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与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才得以中国化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不相同，这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改变其形态，实现与时俱进。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新航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中国从外源到内生的现代化范式转变；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解决了现代化过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解决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与动力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则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历史与价值的矛盾问题。这一过程清晰地反映出中国现代化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传统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
启蒙不仅是现代化的前提，而且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无一例外的经历过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启蒙的彻底与否，事关现代化的成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当归功于它们启蒙的彻底。但在中国，启蒙是不彻底的，它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为中国完成现代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
启蒙既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又是对现代思想的创造性开启。从启蒙的角度看，传统与现代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启蒙的成功不是取决于对传统的彻底抛弃，而是取决于能否实现优秀的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有机融合。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都没有能很好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思想的有机融合。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世界现代化背景下开始的，它既有民族国家内部自身现代思想因素的缓慢萌芽，又有外部世界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之现代思潮的传动作用。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化步履维艰，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显示出鲜明的不彻底性。
如果从现代化的视野去审视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运动，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不彻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中国社会封建主义的儒家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现代思想启蒙的内部动力不足，需要外力传动。中国社会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极其顽固和稳定的封建主义思想传统，虽然中国社会内部早在明末黄宗羲时就有了若干现代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但在封建主义传统的裹胁之下，进展十分缓慢。在内力不足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外力传动。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把握了启蒙的话语霸权，它们不可能彻底发挥应有的传动作用，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分外艰巨，很难彻底。这种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广度上，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能够将优秀的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有机融合起来，他们影响的范围都是十分有限的。维新人士所宣传的那一套思想远没有掌握广大下层群众。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也基本上局限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从深度上看，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民主思想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维新派的政治纲领是要维护君权，主张君主立宪制与君主专制体制结合起来，不敢畅言民主、自由、平等，他们所宣传的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革命派主张推翻专制政府，效仿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国。然而，他们没有下大力气去研究和传播自由、平等思想，而往往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将民主视为救国良药，片面认为专制被推翻，民主就能顺利实现。换句话说，他们的启蒙学说无论在指责时弊时如何激烈，在要求改变现状时如何迫切，都是与重铸一个封建大帝国的辉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启蒙者为自己设定的启蒙目标，是与启蒙的根本性质相冲突的。在这种情形下，启蒙不可能彻底。中国社会要推进思想启蒙，就需要新的思想资源，寻找新的航向。
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历史背景下，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虽胜犹败，成为五四运动兴起的导火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最大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启蒙的新资源。如果说此前中国社会启蒙运动是启资本主义之蒙，那么此后，中国社会的启蒙运动就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启马克思主义之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但要同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的各种造谣诬蔑作斗争，而且还要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中逐步确立自己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的。其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曾进行了三次较有影响的论战：第一次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即所谓的“问题和主义”之争；第二次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第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自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以上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优秀思想传统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之一，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创立了中国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之组织——中国共产党。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中国启蒙运动的新航向，中国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二、外源与内生：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现代化范式转换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毛泽东立足于世界历史的高度，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他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与国家主权的独立，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可能变为现实，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实现了中国现代化从后发外源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到后发内生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范式转换。
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面临着独特的国际国内背景，中国现代化因而有了自己独特的问题和内容。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民族的独立问题，即如何从依附帝国主义的外源型现代化转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内生型现代化。于是，革命与改革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就体现在他通过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①。
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所谓前提与内容的关系，革命不只是以前提存在于现代化之外的东西，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指向。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革命具有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变革社会制度，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性，所以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近代以来，革命是人类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即现代化过渡的产物。它是现代化所特有的内容，是一种使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对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持的看法值得一提，他指出：“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②。可见，虽然亨廷顿没有阐明革命的发生是社会各种矛盾作用的结果，但他正确的揭示了革命是现代化所包含的特有内容的道理。由此反观国内外一度流行的“告别革命论”，他们的问题正在于将革命与现代化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看不到革命正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中国，革命在一定的阶段是与现代化重合的过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实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接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现代化的范式仍然是资本主义化这一世界现代化范式的延伸，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范式。在资本主义列强与封建主义势力都比较强大的近代中国，中国现代化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人民的手中，这大大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从世界现代化的历程看，现代化的成功需要国家力量的组织和推进，虽然外力在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可以对现代化的启动产生传动作用，但最终实现现代化只有靠本国本民族自己的力量。即使是没有外力传动，只要有民族的独立与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迟早也会自主地启动现代化的步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将中国引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但并没有将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受束缚。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解放人民，解放生产力，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④。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统治，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进一步消除了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至此，中国人民终于掀掉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并按自己的意愿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相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言，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范式的一次根本性转变，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三、普遍与特殊：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创
如果说毛泽东以革命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范式转换，那么邓小平则以改革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范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那么邓小平则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在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加快实现现代化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历史任务。而当时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方面是思想认识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独特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在理论上也就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邓小平通过倡导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人民的思想，通过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是一个世界历史性范畴，它实际上是指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优秀品格。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⑤他还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正是在思考中国与世界不同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刻揭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总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讲：“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⑦邓小平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入手，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从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普遍与特殊关系问题。
