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嬗变与可持续安全
郭 锐，廖仁郎
摘 要：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发展、制度等新要素纳入国家安全建构流程，不断创新国家安全观念、持续凝聚各国安全共识、努力实现可持续安全，是新时代国家安全观嬗变的新诉求与新方向。中国要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创造性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和元素”，以“泛安全化”新思维谋划本国及其周边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的新局面。要继续推动和深化全球治理结构变革，努力提升边缘主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要充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切实增进地区乃至世界安全效度，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协调并进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
关键词： 泛安全化；可持续安全；安全共识；共享发展；制度创新
安全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从观念、方法抑或手段看，传统安全观及其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大变局”带来的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变化和新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领域“泛安全化”倾向愈发明显，如何有效化解更趋多元化多向度的安全风险及其挑战，为人类社会创造宽松和谐的安全与发展环境是当务之急。为此，中国领导人创造性提出“可持续安全观”这一新理念，强调通过价值、发展层面的积极效用来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安全领域的多元威胁及其挑战，努力探索人类社会实现持续发展、持久安全、和谐共生的新道路和新模式。可以说，立足于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从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嬗变出发，以安全共识、均衡发展、制度革新为视角，创造性探讨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安全的新思路，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中国作为，既是一项重大的时代性命题，也是切中现实的战略性课题。
一、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嬗变及其价值理路
长久以来，人类社会一直缺乏良策充分有效地破解所谓的安全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的安全观念没有跟上安全形势的变化，以致缺乏有效对策”[1]。毋庸置疑，理念创新是探索破解安全困境之路的根本所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嬗变以及基于此创造性提出的可持续安全观这一新理念，为稳妥解决当今世界跨境跨领域的普遍安全难题，提供了新思路，贡献了新方案。
1.从领域性安全到总体安全
迈入新时代，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其以更趋自信开放的心态追求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努力也明显增加。在此背景下，重塑中国对世界想象，扭转“落后挨打”的悲情世界观[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新型地缘政治格局，成为中国重新认知世界、发掘自我的理论自觉。从安全领域看，这具体表现为聚焦人类社会持久和平夙愿，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走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持久安全之路，成为中国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化解安全困境的新思路。究其原因，世界各国的生存与发展不再是零和竞争关系，而呈现合作共赢新表现。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安全问题的渗透性、联动性进一步增强，世界若想实现持久普遍安全，只能在安全观念的不断创新中以制度性联合供给方式实现。从领域性安全到总体安全的新跨越，正是建立在此种对人类文明发展及其走向的预判之上。
综上所述，B7-H4和B7-H6蛋白在卵巢良、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存在差异，并与恶性肿瘤患者年龄、组织类型、p53蛋白表达相关，提示这两种蛋白参与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病。此外，近年来已有研究获得B7家族靶向治疗肿瘤的证据[14-15]，但确切作用机制尚不清楚，须加大样本量进行深入的体内及体外研究。研发针对B7-H4和B7-H6的卵巢恶性肿瘤靶向药物，联合经典的治疗方法，有望为卵巢癌提供新的治疗方案，进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第一，安全筹划的整体性。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处于深刻调整转型之中，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突显，维护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任务极为艰巨。为此，中国努力突破狭隘的、单边化的、线性式的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种种局限，自觉地把国际安全议题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域中予以审视和筹划。就此而论，中国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新理解和新破解，显然不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未能跟上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与发展进程，加之其对安全议题的思考和谋划始终缺乏“大我”的国际伦理关怀，而是囿于孤立封闭的“小我”之中。有鉴于此，中国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思考，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历史局限，将其从一般性的国家层面拓展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当下与未来相结合的广阔时空维度。
