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中期发展的基本思路——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基本思路论文,第十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中国将进入第十个计划期，“十五”期间（2001—2005）及未来十年（2001—2010）是中国经济发展比较重要的时期。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有些事关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必须在这段时期解决，有些事情已经到了要“见分晓”的“节骨眼”上了。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个“建议”集中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对当前及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判断和所选择的主要方略。本文以经济分析视角解读“建议”，以理清中国经济中期发展的基本思路。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
按照“建议”的概括，“九五”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1.“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改革开放20年中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1980—1999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1990—1999 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2%，估计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突破1 万亿美元大关，跃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中国经济增长的时间之长，幅度之高，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恐怕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其经济起飞时期才可与之相媲敌。
2.“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重大变化是指以供给导向的经济，转变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传统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与“短缺”相联系的。中国“消灭了短缺”，这是在所有和曾经以社会主义“冠名”的国家中从未发生过的事，其意义十分重大而且深远。
3.“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体制环境的变化是指由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
4.“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是指中国经济已经由封闭和半封闭的经济，转为开放型的经济。
5.“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进入了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也就是说，中国再也不必为“吃饭穿衣”等生存问题所困扰，“民以食为天”将成为一句老话。所以，“建议”中说，“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第一，中国仍处在高速成长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发展类型的分类，人均收入400美元以下为经济起步阶段，人均收入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收入2000 —10000 美元为经济成长阶段， 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经济增长阶段。 对于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到底是多少，国内外学者分歧很大。如果以人民币官方汇率估算，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仅为780美元，显然是低估了；如果按世界银行估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PPP）计，为3600美元，又有高估嫌疑。 但无论如何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过去的20年已经实现了经济起飞，未来的十年仍将处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发展阶段，仍能持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按照流行的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指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潭崇台等，1989）。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确定的标准，以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产品增加值比重划分，60%以上为工业化国家，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20%—40%为正在工业化国家，20%以下为非工业化国家。改革开放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0%， 从工业增加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看，已经达到了半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由1978年的28%，下降到1999年的17%。 但由于城市化进展缓慢，有50%以上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大大地低于农业。因此，“建议”表示，“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这暗含着说，中国目前工业化过程尚未完结，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而工业化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过程。
第三，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有学者测算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市场化水平由改革开放初期的5%，上升到60%（陈宗胜，1999）。一般认为，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水平在80%以上。另据美国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undation）、加拿大的拉瑟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对全球范围内各国经济自由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自由化水平的国际排名居后。传统基金会的测度结果是，在被测度的156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位居第120名；拉瑟研究所的测度结果是，在被测度的12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75名（张曙光，2000），因此，按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根据上述大的判断，“十五”及未来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有三个主题：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结构转型和升级；三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建议”所提出“十五”及未来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方略，实际也是主要围绕着这三个方面。
1.经济增长
“建议”中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到2010年经济总量实现翻一番。根据“70法则（Rule of Seventy）”（注：“70 法则（Rule of Seventy）”是计算经济总量翻番时间与增长率关系的经验公式：70 ／增长率（%）＝翻番时间（年）或70／翻番时间（年）＝增长率（%）如70／7%＝10年，即如果增长率为7%，翻番时间（年）为10年；70／10＝7%。即如果10年翻番，需要保持7%的增长率。）推算，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为7%。虽然，7%的经济增长速度与90年代相比，降低了近3个百分点，但按一般的分析，仍属于快速增长。 如果中国未来十年能够达到7%的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将达30 年之久，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奇迹”。
从长期经济潜力看，中国未来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根据多马—哈罗德的经济增长理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储蓄率；二是资本产出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均与经济增长速度成正比。
