的差异
城市意象研究从开始就呈现出典型的地理学时空视角，这种研究视角的倾向不仅来自于研究者本身的学科背景，更多是在应用层面对研究区域的清晰界定。因此，城市意象的初期研究更多关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心智展现，这也使城市空间结构的心智分析成为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游客的基本需求是追求在旅游目的地活动的“身心愉悦”，旅游目的地意象对游客的吸引到访首先要迎合该心理需求。因此，在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整体发展中，心理学研究视角占据了主导地位。
6 结论与讨论
6.1 基本结论
本文在重点文献回顾基础上，就城市意象和旅游目的地意象的研究发展脉络及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二者的产生、发展与国际、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与人类的社会性需求存在密切联系，而这种社会性需求也决定了这两个研究内容的基本发展方向。就城市意象和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本身来看，二者在研究的核心聚焦内容、研究的基本指向、研究方法与研究发展的外生动力上都基本趋于一致；在研究涉及群体与研究学科视角上存在明显的差别。
6.2 讨论
从城市意象和旅游目的地意象的整体研究发展来看，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后起于城市意象研究，也植根于城市意象研究，但却是近年来“意象”旁及交叉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组成。当我们从城市和旅游层面来研究意象，那么城市意象和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就会产生有效的交叉与融合。该交叉与融合研究中，要充分发挥城市意象对区域或空间结构性分析的特长，也要发挥旅游目的地意象对其心理体验属性分析的特点，这样才能更加完整的分析“意象”在某一特定区域与空间的深层演化规律与影响。也由此，笔者认为，未来二者的研究还应该更加关注如下内容：
(1)“意象”的地方感研究。城市意象和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所必须的载体是区域或空间，笔者在这里以“地方(place)”的概念来对二者加以涵盖与替代。意象之所以存在并对人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因为意象将个体或群体与“地方”进行了有益的联结，即使“地方”对人类产生“意义”。因此，在关注意象的一般意义分析的同时，应该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由意象所引发的“地方感”。这种理论和应用的深入，将把人类行为与“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清晰表明“意象”对人类的影响机制。
(2)“意象”研究技术的借鉴。以往意象研究往往聚焦大尺度区域或空间，这虽使研究者能清晰分辨人类认知在空间呈现上的结构与框架，但细化分类研究也由此而遇到一定的困难。因此，在细化微区位意象研究上，有必要借鉴医学和生理学研究方法，针对选定的“地方”，合理应用各种实验仪器与设备，解构并展现意象的微区位构架与组成；同时，还应使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方法—GIS技术，分析意象的认知扭曲、实体地理空间意象的仿真模拟等，以此来继续深化并延伸意象的大尺度分析与探讨；另外，继续发挥以往意象研究中使用的社会调查与分析方法，并从“地方感”角度，关联意象的微区位空间与大尺度空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这三方面研究方法的共同使用，完整的进行意象研究，进而获取深入的研究规律。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承接与递进，意象研究到如见依旧存在旺盛的生命力，虽然其“虚无缥缈”的抽象与概念不易测量，但其影响却真实存在，并不断影响与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而该研究命题也必然如文中笔者分析的那样，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长期存在，也必然会在短时期内跨越西方的研究发展历程，并不断被我国学者所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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