正是在探索与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时代提出的根本问题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完善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有人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则认为，苏东剧变表明历史进步是以极其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当代社会主义出现的严重曲折不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必然性，而且会加强这一趋势。因为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经受了考验，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⑧虽然邓小平没有直接点明这个贡献，但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的历史生长点。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落后的民族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所以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各种矛盾作用的结果，但毕竟它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部分质变。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背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⑨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于是，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进行大胆改革。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定位，即认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他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这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主张抓住机遇，坚持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之路。他大力进行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与体制创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他从世界整体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他还根据当代世界“一球两制”的现实，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方针。
总之，邓小平理论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世界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他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四、主体与动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建设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即发展道路问题，也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进一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建设问题，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步伐。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是中国各族人民，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现代化主体的核心，担负着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历史重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并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又一重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境界。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证明，现代化运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化的主体特别是其领导者是否具有坚定正确的现代化取向和方针政策。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更加需要一个有坚定正确领导方针和能力的执政党，因为它往往是旧秩序的破坏者和新秩序的创造者，是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倡导者，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以及党内形势。就国际环境而言，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步伐加快，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核弹威胁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并未消除。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贫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战略仍在实施，企图从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对我国进行渗透。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丢失政权，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执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就国内形势来说，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艰巨繁重。改革的深入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许多深层次的利益矛盾和社会问题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这些制约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步伐，全方位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情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但由于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后来又在封闭状况下和计划经济时期得以强化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结构、功能、理念没有发生根本转变。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50多人的小党成长为一个6000多万人的大党，党内的利益关系也更为复杂。不仅如此，世纪交替之际正是党处在新老领导整体交接班的关键时期。在复杂的国际、国内与党内形势面前，党必须面对新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努力超越自己。
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他敏锐地把握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现代化主体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一关键问题，提出并解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担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一艰巨历史任务的重大课题。江泽民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主体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要求是：首先，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其二，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三，党必须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是通过改革创新实现的。江泽民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⑩他还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社会的改革创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改革更好的展开，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巨大动力，大大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现代化主体与动力的思想，顺应了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为进一步消除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更深层次的障碍，打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注入了新的更强劲的动力(11)。
五、历史与价值：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
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始终注意处理历史与价值的关系。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他们的现代化理论都注意到了历史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国内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正确处理历史与价值的关系，创立了科学发展观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世界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发展的悖论问题：一方面，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许多不和谐的现象，诸如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的价值观念扭曲与信仰丧失等。这就是发展过程中历史与价值的矛盾问题。在以往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一问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与严重，甚至到了可能使发展不可持续或中断的地步。针对日益突出的这一问题，人们开始从深层次上反思发展观念，提出了包括可持续的发展观在内的各种新的发展观。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勇于面对时代问题，敢于进行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根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从主体与客体、科学与价值、整体与部分有机统一的方法论出发，从深层次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把握住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趋势，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人与世界整体发展的内在要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主客体统一和科学与价值统一的方法论。总之，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将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也就在客观上将历史与价值有机统一起来。
科学发展观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回答了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保障。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面对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要在世界历史中发挥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取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吸取世界一切有利于自身的文明成果，并创建出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更为和谐的社会形态。于是，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大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即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直接的理论指导。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既是为了最广大人民，同时也要依靠最广大人民。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睦相处，不断焕发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情，使社会主义社会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只有坚持全面与协调发展，才能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有利条件，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减轻社会振荡，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与安定有序；只有坚持可持续性的发展，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清晰地反映出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特别是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自觉，也标示着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日益成熟(12)。
注释：
①参见周连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④参见周连顺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化”研究现状及深化研究的思考》，载《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2期。
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78、29、158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⑩《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1)参见饶银华文《论第三代领导集体经济全球化思想》，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2)参见冯留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重构与变迁》，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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