按照罗斯托的说法，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储蓄率至少要在10%以上，刘易斯的标准为10%—15%（潭崇台等，1989）。目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0%，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高储蓄的国家。虽然，随着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十年储蓄率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估计也不会低于35%，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完全可以支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资本产出率是指单位资本的产出数量，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经济效益指标。按照一般的规律，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随着资本存量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资本边际产出率将会下降。从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国民储蓄率上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分析，目前中国的资本边际产出率的确有下降的趋势。这也反映出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不可能再出现高增长与低效益相组合的发展阶段。因此，“建议”十分强调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考虑到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目标比90年代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要将低，即使资本边际产出率出现持续下降，实现7 %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支持中国长期快速增长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结构转型。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发生大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经济将进入一个上升的长周期，出现所谓的“大牛市”。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剧烈的结构变动之中，孕育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另一方面，现实中国的状况也要求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第一，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把“蛋糕做大”，才能化解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建议”中特别强调通过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这表明，中央对当前出现部分人特别是农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等社会边缘群体收入水平下降的问题特别给予关注。第二，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目前人均GDP大约为780美元，如果提高到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水平，即使保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需要十三四年。第三， 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缓解目前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才有可能将大约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第四，中国大约只有20 年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间”，据预测，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到那时，国民储蓄率将大幅度下降，社会负担将加重，中国不得不进入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
2.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
结构转型和结构升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结构转型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如三次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的转型；结构升级是指产业内部的结构如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结构等的升级。
“十五”及未来十年中，中国的结构转型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一方面造成“二元化”的经济结构现象长期存在，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使农业生产率增长停滞，农业现代化成了一句空话。反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随着边际生产率极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高边际生产率的城市经济的转移，整个社会生产率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农民进城还会引起农民消费方式和习惯的革命性变化，使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成为现实，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打开需求空间。因此，“建议”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十五”期间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
第二是区域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是用计划加命令的方式，通过在落后地区建立工业基地、开发“大小三线”来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结果是损失了效率，公平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路发生了很大转变，即效率优先，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解决公平问题。具体思路是，首先发展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再通过梯度的产业转移和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辐射作用，带动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20年过去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来了，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并没有被带动起来，而且，不仅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和“辐射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反而产生了很大的“回波效应”，落后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资源大量流入经济发达地区，地区差异进一步扩大。目前区域结构调整大的思路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试图通过政府发动的大规模工程建设，创造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吸引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外资源向西部流入。这也是“十五”期间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
第三是发展服务业。中国目前大力发展服务业有三个层面的考虑。一是扩大就业。传统服务业如商业、餐饮、旅店等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很强。未来中国的就业压力将越来越大，而且，制造业资本密集化程度提高的直接后果是机器排斥工人，制造业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将下降。因此，发展服务业、扩大就业就成为很现实的一个选择。因此，“建议”中特别提到要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二是扩大消费需求。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扩大需求尤其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事关重大。服务性消费如旅游、文化娱乐、教育、卫生保健，其收入弹性较大，有较宽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因而是当前和未来扩展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领域。三是应对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 中国加入WTO后，国外资本与国内企业竞争的重点是在电信、金融、保险、 物流等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以目前国内这些领域企业现状看，如果不能主动调整，提高其自身竞争力的话，将面临被国外资本所吞噬的危险。
工业的结构调整几乎是一个年年讲的老话题，但实际上，每个时期的内容都有所不同。根据“建议”的精神，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结构升级，主要方面是：
一是改造传统产业。“建议”所确定的改造传统产业的重点行业是能源、冶金、化工、轻纺、机械、汽车、建材及建筑。这些行为近几年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不景气的情况，但这些行业目前仍然是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无论如何也要保，不能让这些行业衰败下去。
二是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其他行业提供装备的行业，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同时，改造传统产业也需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支持。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落后，目前用于工业技术改造的大型成套设备主要依赖国外进口，所以，发展装备制造业实际上是想走出一条“进口替代”的路。