第二，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进入21世纪，全球范畴的多重安全跨时空交叠在一起，致使国际安全的传统边界不断被打破，国际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趋向。这其中的逻辑演进主线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民粹化，民粹问题国家化，国家问题安全化[3]。针对此种局面，“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务实安全的根基”[4]。毕竟，“在开放的环境下，没有发展，就必然会带来不安全，发展成为安全的根基”[5]。可以说，这是一个相互递进、彼此相连的过程，但其肇始于经济领域，根源于发展议题。有鉴于此，要防止经济问题的联动化、扩散化，应聚焦均衡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在总体安全观的统筹下实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科技等各领域的动态平衡发展。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要超越地缘政治制衡的种种约束，努力弱化“中国威胁论”等不当舆论的冲击影响，多措并举凝聚世界各国安全共识，将发展、制度、文化等要素注入可持续安全理念及其体系建构流程。从这个意义来说，可持续安全就是以发展为路径、以共享为核心、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共同安全体系。
2.从自利性安全到共同安全
第三，生态环境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生态环境议题的关注与思考，经历了从“问题”到“危机”再到“安全”的飞跃[10]。2014年，中国首次将“生态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使其同国防安全等一样成为保障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支持系统。究其原因，人类社会不仅起源于也生存发展于自然环境，其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环境。因此，将生态环境问题“安全化”，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同时，可以从源头上防止因生态环境问题的积聚而演变为一般性的政治或国际问题。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看，全球性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的一再频发，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与安全。要确保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安全，构筑覆盖全球范围的生态安全体系，既是国际社会的必然政策选择，也是推动各国从自利性安全转向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泉。
第一，发展道路安全。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习惯性地把西方发展模式视为从“后进”跻身“先进”的唯一途径，由此不可避免地跌入简单“拿来主义”的怪圈。从结果看，这并未让那些国家走向现代化，反而使其丧失了主权与安全，陷入党争纷起、政局动荡、战祸不断、社会失序的泥淖[8]。实践经验表明，要保障国家发展道路安全就得强化底线思维，做到既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向外“输出”本国模式，不断增强道路自信以根治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化。这其中，要重点防范因丧失主权与安全而沦为受控于人、仰息于人的“提线木偶”，致使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4]因此，要从自利性安全跨越到共同安全，最根本的是坚持道路自信，根治思想的殖民化。
第二，人民生存安全。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由“暗流涌动”转为“汹涌澎湃”，且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究其原因，是底层民众的诉求不得满足，而渴望通过“反建制行动”唤起国家对其诉求的关注。对此，要及时“查缺补漏”，做好网上舆情引导工作，防止因民粹主义思潮蔓延扩散而引发不必要的危机。尤其是防止外部危机内部化、内部危机国际化，避免内外因素作用下危及国家安全和民众正常生活。要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破除“阶层固化”，打通向上流通渠道以有力引导社会预期，帮助民众树立安全信心，争取时间加快改善人民安全的薄弱环节[9]。可以说，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存权利和发展利益，是新形势下真正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凝聚各国人民力量筑牢共同安全体系的根本要义所在。
在开放环境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7]。因此，任何牺牲他国安全利益以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最终只会让其陷入安全洼地，贻害自身。从这个意义说，安全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联动的。防范和化解国际安全风险的积聚及其扩散，就要推动各国从关注自利性安全转向追求共同安全，从根源上防止小风险演化为地区性、全球性大风险。当务之急是确保国家发展道路安全，即每个国家因应自身国情及要求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要破除一些国家根深蒂固的“输入”“输出”模式的迷思，同时避免全球陷入“环境赤字”的旋涡。
3.从竞争性安全到合作安全
当今世界，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7]，以何种策略来应对严峻挑战，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能力。总体来看，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跨国化的安全威胁，中国外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主张把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统一起来，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发展繁荣的世界。此外，中国积极倡导在国际规则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及模式，即相比以往“更加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的国际关系”[11]。可见，从竞争性安全转向合作安全，其实质是将发展、制度等新要素注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由此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贡献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这既是中国优秀文化基因使然，也是中国对负责任大国的坚守。
