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及对策_城乡差距论文

城乡差距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及对策_城乡差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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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差距是影响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乡差距并没有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缩小,反而出现持续扩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趋势上将继续保持,而且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性的临界点。

一、经济增长的收入均等化效应

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问题,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分配曲线。它的基本思想是:在经济发展中过程中,城乡两个部门在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上有着显著差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城乡两个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利用发达国家经济史资料,库兹涅茨研究发现,英格兰大约从1780年到1850年收入不平等上升,随后下降。美国从1840年,特别是从1870年到1890年收入不平等上升,随后下降。德国从1840年到1890年收入不平等上升,随后下降。也就是讲,发达国家从收入不平等转向收入平等大约用了50—70年时间。大多数学者利用跨国别资料研究证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库兹涅茨倒U型分配曲线是存在的, 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差距存在着先升后降的趋势。

利用全国水平资料和分省资料研究表明,中国20多年经济增长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具有收入均等化效应,它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分配曲线变化规律。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不具有收入均等化效应,它不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分配曲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存在着加速扩大的趋势。

二、城乡差距的增长效应

城乡差距在经济学中属于收入分配的研究范畴。收入不平等是否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影响,在经济学中争论很大。一派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经济增长过程是有效的和公平的,那么,这种结果就是合理的。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甚至主张,不应该消除收入不平等,因为收入不平等有助于增加储蓄和积累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消除收入不平等,那么,储蓄和投资减少,将会失去通过经济增长把国民收入“蛋糕”做大的机会。

大多数学者反对上述观点。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和分配问题像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着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因素,这些因素不仅造成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不能自由流动,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程度。反过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也会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是不利于农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增长取决于农村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而农村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又取决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也就是讲,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民收入增长,那么,农村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将使农村经济长期发展失去动力,不利于从长期着手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

二是不利于刺激农村消费从而启动国内需求。从需求角度看,城乡经济是互为市场的两个部门。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农村人口长期处于生存工资水平,那么,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除非依赖出口,否则,农村人口因缺乏有效的购买能力使得工业发展受到国内市场需求瓶颈制约,城市经济增长也就失去依托。近年来,中国启动国内市场需求的经济政策难以奏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城乡差距上升还会造成贫困、不稳定等社会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之间形成了利益不同的两大群体。如果不扭转城市偏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那么,城乡差距扩大会诱发仇视城市和社会等不稳定因素,导致犯罪活动上升,使得经济增长失去了稳定的经济环境。

利用增长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差距对中国长期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城乡差距上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0.01个百分点。反过来,城乡差距下降1个百分点,将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上升1个百分点。因此,扭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将有助于保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三、城乡差距的解决之道

通过对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主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抛弃过去的先增长后分配模式,转向选择增长与公平并重模式,即通过重新调整发展战略扭转伴随经济增长所出现的收入不均等加剧现象,以便让所有国民均能够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如何将消除城乡差距的政策思路转化为现实,则取决于改革的力度、方向和政策运作效率。

(一)农产品价格政策

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空间有限。尤其是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贸易自由化也对国内价格起到封顶和平抑作用。不过,调整工农产品相对价格仍有一定的余地。例如,通过结构调整来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和提高农产品质量,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效率和增加供给来降低农业投入品的价格等,也会为农民增收发挥积极作用。

(二)农村土地政策

我国需要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法制化建设,从而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使得土地的要素功能真正得到发挥。当前,推进产权改革需要确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三)劳动力市场政策

加快劳动力市场发育不仅能够矫正资源配置扭曲,推进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增加农户的非农收入,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显著,这应该是今后政策的着力点之一。劳动力市场改革重点在于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市就业保护政策,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变成城市永久市民、居住者和建设者。

(四)金融投资政策

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农村金融供给的主导力量,但已经不是合作金融体制,需要采取因地制宜方针对其进行全面改革,探索建立一个由多样化金融机构组成的、既互相竞争又各有特色的整体系统,解决农村资金外流问题,改善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国家应该纠正对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的投资偏向,真正地把农业放在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和推广、农业风险保障等方面投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劳动力生产率。

(五)人力资本投资政策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生产部门,更应重视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在免除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此项政策作为消除城乡差距的措施逐步扩大到其它县和市,从而把义务教育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教育。

(六)农业税收政策

农业税收政策对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有长期影响。从2005年开始,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全面免除农业税,进入了农业“无税时代”。实际上,它的免除范围只是农业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三项。用2003年三项428亿元除以当年7.7亿农村人口,人均税负为56元。在全面废除农业税制度基础上,一方面应进一步规范农村各种收费制度,防止“税除费涨”;另一方面应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实行统一的收入税制和收入申报制度。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采取收入转移方式为其提供收入支持。对于高收入阶层,采取累进所得税制度来调节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

(七)社会保障政策

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支撑,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农村医疗、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水平严重滞后,政策在这方面操作的空间很大。首先,在整合享有的财政资源基础上,农村可以率先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对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员提供最低收入支持。其次,通过加大对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和农民合理交费,建立农村“大病统筹”医疗体系,解决农民“看病难”和“看不起病”问题。最后,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完成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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