三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议”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寄予厚望，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意思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使“工业化和信息化融为一体”（朱镕基，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意思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包括政府行政管理、社会公共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等，进行全面的信息化改造，使中国能够搭上经济信息化这班车。本来信息化主要是后工业化国家的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面对当今世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浪潮也必须作出回应，抓住机遇，分享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好处。
应该说，“建议”的上述设想是比较周全的，但问题是实现的路径。“建议”中提出的思路是，以产业组织重组即所谓的“工业改组改造”，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即通过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济，提升其竞争力，以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近几年，中国政府先后对石油工业（包括石化）、钢铁工业、航天航空工业等国家重点行业采取“大动作”，进行“大换血”式的重组，组建所谓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并创造条件，将其推到国外资本市场，其意图是组织中国制造业的“国家队”，试与国外大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一决雌雄。这种以政府“组阁”方式组建大企业集团，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窠臼，政府主导的特点十分明显。韩国近来年由政府直接支持的世界知名的巨型企业纷纷落马，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不是一定要走一遍韩国今天遭受的痛苦之路，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最富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而结构升级的方向是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显然与中国国情相矛盾，也是与扩大就业目标相背的。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又不可避免地进入“低水平循环”，这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两难选择。
3.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按“建议”的提法，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步是进一步完善该体制。“建议”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如下几方面的安排：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近三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脱困”，根据目前的说法，脱困目标已经实现。“建议”安排的国有企业改革下一步的任务和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股份制改造、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探索国有资产管理有效形式。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市场经济的主体，即按照市场竞争原则，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型现代股份制企业包括大型的金融机构。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培植“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试图将市场经济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并将此作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一般的分析，国有企业既然是国有的，其利益主体是国家，它就应该行使或承担国家的代表——政府的部分职能。如果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岂不是政府以大股东身份参与市场竞争。由于国有企业分属不同部门和地区，国有企业的竞争实际上就成了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竞争，说穿了，是政府权利分配的竞争，这恐怕不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因此，这条路是否行得通，能否创新出一个中国特有的市场经济模式，根据现行的市场经济理论很难得到圆满的证明，国际上也没有先例，而中国现实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也是充满荆棘、困难重重，前途并不明朗。
第二，政府职能的改革。政府职能改革的目标是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秩序是否公平、有序，这是能否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很多，有的搞得好，有的搞得不好，有的还搞得很差。如果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不规范，市场经济的绩效可能还不如计划经济。
中国废止了计划经济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命令式的计划改为规制，即通过建立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管理经济。用规则管理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的正常手段。但同时也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规则是否有利于公平竞争；二是政府或政府官员是否滥用规则。目前中国政府在干预经济时，行为规则不透明、随意，特别是滥用规则设租、寻租的情况司空见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还远远谈不上。进一步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在公民享有充分民主的制度环境下产生的，如何在集权的制度环境下，建立和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中国避免走上印度式的市场经济之路（注：90年代以前，印度被称为是一个许可证国家。在印度“任何事情都需要许可和盖章，如果一个业主想要把生产塑料铲改为生产塑料桶也要经过批准”。盖过章的企业实际上是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免于受到未盖过章企业的竞争（耶金，2000）。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印度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是必然的。）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另外，建议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过去社会保障的职能放在企业，现在政府将企业推向市场，自生自强，相应地，政府也要把不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特别是社会保障职能接过来，这是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难点是需要保障的面大而资金来源不足。可能筹集资金的渠道有：开征遗产税、国有股变现、彩票收入再加上目前已经开征的利息税。
第三，完善市场体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三大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商品市场的主要缺陷是区域分割、画地为牢，市场不完整，所以，“建议”提出要“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服务市场中的电信、银行、保险等行业，目前突出的问题是行业垄断、政府过度保护和市场开放度不够；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发育不充分、不成熟，有待于规范。“十五”期间的重点是，“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朱镕基，2000年）。
第四，改善宏观调控体系。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最成功的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这包括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运行和收入分配的调控。政府直接的计划调控范围大大缩小，利用政策杠杆对市场实行间接调控已经替代了计划，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财政风险问题。1998年实施扩大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来， 国家的预算赤字大幅度上升， 2000年将达到2300亿，估计占GDP的2.6%，接近3 %国际公认的财政风险的临界水平。另外，中央政府财源不足导致了中央财政的债务占其总收入中的比重（70%左右）过高。控制财政风险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这也是“建议”中提出的改革重点。具体是税收制度、税费改革、财政预算制度、财政支出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建议”中的改革“新招”并不多，但提出了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社会生产力的体制性障碍”。究竟什么是“体制性障碍”呢？这给中国下一步改革留出了很大的想象和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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