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诺基亚引以为傲的大规模定制和大规模生产模式已不能够适应手机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如今的消费者更多地重视个性化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以及良好的用户体验。诺基亚最终衰落，被微软收购。
第一，利益均衡原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发展赤字”问题日益突显，世界各国对稀缺资源的竞争进入新阶段。其中，发展空间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对各国间的利益关系进行积极的制度性、结构性和政策性调整。究其原因，利益失衡是导致人类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所在，要高度重视均衡发展与持久安全的内在辩证关系。对此，中方强调“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12]。可以说，以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制度化方式，推动世界各国在利益表达与国际安全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是当下国际社会探求共同安全之路的最优政策选择。
第二，精准合作原则。当今世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13]。在推动全球安全合作进程中，要依托现代科技手段精准提升全球安全治理效能，将科技、法治、文化等要素融入其中，积极鼓励和吸纳非政府组织的多元参与，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新格局。为此，应扩大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共识，率先从低敏感度领域入手，同时依托现代科技手段持续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潜在安全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球安全治理的合作性、精准性、高效性[7]。可以说，精准合作已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共同治理、提高全球安全治理效能的关键一招。
第三，制度性联合供给原则。国际安全作为具有公共产品一般属性的一类国际公共产品，其存在“供给—消费”间的张力与统一问题，即“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义务和享受全球公共产品带来的实惠之间往往存在着‘权责不一致’的现象”[14]。在此情形下，不是单方面供给以维持安全，就是“几方共治”构建局部安全体系。不过，上述模式所具有的权力化特性，使其无法从根源上克服国际安全在“供给—消费”间的张力与统一矛盾。相反，还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强度，使世界陷入“治乱”循环的怪圈。对此，习近平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5]在持续供给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上，中国主张让世界各国共同分担全球安全治理成本，同时平等分享其治权与利好，走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制度性联合供给新路。
第三，摆脱话语陷阱。从本质上看，话语陷阱其实是西方国家企图在舆论优势中以其经验、模式绑架或“西化中国”，将中国导入其所预设的所谓正确制度轨道，以延续西方霸权周期。近年来，西方国家舆论以“修昔底德陷阱”来预判中美关系走向即是一种话语陷阱，旨在误导人们认定这就是所谓历史规律的终结，中美关系将在这种历史逻辑的必然性下展开竞争[29]。面对西方国家的舆论攻势，中国应依托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不断凝聚可持续安全共识，增强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信心以破除具有迷惑性、煽动性的西方话语陷阱，走出和平发展的中国新路。另一方面，在变乱相间的国际时局中，共有安全理念的缺失，使得国际局势变化总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这表明在国际安全领域亟需进行话语“治理”，以便更好地消除安全分歧，塑造安全共识[30]，这也有助于摆脱西方国家所预设的话语陷阱。
所有研究[6-11]均报道了采用随机分组，仅1项研究[11]未提及具体随机方法，其余均为随机数字表法[6-10]；所有研究[6-11]的统计学方法均正确，组间分配均平衡；5项研究[6-10]报道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仅1项研究[11]未提及是否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研究[6-11]均未采用意向性治疗（ITT）分析，均未提及随机方案的隐藏、盲法的实施；2项研究[6，9]报道了退出与失访，且均说明了退出与失访的人数及原因。经评价，1项研究[11]为高偏倚风险，其余研究[6-10]均为低偏倚风险，详见图2、图3。
二、可持续安全：新时代国家安全观的新诉求
可持续安全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它有别于权力相争的西方安全观，不再把竞争、敌对放在首位，而是突出发展与安全并重，强调以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要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均衡和谐。
1.重视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辩证关系
新时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准确预判，也是人类社会应有的和平发展状态。不过，要把这一理念转变为行动，将美好愿景变为一种现实，显然离不开发展与安全的协调并进。
从经济维度看，以均衡发展筑牢国际安全的根基，需要一套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显然，当前“中心—边缘”的国际经济秩序缺少公平正义性，未能将逐利本性的资本导入合乎道德的市场格局。诚如“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16]。可见，离开世界各国的均衡发展以及人的价值缺失，只会让国家及世界发展成为不可能，陷入不可持续状态，让市场变得毫无价值和温度。确切地说，这将演化为一般性的政治或国际问题，使国家陷入治理失效的泥潭，由此形成安全风险洼地，并不断扩散为地区性抑或是全球性安全问题。有鉴于此，应通过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国际民生的可持续改善，为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安全，夯实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巩固执政之基。
（2）宁吃早，不吃晚。晚餐最佳的进食时间是18～19点。如果吃得太早，睡前容易饿，影响睡眠，但也不宜吃得太晚。最晚也要与睡觉时间相隔3小时，给肠胃足够的消化吸收时间。
从生态维度看，克服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异化问题，是实现发展与安全协调并进的内在诉求。长久以来，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过，当下这种模式不再具有可复制性和延续性。这是因为，“当前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突破了自然的生态阈值，破坏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直接危及人类世界的永续发展”[17]。此外，“由环境资源生态危机引发的国家利益与民族矛盾乃至文化与宗教冲突日益突显”[18]。这说明，人与自然的异化，其本质是资本“绑架”人的良知所致。因此，要防止生态危机扩散化，推动发展与安全协调并进，最根本的是推动生态化、绿色化的产业转型进程，将生态优势依托绿色产业发展转化为切实的经济优势，让绿色经济、生态建设有利可图。如此，将“资本”导入正确轨道，使其发挥造福人类社会、促进世界发展的杠杆效用。
从地缘维度看，发挥各自地缘优势，推动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走向和平合作，是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必要支撑。历史地看，人类社会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跨越，主要得益于海洋文明的滋养及崛起。不过，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诸多不幸也肇始于此。这是因为，海洋提供了一种迥异于陆地的动员能力[19]。这使得陆地文明无力于抵御海洋文明的公司化运作、举国化的扩张及殖民，让其沦为单向度、不平等的为海洋文明提供价值、资源的附庸之地。虽然此种殖民扩张早已成为历史，但压迫、剥削、不平等的基因却深深嵌入现代世界体系。可以说，革新海洋文明的寄生性倾向，努力发挥各自地缘优势并实现战略互补，是当下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安全、破解近代以来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间断冲突与对抗的关键所在。即从地缘关系上充分化解“东西”“南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隐含的历史命题，也是重塑人类生存方式与国家发展模式的时代课题。
共有32个城市进行了人才政策创新，平均中位数时间是47，即2005年6月加47个季度，时间较长的原因是有截尾数据46个，置信下区间是38，上限无，因为还有较多没有实施人才创新政策的城市。
从安全维度看，在“鸡犬不相闻”的时代，秉持固态的、防范式的、封闭化的安全观，把安全塑造得如蜗牛壳一般结实，尔后归宿其中即可，符合当时的安全环境[20]。不过，伴随各国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趋突显，这种“禁锢式”安全观已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其对当下开放化、联动化、复杂化的安全环境也束手无策。为此，要摒弃零和思维，“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4]。具体来说，应依托“共商共建”原则将可持续安全观根植于可持续发展进程，同时借助经济手段化解安全分歧和冲突，努力凝聚各国意志使其致力于全球发展和治理改革，共同应对潜在的及当下的安全威胁与挑战。毫无疑问，推进可持续安全建设，离不开对维持安全“成本—收益”的权衡计算。而可持续安全的精髓正是降低安全成本，使其避免陷入“高成本、低安全”的战略困境[21]。
其实，发展与安全并举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其可以借助“可持续”理念实现统合与良性互动[22]。为此，在推进可持续安全落地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发展与安全的内在辩证关系，做到以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最终实现世界各国的均衡和谐与持久安全。
可持续安全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求和时代课题。伴随国际社会的竞争重心由“高政治”领域向“低政治”领域转变，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随即扩大，并不断向经济、生态、金融、科技、信息、文化等各个领域扩展。在此格局下，国家间安全的依存性日趋提升，而对抗性有所下降。国际社会日渐倡导以合作和多边主义途径解决安全问题，以谈判和对话取代对抗和封锁[23]。其中，从非持续性安全转向可持续安全，是国家安全观时代嬗变的核心价值诉求。
2.从非持续性安全转向可持续安全的价值诉求
近几年国家对各单位的国有资产的管理日趋规范、严格，从经费申请、采购、验收、日常管理到报废处理等流程都有了新的要求。清查核资工作也要求成为年度常态性工作开展，学校传统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高值易耗品、在建工程等都纳入了资产管理要求中。学校自身拥有的资产数量较为庞大，且所包含的种类繁多、形式多变、管理分散，学校目前使用的资产管理系统对于资产无法实现有效管理。
抽取市售豆奶饮料30批次，配料表明示均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取豆奶饮料40 mL置于50 mL离心管中，10000 r/min离心5 min，弃上清，取沉淀80 mg于2mL离心管中，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提取基因组DNA。若单次离心沉淀较少，再次取样，重复离心1～2次。以提取的DNA为模板，分别进行RT-PCR和ddPCR反应，检测CaMV35s、NOS、Lectin基因。
第一，破除零和思维。在相互依存时代，努力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再平衡，为人类社会探索更好发展前景创设新的想象空间，这有助于破除一些国家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维。当今世界，固有矛盾积重难返，新的纷争层出不穷，互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始终难以避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国家惯于零和思维模式，以自身的“绝对安全”、利益优先为第一目标。在各国安全共识的凝聚过程中，要以共享发展消弭现实及精神世界的分歧与冲突，积极引导人类社会从“丛林困境”迈向“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应不断提升中国观念、中国价值、中国制度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努力贡献中国智慧，有为展现中国担当。
第一，国际体系迎来革新时刻。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而西方国家整体性衰弱日趋显现。这导致大国实力对比开始逆转，也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提供了契机与动力。不过，西方国家软硬实力走弱态势，不仅引发其结构性焦虑，也加大了其对外转移输出矛盾的风险[24]。在此格局下，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有所加剧，国际体系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大，致使全球化进程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美国更加忌惮中国持续强势崛起，其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军事挑衅、政治离间、经济施压和舆论丑化，使国际社会深感“修昔底德陷阱”恐会在中美之间“一语成谶”，“引发世人对所谓‘新冷战’的担忧”[25]。要规避国际体系革新的震荡效应，防止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迫切需要安全观的突破与发展。应当说，争取双赢、多赢、共赢的可持续安全理念的提出，与此时代心声密切相关。
第二，西方发展模式潜力渐尽。历史上，西方国家在人类社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上，无疑具有开拓之功。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诸如“难民潮”危机、民粹主义泛滥、反全球化等“西方乱象”日渐突显，使人们深刻意识到今日西方之模式已达到岌岌可危的临界点。特别是面对种种危机事态，西方国家所思所为的不是“治”而是“斗”，生怕其他国家就此崛起，动了其“奶酪”。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仅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危机表现，更是其发展模式的制度性危机。正是制度设计及安排上的痼疾，限制了西方国家“更有作为”，也表明“拔一毛以利天下”不可能。西方国家的式微，给人们破除对其发展模式的迷思提供了契机。事实证明，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对更好社会制度的追求没有止境。当下，由“反思”走向“求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和政策诉求，而安全领域则是“求治”环节中的关键方面。可以说，可持续安全理念的提出，正是国际社会思潮从“贵斗”转向“贵和”的逻辑延伸。
第三，中国力量是现实推动力。伴随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其中除部分国家恶意抹黑丑化中国外，更多的国家是对中国崛起后力量投放何处深感疑惧。对中国来说，其能否摆脱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路径依赖”，开拓一条“强而不霸”的新兴大国崛起之路是当务之急。中国要稳健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论从理论、方法，抑或实践、传播上，都需要构建一套融通中外的完整的国际话语体系。由于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诉求，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采取何种政策与方案，都会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这对中国周边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在实力对比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周边国家若对中国采取扩张式或进攻性外交政策，其地理上的亲缘性将会使彼此间安全上的“缺口”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安全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安全关切的重大现实选择。
古筝合奏曲在历史中有很多，但大多是和其他的一些民乐合奏。现在古筝合奏的形式多样，有和民乐合奏的《枉凝眉》还有和钢琴合奏的《临安遗恨》等等，在演奏形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由于其丰富的音色和演奏技巧，所以有了很多不同的演奏形式。在独奏和合奏方面不仅继承了传统还取得了新的成就，弹唱因为难度希望在将来有进一步的发展。
3.从偏重于安全手段的强调转为对安全共识的凝聚
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化的当下，各国利益整合也日益向纵深化发展。在此格局下，所谓安全困境虽未能根除，却为其缓解创造了有利条件[26]。具体来说，国家利益的高度捆绑化，迫使各国更加理智与克制，动辄诉诸武力解决冲突与矛盾的行为日趋减少。毕竟，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利益格局中，“伤敌一千”势必“自损八百”，其中利害谁都清楚。这使得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政策成本在升高，而其政策收益在降低。这意味着看待安全问题、筹划安全战略，需要在战略和策略上增强理性认知[27]。现阶段，中国应继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不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为之注入中国元素，使可持续安全理念成为增强中国外交正义性的有效价值工具。为此，要传播好可持续安全理念，努力推动各国从偏重于安全手段的强调转向对安全共识的追求，从“拨开云雾”中让世界更清晰地识得时局变迁的“庐山真面目”。要“立”必先有“破”。当前，对安全共识的凝聚，可从以下方面探索“破旧立新”。
这种理论在比较法上的支持是日本的实践。日本高等法院在1995年BBS Wheels案中，曾认为日本传统的权利用尽原则的合理性依据即在于专利法的平衡原则，当他售出商品时即已经获得了补偿，因而不应二次获利。这同样适用在专利权人在国外销售产品的情况[11]。
第二，摒弃制度霸权。化解安全困境，凝聚安全共识，需要革新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进行“去霸权化”改造。其中，合理规划制度变迁成本，在共商共建共享中融入各方合理诉求，形成“大国做榜样、尽义务、讲责任，小国享平等、有民主、受帮助”[28]的新格局是关键所在。事实表明，大国能量虽大，但无法单独应对日趋跨界跨国性的“泛安全化”问题的挑战；小国能量虽小，但其是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关键支点，不可忽视，无法小觑。个别国家以强权逻辑不愿放弃霸权体制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动辄以霸权国身份施展霸凌行径已被世界各国所厌烦。可以说，彻底摒弃基于霸权逻辑、强权思维的制度霸权模式，真正跨越“强国必霸”“以霸制霸”的逻辑误区，消除霸权国对崛起国的防范心理、大国对小国的支配惯性，推动国际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协调共进的新路，有助于世界迎来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老马哥，咱们兵团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我们家和你家结成“亲戚”了，听说你牛羊养得好，现在团里扶持创业，你可要抓紧机会，成立个牛羊育肥合作社，不仅自己的腰包更鼓，而且可以带着儿子和其他职工致富。”11月28日一大早，一八三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徐群英冒着严寒来到第九作业站回族职工马如海的家里，为他送来了致富的门路。
三、新时期推进可持续安全理念的路径抉择
第三，安全威胁的多元性。以往，对国际安全议题的思考及其破解，更多的是囿于传统安全观的视域，而忽略了来自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这表明国际社会的安全观念发展，滞后于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不过，在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当下，凡是有价值的、能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要素，均有可能因受到他国操纵而转变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负因子。毫无疑问，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和思考，要有长远的、全局性的和总体化的战略眼光，要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谋划。同时，要辩证地、系统地分析和解决国家安全领域的新威胁。近年来，中国全方位、建设性地参与网络、深海、极地、太空等战略新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6]，就表明其以提升制度性话语为抓手来应对日趋多元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及其挑战的新思路。可见，要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就得由“被动”转为“主动”，不断创新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观念与手段，并将自身安全与国际安全协调统一起来。
1.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强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发展是安全的根基所在。人类社会对发展的不懈追求，如同渴望自身安全一样永恒。可以说，发展与安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伴随中国与世界日益圆融为一体，其国家利益边线也不断向海外拓展。在此过程中，中国愈发深刻认识到，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世界才能更好发展，才能实现持久安全[4]。令人遗憾的是，长久以来各国对安全问题的思考，深陷于现实主义的非伦理的安全观泥潭，使国家更多地偏重于对自助安全、自利安全等方面的强调，而忽视了发展与安全之间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尤其是不注重以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此种形势下，要激活可持续安全理念的常态效能，切实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心理，必须依托切实可行的、系列化的战略举措。从现阶段看，应将可持续安全理念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上可持续安全之路，有效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安全治理的成本与难度。
第一，战略对接。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因治理失效甚至是治理失败，一直处于“越穷越打，越打越穷”的困境。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和安全的诉求更为迫切。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加强高层对话以消除信任赤字，积极构建安全情报共享体系，精准防范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新时期中国要创造性地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同时将发展、安全等要素融入其中，努力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实现发展与安全的良性互动。
第二，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位于传统地缘政治观的边缘地带，同时基于“资源诅咒”所导致的“制度困境”，其成为地缘安全洼地的泛滥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效降低地缘安全风险，就要帮助这些国家破除“资源诅咒”效应，多措并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经济融合，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与合作繁荣。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打破发展瓶颈，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并从中受益”[31]，这是新时期中国为世界贡献持久安全新方案的智慧与作为体现。
第三，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底色。从现阶段看，坚持绿色发展首要在于规避对资源的寻租行为，充分发挥廉洁政府对资源开发与收益分配的积极效用。可以说，这既是绿色丝绸之路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愿同各方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32]。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治效与经济发展并重，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沿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筑牢民心基础，巩固政权及社会发展的根基。
2.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世界和谐贡献中国智慧
文化是观察世界、思考安全议题的独特视角。在民族复兴道路上，要弱化“中国威胁论”等言论的不利影响，传播好可持续安全理念，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提炼并梳理优秀因子是重要路径。可持续安全理念蕴含着诸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仁为本的治理观、义利兼顾的利益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体现着中国“和为贵”的文化传承和升华，也是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与创新，为中国走好“强而不霸”崛起之路提供了坚实的优秀文化基础。为此，在完善和优化全球安全治理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文化自信，坚定传承文化命脉，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努力实现文化复兴，要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为世界和谐贡献中国智慧。
第一，整体观。可持续安全理念着眼于人的“类安全”及其共生共荣的伦理关怀，其更注重对整体价值的张扬，注重在与他人、社会、自然、世界的不断圆融中实现新的升华和超越。在实践可持续安全理念过程中，应提炼其所蕴含的独特的整体观，并以鲜明的中国文化标识对外传播，让世界各国在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不断增进安全共识，走向安全合作，融为安全共同体。
第二，义利观。义利之辩，初看是个体道德修养的命题，但其实质是一个关乎社会价值分配的正义性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可持续安全的根基是发展与安全并重。这就势必涉及价值资源分配的正义性问题，以及“权利—义务”划分的合理性问题。不过，“权利—义务”划分只是利益分割的法律表达而已，归根结底还属于“义利之辩”范畴。要传播好可持续安全理念，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律，阐释好“义利之辩”这一时代性命题。要积极引导大国更有担当，让其他国家更有存在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第三，辩证观。从古至今，道家用弱、法家用强、儒家用中的辩证思维习惯，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为[33]。在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的过程中，应对道、法、儒三家的辩证思维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进入新的境界。特别是当下西方国家二元对立思维盛行，致使国际社会处理分歧与矛盾时极易陷入纷争困境。要跳出“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从传统辩证思维中汲取优秀营养。以中国“贵和”思维弥补西方“贵斗”思维的不足[34]，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辩证观的时代价值，是时下践行可持续安全理念的关键举措。
3.以“泛安全化”思维全方位强化国际安全合作
当今世界，面对日益复杂深化的安全形势，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唯有兼善天下才是王道。这是因为，相互依存已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彼此间的安危痛痒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立足于新时代，唯有以“泛安全化”新思维全方位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局面，使各国在动态、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环境中把握关键，展现主动。具体来说：一是积极主动预防。要化解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日趋严峻挑战，在观念、理解上加强重视是基本前提。要制定科学有效的应对方略，做到未雨绸缪，切实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特别是近年来网络安全领域的挑战日趋增多，且对国家各领域安全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效应[4]。可见，在积极主动实现安全预防的同时，还应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二是聚焦均衡发展。当今世界，国际安全领域的老问题未有根治，新问题又不断冒头，而其根源则在于收益分布失衡、发展空间不均衡。对此，唯有聚焦发展空间均衡化这一新方向，努力促成各国各区域间实现优势互补，才能妥善根治全球日趋突显的“泛安全化”问题，筑牢世界可持续安全的根基。三是促进相互合作。面对分歧与冲突，对话合作是破解赤字、化解冲突、促进安全的最佳办法。这其中，培植共有理念是重中之重。针对国际社会长期以来难以达成持续有效的安全共识的不良局面，应多措并举以开放姿态努力突破国家及区域隔阂，精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效度，使可持续安全理念从中国走向周边，遍及世界。
流程5：数据包在被解封装之后，按照目的地址EID2将其转发至LISP网络b内。至此，数据包全部抵达节点Y，整个数据转发流程结束。
4.提高新兴主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
伴随全球多个发展中心态势的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的空间分布更趋均衡化。不过，由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封闭性，未能将新兴力量纳入制度性轨道使其发挥应有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使之整体性游离于全球治理体系之外，导致全球治理的有效供给度不足，也增大了全球治理失灵的风险性[35]。相反，“他们(西方国家)撇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搞世贸组织改革，意图很明确，那就是先拉‘小圈子’建‘新群’，设定‘新群’的‘权限’，再让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导致其只能被动遵守新规则，买‘二次入场券’”[36]。美国一度极力倡导TPP协定，即是先拉“小圈子”建“新群”的典型案例。这种私利在先、自我为主的绝对获益取向，不仅无意于各国合作应对日渐频发的全球性问题，还使全球化、区域化饱受诟病甚至是质疑，极大地扰乱了全球治理的秩序性和正义性。其实，完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已无法延续，重新分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权、话语权，提高新兴主体在该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已是大势所趋。唯有如此，才能将“新旧”力量有效整合起来，并使之有益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防止其因分歧冲突而走向对抗或是重新割裂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说，未来大国关系总体上仍将呈现竞合态势，但会更加趋向制度化[37]。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全球治理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优化，尤其是把新兴力量融入其中使之切实发挥有效作用，以吐故纳新做法重振全球治理的活力效力，而首先提高新兴主体在其中的制度性话语是当务之急。
四、结语
不论从理论抑或实践来看，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安全抑或发展问题，都因囿于“旧思维”而束手无策。在此背景下，亟需构建以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的新模式，推动国际社会从“贵斗”转向“贵和”，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关系均衡和谐的新安全观是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可持续安全理念的提出，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相比于传统安全观，它强调从更长远、更宽领域思考安全问题，将发展、制度、生态等要素纳入安全建构流程是其最大创新、最大价值所在。现阶段，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度调整时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利益交织，矛盾纠葛牵涉，大国博弈加剧，致使国际安全问题“剪不断，理还乱”。要有效化解这一困局，最根本的是要协调好大国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更大努力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解全球治理的“四大赤字”，让各国人民从实实在在的利益获得中自觉汇聚到共建可持续安全的集体行动新进程。当然，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安全不会一蹴而就，对其路途的艰辛甚至反复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措施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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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GUO Rui, LIAO Renlang
Abstract : In face of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world in the past century, it is the new demands and new direc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n the new era to incorporate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and other new elements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constantly innovat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s, continually consolidate national security consensus, and to striv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promot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 should creatively extract “Harmony E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ceive a new situa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country, its periphery and the whole world through de-securitization. And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and deep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marginal entitie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we should fully maintain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ecurity effectiveness of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and provide new perceptions and new solu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of the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 pan-securitization; sustainable security; security consensus; share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作者简介： 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东北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吉林 长春 130012) 廖仁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可持续安全与中国地缘战略研究”(17AZD022)
DOI： 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9. 06. 002
(责任编校：文建)
标签：泛安全化论文; 可持续安全论文; 安全共识论文; 共享发展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论文; 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东北亚安全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